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女犯人视频观看:文革回眸：“阴谋电影”《反击》出笼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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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眸：

“阴谋电影”《反击》出笼的详情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惟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反击》！
　　政治背景：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主持的轰轰烈烈的“全面整顿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衍生的种种左倾思潮，展开了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历来看重文化大革命，把它与创建新中国当成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终于，在对“文革”的评价上，同邓小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75年11月初，持续了9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不幸中断，而针对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为捻子，刹时在全国炸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要求大家“转弯子”；3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标志着运动升级至党内公开“批邓”阶段。
　　
　　密谋京西宾馆
　　
　　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可说是“喜怒相伴”。周恩来的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国务院里劲敌已然散去，可谓一喜。一号文件，把他觊觎已久的总理职位派给了华国锋，新敌再现，又使他愤懑不已，实不甘心。2月6日，他即召见心腹大将、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布置新的“反击”任务：“现在很需要安排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应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部。主要英雄人物可以写一个新干部被走资派搞复辟打下去的，但也要写一个支持新干部的老干部，也受到压制、打击。”
　　“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这是 “四人帮”常常念叨的两句话，张春桥突然要在“革命阵营”里设计一个老干部英雄，意在把他这样“不一般的老干部”填到戏里去，在艺术世界里指点江山，为“大反击”助阵！果不其然，十天之后，另一个“老干部”—— 江青，也向于会泳下达命令：“要写同走资派斗的电影，这是阶级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主子们发出了冲锋令，文化部紧锣密鼓，细致落实，不幸的是由于计划庞大导致动作迟缓，打的虽然是“文艺官司”，风头却让外行抢去了！他，就是迟群。
　　在“四人帮”政治集团中，迟群的地位非同一般，大概可坐第五把交椅。他的发迹史，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在“文革”前，迟群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与他齐名的女干将谢静宜，则为中央办公厅机要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点名要他们参加清华大学军、工宣队，把校党委赶下台取而代之，分别担任党委正、副书记，并逐渐融入“四人帮”体系。1975年初，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教育是重点，围绕着清华、北大的“教育革命”问题，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激烈拼争。1975年8月，“文革”前原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向毛泽东上书，批评迟群、谢静宜的工作、生活乃至思想方面的问题，信由邓小平转交。可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小谢，他们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从此，在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打“教育”官司，迟群是内行。搞“文艺革命”，他也似乎有些先知先觉的天分。早在 1974年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市委召开创作会议，布置了清华、北大（时称“两校”）写作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电影剧本。1975年9月28日正是“整顿工作”高峰时期，迟群策划清华、北大成立剧本创作组，并立即派人前往北影厂编导室联系，表达明年初拿出相关剧本的合作意愿。1976年1月初，创作组如约交稿北影两个剧本，一个是教育革命题材《占领》（上、下集），讲述了一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驻并占领了学校的故事；另一个则撰写了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故事，名叫《火花》。北影编导室看后，认为《占领》上集写得较有基础，下集和《火花》则差强人意，一时未予答复。
　1976年2月下旬，“转弯子”会议结束的当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邀请迟群、谢静宜到上海组的驻地京西宾馆一聚。到了以后，上海市委三把手徐景贤等人已在宾馆等候，不一会儿，江青、张春桥、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毛远新陆续抵达。这是一次主干力量比较齐全的“帮会”。大家边吃边谈，说起邓小平被批判，个个情绪高涨。当谈起电影的作用时，有人建议：应该写个电影剧本，把去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及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银幕上表现出来。江青闻言，不断地点头赞许。迟群则说：“徐老三，你会写，你写一个吧。”
　　徐景贤赶紧“谦虚”道：“我是要搞的。不过，最有发言权的是清华。主要还是两校搞吧。你们写，我们上影可以马上派导演编辑来。”
　　对此，迟群倒当仁不让，不无得意地说：“你们说晚了，已经给北影了！”
　　“转弯子”会议刚刚结束，3月1日，“两校”创作组即来人到北影，打着迟群的旗号，询问北影对剧本的意见。此时，恰逢文化部向北影布置了在年底之前拍摄一部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的任务，厂方正到处找剧本。有了迟群的催促，北影借坡下驴，同意立即组织修改《占领》。3月4日晚，北影党委研究决定，委派当时拍摄了红极一时的《决裂》摄制组担当重任。
　　然而，《决裂》摄制组导演李文化，却觉得《占领》剧本理论名词一大堆，缺少生活气息，像个活报剧，兴趣不大。厂里只好去做“思想工作”。当时，李文化偶染风寒，卧病在床。当厂领导走进他的家门，宣读厂党委的决议时，李文化已无可选择。况且，厂党委也“及时”向他交了“三路配合”的底：影片政治上由清华、北大负责，艺术上由文化部负责，生产上由北影厂党委负责，“ 条件是再好不过了！”
　　3月7日，北影得到通知：清华、北大两校师生正式成立一个12人的剧本创作组，地点设在北大，要求北影派人一起参加剧本的改写工作。北影立即落实人头，于次日派出3人加入创作组。当天，剧本修改正式开始。为了明确组织程序，迟群特别安排了“三级把关”：一、责成清华党委、北大党委两位领导，具体负责创作组的日常工作；二、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及时研究剧本的方向、路线；三、迟群、谢静宜随时听取前两级的汇报，并随时指示，在政治上把关审定。
　　3月12日，迟群召开记者招待会，向驻两校的各报社记者及两校剧本创作组介绍清华“批邓的成绩”，他身披一件军大衣，语气激昂，手势凌厉，连点了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和三个省的省委书记的名字，斥责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并声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大批走资派，今后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有人写匿名信，打电话给我，扬言要把我头朝下吊在天安门前，我不拍！我不想死，也不会死，因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战斗！”
    会议结束后，迟群将创作组留了下来，发表了长篇讲话，对未来影片的主题、人物、情节定调子：“要集中写现在，写1975年这个大斗争。写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要直截了当一点。要看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写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看，不要局限在学校，要更高一点，纳入大的斗争上，可以写到中央，写到省一级，还可以让省里说上面。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对于出片，迟群很急，催促摄制组定时间：“剧本写作要快，哪怕粗一点，短一点，先搞一个再说，现在群众需要这样的片子。‘五·一’出剧本，‘七·一’能不能拿出片子来？”
　　导演说：“最快也得新年。”
　　迟群退让一步：“我希望明天就能看到你们的片子。文化部是大力支持的，中央很关心，我们是大力支持的，争取‘十·一’出片！”
　　导演拍片一向是快手，很有自信地说：“只要你们‘五·一’出剧本，我们保证‘十·一’出影片！”
　　迟群大喜：“一言为定！”
　　
　　一定要写天安门事件
　　
　　牛皮不是吹的。李文化之所以敢于立军令状，后备充实，摄制组人员齐整，也是原因之一。为了以最强大的力量保证完成任务，厂里竟不惜拆散了已经准备开拍的《万里征途》摄制组，起因就在于摄制组看上了该片导演于洋，要他演一号英雄人物、黄河大学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江涛！
　　《万里征途》是于洋首次当导演，而且班子基本上搭成了，此时被调往《占领》组，自然十分不情愿，便推辞道：“演员都来了，怎么办？”
　　厂领导说：“党委研究了很久，决定拆你一个组可保好几个组。”
　　于洋叫苦不迭，可是，党委决定了，只有服从。当夜，他看了剧本，对江涛这个角色实在是不愿意演，其感觉竟同李文化出奇的一致：“像个活报剧！”第二天，他找到厂领导，很严肃地说：“这个角色我不合适，我不能演！”
　　厂领导也十分严肃地说：“你回去认真考虑三天。”
　　于洋做事一向认真，还真的细细考虑了。第四天头上，他答复厂里：“可以演。但有几个条件要答应我：第一，《万里征途》原是黑白的，你得答应换成彩色的；第二，已找来的演员要合进《占领》组；第三，只要《占领》一停机，《万里征途》就开机拍外景！”
    厂领导一口答应。几乎与于洋就任一号主角的同时，二号英雄人物、老红军、省委副书记赵昕，也定下由胡朋（“文革”前因主演《槐树庄》而被誉为影坛“第一老太太”）主演。对于这个人物，看了化装后的造型，胡朋心里没底，她问于洋：“我尽演农村老太太了，演这个能成吗？”
　　于洋脑筋一转，出了个主意：“你戴个眼镜试试。”果然，人靠衣裳马靠鞍，戴上眼镜之后，“农村老太”还真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了。
　　根据迟群的意见，3月13日，创作组把第一号反面人物韩凌的职务，从校党委副书记提升到省委副书记，跳出了学校范畴。不久，迟群又下达指令：“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创作组对此颇有顾虑，全国就20多个省，容易对号入座，感到片子上映后，将产生不良后果，而当前中央的精神是要求稳定，是否可以改一改？对此，迟群断然拒绝：“还是写省委书记，这是一条原则。”
　　此后，迟群对剧本创作抓得更紧，他授意清华大学政治部门把一些重要材料拿到创作组，突出的一件是把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到某省去解决问题的文件和材料，作为反面材料供创作组参考；3月23日，清华接待组负责人又根据迟群旨意，向创作组介绍从中央到外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情况，点出河北、浙江、福建、云南、江西省委问题，还有河南的一些县、市情况，抛出大量材料作为“创作素材”，这些都在影片中留下了痕迹。
　　3月底，创作组写出初稿，将剧名改成《反击》。迟群看后批示道：“总的感觉曲折性不够，结尾不解气，主要是刮风，反击不够，应体现胜利来之不易”，要求在进一步的剧本修改中，“集中力量写好江涛，写出赵大姐是怎样控制局面的。”对于反面人物韩凌，要求点明他的5大特点：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到后来，剧本的一些台词怎样写，迟群也亲加指点，增加了韩凌问儿子：“基础理论学得怎么样？”以及群众批评韩凌：“说是生病，比上班还忙！”等等一些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台词——强调基础理论学习是周恩来1972年搞教育整顿时大力提倡的；而王洪文在“四届人大”前私赴长沙在毛泽东面前告周恩来的状时，正是用了群众批评韩凌的相同语言！
     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集会，史称“四·五运动”。“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后，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的“两项决议”，即华国锋出任中共第一副主席、总理和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议。从此，邓小平在全国被公开点名批判。王洪文对文艺界一些人士喜极而呼：“你们现在可以放开胆量写文化大革命、写走资派了！”
　　4月中旬，剧本创作进入第四章，在要不要写天安门事件上发生争议，进度卡壳。4月23日，迟群到创作组“释难解疑”：“天安门事件一定要在影片上出现，这是一条原则，因为是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不写天安门事件，就写不清楚。但故事不是在天安门，而在外地。”此后，他还特邀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前来创作组和摄制组，向创作人员交底谈“天安门事件”的 “内幕”。
　  剧本即将完成之际，创作组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在最后“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迟群闻之，大动肝火，严厉斥责道：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
　　4月底，二稿写完，其大概情节是：某省委第一书记韩凌重新出来工作后，要在全省展开整顿，先拿黄河大学的教育问题开刀，得到了校党委副书记乔伯仁和教授薛耀宗的支持，把因实行“开门办学”在黄河大坝工地上劳动的学生招回学校，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试卷考试，遭到了钟大闯等学生领袖的反对。校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省委委员江涛得知此事后，也对教授进行了同一试卷的考试，把薛耀宗等教授弄得狼狈不堪。江涛又把学生带回工地，并在省委副书记赵昕的指导下，同韩凌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公开对抗，先被韩凌挂职下放，继而关进单人牢房。与此同时，支持江涛的老工人、黄河水利厂的革委会副主任老耿以及王坚、赵昕，都被韩凌整了下去。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他们都恢复了职位，韩凌则称病不出。根据赵昕、江涛的部署，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召开“批邓”大会。一伙自称是“拯救四化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韩凌也表态支持。关键时刻，省里出动了民兵镇压了暴乱，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议”，江涛批判了韩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行径，下令开闸放水，滚滚黄河波涛一泻千里，预示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大反击获得全面胜利。
　　5月初，剧本送审两校党委。迟群看后，喜不自胜地说：“‘五·一’那天，我一口气看完本子，爱看。我现在是等着看电影了。”随后，他向两校大批判组下令道：“现在应该准备写评介文章了。”
　　
　　《反击》摄制组在战斗！
　　
　　创作组如约完成了剧本，摄制组也立时积极行动起来。5月7日，《反击》摄制组组织演员到北大、清华体验生活一周。对此，迟群格外注重，做了布置：“要大力支持他们，一定把活动安排好，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组织了两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并增加了一场对刘冰的批判会，“争取把材料搞的更丰富些”。对演员的伙食，除北影对演员的补助外，他又特批每人每天5角的补助。
　　摄制组进驻后，为使演员尽快进入角色。迟群、谢静宜又单独召见一号、二号英雄人物的扮演者，现身说法，表示要透露一些“高级政治生活”，介绍了他们同老干部斗争的“事迹”，包括“考教授”“送黄瓜”等等当年的得意之作……迟群一向主张“干革命就要有棱有角”，为人张扬跋扈。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说起去年在“全面整顿”中七、八、九三个月清华局势怎么困难、他怎么受围攻、他们怎么抗争，真是一身的杀气！反倒是谢静宜，长得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是一张口说起老干部，同样咬牙切齿，言似利箭：“去年七、八、九、十月，我们有机会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宴会，看到许多大官在议论文化大革命，那些人互相握手问候，互相同情，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有牢骚，我们反感透了，这些人坏透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在哪儿！”
    对于《反击》，文化部同样相当重视。5月初，于会泳专门召开部核心小组会议，把《反击》列为重点影片，确定由专管电影的副部长刘庆棠负责抓剧本。《反击》剧本如期完稿后，于会泳又于5月上旬召开了司局长会议，要求：“各部门都要全力以赴”。5月底，文化部指派部评论组（笔名初澜、江天等）组成四人小组进驻北影，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推敲修改剧本”，审看样片，向于会泳反映影片生产进度；二、将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写成一个调查报告，此材料不必经北影厂党委，可直接送交文化部。影片中江涛与韩凌“监狱斗争”一场戏，就是“四人小组”提议增添的。
　　6月初，《反击》内景戏开拍。迟群、谢静宜亲自到摄影棚看拍摄，观看第一批样片，刘庆棠也亲自来摄影棚督阵。迟群对于《反击》真可谓不遗余力，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总共12次提出修改剧本、样片的意见；此外。对摄制组外景地的挑选，他也大加指点：本来摄制组想去南京某大学拍外景，但迟群听说南京大学反对张春桥，就通告摄制组：“南京表现不好，很乱，清查工作也进行不下去，有威胁，可以去广州”。
　　内景戏完成后，外景地也确定下来，主要场景在河南三门峡市拍摄，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一部分的戏要拍。文化部为影片大造声势，出外景前，邀请新华社及北京各报社组成记者团，随组出发进行现场采访。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也赶来拍摄以“《反击》摄制组在战斗”为题的专题节目；影片长度约140分钟，而为介绍《反击》创作过程拍摄的电视片就达50分钟！由于《反击》是中央交办的任务，摄制组到河南出外景时，所到之处，当地党政部门热情接待，住大宾馆，有专人陪，影响巨大。而在此期间，“四人帮”还在其控制的专送中央的内参上，发表了《反击》开拍及解释其重大意义的消息……于会泳在一次会议上感叹道：“最近事情太多，六、七月份忙着抓《反击》《盛大的节日》的定稿，这两部片子，我们是全力以赴当作重点抓的，抓不好，就对不起中央。”
　　可是，摄制组到了外景地，却惹来不少麻烦。《反击》有意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又地处黄河流域，河南省委本来就担着一份儿心，怕人强加附会，岂料想摄制组中两校成员不甘寂寞，到处滋事，影片还未拍完，他们就把剧本抄在大字报上，张贴在郑州的大街上，并把影片的对话、录音到处播放，成心制造混乱……至使河南当地有人大声鼓动：“中央叫我们夺权了，我们还不夺？”使原先就存在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河南局势，出现了混乱。对此，省委十分不满。迟群听了报告，却兴奋了两三天，到处宣讲：“《反击》对走资派来讲，成了洪水猛兽，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呢？越是这样越要搞下去。《反击》还没有出来就起到了‘反击’的作用，就是抓住了这一条。”
　　
　　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

     8月底9月初，《反击》完成全部拍摄工作，进入剪接阶段。9月9日，正当进行配音制作双片程序时，遇上了毛泽东逝世，举国哀痛。即使遇上这样天塌下来的大事，制片工作仍未停止，文化部要求摄制组“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早一天把影片拍完。终于，《反击》在9月中旬杀青。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 “四人帮”不断给华国锋出难题，围绕着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对于“四人帮”来说，“批邓”已不是所急，把华国锋打下去甚至取而代之，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反击》尚未出台，迟群又在动脑筋拍第二部《反击》。9月17日，他向《反击》创作组下达新的任务：“现在更清楚了：按既定方针办，跟走资派斗下去。电影不反映这个反映什么？这次可以搞得更充裕一些，更深一些，把《反击》的缺点弥补过来。”
　　9月18日，清华大学政治部领导人对创作组吹风：“第二部电影要一直写到毛主席去世，对毛主席遗志是继承还是背叛。”创作组感到没有生活，难度很大，上面明确表示：“就是写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既定方针办。”
　　9月20日上午，文化部审看了影片，于会泳大加赞赏：“这部影片的大方向是好的，题材重大，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江涛这个人物塑造得好，走资派写得差了些，对反衬一号人物不力。”
　　9月21日，刘庆棠邀迟群、谢静宜一起审查《反击》双片，三人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决定在国庆节上映，而且先在9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
　　当时，北影已将上送中央的三个拷贝做出来，刘庆棠指令：送钓鱼台的拷贝要经他过目后再送，不允许北影和钓鱼台放映室联系取片，以防泄露。于是，北影于9月29日，将拷贝送到文化部值班室，而中南海则没有送拷贝。当时，江青已经离开了钓鱼台，搬进中南海，文化部为了瞒着华国锋等老干部，反而使江青没得机会看影片。
　　9月23日晚，王洪文看了《反击》，肯定的同时有些顾虑：“反革命事件的镜头太多了。”
　　文化部本拟在国庆节上映《反击》。但是，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胡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部分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而当时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明批邓”转向“暗攻华（国锋）”，“四人帮”不想节外生枝，树敌过多，为此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指示：“能否避免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
     26日，张春桥调看了影片，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反击》不是一般的写文化大革命的影片，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很大作用，要慎重，不要急于‘十·一’上映。上映先停下来，待中央审查后再说，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
　　接到张春桥的指令，当天刘庆棠来到北影，对厂领导以及摄制组主创人员说：“这部影片拍得很好，9月核心组多次审查，认为是部题材重大的好影片，目前拿出来还不成熟。你们该改的就改好，15个拷贝照洗，以后等待适当时机再拿出来。”
　　9月28日晨，文化部值班室通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反击》暂不上映，先撤下来。中影公司9月底就根据文化部指令，拟好了节目影片广告样送审，这一变动，让他们措手不及，因而随即派人拿着广告校样，到文化部询问原因。刘庆棠大打马虎眼说：“《反击》撤下来，原因是首长要看看。你们对外就说，要作些小修改，拷贝可以照常洗。”
　　剧本创作阶段，迟群、谢静宜就催个没完，摄制组花了三个月时间以“大跃进”般的高速度拍摄完成，现在已经印制拷贝了，突然又暂停放映，在厂里、摄制组里引起一些议论。为了了解情况，稳住军心， 9月30日夜，于会泳召见厂领导和主创人员，重新审查了样片，具体了解了那些镜头是在河南拍的。之后，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安慰大家说：“《反击》影片，部核心组已经看过，拍得好，将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到很大作用。部核心组考虑，《反击》暂不上映，不是说片子有什么问题，片子是好的，拷贝照印。以后到了一定时机，再拿出去，看在什么时候放映较能起更大的作用。这部影片中央非常重视，现在有各种谣传，不要听这些，要跟同志们打招呼，不要动摇！”
　　次日国庆佳节，电影局召开了座谈会，于会泳公开表态说：“《反击》大快人心，大方向是好的。”刘庆棠也私下透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首长（指江青）最近几天可能看。看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拿出去！”
　　此时，《反击》的上映与否，已然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原先，河南的一些人得知影片拍成了，欣喜若狂：“这个强烈地震，不但要震全中国，还要震全世界！”还表示：“只要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又听说影片暂不上映，连连打长途询问原因：“你们要知道，《反击》上映了，我们就胜利了；不映了，我们就完蛋了！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
     10月4日，“四人帮”下令登载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正式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当晚，迟群给创作组打气：“现在有很多人看了《反击》害怕，心里没有鬼，为什么怕？说明影片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只要一放映，走资派就有好戏看，不要急，早晚会放映的！”，可是有时他也有不详预感，发些泄气之论：“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
　　迟群果然先知先觉，《反击》未得公映，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主持下，中央“以快打慢”，抓捕了“四人帮”；迟群、谢静宜享受了“中央首长”级待遇，也被同时隔离。10月13日，华山将军率领部下，对文化部实行军管。
　　10月16日，中南海派人到北影取《反击》拷贝时追问：“为什么不给我们送《反击》拷贝？现在中央负责同志都在急等着审查此片。”这一动向显示，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要看影片，《反击》走上断头台的日子不远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反击》就作为第一批点名的阴谋影片遭到批判。

    按照几十年运动的惯例，影片挨批判，主创人员也跑不掉。不过，于洋并没有受到《反击》的任何牵连。演这部影片时，党委赶鸭子上架，逼迫于洋而于洋趁机大提条件的事情，众所周知。在审查时，他把事情经过一说，很快就脱身而出，忙着拍处女作《万里征途》去了。与于洋不同，胡朋虽是演员，却也受到批判，有一种说法是：“胡朋的造型鼻子上架副眼镜，是依照江青的样子，连说话的语气、台词都一样，赵昕就是江青的化身。”关键时刻，于洋出来辟谣，表明“眼镜”发明权归他所有；胡朋自然坚决否认台词语气学江青，李文化在“交代”中更是坚决否认，“只是觉得胡朋合适就选了她”；他还有一条充足的理由：“当时谁敢把江青弄到银幕上去？退一步说就算有胆量，可是，以江青的脾性，她若看不上赵昕的造型，创作人员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批判文章还是言《反击》必言赵昕是江青。今日来看，“赵昕是江青化身”论，实在站不住脚，是以极左的方式批判极左的影片，当时的政治需要使然。
　　与演员不同，作为导演的李文化，在批判《反击》中首当其冲，厂里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全厂开大会，批判影片政治或艺术上的反动，李文化能够认同，他也认为《反击》是“阴谋影片”；可是，涉及具体的事情，就让李文化大感头疼，比如说“《反击》的剧本是‘四人帮’交给你的”，他倒不紧张，很快厂领导就站出来给他澄清了；不过，摄制组里有人揭发他“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攻击周总理”，他的头顿时“嗡”一下蒙了，赶紧竖起耳朵注意听、拿本子记。过了一会儿，李文化的心情平稳了，原来揭发的是在广州拍摄外景时，他“在白云山庄选椅子时，专拣周总理曾坐过的椅子，把韩凌比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事后专案组找李文化核实，他如实相告：“他又没告诉我，这把椅子总理坐过，我哪能知道？”
　　1979年初，李文化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事关《反击》的来龙去脉以及后来所受到的批判情况，向中央申诉。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口的李井泉批了“给予工作”的意见，上送到中央主管评判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胡耀邦手中。胡耀邦圈定“同意”，并指出：“《反击》责任在领导，不要再纠缠个人”。李文化接到这个批示后，泪如泉涌，嚎啕大哭，从此得以解脱，并于当年拍出了反映“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影片《泪痕》，荣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