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老村长1.5l春生价格:民主政治契约伦理：广东阳江“票选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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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契约伦理：广东阳江“票选县委书记”
2011年08月12日13:30南风窗石勇我要评论(35) 字号：T|T[导读]“票选县委书记”向民主政治下的契约伦理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县委书记的初始提名和票选，乃是党和人民在授予其权力时，行使选择权的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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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选县委书记”的政治学解读
2011年6月，在广东省西南部的阳江市，一场“票选县委书记”的改革悄无声息地进行，到7月初，尘埃落定。而在8月初，阳西县委常委、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位“票选”仍继续推进。
“票选县委书记”的效应，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旋风。中国僵化的县级“一把手”选拨任用制度被撕开一个小口子。而县委书记这一级，恰恰是腐败的重灾区；县级的治理，更牵涉一个国家的稳定。
用一年多以前，即200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等印发《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的话说，阳江“票选县委书记”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98年四川遂宁步云乡经6236名乡民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以来，中国“完善政治民主”的进程，多年来始终受到体制的牵制，更多地仰赖于开明领导的魄力，以及民意、理念的推动，故而走走停停，曲折反复，在整体层面不断地消耗体制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
但阳江“票选县委书记”凸显了另一种“压力驱动模式”，就是上级改革要求和现实“倒逼”的合力。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它向全国提供了一个正视契约伦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更深一层突破的逻辑原点。
现实已形成倒逼态势
尽管属于广东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但阳江的“票选县委书记”，并不算一个太大的意外——就像去年，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政府在政务公开上“全裸”很好理解一样。
这里面，折射出这几年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它影响到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至少是约束这种选择的一个重要变量。
这一变化表现为：由于带来诸多负面因素，在政绩考核体系中GDP主义已经开始退场；但同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考核指标，对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自改革开放后，用“经济发展”来解决民生问题，甚至执政合法性问题的预设没有变，也很难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面临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同问题。对于发达地区来说，经济继续发展固然仍很重要，但在社会管理、政府服务方面已经面临着社会矛盾频发、公民社会生长的挑战，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必须能够适应这种变化。而适应这种变化，政府最乐意选择的，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变革它的权力结构，给基层扩权、放权。它一方面既加强了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基层对社会的控制力度。
广东、浙江等地的“简政强镇”，以及各地现在热衷于“放权”的“社会管理创新”，走的就是这条路。
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解决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固然也很重要，但最能让他们充满焦虑的，仍然是GDP主义，所治理之地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对发达地区的追赶。事实上，了解民意的官员非常清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一样，对于民众来说，同意都会变得蚀骨。
这种现实的倒逼，会使一些开明官员想到3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给中国人的一大常识：改革旧的体制，往往就是一种竞争优势——生产力和社会公正，乃至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都可以从对体制的改革中寻找。
在欠发达的地区，本身并无多少“竞争优势”，仅仅是在政府管理体制范畴内调整权力结构，并不是可以呼唤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神秘法术。而传统的欠发达地区县级党政一把手的选拨制度，一方面竞争性不强，难以让最合适的人才有机会走上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其权力在基层又难以形成制约，容易倾向保守。而改革这一体制，恰恰可以寻找到改变一个地方面貌的力量。
阳江“票选县委书记”时，一位竞争者把这一逻辑表达得非常清楚：“阳西要发展，首先要打造一个坚强团结、廉洁干事创业的领导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