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文人：凭一张油嘴混财混色的东方朔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01月12日 13:27  新浪读书微博 　　文章摘自《风流去》
　　作者：鲍鹏山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是作者重新修订后的合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从圣贤到文臣、从君子到小人、从英雄到隐士，作者为我们一层层打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高贵或痛苦的灵魂。和那些肤浅的“心得”“感悟”完全不同，决非当今流……[连载内容]
东方朔

　　鲍鹏山说文人之一——东方朔，在皇帝伟大的宫廷中，凭一张油嘴滑稽搞笑，混鲜衣美食、活得明白的“游世者”

　　编辑记——从此篇开始，鲍鹏山接连写了几个由独立人渐渐沦为奴隶甚至奴才的文人：东方朔、司马相如和朱买臣。东方朔是个滑稽的人，但也是一个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的人。在济世者(如孔孟)、傲世者(如嵇康)、隐世者(如陶渊明)、顺世者(如山涛)之外，东方朔代表的，是中国文人另一类人生选择：做一个看透了的游世者。

　　一

　　毛泽东一代英雄。英者，聪明秀出也；雄者，胆力过人也。虽然晚年糊涂，犯下大错，但其文韬武略，果然是震古烁今。他作词，藐视滔滔英雄豪杰，云：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几乎一笔抹了吾华夏数千年英雄好汉。不过，秦皇、唐宗、宋祖，以及那一生杀人无数的成吉思汗(他一生杀人在数百万以上，且多是平民及放下武器的人)，毛泽东怎么对他们嗤之以鼻，我都没意见，唯独对“汉武”—汉武帝刘彻，我倒是有些不同的想法。我读过他一些诗，如《瓠子歌》、《秋风辞》，苍凉幽壮，沉郁顿挫，他不是一个缺少文采的人。当然，这不是我偏爱他的主要原因。我偏爱他，是因为他活泼、好动，生命力旺盛，精神健全，好玩乐。他往往顽皮而至于无状，好意气，又常常不惜血本。更主要的，是他有幽默感。在专制体制中而有幽默感，这需要多么顽强而不屈服的个性。这种幽默，是铁树开出的花，是沙漠幻出的海，是鸟笼暂开的天的一角，是黑屋铁壁漏泄的一线光亮。我们见过“政治上正确”的严肃面孔太多了，我们简直不奢求活命，只求死前能松一口气。我们有时真的是仅仅需要屠夫唇边的一纹笑意，屠刀尖端的一弯柔美的曲线。我们有时真的仅仅希望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语)，用他的幽默，作为我们的临终关怀……

　　假如我们注定做奴隶，并且这奴隶之路还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还看不出这奴隶命运有摆脱的可能，那么，我以为，给刘彻这样的人做奴隶，会比给朱元璋这样的人做奴隶多一些开心。

　　我这样说话完全是奴隶的口吻。我的“思想的历史”写到这里，将要接连写几个由独立人渐渐沦为奴隶甚至奴才的文人：东方朔、司马相如、朱买臣……写奴隶，写奴隶人格，是必须揣摩奴隶心理的。让我以奴隶的口吻开讲吧……

　　汉武帝名刘彻。这“彻”字可有个来头。他母亲生他前，梦见一头猪，所以生下他后，就叫刘彘，彘与彻在古音中一声之转，后来，便改作“彻”，所以，彻就是猪。汉武帝的多欲与大度，倒真和猪的特性相像。他一生干了不少大事，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但他一生又干了不少荒唐事。他个性太丰富，生命力太强大，以至于森严的体制并不能约束他，反倒是他给森严的体制带来了一丝活人的气息。他一生浪漫，好奇、好色、好才。他好奇，是不惜血本，为了大宛城中几十匹上等好马，他前后两次派兵达数十万以上，还有十数万头牛，三四万匹马，万余头骆驼、骡子和驴，时间花了两年多，人死了好几万。他好色，是不论出身贵贱，卫子夫、李夫人都出身低贱，但他都爱得死去活来，直至上穷碧落下黄泉，并且为了她们不惜和上层社会翻脸。他好才，更是不拘一格，且不求全责备。他要立“非常之功”，所以便求“非常之人”，哪怕这样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污点。他不大喜欢规规矩矩的人，他的长子“仁恕温谨”，他就不满意。他喜欢李广那样的奇才，可惜李广老了。他伐南越，要用两千人，庄参说不够，他就把庄参免了，韩千秋说只要两百人就够了，他便马上认为韩千秋有出息。他伐匈奴，派李陵去管辎重，可是李陵却想做前锋，他劝李陵说：“你练的兵都是步兵，能行吗？我又分不出骑兵给你。”李陵说：“我只要五千步兵，就可直捣单于巢穴。”他便马上认为李陵了不起，真的就让他做前锋。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听大话的人，这很像是从高祖刘邦以来的刘家家传。

　　二

　　刘邦爱说大话，就有人给他说大话。他刚即位，下了一道求才诏，宣称要超常规地提升他们，一下子四面八方给他上书自卖自夸的人以千数。这其中有一个滑稽大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叫东方朔，从小死了爹娘，靠兄嫂抚养长大。我十三岁开始读书，只三年，所学的文史知识就足够用了。十五学击剑，十六诵《诗》《书》，一下子读了二十二万言。十九岁学孙(武)吴(起)兵法，熟知行军布阵指挥之法，又读了二十二万言。合起来我东方朔已熟读了四十四万言了……我今年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眼亮如明珠，齿美如编贝。我勇敢像孟贲，敏捷似庆忌，廉洁如鲍叔，诚实赛尾生。像我这样出色的人物，应该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吧。我冒死把这些报告给您。

　　我们可以想象武帝读这封“文辞不逊，高自称誉”的自荐信时的表情。他一定是一边读，一边笑。读完了，他马上就觉得此人了不起，把他留下来，让他在公车令那里等待诏命。每月发给一袋粟，外加二百四十个零花钱。

　　可武帝此时不过才是个十六岁的小青年，贪玩误事，过后他竟把东方朔忘了。东方朔等了很久，还不见任用他的诏书。这样下去可不行。此时与他一同住在公车令处的还有一群也在“待诏”的侏儒，东方朔吓唬他们说，皇上准备把他们这些不能耕田不能打仗的人全杀了。侏儒们吓哭了，东方朔又假装好心地指点他们说：“等皇上车子经过这儿时，你们去向他磕头求情。”过了没多久，武帝的车子从这儿经过，这一班侏儒全都跑到马路中间大哭，磕头如捣蒜。武帝莫名其妙，问：“你们要干什么？”侏儒们说：“东方朔说皇上要杀我们。”武帝知道东方朔诡计多端，把他招来，问他：“你为何要吓唬这些侏儒？”东方朔说：“我东方朔活要说，死也要说。侏儒们身长三尺，每月领一袋粟，二百四十钱；我东方朔身长九尺多，也是每月领一袋粟，二百四十钱。侏儒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我的言论若可用，希望您把我和侏儒区别对待，不可用，您把我罢归得了，不要让我在这儿白吃长安的粮食！”武帝大笑起来，让他待诏金马门，可以接近皇帝了。

　　武帝和几个术数家玩“射覆”，将一种叫“守宫”的虫放在盆下盖住，让他们猜，他们都猜不中。东方朔自夸说：“我曾学习《易经》，我来猜。”他就装模作样地在地上摆蓍草，布下卦阵，嘴里念念有辞：“说它是龙没有角，说它是蛇又有足，善于爬墙能攀壁，不是守宫即蜥蜴。”武帝大叫一声：“好！”拿来十匹丝绸赐给他，又让他猜其它东西，他竟连猜连中，身旁的丝绸越堆越高，却让旁边的另一个人越来越不服气。

　　这人就是很受皇上宠爱的倡优郭舍人。这也是一个滑稽大王。他在旁边看着东方朔连连得手，不禁醋意大发。他说：“东方朔太狂妄了，他只不过是侥幸猜中罢了。请允许我来让东方朔猜。他猜中，我甘愿被捶打一百下，他猜不中，请皇上也赐给我丝绸。”郭舍人把树上的寄生物(大概是干菌之类吧)，覆在盆下。东方朔说：“这是草结成的圆圈圈。”郭舍人说：“我就知道他猜不中。”东方朔说：“生肉为脍，干肉为脯；长在树上是寄生，覆在盆下是圈圈。”皇上就让倡伶们捶打郭舍人，舍人受不了疼痛，大声呼叫，东方朔说：“嘿！嘴上没有毛，喜欢叫嗷嗷，屁股翘得高！”郭舍人不服，又和东方朔斗暗语，舍人问，东方朔答，层出不穷，滔滔不绝，举座大惊。武帝就此让东方朔做了常侍郎，大得爱幸。

　　这就是东方朔接近皇上，走上朝廷的三步曲。
　三

　　上中学时，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知道东方朔，觉得他是一个怪人，竟能认识一种叫“怪哉”的虫，还知道用酒一浇，就化了。后来对他了解多了，才知道，他认识的东西还真多。有一次，建章宫后阁中突然跑出一个怪物，形状像麋鹿。武帝跑去看，问左右大臣，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于是大家就想起东方朔了，把他叫来认。东方朔看了看，说：“我认识。不过，得先请皇上赏赐我美酒好饭，我才说。”武帝说：“可以。”于是大家都等着他，他吃饱喝足，打着饱嗝过来了，却又说：“某某地方有几顷公田、鱼池和薄苇地，望陛下把它赐给我，我才说。”武帝说：“可以。”这样他才开了尊口：“这就是驺牙嘛，这可是个好兆头哩，如果远方有人来归服，驺牙就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相等，排在一起像没有牙一样，所以叫驺牙。”

　　很显然，这是他自己根据这个动物的特点胡诌的，反正别人都不认得。他倒乘机大捞了一笔。也真是运气，一年后，匈奴混邪王带领十万众来降汉，似乎应验了他的胡说，汉武帝又再赏赐他很多钱财。

　　他也喜欢故作怪诞，以引注目。他与武帝之间的谈话，大多都是寓言、卮言、无端崖之辞和谬悠之说，这大概是他的处世之道吧？

　　有一个夏天，武帝赐侍从大臣肉。按照规矩，肉由一个专门的官员以皇帝的名义分赐给大家。可那天大臣们到了宫殿，看见肉在那儿，分肉的官员却迟迟不出来。东方朔等得不耐烦，拔出宝剑，自割一块，掂上就走。那分肉官知道后，奏明皇上，要皇上惩办东方朔不敬之罪。武帝召来东方朔，批评他一顿，东方朔摘了帽子，趴在地下赔不是。武帝知道这家伙滑稽，说：“先生起来，自己骂自己让我听听。”东方朔就站起来，数落自己的不是：

　　东方朔东方朔，做事太仓猝！

　　赐肉不待诏，为何等不及？

　　拔剑割肉固莽撞，倒是更雄壮！

　　割肉不多也不少，廉洁又谦让！

　　带回家去送老婆，爱心没有忘！

　　武帝哈哈大笑：“让你自己骂自己，你反倒夸起自己来了！”武帝知道这家伙又新娶了一位娇妻，就又赐他一石酒、百斤肉，让他带回家讨好去。

　　东方朔给武帝说的庄重之语也有，不过都没有什么效果。武帝要把南山一带的山林、河道、田地圈起来，把老百姓迁走，然后在四周砌上围墙，修一个极大的上林苑，供他玩耍。在那一年(建元三年，前138年)正碰上水灾，黄河决口，山东平原一带的庄稼全都淹了，老百姓饿死很多，后来弄得人吃人了。东方朔就是山东平原厌次(今阳信县)人，武帝不去赈灾，他已经生气了，现在还要修上林苑，他这下可不再跟他说笑话逗他乐了，他要跟他严肃地谈谈了，他先从几个方面分析造上林苑的错误，然后正言厉色地威胁说：

　　以前商朝的纣王建九市宫，诸侯叛变；楚灵王建章华台，人心离散；秦始皇造阿房宫，天下大乱！

　　这果真是“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但他还真是豁出去了！

　　武帝也真是一个滑稽人：他觉得东方朔说得好极了，忠心耿耿，忠心可嘉。于是他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还赐黄金百斤。但那上林苑的工程呢？还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滑稽的东方朔先生这下觉得还有人比他更滑稽。他只有哭笑不得。

　　他给武帝说的“庄重之言”还有一些，如贺武帝杀昭平君(武帝妹妹之子)，请斩馆陶公主(武帝姑母)的面首董偃等等。所以《汉书》说他“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由于他常常“以假当真”，武帝便也装糊涂，“假作真时真亦假”，君臣玩了一辈子的哑谜，彼此心照不宣。最后，把自己玩老了，自顾生命即将结束，滑稽了一辈子的东方朔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武帝说：“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小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很正经的话么。”他觉得奇怪。说了这样“庄重”的话，东方朔就死了。

　　四

　　汉代人物中，东方朔是有特色的。他不能如贾谊、晁错等在政治上深谋远虑，为国家树长画；也不能如董仲舒，在理论上经天纬地，为封建社会奠基础；不能如公孙弘通国家之务，晓天下之事，在行政上左右逢源；更不能如司马迁，总揽人物，包举宇宙，在史学上立丰碑。但武帝时代群星灿烂的天宇中，却似乎少不了他。别人都在干着大事，做着大官(连司马迁都做了中书令)，而他呢—

　　举眼风光长寂寞，

　　满朝官职独蹉跎。

　　《汉书》说他“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嘲)而已”！

　　他也曾上书，阐述农战强国之计，并乘机抱怨自己独独做不了大官，想得到重用。文章写得诙谐放荡，达数万言，但在武帝眼里，他的人格角色已经固定。他当初与侏儒争，与郭舍人争，争来争去，就争得了与他们一样的为皇帝开心“搞笑”的角色！

　　他在历史上是以滑稽传名的，司马迁就把他列入《滑稽列传》，与历代优孟放在一起。班固说他是“滑稽之雄”，以至于后世好事者往往把一些奇谈怪论都附会给他。他让皇帝笑，让后人笑，可他自己却笑不出来。他心冷得很，眼毒得很。别人在那里干事，他没事干，他就在那儿看；别人在那里做官，他没官做，他就坐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用冷心毒眼看，一看几十年，还真是给他看出了问题，看出了思想。我是说他的两篇杰出的赋：《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和一篇四言韵文《诫子》。这三篇文章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分别来看看。

　　《答客难》假设有一个“客”向东方朔问难，然后由东方朔解答。客人问：“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而你东方先生呢？“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何以至今还只做个小小侍郎呢？大概还是品行上有问题吧！

　　我们先得交待一下，汉武帝是一个爱才、识才、爱提拔人才且不拘一格的人。他的丞相公孙弘，就从一介布衣位至卿相的。他手下人才之盛，也是历代君主难以比拟的。在那么爱才识才擢才的武帝身边，却得不到重用，除了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无能，他还能说什么？

　　没想到，这个眼毒心冷的东方朔还真的看出了大问题：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日而语！

　　当苏秦、张仪的时候，周王室崩坏，诸侯不再朝拜，反而争权夺利，以武力相斗，互相并吞为十二个国，相持不下。(在这种时候)得到士人者就强大，失去士人者就灭亡，所以，谈说之人得行其道……

　　现在则不然。圣明的帝王广布德政，天下为之震慑，诸侯也都服从。四海之外都连为一体，国家安全稳定得如同覆过来放置的钵盂，如果有所行动，也易如反掌。(在这种时候)贤才与不肖之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斗)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

　　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原来，人才的地位，取决于社会机制。战国纷争时代，人才往往决定着君主老爷的身家性命，所以，他们不得不尊重人才。而今天下一统，于皇帝言，无人与他争权夺利，无人与他争地争城，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才与不才、贤与不肖。在中国这样只重安定而不重发展的国家，当然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把安定作为首要目标，那么不才的人往往比有才的人更合适，不肖之徒往往比贤人更称职。

　　于人才言，以前有多个雇主，尚有选择的自由，背离一个国君而投奔另一个国君，如同扔掉一双破鞋子。而今却只有了一个雇主—中央政府，除此以外，别无混饭吃的地方。主动权现在转到皇帝手上了，对士人，他—

　　安抚他就能使他安适，劳动他就能使他劳苦；尊用他就是将军，贬低他就是囚虏；提拔他就使他在青云之上，压制他就能让他在深泉之下。使用他，他就是虎，不用他，他就是鼠。

　　[原文：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总之，你要吃饭就得做官，你要做官就得到皇上那儿领乌纱，皇上给你什么乌纱你就吃什么样的饭。饭稀饭稠，全看皇帝老儿给你的官帽的级别。
当然，历代皇帝也不能说就全凭自己的喜怒而不重人才，至少汉武帝就重人才。毕竟封建社会还是“家天下”，天下是他“家”，他也不至于对自己这个“家”完全不负责任。那时代，“产权”还是明晰的。但—

　　天下之大，士民之多，那些竭精谈说，像车轮中的辐条全都指向轴心一样聚集到朝廷的辩士，多到数不过来，即使朝廷想尽全力来募用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衣食俸禄，或者没有足够的位子。要是让苏秦、张仪和我一同生在今天，他们怕是连一个掌管礼乐旧事的小官也做不到，还能像我一样做到常侍郎吗？所以是这样：时代变了，事态也不同了。

　　[原文：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

　　天下之大，人才之多，出路却只有一个。车条很多，但轴心却只有一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水者，相蹂践而死者，当然不可胜数。一元时代来了，文人的悲剧也就开始了！

　　这是多么透彻的洞见？

　　两千多年后，1937年，托洛茨基说了一段大意相同的话：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这段话我是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发现的，读哈耶克时，我一直在想着东方朔；读东方朔时，我也一直在想着哈耶克。

　　五

　　不让人说话是中国的传统。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认为是言论自由把家国弄崩溃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言论的威力可谓大矣！孔子更憎恨“巧言”，把它与“令色”一样，看成是德性的污点。与之相反，他把讷口少言又看成是近于仁德的优点—所谓“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于仁。所以孔子告诫人们不要多说话，要“敏于行而慎于言”(《论语·学而》)，他还规定了说话要看场合，要看时机，还要看脸色—“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我的一个学生写读书笔记，写她看到这几句话后的感慨是：“做人真难！”

　　孟子自己好辩，哓哓不休，口若悬河，但他只准大狗叫，不让小狗叫，他把许行就骂为“南蛮 舌之人”，说他生属南蛮，地处偏远，满口听不懂的方言，叽叽喳喳不停，可恶得如同伯劳鸟在叫。你看，连身处的地方偏僻也成为禁止说话的理由，这倒很像今日，凡北京弄的玩艺，比如办的杂志，均是“国家级”，而其他地方的则全是“地方级”，所以，凡北京人在北京发言，全是最高指示，“地方”的人哪怕是到北京去发言，也是“晋京”、“向首都人民献礼”、“向首都人民汇报”。“首都人民”高兴了，会赏你几下巴掌响，你便会觉得莫大的恩宠。

　　孟子还仅限于骂。孔子做得更绝，他自己周游列国，鼓唇摇舌，并且很讲究语言修辞，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的言论后来果然行得既远且广，不仅让敦厚的古人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而且还让今天头脑冬烘的新儒家拿去拯救世界。但他却用极端的手段—肉体消灭的手段去制止别人说话。他做鲁国摄相，代行宰相职务，只七天，便杀了少正卯。其罪名之一便是少正卯“言伪而辩”、“言谈足以饰邪荧众”(《荀子》)。

　　这些还都是“在僻处自说”(朱熹说庄子语)，而那些凑到君主耳根去说—说(shu#)、谏、奏等等，就可能更危险，更让人胆战心惊。韩非的《说难》，就是说这种冒险行为的。

　　不过，平心而论，那个时代还是谈说之士的黄金时代。张仪被别人打得一身稀烂，昏死过去，还被洒了一身的骚尿，当他被老婆哭醒过来时，张开嘴，用手指着问：“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老婆答：“舌头倒还在。”张仪说：“舌头在，就够了。”(舌在，足矣。)他后来还真的凭这三寸不烂之舌，挣得了自己的福禄富贵，也挣得了他在青史上的名声—不管是美名还是骂名。所以，那个时代，像少正卯、韩非这样的倒霉蛋，有，但少。少正卯碰上孔摄政，韩非子碰上李廷尉，算是大白天见了鬼，嗑瓜子嗑出了虫，属于偶然“事故”，没有必然性。

　　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建立与逐渐巩固，“说难”的时代就真的“来了”。董仲舒谈灾异，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的灾；司马迁惜李陵，倒把自己弄得阉去了根。他们还真的没说过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关键在于他们已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分子，在人家花名册和工资簿上。武帝手下的丞相，除了那个顶善于拍马的公孙弘，有几个善终？公孙弘以后，武帝就连杀了三个丞相。所以当武帝要公孙贺当丞相时，公孙贺趴在地下哭个不休，把头磕得咚咚响，请武帝饶了他。武帝拂袖而去。公孙贺不得已当了丞相，出来时，对人说：“我从今完了。”—后来还真的完了，不光他本人完了，一家都被族灭。

　　有一个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就是东方朔。他自己凭着一张油嘴，在武帝那儿混饭吃、混衣穿，漂亮女人是娶了一个又一个。但他知道，那个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纵横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士”的时代过去了，眼下是“优”的时代，所以他就以“优”的面目立于朝廷之间。他一定是明白了，“士”的“讽谏”已然过时，现在，君主的耳朵只要“优”的“取悦”。他对武帝不大说什么正经话，即便说，也是看准了再说，滑稽着说，半真半假地说，试探着说，以至武帝都以为他常常充事后诸葛，放马后炮，是个大滑头。他更多的是在宫中与武帝“搞笑”，逗皇帝老儿开心。他是一个明白的人，也是一个自视甚高、很有自尊心的人，但他却不敢一本正经义正辞严地和武帝谈政治。他怕，他怕这个时代。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赋体文章，叫《非有先生论》。这个在吴王宫中“默默无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么样的高论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个大字：“谈何容易！”

　　韩非的《说难》，是理智冷静的分析，是对游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游说者指导门径，其目的乃是积极的—增加游说的成功率。而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则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其目的则是消极的—要人们三缄其口。这是东方朔对自己时代的观察。一个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一个是吸取教训，退避三舍，时代不同了！

　　颜师古注释这“何容易”，是“不见(被)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原来，“容易”这个最常用的口语，却有一个如此雅致深奥的含义，“谈何容易”这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感叹词，却有这样一个古老而现代的意义：容易容易，宽容了，话才易说，事才易成，人才易做；不被宽容，这一切哪得容易！

　　能否宽容，不是一两个君主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体制问题。君主个人的道德水准或个性或许会导致他的行为作风的不同，甚至一些明智的君主会有某些“宽容”的表现，但这种“宽容”是由于其对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长远利益的“明智而审慎”的考虑，而不是对宽容本身价值的肯定。宽容是制度的宽容，不宽容也是制度的不宽容。周代(尤其是东周的春秋战国)的宽容，是由于其贵族民主政治，以及后来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的社会多元。秦朝的不宽容则正是由于贵族被消灭，并因天下一统，多元被一元所取代。汉初诸侯林立，先秦的宽容之风又有了回光返照之相，而到武帝与东方朔时代，新的大一统更稳定，一元政治更巩固，“宽容”也就如影遁形了。
东方朔的文章和颜师古的注释让我感触良深，我就在这儿稍微多说两句。我以为，我们不能用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宽容，比如说，宽容有什么价值？宽容的价值不在宽容之外，或宽容的效用，宽容本身即具有绝对不倚不傍的价值，它的价值应该是自足的，不需要论证的。正如穆勒说自由的价值是不需要论证的一样。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不能有这样的有关宽容的信念。我们有过相对宽容的时代，那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乃往往是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的多元社会，而不是在政治统一之下的价值多元与宽容信念。所以，即使在那些看似宽容的时代，我们也没有宽容的价值观，而只是由于我们实际上无法不容忍，我们暂时无法惩治异端，似乎我们宽容了，因此，即使在先秦，也有孔子杀少正卯；在魏晋，有司马昭杀嵇康，并且他们的行为都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价值体系的抵抗和批评。恰恰相反，像孔子杀少正卯甚至还广受推崇，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广泛援例效仿。而一旦进入一元社会，政治统一，社会稳定，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实行不宽容，并且这种不宽容还得到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高度肯定。直到今天，我们众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也从未想到过为形成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做些工作，恰恰相反，他们不断地证明着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中央专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证明着秦始皇式的“统一思想”的正确性和历史合法性。我相信，在中国，在现在，绝对有不少历史学家、史学博士等等的没有读过鲁迅先生那篇有名的谈中国历史的文章—《灯下漫笔》。或者即使读了，凭他们萎缩的精神与浅陋的见识，也未必读得懂，未必能读出其中的深哀巨痛。他们今天的很多高谈阔论，鲁迅早在那篇文章中就予以戳穿。所以，在鲁迅之后，还有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在那里大言不惭，其行为实在如同“鬼打墙”，而他们的文章和高头讲章，也不过是鬼画符。

　　岂止是鲁迅呢。他们连东方朔也没读懂吧！

　　六

　　东方朔的另一篇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是四言韵文形式《诫子篇》。它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处世之道。

　　不论怎么说，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蓬勃活泼、七彩纷呈的时代。那时代真是怪人盈路怪论盈耳。既有像孔子这样颠颠簸簸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心人；也有甘与鸟兽同群的冷了心的长沮、桀溺和楚狂们；更有为季氏聚敛，自以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孔门叛徒冉求，他的行为把孔子气得咻咻不已，接着便号令弟子们鸣鼓而攻之，以清门风。这三种人的人生态度，可以认为是济世、隐世和顺世。另外还有一种可以叫做“傲世”的态度存在，孔老先生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狷者”，便是“傲世”的人。狂和狷都执于一端，或锋芒太露，峣峣易折；或袖手冷笑，皎皎易污。所以仲尼先生以为只有在求中庸而不得，退而求其次时，才“必也狂狷乎”！可见狂和狷乃是中庸之两端，傲世的狷者，总是一副轻蔑嘲弄的神气，总嫌世俗肮脏。那例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洗耳”的许由可算一个，还有那一生都站在野外对着城市谩骂冷笑，等着看笑话的庄子也可算一个。

　　可见，当时，在人生态度这个大问题上，实在是山头林立，“圈子”也不少。光大派就有四个：济世、隐世、顺世和傲世。而这四大派中又可分出许多的小宗派。像济世者就有中庸的济世和不知深浅热情充沛的狂者的济世；傲世者中有冷笑的傲世和不冷笑的傲世，有故作怪诞以撄人心的傲世和平平淡淡不屑一顾的傲世；顺世者中的差别就更大：有无可奈何之顺，所谓顺民，后来变为奴隶甚或奴才；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并从而暴贵之顺；又有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浑水摸鱼终于暴富之顺，这暴贵暴富的人后来往往成为新贵，一扫当初龌龊，气宇轩昂地向欢呼的群众演讲了。

　　总之，那个时代非常热闹。各类人物都不受约束地粉墨登场，且一样能得到喝彩或喝倒彩，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闹得虎虎有生气，蓬勃如夏花之绚烂，真正的令人心旷神怡。直至今天，我们只要打开尘封的历史书页，就能看到他们正满怀激情地对我们说话，且表情生动无比。他们的生命激情竟穿透如此厚重的历史岩层，锐不可挡地使我们心旌摇动。

　　但以上这几类人，都还不能说具备了真正的人生智慧。真正的终极人生智慧，须有圆满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应付各种肉体之欲求；且又拥有对此种生活圆满解释的哲学，以应付各种出自内省的或外来的诘难。这二者都具备，方可以恢恢乎若游刃有余。以上几种人，除了顺世者因顺时者昌之故，代代昌盛，其他几类，愈到后来便愈不景气，只是由于社会还少量需要，才没有收摊子。先看圣人仲尼先生，即便按孟轲先生或司马迁的看法，也是要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且这还太乐观，因为从孔子以后，虽出现了诸如画圣、诗圣、书圣、医圣等等人物，但像孔子这样的思想之圣，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见这种圣人珍贵得很，非提供特殊的天时地利是不能生存的。济世者虽代代不绝，但几乎无得志者，还往往被杀头、被囚禁、被流放，且罪名又往往正是“乱世坏道”。而傲世者就更惨淡了，新贵和旧贵们在那边享乐欢宴，他们既不能坦荡荡地去一同狂饮大嚼，又不能掉头不顾，去觅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却在那里说三道四，吹冷风，煞风景又掉胃口。像嵇康“狂顾顿缨，赴汤蹈火”，“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能像他的山涛朋友那样顺世，又不能像他的阮籍朋友那样缄口，偏要冷嘲热讽地发议论，最后终于惊动并惹恼了那专心致志地蚕食鲸吞曹魏江山社稷的司马昭，被杀了头。李贽也算这一类，他惹恼的不是个别的权贵，他惹恼的是整个社会上依赖吞吃古人牙慧从而营养不良弱小易制的学者和需要这种“学者”的奸诈的统治者，最后也被逼得在狱中夺刀自杀。孙登评嵇康说：“才则具矣，保身之道不足。”傲世者最大的毛病可不就是保身之道不足？但像孙登这样的隐世者，虽然免于杀头也免于流放(他们自己早已自我流放了)，但放弃锦绣粱肉，朱门高楼，去过那种吃竹实住山洞的穴居生活，也不能算智慧。当然，像那些“充隐”或以隐为终南捷径者，就另当别论了。由此，济世者、傲世者、隐世者都可以归入保身和养身之道不足的，当然不能算是智慧。那么，能保身和养身从而官肚肥挺的顺世者是否可算作有人生智慧呢？也不能，因为他们虽则能窥测方向从而苟顺之，永不犯错误，档案上清白如东家处女，但他们是欠缺道德感的，深夜独卧，不免有鬼敲门之虚惊。

　　所以，用人生智慧的标准看，以上“四类分子”都还不够格。他们有的富贵胜达，却缺少精神上的安慰和道德感；有的虽有精神上之道德纯洁感甚或高贵感，实际生活中则又贫贱交加甚或颓唐寥落如“丧家之犬”—这是孔子认可的对自己落魄行状的描述。

　　如果说，济世者除孔子外大致可称为“狂者”，傲世者称“狷者”，隐世者称“隐者”，顺世者称“时者”(这是借孟子的概念)，那么，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这里缺少真正人生智慧的代表者—“智者”。“智者”的理论在大耳朵李聃那里已经有了，可惜的是他不能真正实行，最终还是坐不住，出关去了。由现存的资料看，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智者最先出现在汉朝，在伟大的汉武帝刘彻的富丽堂皇的宫廷中隐居着一个极了不起的天才、颖悟者—这就是东方朔了。他创立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新玩艺：游世。真是石破天惊逗秋雨。此“游”字，是“游刃有余”之“游”，也是“游心太玄”之“游”；是“游于豪门”之“游”，也是“游于山林”之“游”；是“游方闲僧”之“游”，也是纣王“游于酒池肉林”之“游”；可作“云汉游”，也可作“淫冶游”；既可“力争上游”，也可“乐居中游”，“游手好闲”也是此“游”。真是宇宙万有，任我作“逍遥游”。至此，中国人的心脑真是豁然开朗，自由无碍。且看东方朔先生的传世秘诀《诫子》篇：

　　明者处世，莫尚于容，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世不逢……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事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种大智慧真令人五体投地。在武帝那么一个天真浪漫的时代，在那么一帮子天真幼稚热情冲动的人群中(这群人中有司马迁李广李陵，甚至武帝本人)，竟有这么一位睿智的人隐藏其中，真是鹤立鸡群，难怪他只能以滑稽作面具了。后来南北朝时有一位叫孙绰的，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都是从这东方大智囊中探取的智慧。你看，既可尸位素餐，饕餮天下，中饱私囊；又可游手好闲，心地闲雅似神仙；既像国之栋梁，一言九鼎，宰割天下，因而名利双收；又像山中隐士，名节俱全。真是好极了！武帝身边那么多汲汲于有所作为的人都掉了脑袋或栽了跟头，独有他一生锦衣粱肉，美女如云，寿终正寝，不亦宜乎！？自此而后，除非天资极忠厚、极愚钝者外，中国人大都变成两类：顺世和游世。顺世是游世的预科，不先上预科，去其狂狷之气，是不能登堂入室的，顿悟者终究是少数。游世是顺世之绝顶。是顺得久了，看出门道，终于得道而悟，摇身一变，从此随心所欲不逾游规，自由无碍。

　　有人会出来反驳我。说我这种估计不合事实，因为我们见到的还是济世者多，有他们留传下来的作品可证，而又见过几个东方朔这样的游世者—我说，大凡像游世者那样混得得心应手的，往往天衣无缝，来无踪去无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只有不得志的济世者，因有委屈与断肠的牢骚，才会在处处碰壁中，不独自己身心伤痕累累，且也在历史之壁上碰出不少痕迹—这就是他们的诗歌散文了。

　　所以，可以这样说，顺世者无暇也不屑作诗文，游世者已入佳境，物质与心灵同时充实丰盈，不必作诗文。只有不如意的济世者、傲世者或隐世者，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地穷途哀号。至于东方朔也作文，可以这样解释，他前期作品的一些赋啦等等，是“顺世”的预科作业，或入学凭证；至于遗嘱形式的《诫子》，题目就很明显，是给他儿子看的，祖传秘方，本来就对你我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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