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苏冠峰

    随着融合度逐渐跃升为体系作战能力的核心支点，实现作战体系的全方位融合已成为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抓手。

    实现各信息系统的融合。信息系统不仅是作战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各作战系统有机连接的公共信息平台，对各作战系统有效运转起着基础支撑作用。实现各信息系统的融合，是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核心工程。必须以推进标准化建设为抓手，重视信息技术的总体设计，通过内部集成、外部渗透等方法，将武器平台、作战要素、作战体系等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使所有信息系统具有统一的数据规范及标准的数据接口，实现各维战场信息的同步互联互通共享，实现作战体系的集约高效运行。

    实现各作战系统的融合。任何一个作战体系都是由与其对应的情报侦察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全维防护系统及综合保障系统等子系统融合而成。实现各作战系统的融合，是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必须对各作战系统进行科学配置与优化组合，构建起作战体系的科学结构链，以科学的结构链规范数据链，以数据链支撑信息链，使各作战系统能够密切协同、紧密结合，互联互动、整体调控，充分发挥出各作战系统的效能，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实现各作战体系的融合。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长期以来，我军军兵种建设条块分割、自成体系，诸军兵种作战体系融合度低、兼容性差。实现诸军兵种间作战体系的融合，是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必须理顺各军兵种相对分立的指挥体制和指挥关系，转变“烟囱”体制，打破部门壁垒，实行纵向衔接、横向一体、无缝互联的体系结构，使诸军兵种作战体系实现指挥机构互联、指挥信息互通及武器装备互操作，具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实现各作战层级的融合。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是一个涵盖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级，具有自适应性的开放复杂体系。实现各层级作战体系的融合，是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以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视野，抓好作战体系建设的整体筹划和路径选择，打破战略、战役、战术级作战体系相对独立、分层建设的体系壁垒，增强作战体系的系统性、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各层级作战体系之间信息的无障碍纵向流通，实现统一、有效的指挥控制和及时、高效的支援保障。

    总之，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须走以融合促提升的发展道路，通过一体化信息系统的链接与黏合，实现作战体系的全方位融合。唯此，才能实现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科学发展，实现体系作战能力的稳步跃升。

 

体系作战能力

　　体系作战能力是信息化转型期面临的系统工程，其紧迫性和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把握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特点规律，坚持理论先导、统筹规划、务实创新、科学求证的思路，是当务之急。　　研究作战体系建设的客观规律　　确立作战体系建设的新理念。体系作战的优势主要表现为：通过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的协同、互补，形成新的作战能力；通过决策信息的高度共享达成决策优势，并转化为行动优势；通过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自适应和自同步，保证整个作战体系在受敌人攻击后仍然保持稳定，避免能力骤降或体系崩溃；通过动态组合具有特定功能的任务共同体，提高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对上述规律的认识是形成新理念的内核，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势，努力实现观念上的“五个转变”：将机械化战争单一军种为主的合同作战转变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将以平台为中心转变为以网络为中心；将单元对抗转变为体系对抗；将重视火力转变为既重视火力更重视信息力和机动力；将重视数量规模转变为重视质量效能，从而为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制定作战体系建设的总目标。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是信息系统，其物质依托是信息技术及其物化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其作用机理是信息力、打击力、机动力、保障力的高度聚合和精确释放；其制胜关键是信息优势的全程获取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其表现形式是要素融合、效能倍增的整体作战能力。概括地讲，体系作战能力的总目标是情报预警、指挥控制、力量运用、综合保障的一体化，最终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因此，体系作战能力建设要围绕“互联、互通、互操作”根本要求，突出抓好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理论法规、体制编制和人才队伍等六大系统的整体建设，从而实现体系作战功能的高度融合，真正发挥体系作战的综合效能。　　确定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新思路。“技术上每进步多少，军事上就落后多少”。纵观联合作战发展的历史，有三个方面应当加以关注：一要打牢以高效能的信息系统为标志的建设基础，这是前提和保证；二要突出破击敌作战体系的“撒手锏”这个重点，这是核心和关键；三要兼顾“双重任务”的时代需要，谋划当前与长远。考虑到上述要求，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思路应当是“打牢基础设施、构建优良环境、突出四种能力”。基础设施是指直接支撑作战体系有效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化信息传输、综合处理、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功能；优良环境是指对作战体系的建设、运用发挥重要作用的外部环境，包括作战理论、法规制度、人才队伍、体制编制和联合训练等；四种能力即预警侦察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综合保障能力。这是指挥体系作战能力的具体体现。　　构建灵敏、快捷、稳定的综合信息系统　　加强统筹协调。搞好综合信息系统的统筹协调，是保证体系作战能力沿着预定方向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军信息网络建设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系统建设依然存在着分别建设、各自为政、各取所需、兼容性差、难以融为一体的突出问题。尤其在横向协调联系上，栅格技术标准和接口不统一，网络结构不合理，互操作能力弱，使军兵种间简单的互通型网络系统，难以向高度融合的互联互通型信息系统跨越。加强顶层设计，必须采取需求工程技术、体系结构技术、效能评估技术、建模仿真技术，对现有格局进行改造。首先，应特别强调体系结构技术和需求工程技术这两项核心支撑技术。同时，制定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建立由高层次管理机构与作战、装备、研发部门相结合的领导小组，形成顶层设计的长效机制。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需求，以体系破击基本战法为主线，运用战争设计工程与仿真模拟手段，坚持改组、重建、保留相结合，清晰描述作战需求、系统发展和装备换代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提出满足不同军兵种作战需求的系统结构和技术标准，使单一军兵种简单互通型信息系统快速升级，转变为高度融合的三军共享信息系统。　　扭住集成建设。《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军队信息化建设技术路线图”提出，对各类信息资源以及支持资源进行系统集成，提高网络“端到端”、“即插即用”、“按需分发”、“柔性重组”的能力。当前，信息系统建设弊端有三：网络系统在可伸缩、可重组、可替代方面与体系作战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作战地域全覆盖、结构功能重组合、设备损坏可替代的要求；信息系统与作战单元之间的接口单一，系统融合度不够，持续宽带动中通、信息对抗能力不足；信息系统与战场传感器、侦察监视系统和武器平台、诸军兵种作战平台之间耦合度低，缺乏有效铰链。因此，必须从物理集成、信息集成和应用集成三个层次入手，整合公共信息平台，通过子系统的功能优化、模块组合和数据铰链，统一系统接口、统一系统管理、统一与数据格式，依靠集成建设解决软件硬件的“异构性”问题。军队现有无线、有线、卫星、移动通信等，应尽可能与地方信息系统兼容，建立军地一体、纵横贯通、多路迂回的三军互联网。此外，还应通过开发数据库技术，整合资源，运用数据链将传感器、指挥中心、武器平台等作战要素融为一体，实现信息分发、指挥控制与武器系统的自动铰链，按照作战需求集成情报侦察、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火力与机动、综合保障等子系统，提高体系作战能力。　　强化安全防护。信息安全应当与体系建设同步考虑，把体系的可靠性、稳定性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着眼点，抓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高端元器件和基础软件研发，加强网络安全、密码安全等防护手段建设，完善安全管理法规和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网络攻击的预警能力。同时，应当看到，加强进攻手段建设对确保系统安全不可忽视，以攻助防能够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为此，可以运用小型化、自适应、猝发等抗干扰技术强的通信装备，选用模块化、通用化、标准化、兼容性好的信息设施，确保系统受损时能迅速替换或重组。同时，不能忽略系统监控、维修和管理，加强电磁频谱管控，防止自扰或互扰。　　打造体系作战所需要的力量体系　　凝聚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力量如何才能拧成一股绳？在全局上，应遵循“自顶向下”的分解原则，而在局部上则应遵循“自底向上”的聚合原则，以体系作战能力为纽带，加速联合作战力量的一体化建设。军种自成体系的训练编组模式应当打破，代之以按区域组建联合训练指挥机构，形成统辖参战军种、适应体系作战要求的网状扁平、纵横一体的训练指挥体制。同时，整合隶属于不同建制的侦察、预警、探测、定位等各类情报侦测力量，全面提高参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与信息共享能力。此外，要加快攻克“瓶颈”的步伐，大力发展联合作战所需的各类信息化主战装备，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含量，使武器系统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作战效能。对各类作战物资、勤务力量和后勤装备也应进行整合，力求构建作战部队与保障机构、保障实体之间的一体化物流配送体系，以直达、快速的精确保障代替逐级、粗放式保障。　　实现武器系统的综合配套。攻防兼备的武器系统，是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基础。它包括：发展集情报、侦察、监视、通信等为一体的指挥系统，提高联合作战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发展通用数据链、高速数据链和专用数据链，提高各作战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发展天基信息感知、导航定位、空间测绘系统，以及关键空间、临近空间的攻防对抗系统，提高太空预警、引导和反制能力；发展水下、空中、陆上的多层次、远距离精确制导兵器，以及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动能武器以及非致命武器，提高精确打击和毁伤能力；有重点地发展电子战、网络战系统，提高电磁空间的对抗能力；发展大型运输机、综合运输补给舰、战场伪装和多功能战场装备抢修等装备保障系统，提高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把握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我军机械化尚未完成，又需向信息化过渡，这个客观现实要求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在联合的层次上，由以前的军种战役军团之间的联合，逐步向多军兵种战术兵团的联合过渡。在联合的空间上，由以前的战役地幅的联合，逐步向更为精确的战术地幅的联合发展。在联合的时间上，由在预定时间内的联合，逐步向即时、随机的方向转变。总之，体系作战能力要由应对小规模低强度体系作战，向应对大规模、高强度体系作战发展。但是，体系能力的形成要注意保持理性，联合作战层次下沉、扩大体系能力形成的规模要控制好幅度，留有余地，不是层次越下沉越好，联合的面越大越好，因为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受制于体制、装备、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不能遍地开花。贪多求快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深化作战指挥体系的调整改革　　立足长远发展，加大改革力度。从目前看，体制编制转型仍是制约作战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指挥体制由于指挥机关摊子大、机构重叠，产生了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现象。领导机关集军政、军令于一身，指挥、管理职能交叉，影响机关效能发挥；战区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本区陆军的指挥机构，还没有形成对其它军种部队的联合指挥机制……这些问题导致了内耗严重，难以保证指挥的时效性和反馈的准确性。体制编制最终决定作战体系的效能，回避矛盾会使我们错失发展良机，不疼不痒的改革也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体系。改革完善体制编制，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按照系统论证、总体设计、分步推进的思路，立足当前需要，着眼长远发展，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体系作战要求的近中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咨询作用，广泛听取部队合理化建议，积极借鉴外军的成功做法，增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科学性。　　围绕系统集成，增强融合能力。我军的作战力量体系经过几次调整改革，各军兵种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现在的问题是军种界限过于分明，作战功能单一；新型军兵种部队数量少，适应体系作战的模块化、小型化、多能化新型编组模式尚未成型。为了适应体系作战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军种融合度，调整军兵种构成比例，适时组建新型作战力量。按照系统集成原则，打破利益壁垒，消除人为界线，在军种之间、兵种之间进行优化组合，使小型化、合成化、多能化的联合作战模块，由按军种职能编组向按作战功能融合转变，作战体系由单元功能融合向要素能量聚合转变。通过体系作战要素的融合，实现体系作战效能的最大值。　　强化作战功能，坚持同步推进。我军传统指挥体系纵向层次较多，是影响战时指挥效能的突出矛盾。如果指挥信息完成一次运转周期，需要经历多层指挥机构的逐级传递、层层过关，那么在快节奏的战场上，就无法实现军兵种和友邻之间横向沟通，削弱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战时体制编制是平时体制编制的延续，调整体制编制要突出作战功能，压缩机关编制，减少层次，合并机构，优化职能，理顺关系。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依托社会力量提供保障的医疗、文体、干休所等非作战单位，及时移交地方，走社会化保障之路。同时调整部队内部结构，处理好平时职能与战时职能之间的关系，按战时职能编组部队，做到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强化体制编制的作战功能。   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促使战争的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交战双方体系作战能力的较量，开始成为决定作战胜负的主导因素，同时也为军队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体系作战能力是战斗力的“聚合点”及“倍增器”。体系作战能力是战斗力发展的高级模式，具有新的质的规定性。它不是对单件武器装备、单个作战单元、单项作战系统作战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体系内各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形成的新质战斗力。这种新的战斗力实际上就是指信息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涌现性功能，即在综合电子信息系统支持下，各构成要素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实现了功能性耦合。由各要素组成的整体具有部分或部分总和所没有的状态、功能，因而呈现出“1+1>2”的效果，使作战能力产生几何级数地跃升。
提高体系作战能力是建设过硬军队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胡锦涛主席提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形态”的重要论断，并向全军发出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号召，为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军事斗争准备指明了方向。我军要在军队建设中全面提高战斗力，履行好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应当深刻认识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切实把提高体系作战能力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着力点。要在抓好要素建设与准备的基础上，尽快向体系作战能力延伸，不断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逐步形成全维战场的联合作战整体优势。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我们不能以农业时代的思维，拿着工业时代的武器，去打信息时代的战争。信息化战争是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信息化思维就是系统思维，就需要我们把战争看成一个复杂性系统，用系统思维去指导体系作战能力建设。
用系统理论指导体系作战能力的总体设计。系统视角下的体系作战优势主要表现为：通过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的协同和互补，形成新的作战能力；通过决策信息的高度共享达成决策优势，并转化为行动优势；通过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自适应和自同步，保证整个作战体系在受敌人攻击后仍然保持稳定、有序。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形成系统理论的内核，以此构成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目标、方法和手段：应突出战场感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综合保障的一体化建设，最终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应通过发挥信息技术的“联通”和“聚合”功能，提高各作战单元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提升体系作战的整体涌现效果；应重点抓好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编制、法规机制和人才队伍等系统的整体建设，从而实现体系作战功能的高度融合。
用综合集成推动信息系统建设。钱学森曾指出：“综合集成是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用综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信息系统建设，应从物理集成、信息集成和应用集成三个层次入手，整合公共信息平台，对各子系统进行功能优化、模块组合和数据交链，统一系统接口与数据格式，依靠集成建设解决软件硬件的“异构性”问题。军队现有无线、有线、卫星、移动等通信手段，应尽可能与地方信息系统兼容，建立军地一体、纵横贯通、多路迂回的三军互联网。此外，还应开发数据库技术，运用数据链将传感器、指挥中心、武器平台等作战要素融为一体，实现信息分发、指挥控制与武器系统的自动交链，提高体系作战能力。
用信息化建设成果促进指挥体制优化。指挥体制是确保体系作战能力有效发挥的关键。我军当前的指挥体制滞后于指挥技术手段的发展，指挥层级多、流程长，机构不够精简、横向沟通性能差，导致体系结构力不强，对抗能力弱，综合效益较低。提高体系作战能力，必须按信息流程优化指挥体制，使“结构链”适应“数据链”，以“数据链”支撑“信息链”，努力实现体系作战能力最大优化。信息流程的主导形式是减少信息流动“递阶”层次，注重信息横向路由，从而确保信息有序、合理、快速流动，实现“横向一体、纵向贯通”。为此，应构建指挥体系扁平网状、指挥机构精干联合、指挥关系明晰顺畅的联合指挥系统；应缩短环形闭合的指挥流程，理顺情报信息、指挥决策、行动控制三类流程，大力提高指挥效力；应在传统指挥方式的基础上，创新与优化目标式决策、互动式计划和任务式协同等基于信息流程的体系作战指挥方式。
用实战需求牵引体系作战能力提高。军事训练是平时军队最重要的军事实践活动，是提高军队体系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训练是生成体系作战能力的决定性环节，应着眼实战需要，依托共享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对各种作战要素、各类作战单元和整个作战体系进行整体训练。此外，还应加强指挥训练，通过技能培训、联合作业、编组训练、多方对抗等多种方式，提高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的联合指挥控制能力；应注重逐级集成训练，将各军兵种、各作战要素、各作战单元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的作战能力，聚合为联合作战的行动能力；应加强综合保障训练，使作战保障、后勤保障、装备保障行动与作战行动紧密融合，共同构建起体系作战能力。同时，还应完善训练评估体系，成立专门评估机构，根据各级目标任务确立评估指标，考核评估信息系统的支撑力和体系作战能力。  体系作战由整体战引申而来。整体战思想并非自今日始，早在机械化战争初期，整体战思想就被军事家所推崇。但过去所说的整体战与今天所说的体系作战有本质区别：传统整体战依托的是“火力＋机动”，物质和能量是基本前提。而今天的体系作战依托的是信息系统，它以信息和决策为主导，通过信息网络把参战诸军兵种的指挥系统和武器平台，连接成一个具有一体化能力的、完整的体系，共享各类战场信息、共同感知战场态势、准确协调战场行动、同步遂行作战任务，从而把信息优势转化为行动优势，由最有效的作战力量、对最高价值的作战目标、释放最具打击效果的巨大能量，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这是过去的整体战所无法企及的。显然，对信息系统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兴领域的认识，应当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是否具有强大的信息系统，决定着能否把不同类型、分散配置的指挥系统与武器平台凝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及该体系能否释放出最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系统是提升体系作战能力的新引擎。

　　恩格斯曾说过：“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最初的产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而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系统，则成为当代科技发展的主导领域。在军事上，当现代信息系统进入作战体系，便颠覆了传统作战体系的面貌，信息系统这个包含着最高技术含量的新载体，使作战出现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

　　信息系统是作战体系的基础支撑

　　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体系主要包括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网电对抗、综合保障等子系统，这一体系涉及的可变因素数量巨大、关系极为复杂。只有靠信息系统才能将各类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它不仅是作战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各系统有机连接的公共信息平台，对各作战系统有效运转起着基础支撑作用。

　　侦察预警系统。这是作战体系的“耳目”。随着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各类侦察预警装备的性能随之提升，表现为探测灵敏度强、距离远、精确度高。当今，高效灵敏的信息系统将分布于陆、海、空、天的多维侦察平台，诸平台统一联接到情报信息处理中心，形成多维分布、功能强大、信息共享的侦察预警系统，实现了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

　　指挥控制系统。指挥与控制决定体系作战的成效。通信、计算机等信息网络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主要依托，它不仅提供文电处理、指令传输，而且也能进行战场态势分析、作战进程控制与辅助作战决策等。新一代指挥控制系统借助现代仿真模拟技术，能够根据参战双方的作战企图、兵力编成与装备性能，模拟作战过程，自动生成作战态势图，逼真显示作战结果，协助指挥员推演作战行动、优选作战方案，为指挥控制提供有力支撑。

　　火力打击系统。作战体系的决定性力量最终表现为精确、强大的火力打击。现代坦克、火炮、战机、导弹、舰艇等火力打击平台，已经普遍采用了计算机火控、数据链通信、雷达制导等高新技术，从而实现了超视距精确打击，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成几何级数增长。此外，信息系统还能够根据预选打击目标的特点和毁伤需求，为不同的武器平台分配打击任务，实时监控打击过程，准确评估毁伤效果，并提出实施第二次毁伤的建议。火力打击行动借助现代信息系统登上了自动化、智能化和精确化的新台阶。

　　网电对抗系统。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自始至终贯穿着激烈的网电对抗。网电对抗是电磁空间和信息网络领域的斗争，不论通信对抗、雷达对抗还是网络攻击，都是以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通过信息网络联接成作战系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电对抗系统开始向卫星对抗、数据链对抗、红外对抗等新的领域扩展，在体系作战日趋复杂的同时，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也更加凸显。

　　综合保障系统。体系作战是一种综合性系统对抗，一刻也离不开包括测绘、气象、后勤、装备等保障要素在内的综合保障。在信息化条件下，各类保障要素凭借信息系统，开始向网络化、精确化、可视化方向发展。测绘、气象保障广泛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技术，形成精确、高效的保障网络；而后勤、装备保障则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视频辅助系统，使自动查询、远程维修、远程医疗等成为现实。

　　信息系统是作战体系联接融合的纽带

　　体系作战与传统作战相比，具有作战空间的多维性、作战力量的多元性、作战行动的整体性、作战指挥的统一性等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对联合的呼唤强烈，也使联合的难度增大。只有通过信息系统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平台以网络的形式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实现联合指挥、联合行动。

　　融合作战信息。信息化建设初期，诸多兵种、不同类型的武器平台，由于指挥系统的信息格式和接口标准不统一，始终也无法形成同步行动的作战能力，这是困扰体系作战能力形成的主因。只有靠强大的信息系统，才能统一各作战要素的信息格式和接口标准，使各种作战信息能够在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精确打击、网电对抗、综合保障各系统，以及配置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武器平台之间有序顺畅传递，从而实现整个作战体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用。

　　链接作战单元。各作战平台与作战单元的一体化行动，依赖于实时的信息和统一的决策。信息系统通过一体化的指挥平台，把隶属于各军兵种的作战单元联接成有机整体，实现指挥机构互联、指挥信息互通、武器装备互操作，使传统的多层次指挥体制转变为扁平化指挥体制，极大地提高了指挥效能与决策效率，推动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由松散向紧密、由协同性联合向一体化联合发展。

　　调度作战力量。科学调度作战力量，是提高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信息系统通过全域覆盖的网络和计算机辅助功能，对各作战系统实施统一管理，并依据作战需求，科学分配、调度各军兵种的力量和资源，使各作战要素按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计划有序、协调地展开行动，从而避免了打乱仗。

　　信息系统是作战体系资源优化的手段

　　体系的功能是由体系的结构决定的，只有将体系中的各分系统进行优化组合，体系结构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体系效能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就需要信息系统依据作战需求，将作战体系各要素科学编组、有序组合，使作战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

　　优化力量配置。联合作战，不同配置地域、不同作战任务的军兵种，由联合作战指挥员按照各模块的职能任务和战术原则统一配编、统一指挥。信息系统早在开战前，就预先集成了各军兵种运行规律和特点等诸多信息，运用信息技术和系统工程原理，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前方和后方、作战和保障、军队和地方等用于作战的资源，进行智能化分析、科学化调用，实现了众多力量的最优组合、按需编配，大大提高了作战资源的利用效率。

　　规范战场秩序。信息化战场上，指挥员对所属作战力量及战局的指挥与控制，是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实现的。在海量信息中，指挥信息的流动方向标志着作战的焦点，流动位置标志着战场重心，信息密度决定着战场的关节。这一切都依赖于信息系统合理、有序地传递、分发、调用战场信息，从而确保了战斗力要素的有序运行和众多武器平台按预定火力计划展开，实现战场秩序的高效管理。

　　实现精确保障。作战保障应根据战场资源消耗和装备损坏状况，确定保障需求、调整保障计划、改变保障态势。信息系统可以实现保障信息的网络化、保障资源的可视化和保障决策的智能化，及时准确地向指控人员及保障对象提供装备物资的存储、分类、标识、位置、质量和运输信息，最大限度地提高保障效能，实现保障的精确化、快捷化和实时化。

　　信息系统是作战体系自我调节的杠杆

　　信息化作战，由于影响战场的因素多、不确定性大、情况瞬息万变，预定作战计划常常与实际作战行动产生矛盾。这个特点要求作战体系必须具备适时、快速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信息系统能够充分运用自身一体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功能，帮助作战体系完成自适应、自协同、自检测和自修复的自我调节任务。

　　自适应。作战体系是否稳定可靠，取决于能否在急剧变化中实现自我适应与平衡。这种平衡表现为，基于信息充分共享的各作战系统、各作战单元和各作战要素，能够实时、全程地了解掌握战场态势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复杂变化，可对各种突然到来和接踵而至的杂乱局面进行自主适应、自行调整和自我纠偏，力争实现对作战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从而确保整个作战体系的高效运行和作战效能的稳定发挥。

　　自协同。信息化作战协同与传统的按计划协同不尽相同，它更多地依赖于作战体系中各单元相互配合的默契程度。这种默契程度越高，对作战效能产生的推动力就越大。在作战体系中，信息流对物质流、能量流具有主导作用，各作战单元通过识别“流向”自动聚合各种力量，通过调整“流量”自动完成战术配合，通过加快“流速”自动形成新的攻击力，战场的协同自主性极大提高。

　　自检测。机械化战争时代，指挥机构与所属部队之间、指挥系统与武器平台之间的指挥联络相对松散，一旦出现联络阻断，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人力进行检测。而以信息系统为支撑的作战体系，将部队和作战平台用信息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的手段，自动反馈和实时检测作战体系连接与运行情况，确保了对作战体系损毁程度的快速发现和预先告知，可靠保证了作战体系运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自修复。在体系对抗中，核心作战单元一旦受损，便可能导致整个作战体系的崩溃。而信息系统能够依托此断彼通、多路迂回的信息网络栅格，及时发现断裂的指挥链条，迅速调整路由，修复受损环节，重新配置作战资源。高效率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大提高了作战体系的抗毁力和生存力。

　　信息系统是作战体系效能发挥的倍增器

　　有人认为，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体系之间的抗争，关键在于研发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大规模武器系统。其实，这还是机械化的建设思路。事实上，体系对抗的本质是依托信息系统增强各子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确保各作战要素都能充分发挥最大效能，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舍此，再强大的武器系统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智能化、快节奏的指挥决策。随着信息化装备器材的迅猛发展，军队信息获取能力陡增，战场透明化不再是愿望。但问题随之而来——冗余信息泛滥、真伪信息并存，指挥决策极易受到干扰，甚至被虚假信息所误导。而信息系统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智能识别、辅助决策等手段，对海量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保证作战体系中的各个作战单元始终得到最急需、最准确、最有用的信息，从而确保指挥员客观判断形势，定下正确决心。

　　无缝衔接的作战行动。体系作战的基本要求，是发现、识别、打击、评估等一系列作战行动紧密联接，不可脱节。信息系统通过优化集成，打破妨碍信息高速流动、实时共享和资源优化的各种壁垒，使得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利用等诸多环节“零时间”耦合，让各个作战平台、各类武器系统实现实时联通，促进作战体系真正达到“如心使臂、如臂使指”的一体化程度。

　　作战体系实现性能互补。作战体系中任何一种作战力量与作战资源在单独使用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只有综合使用时，才能发挥互补作用。但在综合使用时，往往又会出现功能交叉，资源浪费。于是信息系统通过自身的链接作用，科学重组多维战场空间的力量和资源，使得武器装备和控制单元不再是分离式、要素式的，而是以系统化、网络化的形式组合，真正实现作战功能的互补，使分散配置和相距遥远的武器装备、作战要素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世界新军事变革持续发生,我军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探索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前不久，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把握我军建设的实际，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今后一个时期军队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加快中国特色国防与军队建设转型找到了突破口，为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在当前，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战略指导，科学的战略指导来自于对形势做出新的正确判断，并依据新的正确判断调整战略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创新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正确判断国际安全环境，在做出全党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之后，又及时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思想是:军队建设要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解脱出来，以“精兵、合成、高效”为目标，以百万裁军为标志，走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东欧骤变”、“苏联解体”，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湾战争发生，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江泽民同志对军队建设战略指导思想进行了新的调整，提出军队建设的基点由应对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军之路。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进一步加速,军队建设呈现出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质变期。面对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进一步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将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定位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走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复合式发展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来临，世界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新军事变革的方向、趋势日趋清晰化。从世界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信息要素在军事对抗中的核心效应日益显现。同时，我军在改革发展中，经过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已经基本奠定了转型的基础。然而,军队转型毕竟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过程，信息化建设从何处着手？军队转型从何处突破？转型路线图如何勾画？发展路径选在那里？战略指导需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具体回答。胡锦涛主席在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军队全面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后，又适时提出“加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从而，把“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现阶段任务和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具体化了。

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有一句名言，要依据战略重心部署战役，依据战役重心部署战斗。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就是当前军队建设全局的战略重心，各部门、各军兵种部队，应当依据这个战略重心，去部署和安排“战役”、“战斗”。

近30年来，我军建设从走精兵之路，科技强军，质量建军，到体系建设，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连的；是继承中的发展，前进中的创新，顺应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
 

二、体系对抗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特征

一定时代的战争形态，实际是一定时代经济形态在军事领域里的反应；一定时代的作战方式，实际是一定时代生产方式在军事领域的表现。机械化战争与信息化战争，虽然都离不开力量的联合与协同，都实行联合作战。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作为工业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作战平台为中心，以“时间表”来协同参战部队的行动，是一种被组织、程序化协同方式；后者作为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是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联合，参战部队、兵员在共享“战场态势感”中，采取自组织、自适应协同方式。协同方式不同，两者的作战效益有着巨大的差异。与此相联系，机械化战争的作战方式，与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相匹配，是一种线式作战；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则和信息时代的“分众化生产”相适应，是非线式、非对称的作战。从工业时代作战方式到信息时代作战方式的转变，就是基于信息系统的建立。

1982年6月的贝卡谷地空战，以色列的F15A、F16A战机，性能并不比叙利亚装备的米格23战机优越。相反，叙军战机上装备的R-23导弹，比以军的导弹还要先进。如果单机群较量，胜负很难判定。然而，以空军在E2C预警机的指引下，通过数据链接，构建了一个完备的空中作战体系，对只能“单打独斗”的叙利亚空军，实施了“一场绝望的屠杀”，取得了87:0的战绩，初步展现了现代体系对抗的雏形。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因大量使用了当代尖端武器装备，使战场条件、作战手段，以及对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鲜明地展现出来。从“爱国者”对“飞毛腿”的拦截，展示了美军体系对抗的概念内涵。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发射后，美国预警卫星立即探测到目标，并适时将信息传递到澳大利亚的卫星地面站和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中心。计算机系统通过数据运算确定目标弹着点，再经过卫星通信传到利雅得中央司令部前线指挥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指控中心，最后由这两个中心，控制和引导“爱国者”导弹，对“飞毛腿”进行适时拦截。整个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虽然当时的作战效果并不理想，但清晰的预示出了体系对抗的发展前景。

在此之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体系破坏”、“结构破坏”、“瘫痪战略”、“节点打击”等新的作战思想应运而生。近年来，伴随着“网络破袭战”、“网络中心战”等概念的出现，战争理论迅速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军事家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已经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在军事对抗活动中，谁的体系更完善，谁能掌握信息优势，并能在即刻之间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行动优势，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谁能达到体系作战能力的最佳集成，并能有效地破坏和瓦解敌方的作战体系，谁就是战场上的王者。

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看清“山那边的事情”，实现“战场透明”。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反应灵敏的信息系统。与此相关联，新军变革最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指挥控制系统的一次次变革，从海湾战争前的 C3I系统，到海湾战争后的C4I系统，再到“C4ISR系统，C4IKSR系统，整个变化过程，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透过指挥控制系统的变革，可以窥见出体系作战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今后，随着“全球信息栅格”的出现，将是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的又一次深刻革命。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基本特征是体系对抗；建设信息化军队，只能从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着手，从加强各作战单元的综合集成、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来展开。
  

三、基于能力建设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必然选择

“军队建设要以作战需求来牵引。”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理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那时的安全威胁相对单一，军队就是为应对战争而存在。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对手就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对手有什么样的手段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一直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巩固国防、建设军队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当时，各国都能够较为明确的判断出自己的对手和威胁来自何方。因此，以“基于威胁”、“基于事件”，来确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牵引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是“有的放矢”的，是必须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各国建设与发展面临的威胁日趋复杂，不仅传统安全威胁多方位、多样化，而且各种非传统威胁也日益突出。各国基于政治利益和领土安全的单一对抗，逐步转变为基于主权、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和信息等的复杂竞争。进入21世纪，多种安全威胁并存的时代特征越来越突出。由此，军事任务也随之日趋多样化。

威胁来自多方向、多种类，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向、样式和规模变数很多，给判断主要战略方向，造成困难；给集中全力于主要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新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当我们着眼主要战略方向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建设时，战争往往从非主要战略方向发生了。当然，战略指导必须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无重点就无政策。同时还应当看到，战略指导的重要原则，是把握重心，关照全局，掌握临机应变的主动权。

处在多事之秋，面对多种安全威胁，指向性过于确定的建设思路，容易造成经济的巨大浪费和反应举措的被动。在认清时代特征，明确潜在对手的前提下，“基于能力”建设，由于更强调自主性，更注重灵活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的战略选择。

“基于能力”建设，应区分一般军事能力和核心军事能力，我们必须抓住核心军事能力。核心军事能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工业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打击力和机动力；信息时代的核心军事能力，是信息力和结构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主要在于提升我军的信息力，争取信息优势；强化结构力，打造作战体系的稳定性和抗毁性。这既适应了信息时代基于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抓住了我军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短板”。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必然带来战略评估的新变化，带来战斗力评估的新变化。我们分析作战对手的作战能力，不能只看他的飞机性能，坦克性能，航母编队的规模等，更要看他的数据链的性能，作战体系的可靠性、抗毁性。评价部队的建设质量，战斗力标准的外延与内涵，都应当做出新的调整。

比如，如何评价最近美国63.92亿美元对台军售对台军作战能力的影响。我们在关注“爱国者”—3型反导系统等硬装备时，更不可忽视价值仅3.4亿美元的60套MIDS-LVT终端（其中机载35套、舰载25套）。这些终端，已使台军完成了从要素加强到体系构建的质变。利用这些终端，结合此前售台的E-2T型空中预警机，台湾地区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以LINK-16数据链为骨干的 C4IKSR系统，使台军基本能够实现与美军的信息融合，构建起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 从而使台军的体系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四、把综合集成作为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法

钱学森院士曾经指出:“综合集成是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现代军队是由众多的分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推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方法就是综合集成。

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初期，由于体制资金技术条件限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制约等，烟囱式的发展阶段，似乎有着历史必然性。美军截至上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拥有250个财务信息系统，300多个物资管理信息系统，680多个情报系统，以及数以千计的指挥控制系统，200多万台计算机和1万多个局域网。随着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烟囱”的大量存在，造成了体系条块分割，要素重复建设，系统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严重制约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在新军事变革中，美军提出建设“系统的系统”，也就是按照综合集成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推开了体系建设。

从理论上讲，“后发国家”和“后发军队”有前辙之鉴，应该避开“烟囱式”发展阶段，但从实际情况看，避开是困难的，只能使这一发展阶段缩短。“烟囱式”发展阶段，也是信息化的文化培育阶段。假定一个农业社会的人，突然走进信息社会，他会感到事事不可思议。因此，当反思我军信息化建设走过的路程时，应当更多地看到积极的方面。

用综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军事体系建设，重要的是把信息链作为整个军事体系的融合剂，整合平台和系统，构成无缝隙链接的信息化军事体系。这里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

一是综合集成的首要工程是标准化。没有标准化，即不会有现代化，也不会有信息化。标准不统一，即使各个系统能够实现物理链接，也不能互联、互通、互操作，众多的“烟囱”难以拆除。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科学专家李国杰，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说:我们进行信息化的时候，可以回头看一看西方国家电气化的过程。当年，伦敦市的电线密密麻麻，每一条电线归一个公司管。没有统一的电压，也没有统一的频率，互不联通。后来政府介入，从统一“标准”开始，逐步建成一体化的电力系统。所以说，信息化首先是标准化。

二是综合集成的关键工程是蓝图设计。信息化需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部队官兵的积极性和统帅部的积极性。这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设计，分工去做。避免各行其是。通过采用统一的路线图，按照从体系、系统到要素，再从要素、系统到体系的顺序发展，提高效益，减小阻力，防止出现推倒“旧烟囱”，盖起“新烟囱”的情况。

三是综合集成的核心工程是指挥控制系统。指控体系是信息化战场的神经中枢，区分和协调作战力量使用，影响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的及时性。如果指挥系统硬件接口不统一、软件不兼容、功能不衔接等问题，就会影响指控体系的集成度和指控效益。所以，突出抓好指控系统由分散独立向综合集成转变，加速以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的指挥手段一体化建设，实现指挥手段的质变、指挥效能的跃升；突出抓好从分散建设向系统配套建设转变，把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监视、侦察、预警、打击、计算机等分系统，作为一个体系来统筹，实现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突出抓好从偏重常驻地区指挥手段建设向野战化指挥手段建设转变，形成野战与固定结合、有线与无线互联、远中近互通、声音图像数据并用、指挥命令实时下达的一体化指挥体系。

四是综合集成的难点工程是打破利益闭垒。综合集成不单纯是技术的集成，还关联到结构的调整、系统的集成。打破利益闭垒，就是调整和优化结构，变局部利益为整体利益，避免“各打各的算盘”、“相互伸腿”的状况，真正实现建、战、训、管、保的体系集成。

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原有机械化军队的体系结构内，嵌入信息技术的过程，这只能在战术上提高军事效益；后者则是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引下，借助信息融合，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可以从战略上提升效益。改变组织结构，实际上就是对军事体制的改革。信息系统建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才可能最终建成信息化军队，形成最大化的体系作战能力。

五、以体系建设描绘出我军转型的路线图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称之为“战争阻力”。他认为:“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战争有阻力，军事变革、军队改革也有阻力。围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牵引军队转型，是一个不断克服重重阻力的过程。战争中的阻力，多是来自敌方；军队转型中的阻力，往往来自于旧的体系、制度、文化以及自身的习惯势力。克服和避免这些势力的主导，实现军队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能逐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但不能仅凭感性认识，走一步说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只有全局在胸，明确战略目标，在军队转型路线图的指导下积小胜为大胜，才具有真正的积极意义。

路线图就是动态性的战略规划系统，重点是确定核心理论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路线图的两大特性:一是能按照逻辑顺序，规划线路，逐步推进。二是在大方向的指引下，可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线路。

描绘科学可行的路线图,需要遵循中国谋略学中的“最大预期原则，最小阻力原则”。最大预期即战略目标的科学定位；最小阻力即选择一条最容易走近目标的路线。军事变革最难的是体制，是结构。信息系统建设的规律，是尽量减少节点，保障信息流的畅通。我军经过10多年的信息化探索和文化积淀，对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应该很容易形成战略共识。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对人的因素要求更高了。人不是作战体系的附属品，而是作战体系的驾驭者。随着军队信息化的进程，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没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力建设不可能科学推进；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没有基于信息系统的严格训练，就驾驭不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军事变革的关键是变革人，人才建设当务之急。军队转型路线图，既涵盖着技术路线图，包括武器装备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结构调整框架；又包含着指挥体制调整战略、军事训练转型战略和文化与人才建设战略，是统筹国防和部队全面建设的顶层设计。

展望未来，2020年前后，是新军事变革的一个时间节点。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瞄准这个节点筹划自己军队的转型。为此，都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朝哪里转，对未来10到15年的目标必须做出比较清晰的框架描述。二是选择什么道路转，这个过程需要经历几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指导。三是采用什么方法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保障。四是转型过程的资源投入。五是当前工作的切入点定在哪里。学习胡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转型才可能不停留于空谈，变革才可能少走弯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目标已经明确，航道已经开通，新时代的军人应当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