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晓胡小喃mp3:那一刻南巡奏响春的序曲

　　100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100分。虽然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给他个A＋了。（对市场经济）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邓小平是没得比的。我们只是会说而已，邓小平却能做得到。———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谈邓小平

　　1992年元月，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到深圳仙湖植物园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首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为中国确定前进航向

　　小平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认为，尽管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但在1992年，他通过南方谈话为中国确定了航向，中国事实上已走上一条邓小平所确定和希望的道路。

　　88岁高龄点亮生命中最光辉的一盏灯

　　邓小平百年诞辰前夕，邓楠、邓榕姐妹（以下简称楠、榕）对记者回忆了陪父亲南巡的情况。

　　榕：当时说了去休息的，没有说要讲话，所以去了以后我们都很放松。我们谁也没料到，他从北京出发以后一到武汉，就开始对武汉的同志讲话，要他们抓紧时间加速发展，同时要克服形式主义。到了广东以后，他一下火车，当地的同志就说安排他休息，结果他到了宾馆以后就说出去走一走吧，坐不住了。我们赶紧陪着他出来，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开始谈话，讲他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我们没带纸也没带笔，只能随时问服务员要一张餐巾纸，要一个服务员记账的笔，赶紧就在餐巾纸上记录。录音机也没有，当时就临时跑到香港去买了一个录音机回来给他录的音。

　　楠：那次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不停地讲。

　　榕：谈了一些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一个完整和明确的回答。我觉得自从南方谈话以后，这些重大的问题才不再成为争论的焦点。

　　楠：应该说1992年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就是说到底我这么做了以后是对了还是错了，是左了还是右了？但是南方谈话以后，大家一下豁然开朗，都知道应该怎么干了，所以一下迸发出来那种建设的热情，并带来后来经济的繁荣。

　　榕：我觉得我父亲当时是一定要把话说出来，有强烈的诉说的愿望。同时他也知道他这次讲话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应，所以他高度重视把他的讲话总结出来，形成文字。到了上海以后，他就开始整理南方谈话了。我们给他整理了讲话稿以后，他亲自看，然后找中央的笔杆子、一些理论专家来帮他进一步整理。一直到回到北京以后，还不断地有一些思考，不断完善这次南方谈话。整个形成这个文件的过程中间，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我觉得他是在用一个88岁高龄的老年人的政治智慧去点亮一盏灯，这可能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盏灯，可是应该说这也是他生命之中最光辉的一盏灯。

　　“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再用30年时间，形成一个基本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收回香港后，原来的制度50年不变。”

　　大年三十为深圳特区题词

　　1984年1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特区后来到广州，下榻广州珠岛宾馆。他给珠海经济特区的题词使深圳人坐不住了。此时，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在等待他的题词。担负这一任务的是深圳市接待处处长张荣。当年1月29日张荣接受任务，30日一早赶到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阴历的大年二十九，深圳人在焦急地盼望着……2月1日，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早饭后，邓小平领着外孙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1991年上海预演“南巡”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一扫当时国内舆论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

　　邓小平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一边走，一边看，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周瑞金过去看这份材料，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周瑞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周瑞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这组文章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当时很多大报、大刊对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当时，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很多人写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1年，他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对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