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b电脑玩守望先锋:中科院院士、肝脏外科专家吴孟超——— 攻坚克难写忠诚

  吴孟超，1922年8月生，福建闽清县人。现任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总后勤部专家组副组长等职。

  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在国内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较早应用肝动脉结扎法和肝动脉栓塞治疗某些不能手术的中、晚期肝癌；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在中晚期肝癌的免疫治疗及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在肿瘤生物信号传导研究、综合免疫治疗、生物治疗、病毒与基因治疗以及早期发现的检测手段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国内领先的重要成果。

  吴孟超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4项，出版《腹部外科手术学图谱》、《肝脏外科学》等医学专著18部。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医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220余篇。2006年1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来看看下面这张作息表：

  上午8点上班，处理行政批件，9点以前到手术室做2至3台手术，完后去病房查房；

  下午2点上班，开行政会和学术会，处理公务和批件，5点去病房查房；

  傍晚6点看报，6点半吃饭，7点看新闻联播，7点半继续看报，有时也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

  晚上9点准时做功课：写日记，看研究生的文章，看专业杂志，11点入睡。

  这张作息表的主人是88岁的吴孟超，中科院院士，我国杰出的肝脏外科专家。他的每个工作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的健康秘诀就是我还想做点什么。”吴孟超笑着说，“2006年1月，我有幸获得了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当时就有人对我说，你年纪大了，拿了奖就该休息啦！但我想，我身体还好，科技发展无止境，我应该再做点什么。”

  只要不出差，吴老每天坚持做2至3台手术。2009年，他一共做了195例手术。今年截至7月底的数字也达到了102例。

  翻开他的日记本，扉页上一行工整的字迹映入眼帘：“在去年发展的基础上，今年更加创新，更上一层楼。———2010年元月”。

  在这本从未公开过的日记本里，记录着吴老每一天的“做点什么”：“今天天气蓝天”、“从十六楼往下看，病房里护士医生正在查房”、“9点到了手术室，做了两台手术”、“1点午饭”……他捧着日记本指指点点，在他认为有趣的段落，还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与认真。  

  在他随后的回忆中，一段传奇人生慢慢展开。 

心中有爱

  在冬天查房时，吴孟超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焐热后再做触诊。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都要为他们把衣服拉好，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

  1927年，5岁的吴孟超跟着母亲从老家闽清县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投奔在那谋生的父亲。迫于生计，吴孟超8岁开始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每每是半夜起来一直割到天亮。9岁时，吴孟超被父亲送进了光华学校。吴孟超边割胶边读书，成绩很好。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撼动了中华大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光华学校新来的校长思想进步，经常给学生讲述国内抗日战争形势。此时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日救国、支援延安活动也在马来西亚各地开展。这些活动成了吴孟超最初感受到的爱国教育。

  1939年，吴孟超完成了初中学业。有感于上一届同学的捐款义举，他向全班同学倡议不举行毕业会餐，把钱省下来，大家再凑一点，寄给延安八路军。不久，学校收到了延安发来的感谢电，落款是：毛泽东、朱德。

  报效祖国的激情在吴孟超心底涌动。第二年春节刚过，吴孟超便和6位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踏上祖国土地的一刹那，吴孟超暗下决心：今生今世再也不离开这块土地了，一定要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同胞们做点什么！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200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孟超如是说。

敢闯禁区

  有了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的积累，吴孟超很快又闯入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1963年他成功进行了中肝叶切除手术，把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一举推向国际前沿。

  爱国的种子生根发芽，在人生长河中始终伴随着他，在每一次攻难克坚的崎岖道路上给他前行的力量。在临床诊疗中，拳拳爱国心又化为涓涓清流，淌进病人的心田。

  上海长海医院，一个冬日的下午。吴孟超让博士生严以群为一位病人做腹部触诊。当严以群的手摸到患者腹部时，患者颤抖了一下。吴孟超一摸严以群的手，冰冷，当时就狠狠批评了他。几十年来，在冬天查房时，吴孟超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焐热后再做触诊。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都要为他们把衣服拉好，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对我们医生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但病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吴孟超说。

  站在病人的立场上，处处为病人着想，这是吴孟超一贯的坚持。手术时进行结扎，他全部用手线而不是器械。他常说，器械用一次就是一千元钱，我用手线分文不要。一次，吴孟超看病历时发现学生给一位农村妇女用了进口的先锋6号，他马上责令换成氨苄青霉素。“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做医生的要多为病人考虑啊！”他告诫道。

  1951年元月，吴孟超与夫人吴佩煜在上海登记结婚，在同学的帮忙下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婚礼后，吴孟超被单位记大过处分一次。原来，长海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住院医生不论年龄大小都不准结婚。虽然本意是让青年医护人员专心投入学习和工作，但不免有悖常理，而且也不符合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

  吴佩煜是吴孟超在同济附中的同班同学，正是她的主张，把原想报考工学院的吴孟超带上了学医的道路。从昆明到宜宾再到上海，两人历经磨难，情意甚笃。眼看双方都到了二十八九岁的年纪，但院领导不批准他们结婚，医院里的大龄青年们也很为他们打抱不平。

  颇有些年轻气盛的吴孟超闯了“禁区”。好在半年后院里就把处分撤消了，其他境遇相同的青年也纷纷跟进，组建了家庭。

  闯禁区的年轻人收获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在随后的医学生涯中，他又闯向一个个科学禁区，用一次次的突破，让千千万万个病人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跟随恩师————有“中国外科之父”美誉的裘法祖教授学习外科手术，聪颖勤奋的他颇得“裘氏刀法”之精要。但吴孟超很快意识到，仅有麻利的外科手术技能似乎还不够，自己应该再有点专攻。听到学生的请教，裘法祖说：“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是从这里分出去的，现在肝脏外科薄弱，你可朝这个方向发展。”

  恩师一言，指明了吴孟超一生的方向。当时，我国的肝癌手术尚处探索阶段，肝癌的防治研究也处于空白状态。

  吴孟超扎进图书馆，和同事一起翻译出世界上第一本中文版肝脏外科译著《肝脏外科入门》。随后他又与同事组成“3人小组”，历经数月的辛苦努力，成功用赛璐珞材料灌注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通过亲手大量制作标本，吴孟超对照文献研究肝脏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学理论，这也是国际上关于“五叶四段”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

  1960年，掌握了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突破。

  然而，随着外科手术的突破，术中止血技术难题又挡在了吴孟超面前。当时国际上有一个“经典”方法：低温麻醉法。但吴孟超对这种“经典”提出了质疑。这样做不仅病人遭罪，在野战条件下更不可能完成。吴孟超决心另辟蹊径。

  常温下该怎样实现安全手术呢？他一度苦无良策。一天，吴孟超在家中看书，厨房传来了保姆用自来水洗菜的声音，时开时关，水声时续时断。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在肝动脉和门静脉这两个“总闸门”上安一个“开关”，不就可以根据需要控制血流，确保肝脏不断获得氧气了吗？这个想法马上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出血少，手术时间缩短，成功率提高5个百分点————“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在临床获得成功。“我只是向自来水公司借了一个水龙头。”吴孟超用调侃来评价自己的新成果。

  有了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的积累，吴孟超很快又闯入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1963年他成功进行了中肝叶切除手术，把我国的肝脏外科水平一举推向国际前沿。

  此后，一连串的“禁区”被吴孟超突破：提出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改变的特点和支持治疗的理论；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和晚期巨大肝癌“二期手术”概念；和同事研究出一系列肝癌标记物，大幅提升早期诊断率；领导研究小组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信号传导、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 

  “外科医生有两种：一种搞临床，成为技术精湛的‘一把刀’，另一种是结合临床搞研究，成为医学家。”裘法祖对年轻的吴孟超说，“而后者难得多，需要毕生的奉献。”

  吴孟超铭记了恩师的教诲。此后的60多年，他不仅展现了一位临床医生的精湛刀法，更以多项创新成果实现了一位医学家的社会价值。今天的他更像一位医学战略家————中国肝脏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吴孟超功不可没。

四次腾飞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攻克肝癌。”成立一个国家级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想法在吴孟超脑海中形成，“国际领先、不可替代，能接受全世界的病例。”

  “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团队经历了四个时期的腾飞。”吴孟超说。

  第一次是对肝脏外科治疗方法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吴孟超和同事张晓华、胡宏楷成立“3人小组”，在解剖、止血、术后治疗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1975年，吴孟超为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了一个重达18公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手术的成功使得肝胆外科威信大增。

  第二次是肝胆外科的成立。1978年，肝胆外科从大外科里分出来，成为单列编制的独立科室，床位由原来的24张增加至50张。同年，吴孟超申报了“文革”后第一批硕士培养点，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吴孟超提出了开展长期国际科技合作的“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第三次是肝胆专科医院和研究所的成立。1996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大楼在上海的长海路上拔地而起。十多年来，小楼变大楼，院中院发展成了三甲医院，床位也从最初的100多张扩增为700多张。一大批优秀肝脏外科人才在临床和科研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肝癌病人继续增多。而吴孟超发现，术后五年生存率虽然从上世纪60年代的18％提高到目前的53％，但近年来提速缓慢，说明肝癌研究中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2006年初，吴孟超联合6位院士提交了“集成式进行肝病诊疗研究”的报告。随后，肝癌集成式研究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中。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牵头的“肝炎进展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与诊断试剂研制”等三个课题通过评审，获课题经费1.72亿元。

  值得欣喜的是，“十一五”期间，课题组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两方面形成了研究亮点：一是发现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标志物，新试剂盒可使诊断率大幅提高；二是发现了治疗肝癌的新方法，目前已进入临床第二期，预计到“十二五”可出成果。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攻克肝癌。”成立一个国家级肝癌科学研究中心的想法在吴孟超脑海中形成，“国际领先、不可替代，能接受全世界的病例。”

  蓝图即将变成现实。投资4亿元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工建设。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将整体搬迁到中心附近，床位设计规模为1500张，以便为中心提供更多病例资源。

  两年内，长三角的交通枢纽上将建起一座集成式和高度开放式的科研平台和一家国际一流的肝胆外科特色综合医院。这将是我国肝脏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跨越，也是吴孟超团队的第四次腾飞。

  “健康问题关乎富国强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做下去。”吴孟超说。

图1：吴孟超的全家福。

图2：手术中的吴孟超（左二）。

图3：吴孟超认真查房。

图4：师徒三人合影。左起：吴孟超、裘法祖、王红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