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怎么吃最好:广州阿拉伯商人及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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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阿拉伯商人及其宗教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3-08 22:50:16

 

  早在西汉武帝时,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友好往来,那时汉人称其为“条支”。条支的夷人曾多次来到汉朝皇宫献艺,据说流传于中国的“用绳自绑自解”和“口中吐火”等魔术节目,就是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入的。在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船只经常航行到幼发拉底河的西拉甫港及波斯湾诸港埠,这些地方的船只也经常航行到中国,从而拉开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海上交通的序幕。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通过海路的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其中,广州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本文试图通过对广州的交通条件、阿拉伯商人的经济宗教活动的考察和对几个问题的分析,勾勒出广州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状况及其特点,以祈教于方家。

 

  ()   7世纪后半期起,唐、吐蕃、突骑施与大食之间,在西域屡次发生错综复杂之冲突。唐朝廷为了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西北边防,通过安西四镇控制中亚地区,这种统治在开元时期声威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大食东进的势力也逼近中亚地区,中亚各国纷纷遣使上书求助于唐朝政府,而唐军队正在反击吐蕃的进攻,顾不上中亚诸国,石国事务的处理失策,更是将中亚推向了大食的怀抱,大食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唐王朝政府无法容忍的。据《资治通鉴》卷2l1记载,715(开元三年)717(开元五年)唐军队就曾两次和大食军队兵戎相见,幷最终于751(天宝十年),唐朝军队和大食军队在怛逻斯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唐军因葛逻禄临阵背叛而溃败,大批唐军人员被俘大食。几次冲突虽然不足以说明双方的敌对和相互封闭,但是双方在西域陆路的遣使和通商必定大受影响,相互之间的文化互动影响也必将减弱。怛逻斯战役之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开始削弱,吐蕃乘机据有陇石、河西,790791年吐蕃攻占北廷西州后,大食商人来往中国的西域陆道基本被阻截,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白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数十年后,才“自海道各遣归国”。

  相比较而言,唐时广州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来华和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更为引人注目些。吐蕃、回纥等民族占领西域,西域的道路不再如以前一样畅通无阻,因而阿拉伯商人从中唐后多改循海道来华。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重心自东晋开始大规模南移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北方,南方的都市不仅成为了国内贸易中心,有的还成为了国际贸易的商港。大食国崛起,阿拉伯半岛归于统一后,它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急需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因此利用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不断通过中转贸易,大大发展了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联系,幷形成了唐王朝境内的四大国际港,即:广州、交州、扬州、泉州,其中广州港在这四大港中居于首位。

  《新唐书?地理志》记述唐朝的对外交通有陆路五条、海路两条。在两条海路中,以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最为重要和详细,此路从广州起航,向南行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岸,再南下越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外,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由此东南通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至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全程需时三个月的航线;如果换乘小船,沿幼发拉底河溯流而上,还可以到达现在的巴格达。这条南海贸易路线,对于促进我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互相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来的阿拉伯海船通常多在交州、广州一带靠岸,也有至福州、泉州,或北上扬州的,而交通颇盛,船舶聚众者,首推珠江畔之广州,各国蕃舶云集广州,人云“舶交海中,不知其数”。因而市舶之制始于广州,就成了常理之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 “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在广州没置市舶使,号管南海贸易,这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堪称是划时代的创举。由于管理得法,关税合理,又给外商以种种优惠和保护,大食、波斯、南洋诸国的商舶纷至沓来,汇集广州。连当时来华的外国僧人和向西方求法的中国僧人,多附商舶从广州往返。阿拉伯商人伊本?瓦哈卜也于公元870年从巴士拉乘船抵广州。唐代僧人鉴真记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来自波斯湾的船只,多者“不知其数,幷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大石囤、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据统计,唐时广州每日有外舶十一只入港,按张星烺的考证,广州港一年有八十万人进出,参加贸易活动,由此可见广州之繁荣景象,是其他几个港口城市无法相比的。当时从外国输入广州的主要商品是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等名贵珍品,而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金银、铜钱。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纳税十分之三。珍贵的物品要由政府收买专卖,名日“收市”或“榷”。光是由政府收买专卖的收入,就等于广州两税的收入,“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广州的关税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苏莱曼说: “广府尽管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我估计,纳入国库的钱每天可达五万迪纳尔。”当时所谓的“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南海以宝产畜天下”,“南海郡兼水陆,瑰宝山积”,“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以及“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等形容南海贸易兴盛之语,在新旧《唐书》中随处可见,这都足以说明广州当时是海外各国进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在苏莱曼和和马苏迪关于黄巢屠广州城的记载中,都是把伊斯兰教徒列于被害之外来教徒之首,则当日广州之伊斯兰教趋于极盛由此可知也。来华之阿拉伯商人,其目的固在通商,惟有反复往返各地,以货易货,方得以有利可图,故彼等多愿往来各地之间。但是,季风气候的原因和商业贸易管理的原因,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较长时间滞溜广州,于是他们在广州侨居,开店列肆,逐渐形成了外侨聚居区——蕃坊。相传唐代广州的“蕃坊”在最盛时有外商13万之多。现今的“玛瑙巷”“大纸()巷”“普宁巷(旧称‘普宜人巷’)”等都是当年“蕃坊”的遗迹。直至今天,这里仍然是广州市回民的聚居地。

  泉州东南濒临大海,海阔港深,也是外商舶船云集之港口。不过祗是到了晚唐,泉州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才日渐重要,遂与广州、交州、扬州幷称为东南四大海上贸易港,幷在元代取代广州而成为第一大港。交州、扬州、杭州、福州等地虽然也是有着适宜于海运的优势条件,但是在当时还不能和广州港相抗衡。

 

  ()   阿拉伯商人在唐代广州的活动频繁,这在中外文献中都是明文记载的。 《旧唐书》卷十《肃宗记》云: “干元元年(785)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此处所云大食波斯,都是信仰伊斯兰教之国度,其寄居广州之兵众,亦当信仰此教,其势力足以逼走刺史,可见其力量之壮大。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 “()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住,贱集其珍,钧一不取,时称絮廉,专以清净治。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挺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阖郡肃壹,无敢犯。”此处之蕃獠舶商,大多数则是阿拉伯人,他们在广州生活,与华人通婚,购置田产,俨然已融入广州的地方社会,由此,广州之阿拉伯人必不在少数。阿拉伯文献的记载则见于苏莱曼的叙述: “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吏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

  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早期主要的是商业的行为,他们远涉重洋,就是为了追逐海外的商业的利益,这在史料的记载中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因为市舶之利,也对海上贸易大力扶持与鼓励,幷锐意经营,大力招徕。唐文宗大和八年(834)还特别诏令保护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外商,谕旨同: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联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除舶脚、收市(先买宫廷所需蕃货)、进奉(入贡)外,任其来往通流,白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唐朝政府对远航来华的诸蕃商胡所采取的友好容纳态度,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繁盛与发达。阿拉伯、波斯之海舶,乃自波斯湾大量涌至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扬州诸城市遂成为商贾涌流、万客云集之通商大埠。而“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唐人王虔休日:“波斯、石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位于恒烽。……除贡进备物之外,幷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

  从前引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史料中的记载多是描述当时广州外贸的繁荣,以及阿拉伯商人在这些商业活动中的活跃身影,而较少着力于他们的宗教活动或传教活动。

  当然,阿拉伯商人在商业活动和朝贡贸易的同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宗教活动。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地区几乎全部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教的宗教礼仪,伴随着每一个信徒日常生活的始终。所以,其商人的来华,自然又会把这些宗教的生活习俗带入到他们在华的聚居区。

  大食人来华“互市”,或与华人杂居,但多数往往是自成聚落,居有定所,“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连城,以长子孙”我们的汉文史料中称其为“蕃坊”。最初夷商来到广州,是和华人杂居,但是因为夷商的一些做法干预到了唐朝政府对广州地区社会的统治,所以为了不扰华俗,政府明令夷夏之分, “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扰之,则相挺为乱。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阖郡肃壹,无敢犯。”唐时,蕃坊内设有“都蕃长”,由唐朝政府任命大食人中“最有德望者”一、二人居之。苏莱曼述曰: “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吏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幷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幷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按照《唐律疏议》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相犯者,须同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可见唐朝政府在蕃坊之“授权”穆斯林,既是遵照法律行使管理,同时有是为了使远来贸易之阿拉伯人依本俗对待,而不至于因中国地方政府之不公导致不敢来华或居华。这里之“授权”,幷不能如某些学者样理解为蕃坊享有“治外法权”,因为蕃坊的管理不但要遵守唐朝政府的法律政令,而且都蕃长也必须是由唐政府批准委任幷在其领导下行使权利和义务,即“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蕃坊之内不仪没有完全的政治管理权,就是经济管理权也是受到约束的,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活动,需在市舶使的监管下进行,“收市”之后方得以自由进行贸易,而所抽的税率也是由中国政府制定,甚至还需要交纳人头税以保全自己的财产。所以早期蕃坊之存在,很大程度上祗是给来华之商人提供一停留场所,幷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让他们在都蕃长的领导下于此地进行宗教活动。蕃坊成为了唐代在华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蕃坊里的阿拉伯商人中间流播,而没有在当地的周围社区中广泛传播开来。所以,早期虽有许多的伊斯兰教徒移住中国,但没有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其后之阿拉伯波斯文献亦不载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之事。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小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而皈依伊斯兰教,但这毕竟不足以构成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态势,也不足以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会昌灭佛,三夷教之所以与佛教同遭禁断,乃是因为有中国人信仰之(“诳惑黎元”)幷形成了一种宗教流派,而业已输入中国之伊斯兰教得以独免法难,想必正是因为其宗教信仰与中国人无涉。这亦可以反证早期伊斯兰教在中国流播之情形。

  广州何时始有伊斯兰教的寺、塔,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唐时是否已经有寺、塔了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关于怀圣寺、塔的最早史籍记载,见于郭祥正游广州越王台的记载: “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睃百世无倾催。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此处之“翠塔”位于番坊,其形似笔,无疑与岳珂所记“望之如银笔”的“萃堵波”乃同一物,即广州怀圣塔。所谓“萃堵波”,乃是指佛教中的佛塔,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多误以伊斯兰教为佛教。郭祥正不仅在越王台一睹了怀圣塔的雄姿,还与蒋之奇等人同登了怀圣塔,极日远眺广州城景:“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拔地无层限,登宵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横空。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视笔添清逸,凭栏说困蒙。更当高万丈,吾欲跨冥鸿。”关于番寺、番塔的建造年代,最早的记载是南宋方信儒所着的《南海百咏》(1206): “番塔,始于唐时,日怀圣塔,轮园直上,凡十有六丈五尺,绝无等级,其倾标一金鶏,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元郭嘉《重建怀圣寺记》也载: “……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嵘然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讫今。”明《殊域周知录》:“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困直上,凡十有六丈五尺,日于此礼拜祖。”清《羊城古钞》: “怀圣寺在广州府城西二里,唐时番人所创,建番塔,轮困凡十有六丈五尺, 呼为光塔。……其圆形,轮囫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无檐阑,无层级,顶上旧有金鶏,随风南北。”《广东丛书》载: “怀圣寺位于广州府城内,建于唐朝,系夷人所创。塔高135步,可循螺旋梯直达塔顶。”这几条材料都言明在唐时已经有番塔、番寺的存在了。此外,还有学者从建筑学的角度也论证了怀圣寺和光塔的确是建于唐代。怀圣寺的建立,毫无疑问是为宗教服务,为穆斯林进行礼拜提供一集中之场所。但是塔的功能究竟如何,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很多学者按照目前的礼拜寺之结构推断,怀圣寺、塔是统一整体,塔是用来呼唤教徒之用。也有些学者认为塔是商业航行之灯塔功能,甚至还有些学者糅合两种观点,主张塔之双功能。但是在唐朝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塔理解成祈风塔,坐标塔似更合情理些。阿拉伯商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海上贸易,他们为了海上交通的畅通,是会举行一些祈风的仪式,以求得旅途的平安。“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呼号,以祈风信”,“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等都可以佐证之。 《南海甘焦蒲氏家谱》载日: “时叔祖玛哈咮、玛哈嗅二公侣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往来”,此处所言光塔为其叔祖所筑是否真实,我们暂不讨论,但是其所述“昼则悬旗,仅则举火”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昼悬旗,夜举火”表明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都有相应的明显标志供远航人识别,这给航在海上的商舶安全航行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如若塔是宗教之用,则何必昼夜有所分别呢?由此塔之商业用途可见一般。

 

  ()  在考察唐代广州的伊斯兰教流播时,有几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重视的。

  一个是如何看待关于宛葛素来华传教的诸多说法。关于伊斯兰教之传入中国,曾存在过种种传说,流传较普遍者,认为第一个入华传教的穆斯林名叫旺各师(有译为宛葛思、斡慕思、斡歌士)。《明史》载: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清金天柱也承其说,日:“开皇七年,圣命其臣赛一德斡歌士等,赍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首建怀圣寺,以示天下。”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隋文帝杨坚使用“开皇”年号是在公元581600年间,当时伊斯兰教尚未传播,而穆罕默德也年仅十一岁至三十岁间。明人何乔远则载: “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此处未明言传教于广州是何人:清代回族学者刘三杰所撰《回回原来》记述的有关传闻为唐贞观二年 (628);另一位回族学者蓝煦则说旺各师是“西方至圣之母舅也,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六年(632),行抵长安”。此外,英国人莫尔干(FDMorgan)在《凤凰》(The Phoenix)杂志1872年三月号发表的一份资料译文中,也提到穆罕默德之母舅依宾哈姆撒等人在唐贞观六年率众“携《可兰经》来至中国”。上述记载在时间上虽存在不少疑问,但似乎是确有其人,而且是早期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传播者之一,迄今在广州流花桥畔还有他的坟墓,在阿拉伯国家的史料中,也记载着有关此人的颇似的传闻,其全名为赛尔德?伊本?宛葛斯(Saad Ibn wakkas)。但最不可信的是时间问题,一般都说的过早。 《重建怀圣寺记》中则是另一种记载: “此吾西天大圣僻奄八而马合麻也。其石室尚存,修事岁严。至者,其弟子撒哈八,以师命来东。”僻奄八而即Paig hambar,马合麻即Muhammad,撒哈八即Sahabah。“撒哈八”本为马合麻从者之称,其意为友人或侣伴,非一专名,此则视为一专名。依《诗记》所言,伊斯兰之入中国远在马合麻时,而马合麻曾派撒哈八东来。《羊城古钞》卷3“回回坟”条曰: “旧志:唐开海舶,曲域回教默德那国王谟罕蓦德遣其母舅番僧苏哈白赛水中土贸易,建光塔及怀圣寺。寺、塔告成,寻殁,遂葬于此。”其母舅又成了另外一人。类似的记载,还可以找出一些,但似乎都缺乏可靠性和合理性。

  宛葛素其人是否存在,学者们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此人存在,但他祗是穆圣的早期追随者,幷不一定和穆圣有亲属关系;有人认为此人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穆罕默德的母舅,但是他幷没有到过中国。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此人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更不存在他来过中国的问题了。其实,宛葛素存不存在也许幷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既然民间有这种传说一直流传下来,那么传说的背后则暗示着,在当时的广州社会,的的确确是有一批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了广州,他们在贸易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己的宗教活动,他们这些人就构成了广州伊斯兰教传播的先驱。人们为了给广州的伊斯兰教传播赋予更多的宗教神秘色彩,就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或者是实有其人,或祗是从千千万万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中虚拟出的一个先贤,不管怎样,从此宗教的传播就有了一个源头,一个完整的宗教传播史就形成了。所以,在广州出现先贤古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本世纪初,英国学者布鲁姆霍尔在《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提到:“最后,我们仍然要问:‘谁是这位先祖?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都没有答案,问题可能就如此继续存在下去。”或许这位先祖是谁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唐朝时期的广州,已经是有了伊斯兰文化的传入,尽管这种文化的影响还不足以对当时的广州地方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再一个是黄巢攻入广州城后到底杀了多少外国人、异教人,这一血腥事件对伊斯兰教在广州的传播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据阿布?赛义德记载,公元878年黄巢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上引的阿布?赛义德记载之后,他还说:“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课税的缘故。”也就是说,他是按中国政府对外国商人课税的方式为依据,来推测这些外国人的数目,数字相对来说应该是准确的,但是他得出来的数字应该是广州全部的外国人的数字,而不应是被屠杀的外国人的数字。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作者原本记述的是当时广州的外国人有十二万之多,在黄巢屠城之时,其中一部分被杀害,而在翻译成中文时被扭曲成了被杀的有十二万人,另一种可能就是作者本身就是假设广州的全城居民被杀害,那么这全部的十二万外国人当然不能幸免。但我们遍查中国史书的记载,幷未发现黄巢军屠尽广州居民的事情,所以,所谓的杀了十二万外国人是不可信的。

  马苏迪对黄巢攻占广州则是作了如下的描述:“因此,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袄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他将该城紧紧围住。在遭到国王军队的袭击时,他把这支军队击溃了,掳掠了些女子。后来,他率领的士兵比任何时候更为众多,用武力强夺该城幷屠杀了该城众多的居民。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袄教徒共达20万人”这里,马苏迪说的是在逃亡中死于兵器和水难的有20万,而阿布?赛义德却是指屠杀了12万人,两者在死亡的原因和人数上都有出入。

  关于黄巢屠城的详细记载就是这两条,不管是被屠杀的外国人12万还是20万,笔者认为都是一个被讹传或被极度夸大的数字。据考,在此期间,广州属南海郡领,而元和间“户七万四千九十九”。当时广州一地就有十二万外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阿拉伯商人,他们出于一种宗教的热诚和自豪,对广州的伊斯兰教传播作一番夸张的描述,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伯希和就曾指出:“中国古迹上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铭文,有很多显然是因宗教的自豪感而捏造的。”尽管两条材料幷不完全可信,但是至少说明当时广州的外国人人数之多,而且这些外国人叶,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

  唐末广州经此战乱,原有的蕃客或罹难于战火,或被迫逃离,直接的后果就是广州蕃客人数急剧下降,而另一长期的后果是,黄巢陷广州城后,大肆砍伐桑树,使中国的丝绸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因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丝绸出口大为减少,没有了货源,他们当然不愿再来广州。马苏迪也有类似的记载: “敌人砍伐了围绕广州城的桑树种植园。过去人们在那里细心地培植这些桑树,因为这种树的叶子用作产丝的蚕的食物。所以,破坏桑树阻碍了中国丝绸的生产,中断了向穆斯林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乱,“来中国通商的(外国)客商也遭到了迫害。当暴行在中国人中问发生的时候,虐待和侵害也公然落到阿拉伯的船主和船长的头上。他们强迫(阿拉伯)商人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章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受到纵容。为了这个缘故……连航行中国的海路也阻塞不通了。”几方面的打击,使得广州蕃坊急剧衰落,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这种情况祗是在北宋统一中国后鼓励海外贸易,招徕海外商人后才-好转。早期广州的伊斯兰教,本来就祗是在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蕃坊区域流行传播,而幷未对周围的汉人群体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蕃坊的衰落,必然的结果就是伊斯兰教在广州趋于沉寂。

 

()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进入了广州,幷在此建立了他们的聚居社区,在这一社区中,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幷得到官方的尊重,从此,伊斯兰教文化开始进入了中国。广州在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引起重视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唐代广州的伊斯兰教传播,我们不要做出过高的评价,唐时广州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是先有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来华,然后由于他们自身宗教的需要,才会有伊斯兰教在广州的移植,幷进而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也还祗是移植,幷没有开始在中国社会进行传播,至少没有形成相当的传播规模。伊斯兰文化的传入,纯粹是商业活动的结果,宗教传播和经济的紧密结合在这里得到了,有力的体现。     (作者:黎拥华,中山大学历史系)

 

 

阿拉伯商人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篇章

 

广东频道 ( 05-01 09:17 )

 

    新华网广州5月1日电(王昕 记者 王攀)在经过两天的反复讨价还价之后,黎巴嫩采购商阿里·哈利勒又一次坐在了大连金羽抽纱工艺品公司经理面前,微笑着签下了订购2个集装箱毛毯的意向合同。

    毕美娜也长舒了一口气,笑了起来。“再过两个小时,广交会就要结束了”,她注视着阿里·哈利勒说,“我们到底谈出了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广交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迄今为止已经在广州举办了95届。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飞速发展,像哈利勒这样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这个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品交易会上。

    “回到十年前,参加广交会的主要是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现在,中东地区的客商可以说是蜂拥而至,他们看中了中国服装质优价廉,适合当地市场需求。”中国纺织服装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说。

    来自埃及的商人哈姆迪·拉巴特就是一个“老广交”,他已经参加了十届之多。他说,中国的纺织品质量过硬,价格合理,因此他每年都亲自来中国进货。这次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合作伙伴穆罕默德·艾布·法德罗。

    吸引哈姆迪·拉巴特参加广交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宗教设施非常齐全。在距离交易会会场不到4公里的清真寺——光塔寺里做完主麻后,哈姆迪·拉巴特站在一群同样是参加交易会的阿拉伯商人中说:“展馆周围有非常清楚的市内清真寺分布图,很容易就找到这里了。比起其他人,我算是个开拓者。”

    但光塔寺里的阿訇王官雪说,拉巴特犯了个小小的错误:“他还说不上是开拓者,他只是继承了一千三百年前阿拉伯商人来中国经商的传统。”

    这位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最高学府——中国经学院的年轻阿訇说,根据中国的历史书记载,1300年前,撒阿德·宾·艾比·宛葛素奉穆圣的命令来到这里传教,从而使伊斯兰教传入广州。

    “现在,广州穆斯林长住人口大约在10000人左右”,王官雪说,“这个数字只是它全盛时期的十三分之一。公元7世纪时这里大约有13万外国商人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

    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伊卜拉欣·保延忠说,阿拉伯商人青睐此地,是因为广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向世界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在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可以乘船直通波斯湾。

    “因为船舶川流不息,光塔寺里那座36米高的白色宣礼塔就曾经当过航标塔。”保延忠说。

    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和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到了清朝中叶,中阿贸易的盛况已是大不如前。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迅猛增加,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回到了广州,1000多年前的盛况正在得到恢复。

    保延忠说,他所知道的近3年来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开办的公司、餐厅和办事机构就有100多家,每年来怀圣寺参观的中东地区代表团就在四十个以上。在巴基斯坦进修过的光塔寺阿訇阿布杜拉·穆罕穆德·王文杰说,随着广交会的举行,每天前来礼拜的穆斯林中有一大半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

    “但是,现在的阿拉伯商人和当年已经是大不一样了”,保延忠说,“一千多年前,他们主要采购香料、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现在他们看中的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家用电器、陶瓷、服装等日常用品。”

    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熟悉起了阿拉伯商人的经商方式。毕美娜说,她的中东客户对于价格非常敏感,此外,中东地区的转口作用正在逐渐增强,当地进口的相当一部分商品被转往中亚、东欧、西非等地,从而为中国的纺织面料提供了更大的商业空间。

    毕美娜说,她准备在阿联酋的迪拜设立办事处,加快对当地市场信息的反应能力,以此作基地打入整个中东市场。(完)

       

 

阿拉伯人在广州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海外商人都以广州为据点经商,他们被称为“蕃客”。伊斯兰教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怀圣寺与光塔便是有力的见证。

  怀圣寺与光塔的所在地唐朝时是广州“蕃坊”。“蕃坊”的区域,大约以今广州市光塔路的光塔为中心,南抵惠福路,东以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到中山六路。有关专家介绍,现在光塔路的玛瑙巷和甜水巷,从唐代开始就是外国人的聚居地。当时很多阿拉伯商贾长年侨居该地,他们在与“唐人”互市货物的同时,又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

  广州是中国惟一历经两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史载,汉唐时期,怀圣寺与光塔周边居住生活和做贸易的波斯商人达10多万人。波斯商人带来大量的罗马玻璃器皿、非洲象牙、波斯银器等奇珍异宝。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里,波斯银盒、四连体铜薰炉、玻璃碗、玛瑙水晶串珠、陶犀角、陶象牙、陶俑座灯以及古威尼斯钱币等,都见证着当年中外贸易的频繁。“蕃坊”是当年广州最繁华的商贸区。

  根据登峰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材料显示,截至2008223日,仅是登记在案的境外人员就达到1706人,其中申报了临时居住的有535人。这些外国人主要集中在小北路、下塘西路、宝汉直街等地生活。

  跟中国人在外国有“唐人街”一样,登峰街的越洋商贸城及金山象商贸城就是非洲、中东人经商的两个集中地点。在宝汉直街、恒安路、童心路一带共有600余个对外贸易商铺。阿拉伯文、英文、中文3种不同文字聚集在每个商铺的广告牌上,形成了鲜明特色。

  截至2008223日,登峰街已登记境外人员达1706人,涉及83个国家和地区。而据权威人士估算,目前,常  住登峰外国人大约有3000多人,以非洲、中东人为主,如果以国家和地区来算,最多三个国家是马里、印度、几内亚。另外,苏丹、伊拉克、伊朗等国的人数也不少。

  根据登记在案的聚集区域来看,淘金北社区聚集外国人最多,占484人,其次是童心社区,占478人,下塘社区聚集的已登记外国人有219人。

  截至2008223日,登峰街已登记境外人员达1706人,涉及83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该街道办提供的资料显示,常住登峰外国人大约有3000多人,以非洲、中东人为主,如果以国家和地区来算,人数最多的3个国家是马里、印度、几内亚。根据登记在案的聚集区域来看,淘金北社区聚集外国人最多,占484人,其次是童心社区,占478人,下塘社区聚集的已登记外国人有219人。

  目前宝汉直街上的越洋商贸城和金山象商贸城,已经成为非洲、中东人在中国经商的两大集中地。在宝汉直街、恒安路及童心路一带就有600多个对外贸易商铺,每个商铺的广告牌上都印有阿拉伯文、英文、中文3种不同的文字,在当地成为一大特色。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是中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国别地区分布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

  在中国,参加展会寻求商机是众多供货商的共识。其中的大多数,都把参加广交会作为首选 ;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工商贸易界人士把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优质产品和企业。

  经过48年的发展,每届广交会吸引着中国1万多家优秀企业和全球超过200个国和家地区的商家。2004年第96届广交会,参展商和采购商近30万人齐聚一堂,成交额超过272亿美元。广交会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展会的成长史,它同时记载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大面积实施海禁,对外交流的通道一是经中亚入京城,另一个就是经大洋入广州。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并且使这个城市和它所代表的国家的商业文明远播天下。清代广东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描述开埠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在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列第四位,直到1875年,广州尚在世界第七的位置上。美国《华尔街时报》曾经有篇报道称:广州十三行的伍浩官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他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几乎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商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是人们对广州开埠后繁华的描述。

  广交会创办初期,邀请客商和到会客商均以香港、澳门、东南亚为主,后逐渐扩展到欧盟、美加、日本、大洋洲、中东、独联体、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成交主要对象也由以亚洲,尤其是港澳地区为主变为以欧盟为主。

  200年后的广交会,没有像十三行那样,催生一大批靠外贸发家的世界级富豪,却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走向世界最有力的平台,成就了珠三角、长三角一大批靠贴牌生产发家的制造业富豪。

  高虎城表示,从第104届广交会起,全面启用琶洲展馆,由原来的两馆两期变为一馆三期,总展览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模居世界第一;预计参展企业数将从1.8万家增加到2.1万家,增加3000多家。产品类别从5大类细化为15大类,专业展区从34个细化为50个,27个展区展览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均达到国际大中型专业展览的水平。

  高虎城透露,为进一步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不断提高广交会的办展水平,第104届在各展区增加了品牌展位数量,由第103届的6300多个增至第104届的10000个,优秀企业参展比例大幅提高。

  “我们将全面提高企业参展资质门槛和参展商品质量。”高虎城说,第104届广交会在为更多企业提供参展机会同时,还进一步提高参展企业质量。对参展企业,除要求具有一定的出口额业绩外,还将增加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责任、信用体系等综合考核指标。

  《汉书·地理志》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香犀花海、宝货充盈”。广州,自古就是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商贸城市。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大面积实施海禁,对外交流的通道一是经中亚入京城,另一个就是经大洋入广州。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

  清代广东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描述开埠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美国《华尔街时报》曾经有篇报道称:广州十三行的伍浩官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富商,而且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富翁之一,他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几乎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商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

  广交会创办初期,邀请客商和到会客商均以香港、澳门、东南亚为主,后逐渐扩展到欧盟、美加、日本、大洋洲、中东、独联体、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成交主要对象也由以亚洲,尤其是港澳地区为主变为以欧盟为主。

  200年后的广交会,没有像十三行那样,催生一大批靠外贸发家的世界级富豪,却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走向世界最有力的平台,成就了珠三角、长三角一大批靠贴牌生产发家的制造业富豪。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更多的企业涌向交易会,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走向国际市场。

  全世界的采购商们冲着“中国制造”蜂拥而来,会期结束,参展的企业拿到了足够做满一年的订单,回到各地的工厂,埋头加工去了。在广交会的平台上,一拨又一拨的富豪流水线般诞生,广州城也同样赚得盆满钵满,盛景恍若当年的帝国十三行。

  不管WTO语境下的主动开放,与100多年前被迫开放时的话语体系有着怎样本质的不同,广交会的国家使命已经完成,而他所依赖的那些作为外贸主角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呢,也正在世界产业链低端艰难生存,从纺织服装,玩具、日用品到各式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广交会依旧是“中国制造”最集中的展示窗口,却也最直接地提示着中国正在沦为世界最大的加工车间……

  十三行时代,关于伍浩官,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商人欠了他7.2万元银票,因而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浩官当面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因此,伍浩官之名在美洲盛传达半个世纪,在西方商界享有很高知名度,甚至美国一艘商船下水,亦取名“浩官”。

  19世纪中期,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出高价。以伍家为代表的十三行富商们,那时已经开始使用伦敦汇票,看准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商机,投资西部铁路建设。今天,这样的中国商人依然凤毛麟角:珍视信誉,恪守规则,苛刻追求产品品质。

  虽然我们清楚,商业信誉、产权保护、中国制造品质的提升,这些都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会展所能承担的,但广交会因其国家公信力的保障,最有条件,也最有能力承担起这个重任。50年后,再有人记录这个会展的历史时,也许就能得出答案,不仅仅是一个会展宿命的答案,更是一个国家在大国复兴道路上顺利与否的答案。

  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吸引人们的眼球,由此产生的订单及利润似乎超越了一切。

  有人气便有财气,几十万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如同磁场的正负两极,互相紧紧地吸引在一起,这个庞大的人群里直接产生出每届数百亿美元的成交额,而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则无法估算,如同磐石般始终支持着中国外贸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中国第一展”的魅力;置身于这人流密集成的巨大“磁场”,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联合国:欧美的时尚、中东的神秘及非洲的粗犷等全球各式富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与黄、白、黑、褐等各种肤色搭配在一起,加上五洲四海的语言掺杂进来,极富动感的场景堪称世界一绝。

  翻译人员通常是在彼此语言无法沟通的买卖双方之间起到搭建交流桥梁的作用。广交会展位上普遍摆放着的计数器则是另一种交流方式,议价有时甚至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而由计数器所显示的阿拉伯数字来完成,但其功能不尽如此。一位参展企业的国际业务人员说起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以前往往一边用英文与外国人讨价还价,一边用中文与同事交流意见,但自从听到白皮肤、金头发的洋人嘴中冒出“这好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流利中文后,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与同事交流商品的价格底线等敏感话题,改变策略或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或以计数器在私下交流。当然,此时计数器上显示的阿拉伯数字是不让采购商看到的。

  洽谈常常在弥漫着香气的友好氛围中结束。会展期间或会后所签下无数的订单随之陆陆续续流入中国千千万万间工厂,中国工人逐渐熟悉了“MADEINCHINA”的英文单词,而世界各地消费者也习惯了“中国制造”的相伴。商品交易所带来的不仅是财富,其更大的魅力在于相互间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渗透与交融。广交会的历程就仿佛一部新中国的外贸交流史,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也将一个世界带回中国。

  广交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迄今为止已经在广州举办了95届。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贸易的飞速发展,像哈利勒这样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这个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品交易会上。 

  “十年前,参加广交会的主要是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现在,中东地区的客商可以说是蜂拥而至,他们看中了中国服装质优价廉,适合当地市场需求。”中国纺织服装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说。

  来自埃及的商人哈姆迪·拉巴特就是一个“老广交”。他说,中国的纺织品质量过硬,价格合理,他每年都亲自来中国进货。

  吸引哈姆迪·拉巴特参加广交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宗教设施齐全。在距离交易会会场不到4公里的清真寺——光塔寺里做完主麻后,哈姆迪·拉巴特站在一群同是参加广交会的阿拉伯商人中说:“展馆周围有市内清真寺的分布图,我很快就找到了,比起其他人,我算是个开拓者。”

  但光塔寺里的阿訇王官雪则笑着说,拉巴特犯了个小小的错误:“他还说不上是开拓者,1300年前就有阿拉伯商人来这里经商和传教。”

  这位毕业于中国伊斯兰教最高学府——中国经学院的年轻阿訇说,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1300年前,撒阿德·宾·艾比·宛葛素奉穆圣的命令来到这里传教,从而使伊斯兰教传入广州。公元7世纪时这里大约有13万外国商人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伊卜拉欣·保延忠说,阿拉伯商人青睐此地,是因为广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向世界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在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可以乘船直通波斯湾。

  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和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到了清朝中叶,中阿贸易的盛况早已不在。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又有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回到广州,千年前的盛况正在恢复。“在广交会举行期间,每天前来礼拜的穆斯林中有一大半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光塔寺阿訇阿布杜拉·穆罕穆德说。

  “但是,现在的阿拉伯商人和当年已经是大不一样了。”保延忠说,“一千多年前,他们主要采购香料、珠宝等,现在他们看中的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家用电器、陶瓷、服装等日常用品。”

  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熟悉起了阿拉伯商人的经商方式。毕美娜说,她的中东客户对于价格非常敏感,此外,中东地区的转口作用正在逐渐增强,当地进口的相当一部分商品被转往中亚、东欧、西非等地,从而为中国的纺织面料提供了更大的商业空间。

  毕美娜说,她准备在阿联酋的迪拜设立办办事处,加快对当地市场信息的反应能力,以此作基地打入整个中东市场。

 

 

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李金明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已是我国南方著名的海外贸易港口。《史记》曾记载:“番禺(即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汉书》亦写道:南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 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广州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中国港湾小史》一文中称:“盖此地为由西南海上至文化灿开、物产丰富,而为唯一产丝地之中国之咽喉,且系古代奢侈品象牙、犀角、玳瑁、翡翠及珠玑等南货输出北方之出口地,更位利于西江主流之乌泥江及沿其支流,而与今云南、贵州、四川等腹地交通之要隘,是故自汉以前,则已有海陆两面之通商,且颇为繁盛,此由种种事情推之,殆无疑焉。”〔3〕(P.535)至唐代,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作为中国南方主要贸易港口的地位更形巩固,它与当时亚洲另一强国——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达到了空前繁荣。

 

    一.    762年阿拨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后,其海外交通迅速发展,他们通过底格里斯河开始与中国南方的主要港口——广州发生贸易联系。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这100年间,阿拨斯王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当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特别是从阿拉伯半岛到印度的贸易,几乎全操在阿拉伯人手里。阿拉伯商船,每年穿梭于广州与印度洋之间,《旧唐书》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4 〕当时云集于广州江中的外国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5〕其中以“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深六七丈,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6〕这些从阿拉伯、波斯、 印度等地来广州贸易的商船,终年川流不息,有不少求法高僧就是由广州附搭外国商船到西天取经,如并州常慜禅师,“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未罗瑜国,复从此国诣中天”;〔7〕益州义朗法师,“同附商船, 挂百丈,凌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贞固律师,“同附商舶,共之佛逝,后与义净同返广府”;义净本人亦于咸亨二年(671年), 随龚州使君冯孝铨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8〕也有一般俗人,从阿拉伯直接搭乘商船到广州,如天宝十年(751 年)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的杜环,在怛罗斯战役被俘,在阿拉伯居留了12年,至宝应初(762年)才从波斯湾搭乘商船回广州。〔9〕可见当时从阿拉伯、波斯、印度及南海各地到广州之间的商船来往,是非常普遍的。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于943年左右曾乘船经过马来亚海域,一直到中国的沿海地带,他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这样写道:“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阇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各自的货物逆流而上。”〔10〕(P.114)

    由于阿拉伯商船经常航行到中国,故有些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主要海外贸易港口甚为了解,如在阿拨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Khalif Mutammid)时期,任过吉巴尔(Jibal)邮长的阿拉伯人伊本库达伯(Ibn Khurdadhbah)在844至848年撰写的《郡国道里志》(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一书中记载:

    “从Sanf(注:即Champa,占婆。)到中国的第一港口AI —Wakin,无论航海或陆行均是100farsangs,(注:古波斯里,1farsang相当于3.25英里。)此地有优质的中国铁、瓷器和大米,是一个大港。从AI—Wakin航行4天,到Khanfu,若陆行需12天,此地出产各种水果、蔬菜、小麦、大米和甘蔗。从Khanfu航行8天,到Janfu,此地出产与Khanfu相同。从Janfu航行6天到Kantu,此地出产亦相同。在中国各港口皆有一条可航船的大河,河水随潮汐涨落。Kanhu有鹅、鸭及其他野禽。”〔11〕(P.135-136)

    上述各港口,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认为第一港口AI —Wakin,即龙编(Loukin),属交州,在今越南河内地区;Khanfu,即广府,也就是广州;Janfu,即泉州;Kantu,即江都,也就是扬州。〔12〕倘若这些考证无误,那么当时外国商船从越南中部的占婆进入中国海后,依次到达的海外贸易港就是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

同样地,唐朝也有详细记载从广州到阿拉伯的航程。如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任宰相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潜心研究中外地理达30年,曾对“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闫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13〕记述了从广州经东南亚、印度至阿拉伯的航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注: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注: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注:今Tinhosa岛, 亦即明代之独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注:Pulao Cham,占婆岛。)山在环王国(注:昔之林邑,后之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注:安南归仁府北之Sa—hoi岬。 )又一日行至门毒国,(注:似指今之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注:Kauthara,今衙庄Nha——trang的梵名。)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 (注:宾童龙Pandurang,今藩龙Phanrang。)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注:Pulao Condor,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注: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注:Selat石叻,即新加坡岛的音译。)南北百里, 北岸则罗越国,(注:Laut即海人,马来半岛的早期土著,所谓北岸应包括今之柔佛Johore。)南岸则佛逝国。(注:广义应指苏门答腊岛,狭义乃指巴邻旁。)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注:今爪哇岛。)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注:似在Brouwers群岛中。)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注:阿拉伯文Kalah,今马来半岛西部的吉打Kedah。)罗西则哥谷罗国。(注:在吉打西北或西南的Langkavi岛。)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注:苏门答腊西北的Sendang。)又四五日行至婆露国,(注:Baros,婆罗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 (注:今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注: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注:今南印度的Malabar 沿岸,似特指Quilon。)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注:印度之特称。)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国,(注:似指昔之Barygaza,今之Broach。)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箇国。(注:阿拉伯文Daybul,即靠近印度河南面一半岛Diue(第乌)。)其国有弥兰大河,(注:阿拉伯文Nahr Mihran,即印度河。 )一曰新头河,(注:梵文Sindhu,即今印度河。)自北渤昆山(注:如谓之印度河北面的发源地,疑即Kabul(喀布尔)。)来,西流至提箇国北,入于海。又自提箇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注:即阿拉伯河东南面的Djerrarah。 )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注:今阿拉伯河口的Oballa。)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注:Euphrates河,即Furat之音译,指今Shatt ul Arab(阿拉伯河。)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罗国,(注:今巴士拉(Basra)。 )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即哈里发)所都缚达城(注:今巴格达(Bagdad)。)。”〔14〕

    贾耽记载的这条从广州至阿拉伯的航线,与布罗姆哈尔在《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中记载的从波斯湾至广州的航线基本一致。布罗姆哈尔这样写道:从波斯湾北岸的斯拉夫出发,经阿曼湾南岸的麦斯卡特港入海,在刮信风的时候,航行1月后可到南印度。 然后经斯里兰卡的南海岸到尼科巴群岛,再过马六甲海峡经马来半岛的南海岸而北上,10日中可到暹罗湾,又10日或20日后可到昆仑岛,再1日则到中国海, 最后达广州。〔15〕(P.93)往返两条航线记载的一致,说明当时阿拉伯与广州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甚发达,以至于双方对航线都了如指掌。

 

二   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得以迅速发展,是与唐朝政府奉行比较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16〕这就是说,来华贸易的外商中,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据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东游印度、 中国等地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写道: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位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按照中国皇帝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至尊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律的。〔17〕(P.7)对于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所享有的这种优待,英国学者布隆荷(M. Broomhall)在《伊斯兰教在中国》(Islam in China)一书中称赞道:“居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读者如熟知东印度时代广州之商业情况者,则知1000年前实无大异于今日也。”〔18〕(P.35)

    唐朝政府也尊重前来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宗教习俗。唐朝统治者虽然提倡道教和佛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许多西方宗教,如景教、摩尼教、袄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在唐时传入中国。在当时阿拉伯商人密集的广州,唐朝政府准其建立侨居地——蕃坊,设有蕃长为主领。〔6〕据乃劳特在《见闻录》中载述,自9世纪后,回教徒来华经商者渐多,唐末,广州回教徒至以万计,遇仪式日,每行宗教的聚会。〔19〕(P.146)这些阿拉伯商人举行宗教聚会的地点, 人们普遍认为是广州的怀圣寺。《番禺县志》卷53云:“唐开海舶,西域回教默德那国王谟罕慕德遣其母舅——番僧苏哈白赛来中土贸易,建光塔及怀圣寺,寺告成,寻没。”《南海县志》卷13亦云:“怀圣寺在县治东南,唐时蕃人所创……相传塔巅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番人率以五鼓登绝顶,呼号以祈风信。”后来在宋开禧二年(1206年)任南海尉的方信孺在《南海百》写道:“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明初行人司行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第11卷中同样写道:“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囷直立,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由此可见,当时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建有怀圣寺,每逢礼拜日,可汇聚在寺内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

    在贸易方面,唐朝政府也赋予阿拉伯商人许多优惠。据苏莱曼称,商船从海外到达广州,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口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 %,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唐朝皇帝对于外商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在许多进口货物中,唐朝皇帝主要购买的是樟脑,每一曼(mann)给价50法库(fakkuj),一法库相当于1000个铜钱。这些樟脑,如不是政府买去,而是放到市场上自由买卖,则仅能卖到一半价钱。〔20〕(P.33-34)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对阿拉伯商人进行敲诈, 皇帝还不时发布敕令,禁止对他们滥征各种杂税。如太和八年(834年), 唐文宗曾下达谕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21〕有些比较开明的广州地方官员,也主动将一些勒索外商的陋规废除,如元和十二年(817 年)任岭南节度使的孔戣就把原先外舶泊港后必须举办的“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等陋规,一并废罢。〔22〕同时,他还更改了对外商遗产处理的规定。按旧制,“海商死者,官管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但孔戣认为,海道往返一趟需年余,3个月期限太短,应适当延长,“苟有验者,不为限”,遂对外商遗产的处理作出较为合理的规定。〔23〕对于居留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唐朝政府也给予相当优待,准许他们与当地人杂居,婚娶相通,多占田畴,广营地舍。〔24〕

在唐朝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发展迅速,如王虔休在《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说》中云:“诸蕃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除供进备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25〕到广州贸易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为数众多,据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9月,曾围攻广州城,刺史韦利逾城逃走,两国商人“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26〕乾符五年(878年),黄巢攻陷广州时, 仅寄居在城里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就有12万人遭到杀害。人数之所以了解得如此确凿,是因为中国政府向这4 种教徒征收人头税的缘故。〔17〕(P.96)当然,阿拉伯与广州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对当时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天宝十年(751 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争失利后,唐朝经陆路同西亚各国的贸易被切断了,对外贸易的重点不得不从陆路转向海路,于是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就显得更加重要。张九龄在《开大庾岭记》中就写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27〕布隆荷也评论当时的情况说:“终唐之世,阿拉伯商人之在中国者,颇蒙优待,因其有利于中国也。”〔18〕(P.35)

 

    三     从上述贾耽记载的从广州通阿拉伯的航线可以看出,在8 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 从广州到阿拉伯的商船一般是航行到阿拉伯河口的乌剌(Oballa),然后换小船到巴士拉。而到9世纪中叶, 凡从广州到阿拉伯贸易的中国商船,则必须停泊在巴士拉和乌剌东南的法尔斯(波斯)海岸处,一个名叫斯拉夫(Siraf)的港口,等待货物的装运。 斯拉夫港现址不详,据阿布尔菲达说,斯拉夫是法尔斯的最大港口,该城没有田野,没有牲畜,有的只是卸货和张帆起航。该城人口密集,建筑非常豪华,一个商人要建一所住宅往往花费3万第纳尔。(注:约合30 万法郎。)城周围既无果园也没有树木,国中建筑用柚木和从僧祗人国家运来的另一种木材。洛巴布书中亦写道:“斯拉夫是法尔斯海的一个城市,邻海,在基尔曼(Kirman)附近。”〔10〕(P.66)但是费琅译本却记载,斯拉夫遗址位于塔昔里港(Bender-Tahiri),北纬27°38′,在977年,被一次地震毁坏之前, 一直是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运港。〔17〕(P.40)

从广州到阿拉伯的中国商船之所以要在斯拉夫港口等待货物装运,据说是因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冲积泥沙而成的浅滩阻碍所造成的困难,使庞大的中国船在波斯湾内通航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促使了斯拉夫的发展……海船到达斯拉夫后,货物用吃水浅的小船转运到巴士拉。〔17〕(P.44)而苏莱曼的记载是:“至于海船所停泊的港口,据说大部分的中国船都是在斯拉夫装了货启程的。所有的货物,都先从巴士拉和阿曼及其他各埠运到了斯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内,其所以要在此地换船者,为的是波斯湾内的风浪险恶,而其他各处的海水不很深。从巴士拉到斯拉夫,海程120 Parasanges。海船在斯拉夫装好货,且装好淡水后,则可以开航了,由此开到一处,名叫马斯喀特(Mascate),是阿曼的极端,从斯拉夫到马斯喀特,大约有200Parasanges。〔21〕(P.16-17)(注:120 Parasanges、200Parasanges 分别约合320海里、530海里。)另有一本刊于9世纪中叶,由赖瑙德(Reinaud)译出伊斯兰教徒的《印度中国航海故事》(Relation des Voyages)前编,也记述当时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的原因说:“其实,因阿拉伯河口及其附近的海域一带浅滩,且风浪甚大,殊难航行,对于容积甚大的中国商船来说,当然更感困难。因此,中国商船就把东洋物产,诸如芦荟、龙涎香、竹材、檀木、樟脑、象牙、胡椒等,先载运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当地小船陆续把货物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至于波斯本地的物产,也是由小船先载运到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于是,斯拉夫港遂成为当时波斯湾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12〕(P.31)据说斯拉夫居民就是凭藉这种转运贸易,赢得了惊人的资产。他们之富有,盛传于伊斯兰教国家,其中一人拥有6000万第拉姆(direm)资产者,屡见不鲜。他们用海外运来的优质木材,在便于眺望商船出入的舒适之处,建筑几层的高楼,有的豪富仅建住宅就花去3 万第纳尔(dinar,约合15万元)。〔12〕(P.31-32)(注:6000 万第拉姆、3万第纳尔分别约合时价2000万元、15万元。)

当时从广州海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中国商品数量不多,在阿拉伯的进口商品中不占重要地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据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广州作为中外商船汇集的港口,也是中国和阿拉伯货物荟萃的地方,但广州的房子大多是用易燃的木板和芦苇建造,故经常发生火灾,往往把预备出口的货物全都烧光;另一方面是商船在航程中,或遇难沉没,或遭海盗抢劫,或等待季候风转换,路上停留的时间太长,商人没有办法,只好沿途把货物陆续卖掉,等不了将之运到目的地阿拉伯。〔21〕(P.16-17)因此,阿拉伯商人为了得到中国商品,经常从巴士拉、乌剌或斯拉夫等地直接航行到广州。然而至唐末,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使阿拉伯商人失去了货源,特别是丝绸。更甚者是,公然对阿拉伯船主和船商进行迫害,强迫他们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章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得到纵容,于是,阿拉伯商人只好断绝与广州的海上交通。〔17〕(P.96-98)他们把贸易地点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该城后来成为从斯拉夫和阿曼等地来的阿拉伯商船的汇集地,他们在这里同由广州来的中国商船会合,中国商船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直航至阿曼、斯拉夫、波斯或巴林沿岸,以及乌剌、巴士拉诸港,只要在箇罗就可得到阿拉伯的物产;而上述各地的阿拉伯商船也不必再航行到广州,如有的商人欲往广州者,则可在箇罗等候,搭乘中国商船前往。〔28〕(P.182)

    综上所述,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在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与当时亚洲的另一强国——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达到了空前繁荣。由于两地的商船往来频繁,故无论是阿拉伯旅行家,或者是唐朝官员的著作,都对广州通阿拉伯的航线做了详细的记载。阿拉伯商人之所以大量来到广州贸易,这与唐朝政府奉行比较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给予贸易上的优惠等等,有着重要的联系。然而,这种密切的海上交通维持到唐末,因黄巢义军攻陷广州,屠杀阿拉伯商人,烧毁桑林,使他们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害,特别是当时藩镇林立,广州地方官对阿拉伯商人肆意勒索,强占他们的动产,使他们不得不把贸易地点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从而结束了与广州的直接海上交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上海:上海书店,1997。

    〔2〕班固.汉书·地理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3。

    〔3〕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M〕.何健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刘煦.旧唐书·王方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M〕。

    〔6〕李肇.唐国史补: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7〕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M〕。

    〔8〕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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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M〕.杨练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3〕刘煦.旧唐书·贾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M〕.北京:三联书店,1973。

    〔16〕长孙无忌.唐律疏义:卷6〔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中国印度见闻录〔C〕.穆根来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布隆荷.伊斯兰教在中国〔A〕.中外关系史译丛〔C〕. 朱杰勤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19〕桑原骘藏.蒲寿庚考〔M〕.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29。

    〔20〕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M〕.刘半农译,北京:中华书局,1937。

    〔21〕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70〔M〕。

    〔22〕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Z〕.全唐文:卷563〔M〕。

    〔23〕欧阳修.新唐书·孔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欧阳修.新唐书·卢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5〕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J〕.福建文化,1948,(2 ):3。

    〔26〕欧阳修.新唐书·大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广东通志.金石略三〔M〕。

    〔28〕马苏第.黄金草原〔M〕.耿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阿拉伯商人联手向灾区献爱心

 

  汶川地震后,深圳、广州的埃及商人向灾区捐献了几十万元的物资。前天,他们又将价值200多万元的物资,通过广州火车站的救灾专列运往灾区——

  中埃联合商务理事会的会长ADEL这些天特别忙碌,不是为生意,他操心的是怎么样才能募集到更多的钱,为四川地震灾区的人民送去更多的东西。上周,他联合身边的埃及商人为灾区捐献了23辆卡车的物资,价值约几十万人民币。在他的带动下,深圳、广州的商人们成立了一个“阿拉伯联盟”,商人纷纷为灾区人民慷慨解囊,又募集到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前天,这些钱变成了水、衣服、药品等灾区人民急需的物资,通过广州火车站的救灾专列运往灾区。

  现在,ADEL仍在广州忙着救灾的事,记者采访了他的太太中国人谢敏,让她讲述这个外国商人联盟在这次地震救灾中的点点滴滴。

  ADEL2001年就来到深圳从事中埃之间的贸易工作,此前他在埃及做了13年的法官,曾是埃及最年轻的法官。来到深圳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还在这里娶了个美丽的中国太太谢敏。ADEL可以讲中文,但不会认,号称自己是深圳通,还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李佳峻。

  地震发生后,ADEL很着急,他从网上、电视上不停地了解地震消息,并把这些消息发回埃及。在家里,谢敏常常是看着电视哭,ADEL则念叨着要赶紧做点什么帮帮这些受灾的人。谢敏说:“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通过哪些途径去做这些事,当时国际商务平台号召入驻机构为灾区捐款,我们赶紧捐了,后来我们不管到哪,只要看到有捐款箱,都毫不犹豫地放钱进去。”

  ADEL觉得只是自己捐款远远不够。他想起自己身边有许多埃及商人,可以发动他们来为灾区人民献爱心。于是,ADEL忙开了,电话、传真、EMAIL,各种通讯手段都用上了。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那些埃及商人一听要帮助地震灾区,二话没说,捐!两三天的功夫,ADEL就筹集到几十万,根据电视上公布的灾区所需物资目录,赶紧采购了一批,分23辆卡车第一时间驰援灾区。

  在组织募捐活动中,最让ADEL他们感动的一件事是,有一位叙利亚商人,因为护照出了点问题,被拘留了15天,当ADEL告诉他救援灾区的事后,还在关禁闭的他立即答应了。出来后,这位商人哪也不去,径直跑到银行,问了红十字会的账号,直接寄了1万块钱给灾区。

  ADEL在埃及商人中发起的募捐活动像是一块石头,在外国商人中激起了层层涟漪,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商人也纷纷表示,愿意为灾区人民贡献爱心。商人们的热情启发了ADEL,他对谢敏说:“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更多,我们应该联合他们,在深圳和广州两地共同进行这个活动。”

  为了让捐款活动更规范,ADEL和另外两位商人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一个记账一个监督一个统筹。文博会期间,埃及驻华大使阿拉姆来到深圳,听说了ADEL在组织商人们为灾区捐款,大使连声称好,还亲自开了个会,希望与会的埃及企业家都能向中国地震灾区伸出援手。

  谢敏告诉记者:“大使当时说得非常动情,说中埃建交50多年,两国人民的情谊深厚,对四川人民遭受的灾难感到发自心底的悲痛。”让谢敏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大使还给当时在场的企业家定份子,他说:“或者我们换个说法,不是帮四川,而是帮这位夫人”,大使指了指谢敏,“帮她的祖国,大家还有什么犹豫的,现场捐!”

  在广州的募捐会则更热烈,一位阿尔及利亚商人说,几年前我们来中国的时候,没有钱没有事业,现在,我们在中国赚了钱,大家有许多是开奔驰宝马的,有的还娶了中国太太,在中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我们哪能袖手旁观呢?这一番话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大家你一万,我二万,他三万,比着赛加码,到后面,有的商人出到了五万,十万。一位叫阿萨夫的埃及商人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他捐了钱之后在台上大声地说:“我不是喜欢中国,我是爱中国!”

  因为忙着为灾区筹款,ADEL这些天都没办法管中埃联合商务理事会里的事,全都交给属下去做了,在家呆的时候也很短,每天就在家里睡两三个小时,差不多是连轴转了。

  谢敏心疼ADEL,但她还是很支持他为灾区的人们所做的这一切,她自己在几天前也随狮子会到重灾区北川,为那里的灾民送去了帐篷、棉被等急需物资。回来后,她又协助ADEL筹款,也是一刻不得闲。

  在谢敏看来,ADEL如此全情地投入救灾,皆是因为他对中国的爱。她说:“我身边有好几对跨国夫妻,两口子闹起意见来,外国老公总会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啊,但我和ADEL生活了四五年,他从来都是说中国很好,我爱中国,我爱深圳,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哪怕有时是我没有道理,他也不会说你们中国女人怎么这样之类的话。”

  ADEL对中国的爱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生活中,他是中国货的最坚定支持者。谢敏告诉记者,他们家大到电器小到日用品,全都是国产品牌,入眼皆是海尔、格力等中国名牌,完全找不到外国货的影踪。ADEL总爱对谢敏说,埃及有90%的制造产品都是来自中国,我又正好是从事中埃贸易的,所以我对中国产品有信心。

  正是出于对中国制造的信心,ADEL在购车时,并没有像其他外国人一样选择合资车,他要买的是一辆百分百的中国车。ADEL对谢敏说,我们商务理会事是中埃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作为会长,我的选择对很多埃及商人都会有示范作用,所以我一定要买一辆完全是由中国制造生产的汽车。最后,ADEL挑了一辆中档的中国产轿车。

 

 

阿拉伯五国使节考察狮子湖

2011-05-09来源: 广州日报

 

    大洋网讯(记者曹菁)5月7日和8日,来自阿曼、沙特、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五国使节前来狮子湖参观考察,有着阿拉伯建筑风格设计的五星级狮子湖喜来登酒店引起嘉宾的强烈兴趣。

    据介绍,他们本次来狮子湖考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来能在狮子湖喜来登酒店举行商务会议及休闲度假等活动。

    约旦使节一等秘书兼文化参赞Mr.Omar F.Daghestani表示,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狮子湖最让他难忘,这里有最漂亮的房子,这种具有世界视野的人文环境,令他感觉非常舒适。酒店建好后,他将带妻子和儿女来度假,他还说, 约旦每年约有17万商人到广州投资做生意,狮子湖酒店开业之后,一定会吸引和接待更多的阿拉伯商人,前来从事商务和度假活动。

    第一次到广东的阿尔及利亚使节一等秘书Mr.Ahmed Nekrouf表示,在喜来登酒店开业之后,将考虑在这里这设立工作站点,以接待更多的阿拉伯商人,他们会在此找到归家的亲切感。

    狮子湖喜来登酒店,坐落于碧波荡漾的狮子湖岸边,靠山面水,风景绝佳,是狮子湖着力打造的顶级高端商务配套之一,也是广东乃之全国惟一具有阿拉伯风情的喜来登旗舰店。该酒店建筑面积达9.8万平方米,是以阿拉伯建筑符号为特色、以空中花园的建筑形态、一千零一夜的人物传说雕塑、壁画打造的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度假型酒店。

    据悉,狮子湖喜来登酒店将于十一开业,目前已有六家公司同时进驻并进行豪华装修。

 

“宋元广州衰微说”驳议

·赵立人·2005-1-15

 

  宋元时期,广州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海外贸易大港。这本来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某些官方色彩浓厚的学者曾极力歪曲史实,贬低广州的经济地位。其中的代表作便是成田节男的《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①,其不良影响至今未绝。为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实有必要。兹按各个历史时期辨析如下。?

 

一、北宋时期(9601126)?

《粤海关志》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记熙宁十年(1077)事,谓:“《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唯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唯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设司,实只广州最盛也。”②元祐二年(1087),泉州亦设市舶司,而成书于北京末之《萍洲可谈》谓:“崇宁(11021106)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③?

  至于成田谓:“在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间,两者(指广州与泉州)的贸易额已成相等”,理由是“《宋会要》市舶宣和七年(1125)三月十八日条‘给降空名度牒广东、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间接地表示广泉二港的贸易额略等。”则完全是对史料的曲解。?

  所谓“空名度牒”,实际上是僧侣身份证书,由官方机构向民间出售,购得并填上姓名,持有者才能成为合法僧尼。各路市舶司均兼具官营商业机构职能。朝廷给降空名度牒,等于向这些官营商业机构注资。数量之多寡,显然不是与贸易额成正比的。两浙路贸易额远逊广东,而所获空名度牒相差不太大,即为明证。因为,如果营业不振,资金短缺,朝廷同样可能增加注资来“扶贫”。如《宋会要》记建炎二年(1128)朝廷拨二十万贯给福建路,十万贯给两浙路,“专充市舶本钱”,却没有拨给广州。广州市舶司上书谓:“近年以来,不蒙朝廷给降本钱,而转运司又取拨过本司见钱五万贯文,见今委实缺乏。”朝廷才补拨了约十万贯④。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舶司要求增加拨款的理由,不是贸易兴盛而是“委实缺乏”(这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的官办企业的惯用理由,往往不是实情),而朝廷显然认定广州市舶司是大富户,无须锦上添花,尽量减少以至停发增给的本钱。故以朝廷拨款之多少来衡量各路市舶司海外贸易的盛衰,实大谬不然。北宋时期全国海外贸易“唯广最盛”,殆无可疑。?

 

二、南宋前期(11271194)

  成田断言:“南宋以来,随着经济的繁荣,福建沿岸的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广东便从此衰微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交通方面,正如前所述往杭州的蕃货供给输送不可避免地二倍不利于泉。”所谓“二倍不利于泉”的意思是:广州到杭州的距离比泉州到杭州远得多,《宋会要》记:“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杭州)。”因此,“广州不能不看到泉州在地理条件方面的如此优越”云云。亦有广东学者从其说,谓“既然泉州的运输时间比广州节约一半,那么,从经济效果来说,广州当然竞争不过泉州”⑤。?

  所谓“泉州在地理条件方面的如此优越”,其实是十分片面的想当然之辞。不错,到杭州的直线距离,泉州远短于广州,在路上耗费的时间相应也短得多。但与此同时,不应忽视成田本人其实也看到的另一事实,即“福建省与内地交通梗阻”,“陆上交通困难”,“舟楫之便几乎只有河口而已”,“与到广东的交通比较,到广东有水路之便,其上大庾岭约不超过三百米,由于交通容易,自古以来这条交通路就开辟了。反之,福建北部必须越过枫岭(高五百米)以及杉关。又南部与江西接境也位于二千米处,交通极其困难。”傅宗文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所述更为翔实:“(广州)大约宋初以后,香药纲运即取道大庾岭路北运。这条线路相当方便:自广州水行十六日抵南雄州,翻越大庾岭至南安军只有数十里,南安军放舟赣江四日到虔州,虔州以北,江宽水大,舟行迅便。……泉州的交通运输条件就逊色多了。……泉州港香药纲运如走陆路,就必须由东南低地翻越横贯的无数峻岭,而后进抵杉岭山脉。……如航海北上,五代时即‘漂没者十四五’,‘多损败’。所以,北宋前期,福建纲运普遍由陆路运输。一路上要攀高山、渡湍流、走鸟道,山深林密,困苦万状。建剑山区又经常爆发规模不等的私盐贩或农民暴动,因此纲运的安全也没有多少保证。为了适应高山地区运输的格外困难,一路上递铺林立……因而朝廷的财政负担也大。此外,高山地区瘴气弥漫,气候恶劣,铺兵发病及死亡率又很高。”⑥显然,从畅通、方便、安全、省钱诸方面考虑,广州至杭州的交通运输线,较之泉州至杭州优越得多,足以弥补距离较远的缺点有余。顺便指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只有在工业化社会中才是适用的。而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封建社会,时间还远远不是衡量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句话就不能机械地套用。?

  为了说明“广州条件恶化”,成田举了一例:“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大食人蒲亚里送大象牙二百九十株,大犀三十五株。这是为广州市舶库所收管的。就这次处置市舶使张书言请求如次:‘如数目稍多,行在(杭州)难以变转,即乞指挥。(按:此句号应去掉,这是成田标点之误)起发一半,令本司委官称占,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取钱添用,给还蒲亚里本钱。’对此诏日:‘诏令张书言,拣选大象一百株并犀三十五株,起发行在’云云。(以上见《宋会要》食货市舶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结果大象牙一百九十株留广州出卖。……由于象牙本来就应该向杭州起发的,所以留着半数以上是估计到搬运之困难。……于是,起发能力的逐渐低落,行事就不难想象。……南宋以来广州条件恶化之后,变得竞相来航泉州了。”其实《宋会要》已说得十分清楚,大象牙之所以只“起发”一百株,是由于“行在难以变转”,而不是运输困难。也就是说,此次广州输入象牙过多,超过了杭州的市场需求。因此,它不但不表明广州“起发能力的逐渐低落”,反足以证明广州外贸之发达,以至一时所供远过于朝廷所求。?

  论者或谓:“由于宋金战争,大批士大夫和宋廷宗室贵族逃往福建避难,引起了舶货市场的变化,当时连管理宗室贵族的机关西外宗正司和南外宗正司也都分别迁到福州和泉州两地。舶货在这批上层人物中享有广泛的市场。因此,当时的泉州要比广州拥有更多的舶货消费者,形成泉州市场的繁荣,广州市场的衰落。岳珂的《桯史》中提到,当时广州最显赫的蒲姓商人,在南宋的中后期,‘富已不如曩日’了。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考证蒲寿庚之身世时,亦谓‘寿庚父蒲开宗自广移泉,其与蒲姓之衰有关欤’。可见有大批阿拉伯商人从广州迁往泉州经商,泉州市场比广州更具有吸引力。”⑦对此,陈自强早已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有的同志把南外宗正司移于泉州视为泉州港发展的原因之一,这点值得商讨。宗室对珠宝、香料的需求客观上有利于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但宗室的挥霍蠹耗,挟势为暴,则给泉州港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可说是弊多于利。”⑧至于蒲氏家族在广州的盛衰,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不能和广州的盛衰直接等同起来。而把蒲开宗一家自广移泉“与蒲氏之衰有关欤”这一推测之词加以落实,并进一步扩大为“可见有大批(!)阿拉伯商人从广州迁往泉州经商,泉州市场比广州更具有吸引力”,则更不合逻辑了。?

  其实,要了解南宋初期广州的海外贸易状况,本有大量文献记载可凭,完全无须挖空心思去穿凿附会。《宋史》记,建炎四年(1130),泉州市舶司共“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⑨。此数相当于前述熙宁十年(1077)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的四分之一。南宋初年市舶岁入较北宋时大幅度增长,而乳香是最重要的舶货,故建炎四年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必超过熙宁十年之数,亦即当时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在泉州市舶司4倍以上。两港贸易额之比,亦应大致与此相当。而绍兴二年(1132)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奏章称:“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⑩可与此相印证。至于成田所谓“就《宋史》食货香条所谓‘客算尤广’的乳香,曾被屡举为例的建炎四年以来的输入额,泉州给之最多”,则纯属无中生有。对照上引《宋史》原文,即可了然。?

  绍兴十三年(1143),因两浙市舶司岁入“不过一万三千余贯”⑾,遂罢之。此后海外贸易遂集中于广、泉二州。绍兴二十三年(1153)洪适著文,谓广州“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禹不能计”⑿。故11531154(绍兴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阿拉伯人爱德里奚著《地理书》,谓中国“最大之港曰康府(广州)”⒀。?

  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高宗谓:“朕曾问阐(前提举两浙市舶张阐)市舶司岁入几何,阐奏抽解与和买以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⒁《玉海》记:“海舶收入,皇祐中(10491053)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10641067)又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⒂当亦以此为据。

  乾道三年(1167),康与之《创建风雷雨师殿记》称:“南粤置使掌卉服诸夷贸易,□岁□资邦计数百巨万。”同年,廖容《重修南海庙记》亦称:“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鲖舶,亦皆载重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市贸易,繁夥富盛,公私充裕。”⒃可见当时仅广州市舶司的岁入已远超过绍兴年间全国市舶岁入之数。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广州海外贸易之持续发展,仍可断言。总之,南宋初年的有关史料及统计数字,已直接指明当时广州海外贸易在全国占绝对优势。而持相反意见者,则仅能以不合逻辑的间接推论甚或无中生有之辞为据,两相对照,是非判然。

 

三、南宋后期(11951275)

  南宋后期,海外贸易曾长期衰落。开禧三年(1207),“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比年蕃船抵岸,既有抽解,合许从便货卖。今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所以比年蕃船颇疏,征税暗损。”⒄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泉、广舶司日来蕃商寖少,皆缘刻剥太过”⒅。但广、泉两地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首次知泉州,此前“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⒆。真德秀本人亦谓:“泉虽闽镇,古号乐郊,其奈近岁以来,寖非昔日之观。征榷太苛,而蛮琛罕至,劳伤相继,而农亩寡收。”⒇又谓:“提举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以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缺绝,郡亦立不可为。”(21)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再知泉州,更感到每况愈下,于是对这一经过作了概述:“然而庆元(11951200)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自三二十年来,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年间(12081224),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1231),才收四万余贯,五年(1232)止收五万余贯。”(22)故嘉泰年间(12011204),叶适就尝感叹“(泉州)乐郡之称,自此不可复得矣”(23)。至淳祐年间(12411252),刘克庄谓:“温陵(泉州)为闽巨屏,旧称富州,近岁稍趋凋敝,或谓非兼舶不可为。”(24)其后又谓,“温陵素号闽至乐土,今之郡犹昔之郡也,而谈者类曰凋匮不可为。”(25)宋末元初人蒲寿宬(提举泉州市舶蒲寿庚胞兄)诗云:“南泉昔乐土,画戟深凝香。今为凋瘵区,盐米忧苍皇。”(26)可见直至南宋灭亡,泉州之海外贸易仍未能复兴。

  至于广州海外贸易的萧条局面,也持续了数十年,但至嘉熙年间(12371240)终于重振雄风。刘克庄嘉熙四年(1240)到广东上任,在广州作《即事》诗4首。其一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位于广州出海口扶胥港的南海神庙,是出海商人祷告之所,它的兴旺,从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其二云:“东庙(扶胥南海神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更直接指出海外贸易之盛。其三云:“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空作樊楼(北宋时开封之商业娱乐中心,文献史料均盛称其繁华)梦,安知有越楼?(27)竟认为广州之繁荣,可与北宋时之汴京相媲美了。而淳祐六年(1246)李昴英《广州新创备安库记》在追述了过往30年间经济萧条的状况后,又指出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之交广州当局整顿财政的措施取得成效,开始出现盈余,“比及(淳祐)四年(1244),得钱以缗计者三十万。别藏之,为甲、乙、丙库。”(28)海外贸易是当时广州经济的支柱,巨额的财政盈余,显然是海外贸易恢复发展的结果。这一记载可与刘克庄《即事》诗相印证。

  至于成田所谓“广东的贸易在南宋初期与泉州处于同等的位置,至末期泉州已占绝对的优势”,则是毫无史料根据的信口开河。南宋初期的情况具见上文,不赘。后期可分两阶段。嘉熙之前,广、泉都不景气,但从真德秀“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一语来看,广州虽亦萧条,然犹远胜泉州。泉州仅在嘉定十年之后略有起色,不久即重陷低谷。嘉熙之后,广州海外贸易重现繁荣,而泉州凋敝如故。总之,南宋前后期广州海外贸易在全国显然都占绝对优势。

 

四、元朝时期(12791368)

  宋末元初,广州在战火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居民“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29)。泉州方面,蒲寿庚降元后尽杀宋宗室3000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并放火焚毁南外宗正司等建筑物。其后宋将张世杰回师,围攻泉州90(30)。“福建以南沿海诸郡,自景炎(12761277)后,南兵至属南兵,北兵至属北兵,反复不一,荡为血区。”“漳泉数郡屡反正”(31),“至元丙子(1276)(泉州)郡既内附,继遭兵寇,郡城之外,莽为战区,虽值承平,未能尽复旧观。”(32)泉州受战争创伤之深,可想而知。有人为论证元代广州海外贸易不及泉州,说:“元初,泉州免于战祸之乱,持续发展”(33),显然又是未查史料的想像之辞。实际情况,则是广、泉两地都饱受战祸,但在战乱后迅速恢复发展。

  成书于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记:“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元初汪大渊由泉州出洋,归著《岛夷志略》所记国家和地区有90余个,而《南海志》所录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则有140余个(34)。元人记广东,谓“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35)。又称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36)。元末明初人孙蕡作《广州歌》亦云:“广州富庶天下闻,……城南南畔更繁荣。……?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又加注云:“曰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37)明初厉行海禁,故孙蕡所述,当为元代情况。“元代广州衰微”之说,完全违背事实。

  成田为了证明“广东衰微”,引《元史》本纪云:“‘(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戊申,徙广东按察司于韶州。’……这时移治韶州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得而知。同书本纪云:‘(三十年四月癸丑)广东肃政廉访司(三十八年改称按察司)复治广州。’由于这一年是盗贼逐渐平定了的年头,因此移治韶州四年是为了避乱。假如作为监督政治得失的官司这是非常轻率的行动,也许因为广州是盗贼的根据地而不得已这样做吧。”成田的“推理”,其实是凭空猜想,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元初广州曾被“盗贼”占据以至成为“根据地”。但成田不顾事实,马上把自编的神话去掉“也许”,变成了确凿不移的论据:“广州由于成了盗贼的巢穴”,“成为盗贼的根据地,受到彻底的打击”云云。此等无稽之谈,实不值一驳。

  元初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故元人吴澄(12491333)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B38?不少外国旅行家和商人都到过广州和泉州,留下直接或间接的记载。

  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至元二十八年(1291)伴送阔阔真公主遣嫁伊儿汗国,由泉州放洋。他指出:“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39)

  至治元年(1321),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伯肥达(12731331)著成《地理书》,述及广、泉二州云:“泉州当今又曰刺桐,为中国诸港之一。港口皆有税关。康府(广州)及泉州两地,皆为中国之班达儿(疑为‘埗头’之对音)。中国人谓港口曰班达儿也。”又云:“刺桐即泉州,中国商港也。有商人曾至刺桐者云,该地亦为有名城邑也。”“有游历家数人云,当今之世,康府为中国最大港口。吾国游历家至其地者甚多。”(40)

  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12861331)约在13221328年间(至治二年至致和元年)游历中国。他说:“我到此邦的第一个城市叫辛迦兰(广州),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至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离开该地,经过很多城市和村镇,我来到一个叫做刺桐的著名城市,……此城中有大量各种生活必需品。……该城有波洛纳(Bologna)的两倍大,……该地系世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就其对人之生活所需说亦如此。”(41)

  至正二年(1342),罗马教廷使节马黎诺里由西北陆路抵达北京,约在1347(至正七年)由泉州乘船归国。其游记谓:“还有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42)“有大城曰秦克兰(广州),又曰大印度,盖克兰之义大也。”(43)

  阿拉伯游历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1378)约在1347(至正七年)左右到中国。他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间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城(泉州)及兴克兰(广州)二埠。”又说:“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44)“秦克兰城区宽大,街市优美。最大的街市要算瓷市街了。由此地把瓷器运往中国各地,以及印度、也门等国。”(45)有关广州的一段,由于译者根据的版本不同等原因,译文互有差异。张星烺译本作:“秦克兰城者,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并谓:“秦克兰城久已慕名,故必须亲历其境,方足饱吾所望。”(46)所谓“瓷市街”,当即朝天路之“陶街”,今日仍存,在古代“蕃坊”东北角。?

  论者往往引吴澄和上述旅行家的话,证明元代广州之海外贸易已退居第二位,这似乎不够全面。诚然,吴澄、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说过泉州“号为天下最”、“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但是,如果这就可以作为“广州退居二位”的确据,那么阿尔伯肥达、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人说广州“为中国最大港口”、“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显然大于‘有波洛纳的两倍大’的泉州)”、“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至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等语,又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难道不可以同样据此得出“广州仍居首位”的结论吗?其实,这些中外人士只是在极口称赞广、泉二州的繁荣,而未作过具体的贸易统计。今天,我们根据这些历史记载所能作出的公允结论,只能是当时二州并驾齐驱,同步繁荣,难分高下,各领风骚,而不是断章取义,不顾及全面记载,仅根据片言只语就给广州“排座次”。?

  至正十七年(1357)开始,泉州连续10年陷于混战之中,遭到彻底破坏。而元末广东只出现过小股反元起事,无大战乱。至正二十八年(1368)驻守广东的元朝江西行省左丞何真归附朱元璋,广东基本上未经战争,即归属明朝统治。故广、泉平分秋色之局面,由元初开始,到至正十七年(1357)已告结束,由此直至清代咸丰二年(1852)(传统说法是鸦片战争以前,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未为尽当),广州之海外贸易均占全国首位。?

  广东一位致力于外贸史研究多年的学者曾向笔者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欲以福建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故极力鼓吹首先“经营”福建。成田等人的这一类“大作”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炮制出笼的。我们研究广州外贸史,自应切实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大可不必再受到那些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御用“学者”蛊惑,煞费苦心、牵强附会地为子虚乌有的宋元“广州衰微”、“广州落后”说制造依据了。

  注释:

  ①译文连载于《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及第8期,以下凡引自该文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②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③朱 彧:《萍洲可谈》卷2。?

  ④周中坚:《宋代泉州港地位的三次演变及其繁荣》,《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

  ⑤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118页,海洋出版社,1986。?

  ⑥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泉州文史》第8期,3~4页。

  ⑦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118页,海洋出版社,1986。?

  ⑧陈自强:《论宋代泉州南外宗正司》,《泉州文史》第4期,73~74页。?

  ⑨《宋史》卷186《食货志·香》。?

  ⑩《宋会要·职官》44之14。?

  ⑾《皇宋中兴两朝圣教》卷29“罢两浙舶司”。?

  ⑿洪 适:《师吴堂记》,《盘洲文集》卷30。?

  ⒀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169页,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

  ⒁《宋会要·职官》44之26。?

  ⒂王应麟:《玉海》卷186。?

  ⒃李福泰:《番禺县志》卷29,金石2,22~24页。?

  ⒄《宋会要·职官》44之33。?

  ⒅《宋会要·食货》38之24。?

  ⒆《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⒇真德秀:《知泉州谢表》,载《真文忠公文集》卷17。?

  (21)真德秀:《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载《真文忠公文集》卷15。?

  (22)真德秀:《申尚书省乞拨度牒添助宗子请给》,载《真文忠公文集》卷15。?

  (23)叶 适:《水心集》卷1。?

  (24)刘克庄:《吴洁知泉州制》,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

  (25)刘克庄:《胡?NB032?知泉州制》,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8。?

  (26)蒲寿宬:《送使君给事常东轩先生》,《心泉学诗稿》卷1。?

  (27)刘克庄:《即事四首》,《广州文博通讯·南海神庙》,50~51页。?

  (28)李昴英:《广州新创备安库记》,《文溪集》卷1。?

  (29)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10页,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1986。?

  (30)王连茂:《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考》,《泉州文史》第4期。?

  (31)郑思肖:《心史》及《自励诗》,转引自陈?NF050?东:《泉州湾宋船沉没原因及出土物考古》,见《泉州文史》第4期,54页。

  (32)《岛夷志略》,三山吴鉴序。?

  (33)余思伟:《广州市舶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第5期,78页。?

  (34)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36~38页,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1986。?

  (35)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佩玉斋类稿》卷4。?

  (36)吴莱:《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渊颍集》卷1。?

  (37)仇池石:《羊城古钞》卷7。?

  (38)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文集》卷16。?

  (39)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192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4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175~178页,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

  (41)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63~66页,中华书局,1981。?

  (42)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289页,中华书局,1984。?

  (4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197页。?

  (4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131页、186页、185页。?

  (45)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部分),《阿拉伯世界》第3期,9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1981。

  (4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搭建中阿经济文化发展桥梁

——记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成立大典暨中国埃及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2010-3-3 9:31:00

 

2010年1月14日晚,由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Arab-China Commercial Associated and Cultural Exchange Council)、中国埃及商会(Egypt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筹备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成立大典暨中国埃及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星河湾酒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副大使及成员国的领事、参赞代表,驻粤商、领事馆代表,国内商协会领导代表,广东省、广州市政府领导代表,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广州市投资促进局,深圳市贸促会,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代表,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及中国埃及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十多家中外媒体参与了此次盛会。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副大使哈迈德•穆斯塔法先生出席开幕式并为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成立大典暨中国埃及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致词。哈迈德•穆斯塔法先生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企业界应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企业可以通过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这一双边经贸合作机制获得更多信息和合作机遇。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阿经济文化交流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中阿经济文化事业大发展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哈迈德•穆斯塔法先生对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高度关注并赋予极大寄望。

  随着中国经济愈加发展和开放,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广州经商或工作。目前,广东省共有2.2万阿拉伯商人,其中广州就有1.6万的阿拉伯商人。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的成立,象征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密集、融洽。

  在宴会上,阿拉伯联盟驻华代表处副大使哈迈德•穆斯法塔先生把一块镶满阿拉伯联盟各成员国国旗的金牌交到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主席、中埃商会会长Adel El Sayed先生的手上,这标志着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成为了官方承认的阿拉伯联盟所属机构。Adel El Sayed先生表示今后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将在中国政府机构、以及有关工商组织与阿拉伯商人之间搭建更新、更快的交流平台。

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成立大典暨中国埃及商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巴林王国驻华使馆商务处,科威特驻华广州领事馆,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广州市投资促进局,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贸促会等机构纷纷发来贺电贺函。美国首位华裔市长黄锦波博士,广州艺国文化传播优先公司总经理、星海音乐学院创业中心行政总监、皇家声乐教学体系教授、新声代声乐团艺术总监,著名的歌唱家书法家黄太闻先生现场即兴表演共庆成立大典圆满成功。

中华全国县域国际联合会执行副理事长柴仁生,原计划要参加此成立大典,但由于他特殊的公务安排未能前来,特地写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统领下,能全面而有效的把握好各种机会,团结各方面力量,协作并肩,锐意创新,开拓进取,谱写中阿经济文化联合会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来源:国际商务平台

 

 

光塔:叙说羊城商贸繁荣史

2002-04-18南方日报

 

古城寻迹

羊城光塔路有一座怀圣寺与寺内的光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她清晰地铭刻着羊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印痕。

 

光塔一带唐时是繁华“蕃坊”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海外商人都以广州为据点经商,他们被称为“蕃客”。唐政府还兴办“番学”,教洋人子弟学中国文化。伊斯兰教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怀圣寺与光塔便是有力的见证。

怀圣寺与光塔的所在地唐朝时是广州“蕃坊”。“蕃坊”的区域,大约以今广州市光塔路的光塔为中心,南抵惠福路,东以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到中山六路。有关专家介绍,现在光塔路的玛瑙巷和甜水巷,从唐代开始就是外国人的聚居地。当时很多阿拉伯商贾长年侨居该地,他们在与“唐人”互市货物的同时,又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

  广州是中国惟一历经两千年不衰的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史载,汉唐时期,怀圣寺与光塔周边居住生活和做贸易的波斯商人达10多万人。波斯商人带来大量的罗马玻璃器皿、非洲象牙、波斯银器等奇珍异宝。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里,波斯银盒、四连体铜薰炉、玻璃碗、玛瑙水晶串珠、陶犀角、陶象牙、陶俑座灯以及古威尼斯钱币等,都见证着当年中外贸易的频繁。“蕃坊”是当年广州最繁华的商贸区。

 

光塔曾是珠江船渡航标塔

史载,光塔初建于唐贞观年间。塔高36米,塔体为圆柱形,下大上小,以石条为塔基,青砖为塔体,表面采用贝灰批荡,外观洁白光滑。塔内不分层,中树以实心圆柱形塔芯,塔芯与塔体内壁均有右旋梯级通向塔顶。塔体上部有一个平台,平台周边建有墙栏。塔体上下共开设10个长方形窗口。从塔基到顶盘高26米,共153个阶梯。

  光塔是伊斯兰教的“唤礼塔”,因为过去每次礼拜前均有人登上塔顶高喊“呼唤词”,叫穆斯林快来礼拜之用。古时候的珠江河北岸离光塔不远,光塔白天悬旗,晚上挂灯,兼有为船舶引航的航标塔功能,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和从海外归来的货船见到光塔,便知到达丝绸之路始发地广州了。有专家称,当年引航的灯塔,也是伊斯兰教徒“呼礼”祈祷之塔。史载,光塔路与今流花湖公园一带是广州重要的内港,南海神庙和香港屯门则为外港。

  目前,鉴于光塔逐渐倾斜,最新修建的塔身部分向外鼓出,寺内正与广州市有关部门协商整修方案。

 

广州可能还有波斯商人后裔

相传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曾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大贤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从波斯湾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后,建造了怀圣寺与光塔。宗教寺院的建筑为在穗的波斯商人提供了方便的宗教活动场所,怀圣寺与光塔成了当时的波斯商人以至现在的回族人民的朝拜胜地。

  唐宋时,广州是我国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来穗的阿拉伯穆斯林富商最多,他们大多经营香料、药材、珠宝等贵重物品。来穗的“蕃客”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和阿拉伯人居多。其中不少“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或取科第”,落籍广州。史书称为“住唐”。这些“住唐”蕃客的后裔与当地人长期相处,逐渐华化,其子孙即为“土生番客”或“五世蕃客”,他们围寺而居,成为广州回族先民的组成部分。直到目前,生

活在广州的回族后裔,大多都居住在怀圣寺与光塔附近。

  但也有史家考证,今天居住在广州的西域商人后裔已经没有了,目前惟有居住在南海的蕉蒲氏家族为当年的西域商人后裔,现今生活在广州的回民大都是明末从北方南下的回民后裔。

本报记者 王洪伟 通讯员 陈明 实习生 李薇 陈勇

 

 

清真先贤古墓

 

系阿布?宛葛思之墓地。相传为唐太宗(626─649)时来中国传布伊斯兰教的四个阿拉伯人之一。死于中国, 葬广州城外流花桥畔, 称“先贤古墓”。其墓碑谓建于唐贞观三年(629), 据历史学家陈垣考证, 当为永徽三年(652)。

 

清真先贤古墓

 

  该墓位于桂花岗,又称"回回坟"。相传唐代阿拉伯著名伊斯兰教传教士塞尔德?艾比?宛葛素广州归真后,安葬于此。

墓园四周青砖高墙环绕,内作庭院式布局。墓室建在园内西北面,外方内圆呈穹形,在里面诵经讲话,回声相应,故又称作"响坟"。园内还有敞口厅、拜殿厅建筑。陵墓附近亦为历代知名的伊斯兰教徒墓地。还有一方元代高丽(今朝鲜)人氏穆斯林剌马丹的阿拉伯文墓碑,碑石上刻有一行中文,记载着墓主死于元至正九年(134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这是广州发现最早的阿拉伯文碑铭。

 

该清真先贤古墓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怀 圣 寺

  怀圣寺又称光塔寺,位于光塔路,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中国境内最早建成的清真寺。得名取怀念其教祖“至圣”穆罕默德之意。该寺兴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主建者是当时的墨底约国穆斯林苏哈伯.干葛思,这位“大贤者”死后被埋葬在清真先贤古墓中。

  怀圣寺的所在地是唐时的广州“蕃坊”,许多阿拉伯商贾长年侨居该地,他们在输入与“唐人”互市货物的同时,又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怀圣寺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这座古刹和稍后建成的泉周洲麒麟寺、杭州凤凰寺并称为中国南方三大清真寺。唐建的寺院元代被破坏,不久即重建,现在所建是元代重修的格局。明清以来又几经修葺。寺中现存大殿、看月楼、长廊、碑亭、经堂、水房等建筑设施。大殿即礼拜殿,1935年重建,原来的砖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看月楼建于明代,位于大殿前,是一座红墙绿瓦的楼阁。

光塔又称怀圣塔,初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原塔尖有一只能随风转动的金鸡,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为台风所堕,此后塔尖屡易其物:1532年为亭状,1562年复用金鸡,1600年改用葫芦,1835年用十字架,1905年建成拱形礼帽式。1988年对塔作全面修葺时发现塔中砖石结构为唐时之物。

现在所见的圆拱形塔顶为1935年建。塔高36米,塔体为圆柱形,下大上小,以石条为塔基,青砖为塔体,表面采用贝灰批荡,外观洁白光滑。塔内不分层,中树以实心圆柱形塔芯,塔芯与塔体内壁均有右旋梯级通向塔顶。塔体上部有一个平台,平台周边建有墙栏。塔体上下共开设10个长方形窗口。从塔基到顶盘高26米,共153个阶梯。光塔又被称为邦克塔,因为每次礼拜均有人登上塔顶“喊拜”,而怀圣塔之所以称为光塔,一方面因为其外观光滑,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徒在夜间悬灯于塔顶,亮光通宵达旦。古时候的珠江离怀圣寺不远,光塔白天悬旗,晚上挂灯,兼有为船舶引航的作用。

  光塔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塔,比叙利亚的翁米亚王朝遗留下来的古塔要早80年。

 

 

千古商贸城

一街一段古广州对外贸易重要史迹亟待保护

 

本报记者 刘晓璐

 

原来,广州还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始发港和商品货物集散地!而且,这一历史,至少已有2000多年。

昨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和广东珠江研究会的一群老文史学家、海洋学家和作家的引领下,探访了几处藏在都市深处的往昔胜迹。

像广州这样一个有着2000多年城市历史的古都,她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甚至每一条街道的名称,都能讲出一段“古”。

站在将军西路,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州外贸史志主编、著名文史学家陈柏坚教授告诉记者,这里原本叫“将军前”,是南海将军府前的意思,起源于1200多年前的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派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管对外贸易的使官。名曰“市舶使”,将日益繁杂的对外贸易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之下。到了宋开宝4年(971年),宋太祖下令,在广州又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就建在今天北京路和西湖路交界的广州百货大厦附近。只是这一带历来都是广州的城市中心,经各代拆建,其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已很难获知了。

“但从这两处‘无形’的遗迹中,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广州早在唐以前,已经发展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这也是政府派使立司的原因所在。”陈柏坚说。如果再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和隋朝建成的南海神庙联系起来,广州的海外贸易史,至少也有2000年以上。

在光塔路,海洋学家甘子钧教授说,这里原来是珠江岸边,现在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光塔路56号)园内的塔状建筑,就是当时引航的灯塔,路名也因此而来。

据介绍,光塔路和如今的流花湖公园,自古都是广州重要的内港,南海神庙和香港的屯门则是外港。《汉书》中也有关于最早从这里始发的对外贸易的记载。而这里又是当时海外商人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聚集的地方,有“蕃坊”的名称。唐代的地方政府还兴办“蕃学”,教外商子弟中国文化,并与各国商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史载,宋时每年10月,当地政府还要在“海山楼”(如今“ 天字码头”一带)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史称“犒宴送行”。外商在中国去世后,则大多葬在如今兰圃公园的后山,叫“先贤古墓”的地方。

而如今十八甫路的“怀远驿”,则完全沿用着明代的称呼,所谓“怀远”,便是怀念远方。原来,这里在当时是专门接待外商的地方,曾有120余幢大屋。在专家们的介绍下,记者发现,许多的门礅、门楣、街上的石板,甚至墙上青砖都是明清的遗物。大屋石路,曲径幽香。

然而,据此次活动的召集人、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组组长、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教授介绍,由于地产开发,许多房屋已被拆除,剩下的或因年久失修、或因人为破坏,不少已成危房。在现场,记者看到,怀远驿26号之后的几间大屋,已是墙倾壁危,外墙横横竖竖撑满了木桩,并和对面楼房之间也架上了固定桩,路人和屋主便在这木桩间过往进出。对这些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势在必行。

几个点,一次简单的探访,一部2000年广州海外贸易史的大体轮廓,已经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重要史迹未被很好地开发保护而逐渐隐去外,在那些已为考古及文史学界证明的地方,甚至连一个标志和一段简明的介绍都没有。难怪记者随机问到的市民,哪怕是地道的老西关,对着面前的史迹,也不能有一个所以然答复。图

  从古屋深巷中走来,可有知晓身边的一段“古”。抬头撑木纵横,“怀远驿 ”的许多明代大屋已成危房。

 

赛尔德?艾比?宛葛素来广州传播伊斯兰教

 

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方。唐代贞观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教传教士赛尔德?艾比?宛葛素携带《阿兰经》30册,经波斯、印度东行至广州传教,他在蕃坊里修建了怀圣寺和光塔,这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庙。宛葛素被称为先贤,归真后葬于广州北部芝兰湖畔(即今兰圃附近),其墓称“清真先贤古墓”。墓室建筑结构别具一格。中空外圆,形如悬钟。在墓室内诵经讲话,声音特别洪亮,故又有“响坟”之称。

该墓被国内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际穆斯林视为圣地,历来都有大批国内外穆斯林前来瞻仰。是广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穗港澳三城发展

 

穗港澳发展历史

  历史上,广州、香港及澳门都曾是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在漫长的地区发展进程,也曾演出过精彩的“三城记”。这三个城市中,广州开埠最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设立南海郡,就将广州设为郡治所在地。南朝时,广州已经成为岭南的经济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唐代广州更成为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地位显赫。

  元代以前,珠三角地区都是以广州为中心发展的,当时珠三角地区虽已出现不少独立的城镇,但香港、澳门还属渔村性质,均隶属于广州府管辖,尚未发展。

  澳门开埠早于香港,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积极开展转运贸易,成为广州的一个主要外港。当时广州的出口贸易几乎全是经澳门港口岸转运至东南亚、日本、非洲、欧洲和美洲各国;外国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也是经澳门输入广州,然后转运至全国各地。

  清康熙年间,政府规定外商在广州交易后不得停留,必须到澳门居住,于是,澳门成了在广州贸易的外商的旅居地。穗澳两地相互依存,成为珠三角二大经济中心,也形成一条沿珠江口西岸南北走向的穗—澳发展轴线。

  在鸦片战争前,香港仍不过是小渔村,隶属广州府新安县。香港地方虽小,但却是天然良港,自1841年被英国强占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珠三角的新兴城市。

  澳门一向依赖的对外贸易和外国人居留地的优势,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租借地的产生而基本消失殆尽,而香港逐渐发展成贸易巨港,取代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

 

  开放后本港最受惠

  珠江口西岸的穗—澳发展轴线也移向东岸,形成为穗—港发展轴线,三城市的关系渐形成了“省港澳”的称谓,以前坊间流行的“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的说法,可谓三城关系的形象表达。

  广州为传统的珠三角经济中心城市,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展水平仍高于香港,但实际上自1949年后广州的发展已相对缓慢。原因是内地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及连串的政治运动,扭曲以至扼杀了广州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甚至人为地隔断了与港澳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

  香港因内地政局变动,吸引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工业资本和移民流入,推动了香港本地的工业化,经济迅速成长,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广州,成为亚洲着名的国际大都会和国际金融中心,也成为了珠三角地区实际上的新的经济中心。

  中国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开始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从八十年代至今,香港成为珠三角地区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其中在广州的投资项目达到一万二千多个,实际投资金额超过了200多亿美元,约占广州全部外商投资的近一半。

  对外开放使广州得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广州更大规模地投入,并以地铁等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并合周边县市,并全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实施适度重型化的工业发展策略,迅速成为华南地区新兴的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产业基地。同时也大力推动发展现代服务业,使该城市在 GDP 的构成比重如今已达至 59.2%;与香港共同形成为珠三角地区一南一北的两大核心都市。

  在穗港之间,毗邻香港的原边陲小镇——深圳,也在中央特区政策的推动和香港产业转移的带动下,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开始迅速成长。短短的不到三十年间,就从原来不足二万人口的小乡镇,发展成为近九百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

  去年深圳的经济规模虽仍略低于广州,但其人均 GDP 却居内地城市的首位,达到89814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约为13153美元,较广州还高一成多,其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更高达8711亿元,成为整个珠三角地区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好的城市。

  港、深、穗三大城市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原来珠三角地区东西两岸发展、还算相对均衡的经济地理面貌。在广州与香港(加上深圳)的两极带动下,中间处于走廊地带的东莞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也极为迅速,令东岸地区成为趋向于连片发展的都市连绵区。但是随着发展,港、深、穗这“三城记”之间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一、珠三角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自2007年以来已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对港商企业投资的绝对依赖开始减少。第二、近年广州、深圳的发展快于香港,尤其是广州与佛山的同城化步伐加快,而香港这些年的发展却遇到不少问题,产业结构日趋金融化和投机化,面临不少挑战。

 

  势成超级城市体经济区

  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亟需在经济地理空间结构上进行重新整合,各城市区域之间要作合理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才能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和进一步的融合。《纲要》要求“优化珠三角地区空间布局”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广东这次提出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的划分,可说是对《纲要》要求的一个颇具创造性的细化,展现出一幅珠三角新三城记的图景:每个经济圈均包括了三个城市,这可视为是第一个层次,即经济圈内的三城记;而每一经济圈内的核心城市,与圈内或圈外相邻的另一城市实行同城化发展——如广佛、港深、澳珠之间,构成为第二个层次,即三个同城化城市体的三城记;而这三个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将成为三个区域范围的超大城市体组合,就构成为第三层次,即三个超大城市体组合的三城记。届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必将发生巨大变迁,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城市体经济区。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

 

王怀德

西北民族研究,1998.1

 

    阿拉伯中国与阿拉伯的友谊源远流长,尤其是在中国的唐代,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对以后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本文主要论述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沟通中西交通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海路,另一条是陆路。当然,严格地讲,还有海路与陆路相结合的路线,例如,首先由西亚乘船到南亚,然后再由陆路进入中国。

    在古代交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克服艰难险阻,越过千山万水或者浩瀚的海洋,将中国与遥远的西域各国连结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中、西各国人民的壮举。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但在古代输往西方的物品中最重要的是丝绸,因为那时中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丝绸的出现早于棉花,几千年前黄帝的后妃嫘祖就曾教人养蚕、缫丝、织绸,以制衣裳。这里传说中的嫘祖无疑是中国劳动妇女的集中代表。中国的丝绸为西域各国人民所喜爱,据古代伟大学者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记载,希腊人很早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公元前67世纪时,已有人到过“绢国之都”。古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产丝之国)。欧洲人视丝绸为非常珍贵之物,在罗马与黄金等价。著名的恺撒大帝身着一件丝绸袍在剧院看戏引起人们的羡慕,被视为绝代豪华。正因为如此,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18681872年先后七次来中国旅行和考察古代这条贯穿东西的陆上通道之后,十分概括而又准确地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生动的名称。它很快为东西方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美称。后来,人们把沟通中西交通的海路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关于中西交通,中国史书中最早有确切记载的是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进行联络和考察。第一次是公元前139年至前126,他率领一百多人的使团西行,历时13,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元狩四年),他率领包括若干副使在内的三百多人的使团到达乌孙(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以后,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他们没有到达阿拉伯,但在那里听说西方有一个条支国。继张骞之后,长安形成了出使西域的热潮,汉王朝每年都派出使团,多则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者百余人,少者十多人,出现“使者相望于道”1的动人局面。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班超率36人出使西域,使西域五十余城郭获得安宁。他在西域31,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他所遣使者甘英曾到达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据学者考证,条支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一个地方,实泛指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在阿拉伯半岛以内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在回教创兴五百年前,中国阿拉伯间已经有交通了。”2所以,“有些记载说,中国船只在伊斯兰教以前已经到达幼发拉底河上的西拉和俄波拉。”3此外,古代阿拉伯半岛西部也有沟通亚、欧贸易的商道。“也门,或伊斯兰教前八百年的希木叶,在埃及与远东的海上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德门港(今亚丁)是中国货和印度货的卸货口岸,这些货物通过北部陆路商道,途经希贾兹,转运到麦加和麦地那。在这里货物由中间人经手,换取黄金或北部产品。”4也就是说,这些货物再由这里北运叙利亚,直达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时,也曾谈到这一商道。马克思说:“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早先从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

      1《汉书·张骞传》。

      2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3卡米勒尔·雅德博士(叙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

      4〔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5页。

 

    公元610,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并以它为旗帜,经过不懈的努力,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基本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在其继任人时期,对外实行大规模的征服,进而建立起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穆罕默德领导的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创立适应了阿拉伯半岛统一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一个神支配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相互对立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表面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1

    几乎在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同时,公元618年李唐王朝取隋朝而代之。唐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版图空前扩大,西界为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所以,《资治通鉴》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不仅如此,它的势力范围还远及波斯。公元651,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被阿拉伯军队击败后战死疆场,其子卑路斯带王室及部属到长安避难。这时唐王朝拜卑路斯为都督。但波斯远离中国,只是名义上的臣服,所谓波斯都督府者,也形同虚设。卑路斯死后,其子泥师在长安组织流亡政府,自称国王。唐调露元年(679),唐高宗命裴行俭领兵护送泥师复国,并委派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但他们并未到达目的地,行俭因路途遥远,中途折回,泥师则流落吐火罗。而这个时期阿拉伯人继续向东扩张,公元663671年完成了对呼罗珊的征服,并越过乌浒水(阿姆河),674年侵入布哈拉。在哈里发韦立德执政时期(705715),穆斯林军队在河中地区建立起立足地,进而继续东进。这样一来,随着两国势力特别是阿拉伯势力的增长,两国成了边界相连的邻国。

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和斗争,小规模的冲突不只一次发生,但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则发生在唐天宝十年(751)。当时中国与大食之间因石国(今塔什干)而发生怛逻斯之役,结果高仙芝统率的中国军队失败,数万人伤亡,还有不少人被俘。这是对唐王朝的一次打击,它主要由于高仙芝没有认清唐朝在西域势力的日益衰落所致。然而,中国的势力并未从此绝迹于西方,阿拉伯帝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发动征战。两国关系在怛逻斯战争后没有继续恶化,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大食还应唐王朝之请派兵助唐平叛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怛逻斯战役后通使的次数也未见减少,战后第二年至第八年,每年都有大食朝贡使来唐,天宝十二年(753)这一年就有4次之多。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两国经济发达,“中国唐朝的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当时人类文化的高峰”(郭沫若语),因此交流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就陆路来说,由于两国边界相连,路途更为方便和安全,来往人员大增,丝绸之路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到唐都长安和中国北方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民,大都循此道而至。海上交通发展更快,特别是在公元750年阿巴斯王朝建立以后。据说,该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建立新都巴格达时曾经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在阿巴斯王朝兴盛时期,在其首都的底格里斯河上,经常可以看到巨型的中国船只。阿拉伯人也建立了巨大的贸易船队,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成了世界海运中心之一。后来在基尔曼海岸又出现了海运城市西拉甫,它是专门用作与印度和中国通商的。此外,阿曼也是阿拉伯海上贸易的重地,它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濒临阿拉伯海,东南为印度洋,西南接红海,东北为波斯湾,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之一。早在4千多年前,阿曼人就以“海上民族”著称于世,公元812世纪是阿曼航海业的黄金时代,当时苏哈尔是其贸易首都,也是通往中国的门户。公元750年第一个抵达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就是阿曼的著名航海家阿布·奥贝达。阿曼人民至今不忘这段光荣的历史,1980年他们专门制造了一艘阿曼古式两桅三帆形如枭鸟的木船,命名为“苏哈尔”号。素丹卡布斯·本·赛义德亲自参加了这年1123日国庆十周年时为这艘船举行的隆重的启航仪式,开始了“现代辛伯达航海”1的历程。历时7个半月,航行6千多海里,19817月初胜利抵达广州,受到中国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这是对中阿友谊史的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今日发展中阿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

 

   

    中西交通的发展,使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双方都获益匪浅。

    首先是两国友好关系得到持续发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国一贯注重发展与包括阿拉伯在内的西域诸国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讲,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是阿拉伯人始终不渝的愿望和目标。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表达了阿拉伯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他们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在其继承人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中阿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对此《旧唐书》卷四有所记载:“〔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现在人们也将这一年视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自此之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颇为频繁,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651798)147年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者达37次之多,这中间恐怕很难说没有疏漏未记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787)的一段记载对我们了解大食使者在华的情况很有帮助,文曰:“〔代宗〕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辛伯达是《一千零一夜》这一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当时说书人集中古代阿拉伯海员的业绩塑造出来的。传说他是巴格达的富商,生活于89世纪阿巴斯王朝全盛时期,喜海上冒险。他从巴士拉出发,7次到东方贸易,其足迹遍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和许多岛屿,最后抵达广州。他历尽艰险,每次都化险为夷,安全返回。这一故事一直为阿拉伯人民所传诵。而阿曼历史学家则认为,确有辛伯达其人,他的祖籍是阿曼的苏哈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谐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朝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其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1这里所说的胡客主要来自大食即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李泌明言“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次检括出的4000名胡客,虽不能说都为使者,但其中使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则是无疑的,因为李泌明言:“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当胡客无一人表示愿归时,李泌就将其“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至于前面我们谈到的唐肃宗至德二年大食应唐王朝之请派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更证明两国关系之密切和友好。

    其次是促进了中阿经济贸易的发展。历史资料表明,中阿之间人员来往最多的还是商人,在唐代史书和私家著述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胡商”、“贾胡”、“番商”、“海商”;唐都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业区,这里国内外商人云集,一派繁荣景象。两市所不同的是,西市的居民多为浮寄流寓者,人口较东市为多,胡商十分活跃,设有“胡店”和“波斯肆”等。这里所说的“胡人”,并非专指阿拉伯人,但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则是无疑的。何况波斯和中亚的一部分当时已归入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的版图,一般将其统称为大食人也是合乎情理的。除长安外,中国沿海港口城市来往和留居的番客、胡商更多。我们虽不知他们的确切人数,但通过有史可查的一些记载就可以略见一斑。《旧唐书·邓景山传》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之乱时说,扬州的波斯大食商人遇害者有数千人之多。《苏莱曼游记》说,唐末黄巢起义时,广州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杀者计有12万人之多。这两个数字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它足以证明在这两个城市居留的大食人之多。而这些大食人中主要的应该是商人。中阿是当时两个世界大国和强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上各有所长,可交换的东西很多,由阿拉伯输入中国的除马匹和海枣外,还有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珍珠、玻璃等;而中国可供出口的东西更多,主要有丝绸、珍宝等。

    第三是促进了中阿文化交流。中阿两国人民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两国人员的交流无疑起到了沟通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作用。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造纸术的西传。前面我们说过,中国在怛逻斯战役中打了败仗,不少人为大食所俘,其中有工匠还有知识分子。大食正是利用被俘的中国造纸工人,首先在撒马尔罕建起一座造纸厂,生产出深受人们欢迎的平滑柔和的纸,逐步取代了阿拉伯人原来使用的黄纸和羊皮纸。随后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建造纸厂;公元825年出现了大马士革造纸厂,此后的几百年间,欧洲的用纸大都由这里供给。造纸术继续西传,进入北非的埃及、摩洛哥等地,并于12世纪传入欧洲。由中国输往大食的可能还有其他技术,例如,杜环在《经行记》中就曾记载说:大食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杜环没有说明这些工匠是何时到大食的,也许是怛逻斯战役中的被俘者,也许是其他时间所去;如果是后者,就更证明两国交流之广泛。由中国传入大食的究竟还有些什么,因缺乏记载,尚不得而知。至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些举世闻名的伟大发明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则是以后的事。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中国,它是中阿友好交往的结果;反过来,两国穆斯林的密切关系又促进了中阿友谊的发展。唐永徽二年(651)大食使者到达长安,被学者视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大食使者来华之前就没有穆斯林来中国,只是说明在此之后来华的穆斯林人数日益增多。唐代中国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境外,他们一般不向外广泛传播宗教,不过与中国人通婚和生育后代也使穆斯林的队伍有所壮大。因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所到之处大都实行聚居,形成“番坊”。唐王朝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就让番坊的穆斯林推选出有德望的人,由政府委任他们为“都番长”,设立管理机构“番长司”。“番长司”是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的组织,都番长不仅主持宗教生活,领拜、宣教、祈祷等等,而且依伊斯兰教法调处、裁决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此外,还有招徕海外商船通商贸易的责任。正如《萍洲可谈》称:“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1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2广州的情况如此,其他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亦然。

    在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因为那时候“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杜环的《经行记》。杜环在怛逻斯战役时是随军书记,战败后为大食所俘。宝应初年(762),始附商船由海道回到广州。从天宝十年到宝应初年(751762)12年间,他行经大食各地,目睹了帝国内的方方面面,对伊斯兰教和风土人情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记述。唐代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经行记》说:“〔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环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致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4《经行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的文献,也是中国历史上由非穆斯林介绍伊斯兰教的最为扼要而正确的记录。只可惜该书已佚,

      ○1《萍洲可谈》卷二。

      ○2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01页。

      ○3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见《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4引文见杜佑《通典》卷一九三、一九四的附注。未能得到广泛的流传,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是其族叔杜佑在《通典》一九三、一九四两卷所加附注中引用的片断。

    唐代中国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是世界大国,两国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且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怀德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