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检员绩效考核:鲁迅悟出了“立人”，提出“拿来主义

  

无论在鲁迅的生前还是死后，赞誉、批评和争议总是萦绕在鲁迅的周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鲁迅先生的思想、学识、精神风范，都没有真正成为过去，都在我们今天所承受的精神世界里占着显赫的位置。鲁迅作过一篇《死后》的散文，大意是梦见自己死后依然逃脱不了被苍蝇、蚂蚁等吵闹得不得安宁的情景，他似乎预见了自己的命运。批评过鲁迅的人包括：从建国前的陈铁生、成仿吾、陈源、高长虹、冯乃超、钱杏村、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李长之、苏雪林到建国后的夏志清、蒋梦麟、夏济安、王蒙、严家其、柏杨、李欧梵、千家驹、余英时、韩东、徐江、朱文、葛红兵、张闳、朱大可、王朔……这些名字甚至还可以不厌其烦地继续补充和罗列下去，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绕不开鲁迅这个话题。
　

　读着那些争议文字心里颇为不舒服，因为从这些争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非正常的批评，从中我们看到了文人之间的龌龊、卑鄙和勾心斗角，但是也正是从一次次正常的学术讨论和非正常的争论中，使人逐渐的走近鲁迅、认识鲁迅，辩证地对待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鲁迅对于当代中国的真正意义。
　　然而，近来在网络上读到“作家”顾晓军对鲁迅的批评，却让我倒尽了胃口。他言辞的激烈和无耻，他行文的不合逻辑和捕风捉影的胡编乱造，让我才知道人竟然可以如此的下劣和不要脸，我已经出离愤怒了。顾晓军高举“中国新文学大旗！”，声称“打倒鲁迅！光耀我伟大中华”，但是却在这旗号下对鲁迅极尽污蔑之能事，不惜一切“反鲁、倒鲁、灭鲁”，在网络上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我想，我应该站出来，以正视听，我要告诉大家：鲁迅是不完美的，但他终究是不完美的战士；顾晓军是“伟大”的，但他终究是伟大的苍蝇。
　　“作”家顾晓军
　　

顾晓军在回答网友提问，为什么要在名谓前加缀‘作家’二字时说，因为顾晓军这个名字太一般了，为了区别网上诸如摄影家、检察官。大学生等等才加上去的。顾晓军是否能成为作家尚待商榷，就算我自称大文豪大约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因为随着 网络技术 的发展，稍微认识汉字又对汉字组合有点兴趣且持之不懈的人，在网上发个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我宁愿把作家顾晓军的“作”理解为“秀，做作”的含义。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更象在秀自己，更象在贩卖自己。正是在这场秀之中，顾晓军不知不觉把一个知识人的身份抛之脑后，变成了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人。虽然在网络上会有许多诸如于仲达这样的民间思想家，可是从一接触顾晓军开始，他的形象跟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相距十万八千里的。
　　

在我的心目中真知识分子应该是象左拉一样，面对专制和暴政，为了正义和真理予以积极的抗争，以此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的独立。这种抗争是负责任的反抗而不是胡缠乱扯的打诨，是一种小心谨慎的战斗而不是抡板斧式的乱砍乱杀。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一书所明确指出的：“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对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换而言之，就是要把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除了在自己的 专业 领域做出贡献之外，还要超越自己的职业和专业的限制，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等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
　　以此标准衡量顾晓军可以看到，顾晓军为了出名，为了形成眼球经济，不惜在众多网友面前暴露自己的狂妄和无知（用网络语言就是“脑瘫”的，白痴一个），在名利的面前，他把知识人的操守置之不顾，大踏步地向“作”家的光明大道迈进了。
　　流氓的批评和批评的流氓化
　　

任何时代的时候都要批评。尤其在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下，批评既是对专制的一种嘲讽，更是民主党一直表现，也是促使民主社会向更高阶层进步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批评应是一种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和独立姿态的批评，它区别与吹捧的批评、商贾的批评、拍马的批评及流氓的批评，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理性的自觉和有效的判断。但顾晓军对鲁迅的批评却呈现了流氓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鲁迅所批评的“流氓 才子”的批评家。他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事实真相的抡起板斧就砍掉姿态就像李逵劫法场时代鲁莽和嗜血。有文为证：顾晓军在面对网友的责问：“你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吗？”作了如下的解析：“一、我虽然是写小说的，不是搞鲁迅研究的；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除了学《毛选》，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先生的。因此，我就很难简单地说‘了解’或‘不了解’了。二、其实，我们不需要了解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而需要了解：鲁迅先生，相誖于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顾晓军兜了这么大的圈子无非是说，他不了解鲁迅，也不需要了解鲁迅。真是伟大的“作”家呀！不了解却可以冠冕堂皇地提出“打倒鲁迅”，得出“鲁迅先生，相誖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结论。如此荒天下之大缪的事情也只有顾大作家才可以做得到呀。这好比如说，他没有吃过猪肉，却可以对外宣称，猪肉不好吃，不适合人们 食用 。
　　正因为顾晓军对鲁迅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他敢抡起板斧就砍，还敢做了**还要立牌坊：“真诚地指出鲁迅先生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而骂骂咧咧地维护鲁迅先生的人，恰恰是鲁迅精神叛徒。”这是顾晓军应对网友批评时的反驳。他显然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说的——真诚地指出鲁迅先生的错误。面对顾晓军的打倒鲁迅，我们见不到丝毫的真诚，扑面而来的都是谩骂、诬陷。象鲁迅先生说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者的本领。”
　　那我们来看看顾晓军的文章题目：《鲁迅，与泻药》、《鲁迅，与春药》、《鲁迅是个三儿》、《顾晓军又强奸鲁迅》……不知读者看来有何感想呢？
　　炮轰三“家”村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义论》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等等，做出了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做出的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评价。于是，在我们的中学的课本上，鲁迅这三“家”成了权威的说法。顾晓军倒“鲁”当然的从摘掉鲁迅的这三顶帽子开始。
　　

首先是思想家。顾晓军说，民众，是供作家、文艺家们去爱的，而不是供我们去骂的。一如：民众是供政治家们去服务的，而不是供他们去管的。这里涉及到思想家、文艺家和民众的关系，涉及到思想家的社会责任和启蒙作用的问题。
　　作为“术业有专攻”的思想家，一方面他要热爱民众，但这爱并不是无条件的爱。当民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要蘸革命者的血来做人血馒头时，鲁迅是谈不上爱且是为他所嫉恨的。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史因为在日本留学时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刺激，知道救治中国人的灵魂比救治他们的身体更为重要，所以说他的写作活动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目的，而且这种态度一直贯穿他的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之所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思考这一系列问题所得出来的结果。
　

　　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主旗手，在当时的环境中，更多的只能考虑是“破”而不是顾晓军所说的“立”，况且，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不是不爱，而是大爱的一种表现。正如一个网友的比如：我们骂自己的孩子，决不会骂别人的孩子，并不等于我们不爱自己的孩子。顾晓军却说：“鲁迅先生，是把民众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这样说，很别扭”，并称之为鲁迅先生私塾式教化民众法。
　　

说实话，我看不出别扭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思想家人性的伟大光辉。鲁迅说：“在无穷的远处，有我所关心的人们”，他是自己甘愿沉没在黑暗中的，他亦愿意“肩住了黑暗闸门”把孩子放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假如思想家一味的盲目的爱民众，那么这对思想家而言是一种失职，对民众则是一种放纵，一种悲哀。我们且来看看顾晓军的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的所谓的爱，他写的《乱伦》《又被强奸了》《找只大熊猫操操》《老婆叫人干了后》……光看题目就让人觉得淫秽，再看内容，“贱B     ”、“抗日”等不堪入目的字眼随处可见，而且字里行间找不到顾大作家丝毫的同情心，反而对那些色情描写极尽之能事，津津乐道于其中。所以，拜托，顾大作家，请不要既当**又立牌坊，你的所谓的爱，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是希望从民众哪里攫取更大的利益而已。
　　其次是文学家。顾晓军主要以《孔乙己》为例，称《孔乙己》为一团裹脚布，并归纳出细节、构思、立意的三大败笔。我这里简单点评一下，希望有意的读者可以补充之。
　　

顾晓军说，由“茴香豆”而引出的“回字有四样写法”，则是明显的一种玩弄文字的游戏，这是一个细节败笔。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不单不是败笔，反而是《孔乙己》的亮点之一。鲁迅通过孔乙己沉溺于“茴”字段四种写法突出了他的迂腐，而“我”（酒店伙计）的觉得好笑和不耐烦，懒懒的神态，则是显出了孔乙己是多余的人，既不属于咸亨酒店里的那些短衣帮，也不能进入巨人那样的阶层。造成这一切的是什么呢？这里就显出了鲁迅立意的高明。鲁迅并不是如顾晓军说的把孔乙己的“窃”书成为贼，归结为“好吃懒做”。这里是顾晓军的水平所限出现的误读。孔乙己之所以有如此多悲剧，是因为他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而至死不能醒悟，成了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所以说他的命运既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又是整个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
　　正是通过孔乙己这个形象，鲁迅写出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正证明了鲁迅是向旧社会之黑暗、愚昧宣战的斗士。
　　

最后是革命家。顾晓军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推翻满清、讨袁、打倒北洋。东北抗战、淞泸抗战……都没有鲁迅的份，从而得出结论：鲁迅不是革命家。在顾晓军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参与革命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有意地把革命的含义狭义化了。我暗自庆幸，幸好顾晓军对鲁迅知之甚少，要不他还会象葛红兵一样那鲁迅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说事。
　　

其实我们都知道，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要求每一个人都参与实际行动正如缘木求鱼一样不切实际。刚才在前面已经说过，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他知道医治灵魂比医治身体更迫切，所以他才会甘愿做一头听从使唤的“孺子牛”，把文学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吴中杰在批评葛红兵的苛求时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民族的大义所在，人人应该出力。但是并非人人都要上前线，如果将所有的人都驱上战场，要求大家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那么，全国倒反而会陷入混乱之中，抗日战争也就无法进行了。”把鲁迅称为“革命家”也是从鲁迅在文学上对革命做出的成就而言。
　　

鲁迅思想的实质
　　顾晓军说鲁迅思想的建立，是从他读尼采开始，从中悟出了“立人”，提出“拿来主义”，并说鲁迅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并不是一定要有严格的思想体系才会成为思想家的！世界既需要黑格尔，同样需要蒙田和尼采。对此，顾晓军在2007年代文章中还是不反对的，他称“请鲁迅先生步下神坛”不是真的“步下”或“打倒”，而是一次思想的精神的解放的开始。但是随着反鲁的深入，顾晓军骑虎难下，在2008年的《鲁迅，与春药》中宣称鲁迅没有思想了。
　　真是奇怪！没有思想的鲁迅竟又被顾晓军指责为“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反社会”，并从《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三篇作品去证明。
　　那么，我们可以说，顾晓军在自打自己的嘴巴，鲁迅是有思想的。但是鲁迅思想的实质是反社会吗？我想顾大作家是接触到了鲁迅思想的冰山一角的。不错，鲁迅作品是反社会的，但他反对党是吃人的旧社会，而他反社会的目的不过是建立新的社会，他不愿意人们再象“他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更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姿锥而生活”，而是希望民众有“新的生活，为他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社会”。所以他要树立“立人”的思想，要呼唤精神界定战士，才会为革命摇旗呐喊，为新社会的到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儿”及其他
　　顾晓军把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的原因归为鲁迅偷看了他的日本的弟媳洗澡，并说看到了一篇详细分析的文字。但是怎么详法又没有说，连文字的作者是谁，都没有提及。这种欲说还羞的姿态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让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
　　关于这件事在鲁迅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谜团。但朱正刚出版不久的《一个人的呐喊》的鲁迅传记有详细的描述。第十三章《兄弟失和》中已尽释疑惑，并不是“当哥哥的鲁迅，愚蠢的结果。”这里我不再赘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觅来一览。
　　

至于鲁迅对 中医 ，对京剧，对中国文字的批评，主张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是有当时的特殊背景的，我只想引用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还有鲁迅的“民族魂”不是自己盖的（死人可不会自己盖了），也不是他授意许广平订制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些数字：鲁迅停灵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三天，前来瞻仰遗容的不但有上海的各界人士，还有四十多个外省团体的代表。下葬上海万安公墓时，自动送葬的共有七八千人。不过，顾晓军愿意定制“世界魂”、“人类魂”我们就由他去吧！
　　顾大作家的“大作”
　　

顾晓军认为世界十大文豪之中不应该有鲁迅的一席之地，因为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这些比鲁迅的短篇小说数量多十几二十倍的文豪更应该入选，况且还有他这个“在2005年复出之后，扔在 网络 上的中短篇小说，就要一百多篇。是鲁迅的三、四倍的作家顾晓军呢。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文学上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评十大文豪的时候，我想不单要考虑数量，还有综合考虑到国籍、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的问题吧？要不为什么但丁的作品尚不及鲁迅的多一样当选吗？要不什么安徒生仅仅一本童话集，曹雪芹仅有作品《红楼梦》也能在本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一席之位呢？我想，顾晓军的作品就算再多十倍，以他的水平想在文学史上留一行字也难于登天吧？虽然他现在企图以非文学的形式成名。
　　

网络上顾晓军的小说有四卷，可是打开一看全是不堪入目的题目，大部分与性有关，典型的网络作品。虽然说，食色，性也。男人都是好色的，可是如顾晓军如此大规模地意淫不禁让我瞠目结舌。顾晓军是标榜关注底层生活和小人物的，虽然他描写的是底层人物（如妓女、流浪汉、农民等）的生活，但是仔细阅读，他的作品缺少文学的因素，只是简单的故事情节或者某些调侃文字的堆砌。他采取的写作模式正是李建军所批评的“消极性“写作——一是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二是缺乏美好的道德观和丰富的诗意感。顾晓军的第二种趋势尤其明显，他对那些丑恶现象的把玩不厌其烦，不但没有道德的反省，反而有沉溺其中的倾向。象李建军所说，这种消极性写作，“追求一种消极的快乐体验：咂摸着颓废的滋味，陶醉于残忍的想象，满足于无聊的调侃。它靠大胆的粗俗和浅薄的机智来吸引读者，这样，它带给读者的就不是美感，不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让人习焉不察的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
　
　　

结语
　　面对顾晓军流氓式的批评（他也自诩为老流氓。老愤青、老牌痞子作家），或许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正确对待鲁迅的问题，而是在网络时代如何保证把网络上的批评学理化，而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谩骂，一种人身攻击。这是促使网络批评 健康 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使网络向传统和现实接轨的契机。
　　最后，用郁达夫的《怀鲁迅》的一段话结束：“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仅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