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歌》与《垓下歌》——对两位历史人物的钩沉

王文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前者是刘邦的《大风歌》，后者是项羽的《垓下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两首歌，一开口都是出语不凡，语惊四座。
　　
　　刘邦，沛县人，因地而名，有沛公之称。项羽，下相人，《地理志》载：“临淮有下向县”，“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刘邦，项羽，两人同乡，喝一条河水长大的。难怪两人一开口就皆唱出了不同凡响的歌。尽管这歌声与现在远离两千多年，听来仍然还是那么慷慨悲凉，那么有穿透力,夺人魂魄。

　　“大风起兮云飞扬”，先说刘邦。“刘邦，以布衣起兵，破秦灭楚而成帝业。在位12年，寿52岁而崩。他起兵沛县，提三尺剑，身经百战，百折不挠，留韩信，请子房，用萧何，打下了不易的江山。在他眼里，汉家天下都是他一手操持得来的。在他眼里，“大风”不是一种扑朔迷离的代言词，用不着和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飘浮物躲来躲去，而直来直去可以作比喻的就是他刘邦自己。“云飞扬”的“云”，就是指随风摆动、无不披靡的九州的一草一木、一臣一民。“云飞扬”，就是风吹草动，民随君动，“风”为何物，说得最明白的是那个叫蒯彻的人在说服韩信时用过的一句话，来形容汉时的百姓“天下风走而响应”，这里的“风”所指就显而易见了。难怪，一提起刘邦，人们即会想到一个“唱大风”的形象。

　　“力拔山兮气盖世”，再说项羽。少有大志，“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理由是：“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开始修列兵法，为人所识。秦初商鞅欲变法时，在他万言书中对秦孝公说了一段以打动他主子的话：“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不知商鞅这番至理名言是否对约150年以后才出生的项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无从考证项羽是否把这段格言般的谏词当作人生的座右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成大器者的人生起点无不是从超凡脱俗开始的，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终结。所以后来才有了项羽24岁任命为裨将，“起兵八岁，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这样相当辉煌的历史。难怪，连修史的笔吏，在他们本纪一开始就留下伏笔：长八尺余，才器过人，力能扛鼎……如果不是充满敬佩之意，是无论如何也锤炼不出这样精湛句子的。寥寥几笔，人物活灵活现；高伟奇貌，山一样站在你面前。“一身轻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所以，从这样一个自诩楚霸王嘴里吼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盖世之歌就不足为奇了。

　　两个豪杰吼豪言，两个壮士出壮语。这一吼一出，就闹腾了两千多年。

　　这完全是个人的经历和命运所决定的。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富贵后衣锦还乡的一种张扬和外露，是光宗耀祖的一种展示和喧哗，是故乡游子对父老乡亲的一种告慰。人情最甚者莫过于乡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李频（《渡汉江》）这个漂流在外的游子心中蓄满了对故乡的思念和渴望，当他临近阔别故乡时，怎一个“怯”字了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用自己永伴终生的顽固故土之音，证实不老的故乡情结。“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在受降城闻笛声，表达了征战的军人在危难时刻心灵中唯一留存的是那份浓浓的乡情。“狐死首丘”，连动物在长眠地下都要脑袋朝着故乡方向，况人乎？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脉之源，血肉之根，那里有祖宗的陵寝，有同宗同族世世代代的奋斗和追求，有血水和汗水搅拌的土地，尽管有纠缠不清的是非恩怨，有残留在血管里的苦辣酸甜，有一辈子都不愿回首的心酸往事，有太多太多世态炎凉的牵挂，有没完没了人情世故的纠葛，但人们总还是死心塌地地留恋自己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是一毛不长的荒漠，秃山野岭的穷乡，无人问津的僻壤，战乱频仍的废墟，毁于火灾的焦土，水患横溢的泽国，鞭长莫及的天涯，孤寂无人的海角。无论是圣人高官，或者是黎民百姓，谁人能逃脱向往故乡的羁绊？谁人没有故土难离的旧情？那里的一间老屋，一屡炊烟，一座庭院，一块石头，一方青冢，一棵桑榆，一句方言，一声鸡鸣狗叫，一阵蛙声虫鸣，一句土话俚语，无不缭绕着浓浓的乡情而令人梦魂萦绕。一缕袅袅茶香，往往会勾起故人对乡土的一往深情，林间随意飘过一片落叶，常常会使离人睹物生情、心有所感。

　　不然，坐了天下屁股还没坐热的刘邦怎么那么心情急切地要回沛县？其实，再大的官也是人，是人，都逃脱不了人性的羁绊。人性者，人之本真之性也。项羽举兵不久，杀秦王子婴，掘秦始皇墓，“见秦残破，又思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当时，有个叫韩生的人议论这件事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猕猴不耐久性，以喻楚人性躁）。项羽归乡心切，其实刘邦更切。《史记》上记载着一段极有人情味的文字：刘邦在唱完他的“大风歌”后，还“谓父兄”发了一通感慨。他说：“游子悲故乡……千秋万岁后，吾魂魄犹思沛。”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生死情：就是死后仍然“魂魄犹思沛”。当然，刘邦的这种还乡，是无愧者自导自演的一场喜剧。在这场喜剧中唱出的“大风歌”虽然语调有些凄婉，是感叹人生的火爆与苍凉，感慨岁月的匆促和绵长，感悟去日的温馨与忧伤，感怀生命的委琐与放达，但并不那么令人伤感，话里话外露出了成功者的自信和矜持。

　　而项羽的“垓下歌”就叫人闻之揪心了。不然，为什么司马迁这样记录当时令人心酸的情景：在公元前202年12月的一天，项王困垓下，走投无路，四面楚歌，夜深人静，乃悲歌慷慨，吟“垓下歌”，“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当时寒风凛冽，百草凋敝，与当事者大势已去的凄凉心境，交融一起。

　　令人奇怪的是，我在读《纲鉴易知录》中发现，这本书有一段记载刘邦悲歌《大风歌》时的情景，与《史记》记载项羽长啸《垓下歌》时的境况，竟有惊人的相似文字，不信，实录摘来：刘邦还故乡，“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道故旧为笑乐”，酒酣奏乐，上击筑而歌，自唱《大风歌》，“于是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言不足而歌之，歌不足而手舞足蹈之。这是一个人感应了外界事物后从感情酝酿开始到逐渐生成再至高潮的一种外在的递进表现形式。飘飘然的醉态和手舞足蹈的诳姿最能代表刘邦的内心世界。这种得意忘形，与项羽的没落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的处境和心况截然不同，却同是“泣行数下”，和泪而歌。看来，人在最得意时离不开泪水和歌声作掩饰，人在最悲壮感伤时也同样需要歌声和泪水来宣泄。人自母体呱呱坠地后伴随着第一声啼哭后的是泪水，人在离世前用最后一点微弱力气挤出的往往还是泪水。原来，泪水是伴着人的一生的啊。血液是生命河床的激流，泪水是感情峡谷的川流。可以说，伴着泪水的歌声才是发自肺腑最动人的歌声，和着歌声的泪水才是从心灵中挤出最动情的泪水。人可以把喜怒哀乐藏起来让它们囚禁在幽深的心房里，可以把感情伪装起来让人真假难辨，但嗓子是感情四通八达的一条重要通道，眼睛这个器官是心灵最逼真的赝品。不然，人的歌声就跟猪哼哼几声一样可以称作引颈高歌了，不然，能流下泪水的眼睛和其他有排泄功能的器官就没什么两样了。

　　由此看来，史学家都善于捕捉最为敏感、最能表达人的感情的两个字眼：一个是“泪”，另一个是“歌”。说明他们清晰地看到了泪水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冲击，说明他们对音乐能给人感情带来跌宕起伏的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由此可见，眼泪是史家润笔修书必备的一砚浓墨。墨水记录了历史，可弄不好，墨水也可以颠倒黑白，掩盖真相，使历史的本来面目似是而非，使真实的历史人物模棱两可。可眼泪是透明的，会洗刷蒙在历史表层上的浮尘，还以历史真相，使人物清澈见底。不然，为何司马迁笔下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眼圈里竟会有那么多泪水？他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诀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欷流涕”；在《项羽本纪》中又用“泣数行下”的“虞兮之歌”作为项羽生命的绝唱。这些都足以显示眼泪的绝妙之功。

　　看来，用死人的磷火来照亮活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困难的，可是，眼泪是可以弥补的。早已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了骷髅的历史人物在泛黄的史书中因为得到泪水的滋润变得栩栩如生，看来，史家及其他们在史书中留下的历史人物随着时光迟早要褪色的，但眼泪具有超越历史、滴水穿石般的渗透力，它在人们心灵留下的痕迹，石刻一般，是不会轻易抹掉的。不然，司马迁用眼泪润笔使人物更加丰满、鲜活、深刻的写作手法不会被后来人一代一代地袭用，乃至近2000年后的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泪水流得更加淋漓酣畅，像黛玉，一年四季都在流泪，“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扯远了，我们还是续说项羽。“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项羽这是在指责他的马。这匹当时最著名的战马，跟随项羽身经百战，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他手下的兵，“无不一当十”，败在他手下的秦军个个“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些都有战马作证。战马是战将的爱侣，每一次擂响冲锋陷阵的战鼓，不是紧随着一串叩人心弦的马蹄声？可到了乌江边上的这匹战马是“骓不逝”了，是这匹马老了？那只有“可奈何”的份了。实际上，这是为“此天亡我，非战之罪”找了一个客观理由和铺垫。

　　走到乌江边上等于到了生命尽头的项羽，身边除了一匹战马，还有一个随他征战的美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军人，是和刀光剑影、金戈铁马联系在一起的。铁马嘶鸣，抖出了军人的雄风；青锋出鞘，漫出行伍出身的锋利。美人，是歌舞升平的象征，柔情似水的化身。军人和美人，是既有外在不同又内质有别的两种形象。可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军人与美人又总是抗拒不了命运的安排和抗争，纠缠一起，演绎出一世世的悲欢离合。就像一棵挺拔的松树旁，钻出一棵藤树，节外生枝，枝内长节，藤树柔曼的枝条，绕着松树强悍的躯干，风风雨雨，相依相偎。即使松树朽了，新绿的藤条仍然顽强附着松干，证实一个生命的和谐之美；即使是藤树枯萎了，高大的松树仍然用巨臂挽着枯藤瘦骨棱棱的手，昭示着一个完整生命组合一起所经历的圆满、缺憾。“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真的，战争不能没有军人，也少不了女人：惨烈的呐喊和娇巧的倩笑，浓浓胭脂和稠稠的鲜血，面对面地厮杀和耳鬓厮磨的亲昵，叱咤风云的传令声和枕边的绵绵絮语，散着寒气的刀尖和藏在发鬏里的银簪，雄壮的军乐和靡靡的艳曲，浩荡的大军和尾随其后的家眷，猩红的旌旗和妍丽的裙带，刀光剑影的寒气和儿女情长的温情……极不相容却极其和谐。不然，项羽为什么到生命最后时刻陪伴他的竟是一位美人，不然，就不会有霸王别姬的传说了。

　　可以肯定，项羽临死前将最后一次说心里话的机会留给了那位美人。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以肯定，这一次的心里话，是项羽心里的剖白，甚至是人生的总结。平时，这个赫赫战将，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那时候，出营时是连衽成幄，扎寨时请示报告者排队，望不到尾。而走到乌江边上的项羽，全军将士只有二十八骑，最后战成了孤家寡人。项羽这时只能空叹“虞兮虞兮奈若何”，对他的美人吐吐苦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在问自己，在问美人，可美人能听懂他的话吗？她又是怎样回答他的？历史把这个千古谜团留给了后人，后人只能胡乱揣测，编撰出一串串传说和故事。可有多少依据呢？这是一个难猜的谜。惟其难猜它才独具魅力。

　　这时的项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破鲁缟”，一个跪着苟延残喘的强硬之躯，到了生命尽头时刻，其平时砥砺出人格魅力和骨子中的豪气顿时释放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一点点可怜兮兮的怨天尤人的感叹和自甘暴弃的哀怨。不过项羽毕竟是项羽。唱完了《垓下歌》，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茫茫江水绝了项羽的生路。偏偏天无绝人之路，“乌江亭长檥船待”，此时的项羽，纵身一跃，乘船过江就可以躲过一劫，待东山再起。可项王笑曰：“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刚刚还“泣数行下”可面对死亡时，突然转脸笑了，一个“笑”字，又是神来之笔。这一笑，是壮士蔑视死亡、安之若素的笑，显示了每临大难有静气的坦荡和气节。这时，后面追兵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认出眼前那个“身被十余创”的战将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项羽时，惊呼“此项王也”！不料项羽却平静地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用自己的头颅成全别人，要摘他的头颅邀功领赏，他却慷慨以赐！这是一个多么不合情理的事，但却偏偏理在其中。萧萧江水，浩浩长风，那把捅破多少对手胸膛、咽喉的利剑，终于在瞬间刃向自身———顿时，一个平静流淌几千年的乌江被鲜血染红，折腾个翻江倒海。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可惜，典籍中对项羽自刎乌江那一瞬间是否喊出了什么的细节未有描写，我常常窃想，那声音绝对应该列为诗的范畴，是豪放派、婉约派等所有诗派无法比拟的，是先秦的遗风，汉赋的绝句，魏晋的风骨，唐宋的力作都无法临摹的。难怪《史记评林》引吴贤齐的话“一腔怨恨，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辈，至此极矣！”乌江边上那个热血如注的身影——那是堪称一尊力的雕像，是力与美最大限度的呈示。乌江，是一个旧生命的杀手，也是一个新生命的产婆。胜利者有各种各样的胜利的方式，失败者却有着相同失败的结局。不过，有一种失败者是最值得称道的，他用最精彩的失败结局，给对手以悲壮的震撼和崇高的洗礼，虽然跪在你面前，但他产生的威慑能叫你站着的人惊惧胆寒；即使死去了，却活在你心中挥之不去；纵然咽气前无声无息，但留下的教诲叫人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这是早项羽时代59年揭竿而起的陈胜的人生逻辑，想不到又在项羽身上得到了验证。这种农民式的人生哲学多少反映了中国农民痛苦压抑、顽强抗争、孤注一掷的复仇心里和性格特点，其轰轰烈烈、光明磊落的一面，远远盖住了赌徒式的偏颇顽执的另一面，其两重性的悲剧效果更真实动人。

　　楚汉分争，刘邦项羽二人之斗，不仅仅是武力的角逐，更是心力的较量。楚汉久相持未决，汉王复取成皋，项羽曾谓刘邦说：“愿与王挑战，决雌雄”，刘邦笑谢回答：“吾宁斗智，不斗其力”。8个字，再精确不过地概括了刘项二人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项羽是一个斗力的无心人，刘邦是一个斗智的有心人。特别是描写刘邦当时的那一“笑”，这是司马迁刻画刘邦阴险毒辣的性格和复杂多诈的内心世界最为生动的一笔。一个“笑”字，初看，一览无余；再看，一览有余。说一览无余，是因为刘邦在“笑”中原形毕露，让人一眼看见了骨子里的东西；说一览有余，是让人觉得刘邦的“笑”中藏着什么东西，笑里藏刀，似笑非笑。狡诈多变的刘邦怎一个“笑”字了得？

　　斗力，是项羽的长项；斗智，是刘邦的绝活。刘邦“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一入关，秋毫不犯，一身清风。把尾巴夹了起来的刘邦，摇身一变，从一个财色之徒，变成了正人君子。范增是个极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出了刘邦的野心，告诫项羽，这个人“此其志不在小”，嘱他严加防范。刘邦流氓无赖的丑态不但没有暴露，反而，正人君子的形象装得倒是象的。这是政治家之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避其锋芒，蓄养锐气；割舍个人之所爱，以避天下人之耳目；虽非本性，做给人看，用正人先正己的形象来昭示于世，取悦于人；能真能假，亦虚亦实，让琢磨事的人琢磨不透你要做的事，让琢磨人的人也琢磨不透你这个人，让有心人琢磨不透你的那颗心，让有情人也琢磨不透你的情，等等，对这一套，刘邦玩得太圆熟了———堪称合格的“斗智者”。

　　中国人创造了东方最经典的格言般的语录并且将它精炼简化到了极致，叫“临薄履深”———即如临薄冰、如履深渊，它是宦海之人在沉浮飘摇中维系生命的经验之谈和切肤感受，它教给人深刻、诗化的人生哲理。诚惶诚恐的戒备心理是它内在的围墙，噤若寒蝉的表现方式是它外在的盾牌。无论是打天下的，还是坐天下的，任何时候都要想到上有泰山之倾，下有累卵之危。刘邦对这些熟烂于心，而极不善于巧饰自己的项羽就甘拜下风了。小时候，他目睹了秦始皇游会稽过桥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起兵后，他“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鼎盛之际也露出了衰相。五年后楚亡，“天下定于汉”。项羽忘了：政治家，不能尽情地“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任着自己的性子，“肆志宠乐”，为所欲为，该决断的要一刀两断，该割舍的不能藕断丝连。

　　政治家要干成大事业缺不了应有的孤独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厚积薄发，一种与轻浮焦躁悖然有别的炼达和修养，是韬晦修身以避风波的精神镇静剂。善于把握自己感情、驾驭自己情绪的成熟政治家，才能从从容容地进入这一境界。刘邦深谙此道。鸿门之宴，险些成了刀下鬼的刘邦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暂得苟延残喘，与身边的谋士抓紧商讨逃离之计。沛公欲逃不忍，觉得就这样不辞而别似对项王不礼，不义，遂有回转之意。不料谋士樊哙劝沛公：“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刀都横在脖子上了，还讲什么礼不礼的？沛公一听如醍醐灌顶，“令张良留谢”，自己逃离虎口。比起这位能屈能伸的沛公来，项王就相距甚远了。他不懂得政治家的蹈晦之略，忍不下成大事者的尺蠖之屈；他爱憎分明，恨就恨他个死去活来，爱就爱他个轰轰烈烈；他讨厌工于心计、躲在角落里的小人，喜欢直来直去、光明磊落。

　　在政治这条崎岖险峻的道路上，不会玩弄权术的人必然被权术玩弄最后成为政治殉葬品，这是一条规律。项羽就是没有逃离这条规律的悲剧人物。

　　夺天下者必先夺人才。得人者难，得人才者更难。工于心计的刘邦是精于此道人。公元前206年的一天，刘邦选择黄道吉日，要用最高礼节举行拜军中大将仪式。消息传来，诸将皆喜，人人以为自己有份。“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满朝文武都知道，萧何追回了韩信，把他举荐给刘邦，称其为“诸将易得”、“国士无双”难得的人才。可军中多有不服者，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天下的人，既不能服众人之口，更难服众人之心。可刘邦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韩信的根子原本是扎在项羽那里。用韩信自己的话是“臣尝事项王”，可没多久就改换门庭，投奔了新主子，最后，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是8个字：“匹夫之勇，妇人之仁”。

　　他又是怎样评价刘邦的呢？他对刘邦赞许不已，五体投地。失去了韩信的项羽也后悔过，他曾派一个叫武涉的人，去说服韩信，可是晚了，韩信谢之曰：“臣事项王，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乘，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两事其主，两种经历，得出两种结论：一褒一贬。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一下项羽的“匹夫之勇”。

　　要把项羽分析透彻就要对应地解剖一下刘邦。勇者，力也；和智对应。善于笼络人才，就要笼络人才之心，这是刘邦的一“智”。沛公起兵不久，路遇“亦聚少年百余人”的张良，两人一见倾心。沛公以张良为厩将，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成为刘邦打天下的良臣谋士。为了抓住人心，刘邦有时不惜矮人三分。沛公过高阳，一个叫郦食其的儒生，要献计于刘邦，门人挡见。谁都知道，刘邦不善诗书，更不好儒。客有戴儒冠来访者，曾被刘邦摘下帽子，“辄解而溺其中”，把小便解在帽子里当面羞儒。（溺者，尿也。尿有酸臭之意。窃以为，后来讽刺儒一类的书生有酸臭之说与这事有渊源）可这个郦生不信邪，非要登门见识见识刘邦。当他被引见入门时，他看见的刘邦在传舍（馆驿）里方“踞床”休息，四仰八叉，一副闲态，正“使两女子洗足”。郦生破门而入，揖而不拜，说“足下必诛无道秦，不宜这样踞床无礼见长者”。按理，沛公平素本来就看不起儒生，加上又这般无礼，肯定脾气大发。不料沛公立刻“辍洗而起”，彬彬有礼。从一个傲慢无礼的暴君之像陡然变成一个礼贤下士的贤主形象，俨然有“周公吐哺”的遗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项羽根本就不当回事。项羽废黜旧制，杀了义帝，敢作敢为；而刘邦也恨义帝，他一心想当皇帝，岂容一个旧皇帝当道？可当义帝被项羽杀了后，刘邦亲自追丧，“哀临三日”，表现哀痛之极。刘项二人，一个是演技高明、把心包裹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透的演员，一个是无遮无拦的“直肠子”暴露于大厅广众面前。

　　陈平对项羽的评价是“项王骨鲠之臣，不过数人”，所谓骨鲠之臣，就是那些口快直言的忠臣。意思是项羽身边没有几个敢说真话的人，因为项羽听不得人说真话。可刘邦就另一码事了。刘邦到了洛阳，大摆酒宴，酒酣耳热之时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所以失天下者何？”有两个捧臭脚的，一个叫高起，一个叫王陵，心领神会，立刻对答：“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立之，与天下同其与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听了两人的对答，非常得意，窃喜，却卖了个关子，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然后铿锵道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你看，整个一个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的形象，而且有功不居，推让部下，多会笼络人心。

　　政治家的心脏，是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座设计复杂、材料坚韧、幽深莫测的城堡相比美的。政治家的心灵，应该是一口古井，它深潜不显，深藏不露，取之不尽，酌之不竭，虽外有四季，而内无寒暑，哪怕外面惊涛骇浪，井内波澜不惊。项羽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在他的生命走到乌江尽头时还没弄明白：斗力的绝对斗不过斗心的，无心人永远玩不过有心人。当项羽被困垓下，乃至最后面对乌江亭长劝他渡江脱身，他再一次重申自己的理由：“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在短短的一小段时间里，项羽为何絮絮叨叨，三复厮言。钱钟书老先生的分析太透辟了：“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不服气，正是项羽的英雄本色！说明他至死还没认输。可谓死不瞑目。有人评价说他自负、自强、自信，但不知自尊、自责、自省。斯言极是。

　　这就是项羽的“匹夫之勇”！莽撞中不乏豪放，粗犷中不乏坦荡，冒失中不乏奔放，一身野性但夹杂着旷达，满腹直率可充满了真诚，大开大阖，为人叹服；山高谷深，一目了然。它出乎本性，容不得一丝伪善；磊落直率，从不刻意伪饰；纯真无邪，很少外宽内忌；体任自然，没有一点造作。项羽啊，项羽，你不愿意卑躬屈节看人家脸色行事，容不得揣摩上司、投其所好的人在你身边恍来恍去；你爱兵如子，却不能爱才如命；你自己光明磊落，却容不得部属从谏如流；你时清时浊，清时一身酮体，浊时令人厌恶；你亦醒亦醉，醒时超群脱俗，醉时一塌胡涂。你这个“匹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叫人恨又叫人爱。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项羽的“妇人之仁”。

　　鸿门宴上，觥筹交错，刀光剑影。此时有40万大兵的项羽仰仗兵多势广，而彼时的刘邦只有俯首称臣的份。不料，“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羽”谢罪，一席话赚得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这最紧急关头，樊哙闯帐，“带剑拥盾直入，嗔目视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可见愤怒之极状。当年，巨鹿之战时，诸将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现在，樊哙居然敢“嗔目而视”，如此冒失。谁想到，项羽莫名其妙地为这位壮士的仪表所吸引，并赐以酒。这里看出项羽为人处事的伦理原则，义，是项羽精神领域的最高境界，你不明不白地下毒手，不是反伤我一世英名？还哪有一点“义”可言。这就是韩信的所谓“妇人之仁”。刚肠义胆，心口一致，这种个性，对于权势之争，是致命的弱点，对于为人处事，是极其可取的。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这是一条古训。项羽设计的鸿门宴使很快就会成为刀下鬼的刘邦得以走脱，项羽却反成了后来的替死鬼。还是明《拟古乐府》说的好：“霸王百行扫地空，不杀一端差可取。天命由来归有德，不在沛公生与死。”真是天命？未必。项羽死了，可他还活着……

原载《解放军生活》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