守望先锋 口头禅:经济人假设问题研究 -经济论文-论文中心

经济人假设问题研究

摘要

人性问题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人性的抽象导致各种人性假设观点的产生。经济人假设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种人性抽象，它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也是主流经济学赖以立论的基础。经济人假设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主流经济学的诞生和成熟。对经济人假设的争论，不管是来自辩护，还是来自反对的意见，已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在方法论、逻辑形式、分支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

对经济人假设问题的研究，在大的方面有两个视角：反思与发展。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当然不能抛弃其合理性的内容，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反思其所存在的问题。反思的目的在于对原有经济人假设进行发展。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即吸取其合理成分，抛弃其错误部分，发展其不足部分，补充其未涉足部分。反思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建设新的经济人假设、完善经济学体系服务。

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是从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基础与方法论的角度来进行的。探讨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基础，实际就是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性问题。本文在心理学的动机研究与个体的社会心理研究两个角度对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关于理性、自利心、个体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研究，本文分析了动机所牵涉到的本能、理性、情感非理性因素等内容，分析了经济主体行动的愿望、期望、信念等心理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研究认为，经济学中的人性不能假设脱离社会的自利本能的存在，也不能假设对社会现象本质的熟悉可以还原至个体层次的理性行动上来，微观经济行为必须在整体上予以解释，经济人假设必须包括价值理性与非理性。本文在探讨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问题时，以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经济学内部的一致性问题、个体主义方法问题为线索，对哲学、熟悉论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反思，指出了经济人假设不是一种经验人性论，而基于其上的经济学体系也不能和不愿接受经济现实的检验，且存在着内在一致性问题。

对经济人假设的发展，一方面借鉴了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性的抽象及其科学抽象法，另一方面又建立在综合分析理性与非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的基础之上。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时，本文分析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非凡指出了其人性假设具有历史性与非凡性、注重主次之分，其理性范畴强调集体理性，强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性。在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时，通过分析，本文得出，发展经济人假设需借鉴其整体主义方法，需要发展经验人性论，需要分角度、分层次进行人性抽象，需要构建一种以新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在论证原有经济人的工具理性概念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本文主张在扩展理性范畴的前提下研究非理性。习惯、信念等部分非理性因素应归入价值理性的范畴，经济人的理性应扩展至价值理性，要辩证地把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分类建立三个经济学分析框架，当前重要的分析框架是在价值理性的前提下研究经济人的工具理性。本文在引入价值理性的基础上，还探讨了利他主义分析的现有分析框架，分析了现有分类分析的不足。经过分析，本文指出了区分利他主义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的必要性，并重点分析了互惠公平利他主义的重要性、实践证据、形成机制、应用，并对纯粹利他主义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区分动机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的条件下，纯粹利他主义有利于群体的利益，从而也有利于其中的成员利益，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在前文对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基础与方法论问题进行反思及发展原有的理性范畴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经济人假设的综合性框架。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需要既说明模型中所指的个体为何种类型，也要说明个体的行动与互动是如何产生模型所说的整体与系统效应；在方法论方面就是要综合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本文在总体上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性进行了抽象与判定后，尝试建立了一个反映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新经济人假设综合框架，并以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消费者与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厂商为代表建立了模型。建立新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中国经济学建设服务，而经济人假设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不能脱离中国基本国情。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研究

此前，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学者们很多认为B弗里赫里奥所著的《精明的管家》一书中的“管家”这一概念就是“经济人”概念的先驱。贺卫、王浣尘对此归纳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露出了经济人所扬的思想，约翰穆勒则是依据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

尽管经济人与经济人假设在国内外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但是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专门的、直接的、系统的说明的学者尚不多见。据杨春学考证，国外以“经济人”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们是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的《理性经济人》，莱本斯坦因的《超越经济人》，米兹所编的《有思想的经济人》，以及梅尔斯的《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正如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稍稍地和支零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与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假定中……。”【3】主流经济学家往往采取“理性行为”、“最大化行为”等术语来代替“经济人”，以避免遭到赞美“自私自利”、宣扬利己主义的批评。

当代有权威的经济学辞典是这样描写经济人的：“针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述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的。”【4】希普对“经济人”的定义是：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的偏好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5】阿马蒂亚森对“理性行为”的定义是：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6】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预设前提“经济人”和“理性行为”的定义都是以这两种因素为核心：内在的一致性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过，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内在一致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合并非必然，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特例。由此可见，多数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理性定义存在分歧。经济学家西蒙在其为《社会科学辞典》撰写的“理性”词条中顺便描述了以往非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心理学取向于将理性定义为“认知过程”或“理智过程”，而将非理性定义为靠感情机制作出的抉择；詹姆士将理性视为“称作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的同义语，即抉择的理性取决于抉择过程。西蒙在作出上述描述后断言：“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指抉择过程的理性一词正在销声匿迹。”【7】

尽管国外学者对经济人的研究是从自利或理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过，它们确实指明了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大致内容：这一概念离不开自利最大化，也离不开工具性的理性。国内学者黄卫华认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具有四个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态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当将经济人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时，经济人概念经常被替换成经济人假设或经济人假定等名词。因为从根本上来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抽象。仇恒喜、骆克龙因而进一步认为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利己心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经济人”假设的哲学意蕴是功利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从而主要体现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人生观的经济思想。张宇燕在《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指出：所谓人的理性，简单地说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一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8】同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很多学者经常将理性、理性经济人、经济人假设等概念视为差不多等同的概念。

杨春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全面的总结，在将经济人假设模式划分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广义模式的基础上，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下面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定，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是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应该说，杨春学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类似研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人，他区分了几个近似概念，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人假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9】其基本看法是：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其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是还要建立在个人的社会经验、随时间而变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非凡重要的是个人的选择是直接镶嵌到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而不是相反。这种观点在很多着眼于其他非经济学科学的学者那儿可以见到。阿马蒂亚森在其《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假如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10】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经济行为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总是按自我利益行事，也可以解释“搭便车”问题的原因与结果，但它却无法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那些行为——利他行为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能回避个人利益而服从社会规则。这说明人是社会的人，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会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的具体回应是不同的。同时，由于人总是社会中的一员，在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中，不可能仅仅只有自己，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目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人的决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四周环境的制约，以及本能、习惯、习俗、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用“社会一文化人”来取代“经济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来独往的人，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凡勃伦对于社会的、文化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诺斯对经济人假设的修补并不一致。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所用的方法的不同。凡勃伦是从整体主义方法去解释“社会——文化人”，而诺斯则一直是坚持个体主义方法的。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诺斯的观点虽然精妙，但是，他无法回答意识形态的产生问题。诺斯以个体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去解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最终是陷入了循环论证。

来自心理实验的批判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不仅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而且知道怎样实现最大化这一目标。而经济人的这种理性行为是以可比性假设、连续性假设、传递性假设、省略性假设、主导性假设和不变性假设为保证的。实验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怀疑，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去证实这些公理所存在的问题。近三十年来大量涌现的实验经济学文献除反映亚利桑那学派所主要涉足的市场实验研究外，还反映了另外两个重要研究领域，即个体决策实验和博弈实验研究。例如，卡尼曼和其他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和调查对人类行为进行大量研究之后，他们指出在真实的世界里，决策者们经常不是理性地根据概率去评价不确定事件，也不是根据预期效用函数作决策。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时，通常没有能力充分分析复杂的决策形式，相反他们的判定往往依靠于自发性和拇指规则。卡尼曼和塔特维斯基在几次试验中阐述了自发的效能。试验主体被要求在对某人给定描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划分，例如是商人还是国会成员。在给定人群中随机抽取一人，对其描述，诸如“对政治学有爱好、喜欢参与讨论和热衷于在媒体上露面”后，即使在被告知商人在人群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后，大多数主体仍然认为此人是国会成员。另外一种偏离概率判定的是拇指规则。即人们的判定经常依靠于熟悉和可用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更轻易从记忆中获得，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真实和相关的。国内的井润田在总结了巴托斯与德国的HeikeHennig-Schmidt等人的心理实验基础上，将心理实验对经济人理性的批驳归结如下：个体理性假定并不能保证必然达到个体效用或福利的极大化；理性假定会受到行为重复性的影响；理性假定受到“公平性条件”要求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会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通过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实验进行批评的侧重点，既不在于强调个人选择的社会性，也不在于重视信息的不完备性，而是在假定了单个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结果之后，表现出人类选择的非理性和做到理性选择的困难一面。虽然心理实验坚持的是个体主义方法，虽然心理实验反映出了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的指导，但是，包括实验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验在内的各种实验却启示了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实验室方法可以给经济学家一种直接的责任，即把可控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来源，而这些过程也可以在其他实验室中重现。因此，心理实验的结果有力地批驳了将经济人假设仅仅视为一种方法的观点，在客观上也为研究社会环境、制度规范等传统整体因素对经济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11】布坎南指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知识遗产的重要部分，它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这样一种伟大发现，即只要有适当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个人追逐其自身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地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布坎南主张，经济人假设不仅可以分析个人在经济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为，也可以用于分析政治市场上亦即公共选择任务和位置上的行为，并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和法律制度对经济人的行为的作用。布坎南认为，20世纪经济学的失败就在于，经济学家们转而“重视最大化——稀缺——配置——效率范式”，它与古典经济学所体现的精神不符，使人们的注重力离开交换契约中的个人行为，而去重视假定的客观化的配置标准，而这个标准在概念上一直与个人选择无关。【12】因此，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直接回到古典经济人模式上去的思路来分析各种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布坎南推广经济人假设至政治领域的实质是，以严格自利心来塑造公共选择领域的参与者。布坎南关于经济人自利观点的坚持，不禁令人想起以生物本能来说明利己合理性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例如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论，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表面的利他行为都是自利心的结果。从布坎南的观点出发，即使假定了资源稀缺条件，个体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利他行为或利己行为，就是外部制约条件下个体选择的一种反应，就是严格利己心的表现。由此不难看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离贝克尔的“新经济人”理论是如此地近。

假如说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模式应用于政治人的公共选择行为，使这一理论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那么，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主要代表加里贝克尔则将经济人理论的解释范围从以上两个领域，扩展到几乎人的一切选择行为，提出“新经济人”理论。在这一“新经济人”的模式中，人所要满足的“效用”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货币收入等经济利益，还包括个人对社会地位、名誉、声望、尊重等非经济利益的追求。贝克尔认为传统的消费者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在消费选择上的多样性，使得消费者似乎没有稳定的“偏好”，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动机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在贝克尔看来，购买一种商品并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它只是一种间接行为，它只是用来满足消费者最后“效用”的“生产”手段。这种效用因人而异。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废弃，不是人们偏好的改变，而是“消费生产率”的提高，是人们以自己的一切资源——货币、时间、体力、智力等来实现自己偏好的结果，每个人都必须合理地计算他的投入成本和收益。这一范式的核心的原则是：当人们面临若干可能的选择时．人们总是更愿意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效用或满足的可能性。亨利帕勒日也认为“人们所做的任何决定——不管该决定如何平凡——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该决定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这种计算有时是明白的，但多数是含蓄的。”【13】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更加明确地断言“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14】贝克尔在该书中将这一分析模式应用于对生育、婚姻、家庭、犯罪、政治、法律、道德等非经济领域问题的解释。他认为人们是否结婚、生育、受教育、犯罪及遵守道德等等，都是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考虑。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会违法犯罪，“罪犯不在其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对这种现象的说明并不需要诉诸社会交往的差异、道德的颓废等非凡的范畴。”【15】同理，道德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社会规范，它对个人意味着某种制约、克制或自我牺牲，假如违反了它而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损害，相反却可能得利，则道德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贝克尔对经济人假设的扩展，甚至还可以用来说明利他主义的成因。他认为，利他主义者并非品质高尚，它仅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对他未说是得到他所希望的社会“尊重”量的最有效行为，“假如每当利他主义者的行为能够提高其自身消费时，利己主义者总是能够完全效仿利他主义行为。……那些外显的利他主义——不论虚实——都能增加个人消费，这才是关键所在。”【16】贝克尔的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方兴未艾，也吹响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号角。

对于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的，还有在方法论主张工具主义方法的弗里德曼等人。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明确提出：经济学家们完全不必费尽心机地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因为所有理论的本质仅仅是“一组实质性的假说”，从而，“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猜测同经验相比较”，而这种检验本身与前提假设的“真实性”无关。更进一步，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甚至提出：种种假定不仅没有必要是现实的，而且它们假如不是逼真的话还会有积极的好处。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工具论”的熟悉。它导致的后果是，主流经济学放弃了弗氏提出的对理论进行“一致性”检验的要求，而单单接受了他关于“假定不必真实”的观点，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借助复杂的数学工具建立起了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即新古典综合理论。在其自己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作辩护说，新古典企业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的假设应当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企业能够在市场选择过程存活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也就是弗里德曼闻名的As-if理论。在弗里德曼看来，标准的新古典理论的结论并不是关于每个个体企业行为的理论，而是关于整个产业发展趋势的理论。市场中根据价格变化而调整供需关系这种“理性市场行为”并不一定是理性企业行为的结果。即便某些企业采取的是非理性行为，市场选择仍将产生理性的市场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对经济人假设的检验是毫无必要的，对经济人假设不现实性的批评是不成立的。弗里德曼的观点恰恰与主张从心理学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检验的观点背道而驰。

【17】。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杨春学的观点。在下面，笔者主要回顾一下试图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模式的一些观点。

庄宗明教授认为，经济人假说本身是有缺陷的，正视这种缺陷并努力把经济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途径。【18】方福前认为，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美丽并不等于它完全符合实际，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应当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行为动机的分析。【19】上海财经大学博士闻有虎、张春楠在论述利他主义的经济学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他与利己互动的新经济人范式假说，并通过模型的建立，论述了利他主义稀缺的机理以及政府调节对“利他主义稀缺品”生产的重要作用，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经济学中的“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以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困境。【20】以上试图建立新经济人假设观点主要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一些思想，但是，总的说来，真正融合得比较好的，十分少见。

在建立新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是直接将经济人与道德人整合起来。倪雪慧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塑造理想的道德人，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熟悉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失落与困惑。因此，她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陈颖、高静文认为，道德不是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经济人与道德人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观点从根本上不同于那种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协调起来的观点【21】，它既承认道德人与经济人的脱节现象，又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道德方面的忽视，并希望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究竟如何统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想法。

贺卫认为，经济人是在市场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他能在给定的硬约束下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其行为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软约束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具体地说，经济人在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行为要受到双重约束：一是交易成本的硬约束，二是意识形态的软约束。这里的交易成本来自人类熟悉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而意识形态则表现为人的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观。在硬约束下，人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最大化个人效用；在软约束下人们的行为则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往往意识形态的软约束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是后大的长期反复教育和灌输形成的，短期内难以产生显著的效果。贺卫的观点从根本上并没有脱离效用人的范围，但是，他对价值规范、意识形态的强调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22】针对主张以自私观点为核心的经济学主张，程恩富深刻的指出，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孤立的和静止的理性“自私人”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形的利他主义：⑴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即刻可见的他人利益；⑵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未来的他人利益；⑶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实际无效的他人利益，即愿为他人利益而不讲究实际效果。除了后一种属于非凡和个别的利他行为之外，前两种利他行为既存在于单位、家庭和社会等各个范围，也存在于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程恩富就此所作的结论是，利己与利他是“经济人”可能具有的两种行为特性和行为倾向。

关于理性的问题，程恩富指出，从狭义的观点来看，理性是指熟悉的纯洁、合理、正义和完善，是熟悉能力强和熟悉的高级阶段，而熟悉的不纯洁甚至肮脏、不合理甚至荒唐、不正义甚至邪恶以及不完善甚至欠缺，便相对地算作非理性。在对理性进行定义后，程恩富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循着上述确立的新观点，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解答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对于社会中所出现的不道德现象，例如抢劫、卖淫等的存在，程恩富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范畴，尽管这些现象在行动前一般经过“构成其行为动机的目的”和“限制其达到目标的约束条件”等“理性”的思考。在排除这种非理性之后，程恩富的这种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指明了现实中人的行为带有价值判定的理性。

关于经济人可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问题，程恩富认为，在私有经济范围内，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其理由在于：根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经济制度有紧密的关联，私有制必然从根本上限制良好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个人一味地优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会同各类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个人利益的总和不一定等于群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总和与潜在的最大化。与此相对应，程恩富认为，公有经济的基点是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作为在其中活动的个人及其理性首先要服从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即首先寻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或社会利益最大化，否则，就会因个人主义而受到利益制约和利益损失；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经取得相对最大化的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必然较公平地分配到每个人，从而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程恩富最后得出结论，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综合以上对原有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分析与发展，程恩富提出了一个新经济人假设框架，并以此作为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海派经济学”基本假设和理论之一。新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⑴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⑵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⑶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所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设框架是目前国内表述最完整最有启发意义的一种观点，并将对中国经济学创建有积极的影响。

【23】比较系统研究利他主义经济现象的是经济学家戴维科勒德，他在《利他主义与经济》书中分析了大量利他主义经济行为，并认为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经济现象上，显然是无力的，或者说是牵强的。此外，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宗教伦理现象，制度学派所揭示的习惯等制度因素无一不构成了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挑战。非凡值得指出的是，经济人假设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无可辩驳的公理”，是因为人们的内省而导致的结论，而内省在心理学未发展起来以前，显然难以被纳入证实的框架。不过，现代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却为证实这一“公理”提供了新的检验工具。蒂博西托维斯基在《人是理性的，还是经济学家错了》一文中指出，经济学产生于理性时代，因而把理性作为它的基本假定之一，但今天已经进入了非理性时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揭示了人们实际受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推动，经济学似乎置若罔闻，仍然坚持人类理性的假定。他进而断言，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发现非理性的证据，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想去发现它。【24】

主流经济学对待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模式批评的反应是广义经济人假设模式的粉墨登场。这一新的经济人模式对传统模式的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原来所使用的某些关键概念赋予新的广义解释，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让其再也不是备受指责的“雪白无暇的经济人”。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那种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附设，从而既能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又能够使经济学家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

经济学的发展就是在布满争议中声开展自己的历程的。不管是反对者，还是维护者，他们都必须深化对经济学研究前提的熟悉，或者在经济人性质的进一步抽象的基础上，将经济人假设的应用范围扩展，将某一局部领域的模型变得精致化；或者将经济人假设的某些条件予以放松，将其他条件引入至经济人假设的构成中，从而另辟蹊径，独成一体。综合起来，对待经济人假设的态度有三种：

第一，无视争论的存在，或不愿陷入经济哲学的思辨论争，而致力于传统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如前不久去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就是以数学分析为工具，发展出一种称之为“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而力图构建出基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25】

第二，正视争论，试图修补、完善有缺陷的“经济人假设”。如在贝克尔等人倡导的“新经济学运动”中，虽然‘经济人”仍然保持着其自利和理性的行为特征，但其内容己经得到许多更新。他的同道中还有布坎南、诺斯等杰出人物，他们的努力看来已使“经济人假设”又重新勃发出了生气。

第三，就是超越“经济人假设”，摆脱其非现实和刻板化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重建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试图开拓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种态度代表了当代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文的态度就是第三种，重建经济人假设，或者尝试提出一个在原有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新经济人假设，是本文的目标。建立新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首先，它是全面对原有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经济人假设反思的角度有多种多样，但总不外乎方法论上和可验证的真实性角度。以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多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成果，比如伦理学、社会学。本文一方面也借鉴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凡是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因为经济人所称的自利心动机与理性，说到底是一种心理状态，不管它是如何实现这一种计算过程与反应过程的。本文通过全面借鉴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分析经济人假设的心理基础是否存在。另一方面，本文也将从方法论角度，从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上着手，分析经济人假设作为一种方法给主流经济学带来的困境。事实上，自从上世纪70年代罗宾逊夫人公布“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以来，经济学由经济人假设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理论的沟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与来自整体主义方法的挑战始终围绕着主流经济学。此外，本文将对马克思经济学所包含的人性假设进行研究，以为新的经济人假设提供一个建设平台。

在反思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理性的扩展、经济人假设所包含的利他主义对原有经济人假设进行发展。理性扩展的目的在于突破原有经济人假设狭隘的工具理性范畴，将经济人假设中人的理性延伸至非理性、价值理性。将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包括进来，并不是指与工具性计算无关的全部心理状态，而是指与经济主体的决策活动有直接关联的非理性。将经济活动是的价值理性包括进来，目的在于反映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人并不是真空里的抽象，他总具有价值取向。对经济人假设具体内容的解释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最终解释目标之一，而与社会和谐、社会化了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也恰恰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分析从价值理性所衍生出来的利他主义问题，主要是为了揭示利他主义在整体范围内的意义，并提出其对经济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意义，即认为它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它并不是人类的什么天性，而是经济人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

反思与发展的目的，最终又是为了实现一定程度的创新。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人假设，需要准确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理论的关系，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主义方法间的关系，对原有经济人假设的扬弃与其他学科成果的甄别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宏观与微观互动中建立新经济人假设，以整体主义方法去理解人性的本质，以个体主义方法去建立约束条件下的经济人行动框架，在合理范围内运用原有经济人假设的工具理性，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等人际互动、社会规范形成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民族观念、文化传统等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社会精神文明成果进行融合。建立新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提出新的经济人假设，最终是为了经济学的发展，发展一种能够解释经济现状、提高人们的熟悉与调控能力的经济学。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呼唤着中国经济学的诞生。本文所尝试建立的新经济人假设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提供另外一个视角与方法。因此，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的目的不在于否定经济学在过去所取得的成绩，不是以真实人、复杂人等直接替代抽象的经济人，而是在原有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坚持其合理内核，科学地辩证地扬弃，以增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性，直接为经济现实服务，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服务。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8页。

【3】M．HollisandE．J．Nell，RationalEconomicMa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5，p.54．

【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7】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页。

【8】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9】参见吴文洁：《“经济人假设”：批判与思考》，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2年2月。

【10】转引自李贵仁、党国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11】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12】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13】亨利帕勒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

【14】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11页。

【15】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63页。

【16】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42页。

【17】贺卫、王浣尘：《从经济人到效用人》，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3期。

【18】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载《学术月刊》2001年2期。

【19】方福前：《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载《经济学家》2001年1期。

【20】闻有虎、张春楠：《论政府调节下的新经济人范式》，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1期。

【21】武经伟、方盛举就认为，经济人的动机把个人谋利与精神的追求结合起来，因而市场经济运行机理是真善美统一的方式。参见武经伟、方盛举：《经济人、道德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第58页。

【22】引自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2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页。

【24】Scitovsky：HumanDesireandEconomicSatisfaction，WeatsnecefPress，1986．

【25】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