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张鸣上大学 mobi:乌坎视频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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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视频风波

http://www.hebei.com.cn 2012-01-19 09:13 长城网 【字号:大 | 中 | 小】【背景色

  12月17日,乌坎村数千村民在村民大会上举牌抗议村里地土地被村官盗卖。摄影_谭伟山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

  记者_曾向荣实习生张天赦汕尾、广州报道

  “坏了,坏了。”随工作组抵达陆丰的一位广东省处级官员,首先在网上看到了这段视频。

  郑雁雄的一些下属迅速围拢过来,看过后几乎惊慌失措,“怎么会这样,视频被移花接木了。”他们赶紧向郑报告。

  这段时长3分钟的视频,其标题为“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公开讲话”。根据本刊记者的考证,该视频最早于去年12月20日夜间出现在网络上。视频左上角的图标显示,其来自香港有线重点新闻台的一档新闻节目,标题为:“汕尾书记指责乌坎村民向境外媒体申诉”,记者为林建诚。

  视频里,郑雁雄就乌坎事件发表讲话,指责村民向境外媒体表达诉求,又称武警到现场维持秩序花掉很多钱,更慨叹现在为官非常辛苦,因为权力越来越小,但老百姓越来越聪明和难管。

  “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诉求合理,方法不合理,过程失控。”“赔就赔,政府来赔,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郑的这些吸引眼球的话语,迅速在网络上被传播。

  其时,持续了三个月的乌坎事件正进入最紧张时期。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广东省陆丰市(县级市,隶属汕尾市)乌坎村村民两次群体上访,反映村里的土地和选举问题,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村民开始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2011年12月11日,维权代表、村民薛锦波被刑拘两天后的突然死亡,点燃了村民的怒火。

  “我一听就说坏了!这个事情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大大的坏事!我都不用问原因,我就知道政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听到薛锦波的死讯,郑雁雄紧张了。

  担任过广东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雁雄研判,形势很不乐观,再拖下去剑拔弩张,甚至一触即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传说封村堵路、断水断电的谣言高峰期,正好是村民准备为薛锦波抬棺游行的前期,正好是村里面主事者怕我们抓人、仍然继续对抗的时候。”郑雁雄想通过多种渠道和村民对话,打破僵局,创造氛围,释放善意,但苦于没有渠道。“我约他们出来他们不出来,我要进去也进不去。”

  有过在人民日报四年工作经历的郑雁雄,熟悉传播门道。他决定搞一场陆丰乌坎干部群众代表见面会,讲话地点就在陆丰市政府礼堂。

  2011年12月18日,郑雁雄在陆丰市政府礼堂里,不停歇地讲了70分钟。郑认为,自己讲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释放善意的目的。第二天,他这一讲话被制作成光盘,送到部分乌坎村民家里。

  在乌坎村民的电视机前,香港有线资深记者林建诚把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旁边还有英国、美国等境外媒体记者。

  林建诚对本刊记者回忆,“我看了后觉得很不对劲,所以我肯定要报道这个事情。”他借用了村民的光盘,把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剪辑出来做成报道,然后把片子传给公司。

  林的报道经网络转载后,立即成为彼时的热点。这段视频在香港有线官网上,点击率超过了5万。在中国内地,其火爆程度更是远超香港,单凤凰网点击率就高达20多万。

  “我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虽然话是我说的,但是意思不是那个意思。”看过视频的郑雁雄,告诉记者自己有委屈,有愤慨。

  本刊记者辗转获得了长达70分钟的原始视频。在这段原版视频里,郑雁雄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乌坎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看?怎么办?”从时间上看,郑雁雄讲话的核心是介绍乌坎发生了什么事,花了将近40分钟,包括起因、违法行为、死人事件、诉求、堵路等部分。

  在通报之前,郑雁雄还表示,“既然是见面会,大家就有商有量,我说得对的大家可以听,说得不对的,大家可以质疑。”

  本刊记者比较了香港重点新闻台的那三分钟节目,发现后者只是截取了郑讲话中的7个小节,而关于“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这句话,本刊记者结合上下文,郑雁雄所指“境外媒体”,确系他所说的造谣的坏的境外媒体,并非针对全部境外媒体。

  从陆丰市政府礼堂到乌坎村,再到媒体、网络平台,郑雁雄的见面会讲话经过了三重传播。不同传播语境,不同生存环境下的媒介,对此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与方式。

  “我们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把他所有的观点完全地播放出去。”林建诚不认为自己的报道是断章取义,“我们其实也是很客观地把这个事情放给观众自己判断。一些话是他很坦诚地说起来的。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讲那些话,批评境外媒体。而且,我们在报道里也把他做官的心声讲出来。”

  但郑雁雄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转机在2011年12月下旬出现,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着工作组进驻乌坎,做出五项承诺,乌坎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

  暂松了口气的郑雁雄,日前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他在总结乌坎事件的同时,也为视频风波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场景的错位和利益的错位,最后造成了传播的错位。”

  南都周刊×郑雁雄

  经验不能用老办法处理特殊问题

  南都周刊:前几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全会上表扬了你?

  郑雁雄:我记得汪书记在省委全会上说的是,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并说到最近在处理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包括汕尾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是敢做敢当的。有人对我说,汪书记说这个话不是表扬别人,是表扬汕尾干部,我不敢当。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你觉得在乌坎事件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郑雁雄:经验教训有好几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用常规办法去处理特殊问题。

  我们一开始把乌坎事件看成一个常规群体事件,用老办法去处理,但经过调查证明,乌坎事件的诉求大部分是对的,老百姓忍无可忍,此时还用常规办法,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南都周刊:从僵持到协商,转机是怎么出现的?

  郑雁雄:省委省政府的判断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讲:一是村民的主要诉求,看起来大多是合理的;二是既然村民诉求是合理,那原因何在?就是政府有错,要敢于承认,敢于面对;三是既然诉求合理,问题出现在政府身上,那村民的过激行为就可以理解。

  南都周刊:你是市委书记,按照以往惯例,似乎应该是由你带工作组去乌坎?

  郑雁雄:汪书记派朱书记来之前,我跟他请缨过,能不能我带工作组去,省里面派几个人督促我,别让我偷懒就行,解决问题的主体还是我们来。汪书记说,现在看来还是派省工作组进去更好。我马上就说好,我配合,我这个办法可能是70分,您这个办法可能是100分,目前这个事情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就用您这个100分的办法。

  南都周刊:心里会不会有所担心?

  郑雁雄:当然有。起码会担心有人会联想:这下好了,把你撇在一边了。但我觉得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矛盾。虽然我回来还得说服我的部下,我的同僚。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团队还是正确面对了。在后来的配合衔接中做得很好。

  应对不要把事做绝、把路堵死

  南都周刊:12月中旬是乌坎局势最紧张,也是外媒记者最多的时候。有人认为用切断网络这种办法其实最管用,你怎么看?

  郑雁雄:绝对没必要,那会更加激化对抗。整个过程,我们有劝告境外记者不要进村,怕不安全。但他们进去采访都是自由的,村民接受采访也是很自由的。我们当时的信心来自于觉得这个事情迟早可以真相大白、迟早可以解决好,所以没必要用一些太极端的手段。整个过程村民也好,进村的记者也好,通信、上网、境内外的联系都是自由的。包括11月21日那场大型的游行上访,所谓的游行就是在上访的路上走,都秩序井然,我们政府、警察也非常克制,他们自己也很自觉。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可以当经验来总结:就是不要把路堵死,把事做绝,政府不要把路堵死,村民不要把事做绝。保持对话,不要流血、不要暴力。始终有一天,人怕见面,到了有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的时候,事情就好解决了。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平台,比如官方微博,专门用来辟谣、介绍处理的进展?

  郑雁雄:这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判断乌坎村的事情没有外来的利益冲突,没有什么重点的大型项目和他们发生冲突,哪怕碧桂园要征地也还八字没有一撇。不像当年的红海湾事件有个电厂在那里,有外来的矛盾冲突。所以它纯粹是村里面翻旧账,对村干部不信任,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镇最多到县能够处理好的问题。你把它们摆平了就好了。我们对于要不要及时公布信息,要不要建立政府的媒体平台,包括官方微博,我们的重视都不够,这个必须承认。

  11月下旬,事件比较复杂化,我们于18日派出汕尾督导组。12月初,我们建立了媒体应急机制。我们是在12月9日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我亲自去讲的。说明我们有足够的诚意也敢于面对、敢于担当。后来我们还成立了媒体接待站,在党政信息网开了专题,里面放了大量这个事件的资料,任由记者去取。作为我们一个落后市能够做到这几件事也不容易了,也算是想到了,做的水平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一点就是尽可能地把它内部化,不要外化,尽可能地把一条村的事情内部把它处理好,不要把全市的注意力都注意到这上面。我们本地媒体不想报道太多,不会连篇累牍地说这个事。我们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有很多大事在做,比如党代会、侨博会,但是境外不一样,境外的关注热点就是这个事,还指望能够炒出点别的东西出来。而我们偏偏是想把它局部化,这就是价值取向问题。我们认为,不能把我们的大局给搅黄了,我们该办的事情照办,我们更不想村务问题无限升级。后来村民也很自觉,他们自己出来辟谣,贴了很多标语,“拥护共产党、拥护党中央”、“我们只想要土地、要权利,没有别的事”,有些比较负责任的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这样的话他也写出来了。

  讲话打破僵局,释放善意

  南都周刊:就在乌坎刚出现转机时,你因一个境外媒体报道的讲话视频,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郑雁雄:这个没关系。到那个份上,我就注定是风口浪尖上的人了。我要是因那个媒体风波退回来,不再冲在前面,那人家要说,政府是不是不干活了,那很容易误导大众。

  可能有些地方出现群体事件的时候,市委书记不会露面,即使露面,也讲套话,每一句都对,但是没有一句听得进去。

  南都周刊:那次见面会,确定一开始就不带讲话稿去念吗?

  郑雁雄:我认定一个理,我这场谈话是真心话,是有道理的话,是为你好、为大家都好的话,我就放开讲,包括一些骂人的话,当然骂人也不对,尤其是被媒体拿去公开化的时候,这话就更加不对。

  南都周刊:那你的新闻秘书很轻松啊,不用给你准备讲话稿?

  郑雁雄:我在汕尾工作了7年,除了规范的场合是照念之外,其他工作讲话至少有八成以上是根据讲话录音整理的。我和我的干部、我的手下讲话是推心置腹、掏心掏肺地讲,讲完了有关部门才去整理,把那些套话、一定要讲的规范语言加进去,形成一个比较像样的讲话稿。基层干部能接受,能听得明白,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坚持的。

  南都周刊:当听说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你有什么感觉?

  郑雁雄:有委屈、有愤慨。但好歹我在媒体呆过几年,还有点承受力。我在汕尾干了7年,红海湾事件时境外媒体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不太着急,可能比起别人更加淡定一点吧。

  我认为我在为老百姓办事,所以受点委屈无所谓。我这个人超有自信,我认为迟早有一天我能说明白。那段时间接二连三的谣言把我气坏了,一会儿说曾昭亮死了,一会儿说一千多武警冲进村子抓人、火光冲天,一会儿说两个兵团来围村了,一会儿说村里面断水断电饿死人了。我做了一百分的工作,可能给一个谣言就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对那些造谣的媒体是很痛恨的,我生气之余说了一些气话,慢慢地大家就会理解是气话,这些话一听就知道有所指,绝对不可能指所有媒体。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的讲话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职责。打破僵局、释放善意、开始对话这个任务我完成了。那么我这个讲话的功能已经发挥好了,那你再去说这个讲话没水平没关系。

  南都周刊:为什么不立即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全文,公开原始讲话视频呢?

  郑雁雄:网络上也有一篇文章在问我,说汕尾这个书记很笨,官方辟谣不是就得了么,为什么不把全文早点发出来呀。我认为当时我的注意点不是这个,我的注意点是朱书记来了,赶紧把这个局势逆转,从对抗、从闹事转为不对抗、对话,从堵路到拆除路障,从尿不到一壶到可以坐下来面对面说话,从怀疑政府的善意到全面信赖政府来解决问题。12月18日到22日这几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事。工作重心在这方面。

  有个网友给我发信息说,你一定要出来讲这个事,我当时回的信息估计现在还能查到,就是说把村子的事情办好才是我打口水仗的最大本钱。

  南都周刊:如果报道视频讲话的记者站在你的面前,你会责怪他吗?

  郑雁雄:我不会责怪任何人。翻拍的人当时可能对我不理解,还不能全面接受我的话,还以为我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带有一点对立的情绪,一块一块剪,嘲弄一下我。比如说我讲到村民应该怎么看待境外媒体的报道,我讲到好、中、坏三种,讲到坏的那部分我就骂了一句,我讲这样的媒体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那是指那些造谣的媒体,那段时间不是谣言满天飞嘛。我是指那些天天造谣的媒体,不能信它们。用了一句广东、香港的土话“母猪上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老百姓听得明白啊,“哦,他们靠不住,不能信”,就是这个意思。结果这家媒体把前面去掉了,变成说境外媒体都靠不住,我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虽然话是我说的,但不是那个意思。

  我和本地的干部群众说话从不用拿讲稿,也没有顾忌境外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想过这些。我最想说的就是我的干部、老百姓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我的好意,这样我就成功了。事实证明我的初衷已经实现了,因为12月18日之后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事情,这就是省委领导部署的市县两级主官先去打破僵局、创造氛围、释放善意。这三个我完成任务了,那么,我的那次见面讲话就成功了。

  风波场景错位造成传播错位

  南都周刊:讲话里提到境外媒体分好、中、坏三种,能否举例分别有哪些媒体?

  郑雁雄:我觉得还是低调一点,不指名道姓地说谁,不点名。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这次讲话怎么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郑雁雄:简单来说,这个小小的媒体风波是场景的错位,最后造成了传播的错位。我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和谁讲的呢,我是内部关门会议上说的。省委领导要求我们党政主官用各种方式和村民对话,打破僵局、创造氛围、释放善意,把省委的判断释放给村民知道,缓和矛盾,不要对抗。

  但我约他们出来他们不出来,我要进去也进不去。我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我就约了一些村民代表、学生、乌坎籍党员干部100多人,另外还有陆丰干部300多人。我讲话的对象是我自己的干部群众,像自家人那样。有些话在形容上可能不太精准,这必须承认,但我的场景是这样的对象,我说话也就无拘无束了。

  南都周刊:经历这次媒体风波,以后讲话会不会有所顾忌?

  郑雁雄:我要总结的是,公开讲话、向媒体发表言论的时候,这种教训有,以后要改。但是要我跟群众说话、谈话,要顾忌媒体效应,这我打死也不会改。我跟两个人聊天也好,20个人谈心也好,一定是推心置腹的,这是我一贯的风格。我长期就是这种风格,而且得到了不少群众的赞赏,也解决了大量基层问题,我个人为此得意洋洋,打死也不会改。

  但是面对媒体,在公开场合,有可能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我会更加严谨,注意逻辑。

  南都周刊:那你会改变对媒体和网络的态度吗?

  郑雁雄:作为领导干部,要敢于应对媒体,应对网络,要大胆地面对。就算我这次讲话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我还会继续大大方方地面对媒体,包括误解过我的媒体。

  当然,媒体也要讲真实、全面。光真实不够,还要全面,比如我这次讲话,得从三方面了解:第一,你要看到全部的过程;第二,要明白这个场景,我对什么人、什么场合说话;第三,事件发展到那一天,我必须那么说话。从这三个方面来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我的苦心。

  所以,这次是网络危机也好,媒体风波也好,我不算打败仗。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直接去参与打这个口水仗。第一,我想先把事情做好,不要去打口水仗。第二,我也相信迟早有一天,好意、原意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第三是技巧问题。事情没处理好,你又跳出来为自己辩护,可能弄巧成拙,还不如闭嘴。

  南都周刊: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么?

  郑雁雄:就教训来说,如果这个讲话全部公开化面对媒体,确实有不严谨的地方,但只是不严谨,没有原则性的错。比如,我本质上是向村民表白,我并不愿意请武警来,请武警来干什么,还得接待,还得花销。但一波又一波的闹事,我就紧张啊,我怕闹大,闹大了失控怎么办?我不得不请。这个话,了解村内情况的人,听两句就明白我啥意思,现场没有一个人误会。但脱离这个场景,抠字面,很容易错误理解我请武警是要拿钱去买,这个误会就大了。当然怪我没表达完全,责任在我。

  就算是不公开的场合,也还是有问题。我是在特定场景、关门会议上讲的话,按道理就不该录像,那样啥事也没有。但我觉得,如果我这些话,不让村子里几个主事的人听到,释放善意的目的就可能达不到。虽然现场来的100多个乌坎籍的人会传话,但传的是不是我的原意啊?我干脆冒险,把碟送给他们看。但这个碟他们会怎么处理,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也预感到会不会给境外记者拿到。但我当时太急于做这个事,因为形势很不乐观,再拖下去,一旦对抗加剧,那就来不及了。我自己还没审稿,没审就送进去。我怕1个多钟头的讲话,审一天也很正常,审一天就过了12月19日,等到朱书记来,还是那种局面,还没有释放善意,还没有打破僵局,万一上千人游行,那我是一万个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