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面向对象数据库:推荐台湾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为你老去的亲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0:52:06
     被遗忘的时光 电影预告
  
  在台湾,失智老人的比例
  65岁以上20人大概会有1个
  85岁以上5人就有1个
  而这个比例估计只会越来越高
  然而现在有多少人对於「失智症」是有正确认知的?
  
  在台湾高龄化社会的现在
  杨力州老师在课堂上点醒我们的一句话
  「这部片不是只拍失智老人的故事,它也是拍你们和我们自己的故事。」
  这句话我认为非常重要
  在我身上就有类似的亲身经历
  老家邻居的老太太
  他的儿女整天只抱怨他难相处、脾气不好、记性也不好
  称她为「老番颠」,老了就没用了
  那时的我年纪小听著也就这麼认为
  一定是那老人自己的问题
  现在想想,这就是失智症吧
  只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认知而被误解
  更没有被用对的方式对待
  回想起来,这是多麼多麼的残忍!
  
  这部纪录片以几位老人在养护之家的片段而穿插其间的是
  老人们各自家人相处方式和他们的回忆
  还有老人说著还记得的事情种种
  
  一开始,我只能从他们家人口中知道
  这个老人的个性、原来是怎麼样子的人
  但渐渐的
  看著他们在养护之家的片段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
  而且是最真最单纯的他们自己
  
  人生经验造就出来的功利和世俗化都已消失
  生命中存在的是被简化的
  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
  也许是很远故乡的美丽风景、或者不可遗忘的痛苦教训
  而「家人」,是每一个老人最常提起的
  听著95岁老奶奶说著「给我拍张照片要寄给我的爸爸看」
  这段话多麼天真、傻气,却又真实得让你流出泪水
  有记忆的时候,我们会分辨这是可能发生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也会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世界上这件事情
  所以虽然想,但绝不会像老奶奶这样认真煞有其事的笑著说著
  
  而有些老人的过去其实并不快乐
  但现在他的生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是无论什麼需要都有人会乐意回应你
  例如:我要两碗饭,就马上有人会给你饭
  长越大会越来越少遇到这样对待你的人了,不是吗?
  并且家人子女更用心的守候在身旁
  似乎更加的幸福
  我突然想起
  我们会羡慕初生的婴儿小孩
  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少,快乐也比较容易
  而上帝虽然夺走了老人们的记忆
  但却也因此带给他们另一种的幸福快乐
  
  但老人们毕竟不同於婴儿小孩
  生命的长流上
  他们都极力的要抓住
  所有重要的回忆
  这是人可贵可爱的地方
  当老人们大喊我要回故乡而生气时
  我反问自己,什麼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地方?
  重要到即使什麼都快记不得了,也一定记住的
  想著想著眼泪也会跟著流下来
  对於失去的悲痛 慢慢有具体的感受
  
  而这部片也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
  如何去看待失智老人们
  最后影片片段是S.H.E的Ella照顾她失智奶奶的画面
  而她说「即使他不记得我了,我记得就好。」
  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一直回荡著
  我认真思考这句话时想到了
  在我现在这个青少年纪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彼此付出,是会感到痛苦的
  虽然可以忍耐一直付出,但一定有其极限
  所以我们会有将心比心体贴的心情
  因为希望自己这麼做之后
  别人也能这样回应自己
  但对於这些失智的老人们
  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无论心灵和情感各种层面
  这是非常困难艰钜的任务
  我们必须绝对无私的
  这是看完这部片后
  我认为我要给自己的课题
  
  「即使他不记得我了,我记得就好」
  期望我们都能成为更加懂得珍惜和付出的人

 
  看完这部电影,你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和归宿。。。。。。。。。。
  曾经的都是浮云。。。。。。。。。。。
  心灵会得到真正的净化。。。。。。。。
  心气会安静很多。。。。。。。。

 
  导演自述:
    1996年春天,我在北京清塔小区租了房子,那里地方偏,房租便宜,有一天,我和朋友路过时,看见大墙底下坐着一排老头,他们穿着深色棉袄、棉裤,远处看不清年龄,但肯定是一群老头,很古老的那种,当时感觉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老头坐在一起,像被串起来的,而且当时天已暖和了,他们穿那么多坐在那儿说话,以至我路过很远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后来,我和朋友停下来,坐在马路对面看着他们,由于太远,他们成了蓝天下的小黑点,偶尔有一个声音传过来,又很快消失。当时是下午,太阳正足,人也不多,有自行车和汽车从他们面前滑过,那会儿没想到拍摄,我坐在那儿,心里兴奋,拥抱了朋友,我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像。
 
    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又坐在原地看到了他们, 并进入他们的领地和他们说话。我了解到他们是小区里最早的居民,每天到这儿聊天,下午比上午人多,那天,我认识了宋大爷、董大爷、曹大爷,我自己也有了新的称谓,大爷们叫我杨子,我也介绍自己是东北人,二十五岁,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刚搬进小区,董大爷旁边有个破竹车,里边装着石头和茶缸。那会我还不知道竹车是手杖,茶缸是尿壶。他性格最开朗,总和一边的曹大爷打嘴架,他们熟识默契得像两个“丐帮帮主 ”。整个下午我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说北京原是大海,填平以后建城,及对三代领导人的评价等,还说到飞机,当时正有飞机从头顶飞过,问:飞机有窗吗?答:飞机能有窗吗!问:你坐过?答:我哪坐过,我小孙子坐过,他说的。当时我奇怪的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当另一架飞机飞过时,我才觉得我和眼前的大爷隔了很远,最初对大爷的印象就这些,那是个晴天,不知我在当中有没有影响他们聊天,没想到的是,从此我就和大墙底下的大爷们一呆就是好几年。

    决定拍摄时,我请了摄像师、录音师、买磁带、租设备,又新鲜又刺激,那会儿没有经验,全凭感觉。第二天录音师不来了,给大爷带了无线麦克风,没过几天和摄像也闹翻了,我说的他拍不了,他拍的我不满意,现在想起来好玩,主要责任在我,我只凭感觉来要求他们,但是又说不清怎么拍,实在叫他们为难。
    第二次再拍时,我有了DV数字机。那么轻易得到它,我对家人充满感激。拍了大量的素材之后停止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拍什么。第三次拍摄我目的明确;想法来自一天早起的瞬间,费了很多心思想出来的几个字成了日后拍摄的基础,就是拍大爷们的吃、喝、拉、撒、睡,其实很简单,但我当时看不见。我发现生活中最平常的炒菜、吃饭、刷牙、睡觉被我照下来,心里就不慌了。大爷们把拍摄叫“照”,我也喜欢这个叫法,日后就一直“照”着他们。对我来说;“照”有客观性,“拍”有主观性,是受大爷们的启发。
    我每天在大爷们出门前半小时到现场,也不轻易关机,这成了毛病。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远处大墙下烧火的宋大爷,我认为远处更能看清人的形态,很少有推拉镜头,他们就在眼前,看的清楚,不需要移动。整部片子始终保持“照”的原则,我和摄像机是面镜子,把眼见的景象“照”进来最重要。
   很多朋友看完片子会问我和拍摄对象是怎么相处的。拍摄时,好像根本就没我,我自己也为这点感到骄傲。也可能他们是群老人,心性平静,也可能我是个女孩儿容易相处,但刚开始,他们是不接受我的,而且多带一个人他们就不自然,现在也是。我们是怎么相处的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他们成了我的生活,我成了他们的念相,吴大爷腿不好,上不了楼,就拄着拐棍在楼下叫我,让我跟他回家吃饭,早上上班,车旁边有马轧,大爷们认识我的车,知道车在人在,车不在,他们也不等。在小区里,我和我的大爷们成了一景,冬天在大墙下,夏天在树荫下,天好时,我们一支浩荡的队伍会进入天安门,颐和园,有一点让我吃惊,路过西单时,有人说这是西单吗,七年没来了,那个说三年前来过,他们怀念毛泽东,到广场能说出各自的很多记忆。我听了心里难受,原来人老了也要跟生养自己的城市分离,尤其是我的这些大爷们,他们太老了,身体一年一个样,去年起,我就不敢带他们出门了。
    我最想说的是老人是很好相处的,我相信再年轻再暴躁的人,老时也会呈现善良,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我认识的这些大爷们又可爱又可怜,又孤独又满足,和他们相处我学会很多,我也相信缘分,可能我早就注定要搬进小区,大爷们早就坐在墙下等我了。那天我们见面,就拴在一起了。 
    《老头》拍了两年半,后期剪了半年,最大的困难就是坚持,好几次我坐在床上冲墙大哭,没别的原因,就是憋的慌,那个阶段好像朋友都丢了,呼机、手机很少响,我始终看到一个结果,又一直够不着它,这时心里会乱,会怀疑做的一切有没有意思。我认为自己命好,对我来说,钱不是问题,我的家人给了我全力的支持,但这也成为一种压力,当我带着这些念头坐回大爷中间时,我发现我又错了,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机器,回去拿吧。”“你上午怎么没出来,我们等你到十二点才回家。”这就是我的拍摄对象,他们常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也常帮我坚定信念。 
    我的素材有160多个小时,做后期比较麻烦,好在我自己有台对编机,不用花钱,所以剪了半年,剪完《老头》我快吐血了,好几个月不愿上机,一个是素材量太大,一个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剪,我一边看书,一边请有经验的老师来看,他们给我鼓励和建议,但最后只有我自己面对这些素材,我没想到剪辑和拍摄那么不同,我先剪了十三个小时,按人物剪出来,比如宋大爷,吴大爷各二小时,他们集体的部分再剪出来,最后完成片94分钟。片子做完快一年了,常想到拍摄过程,印象最深的是对大爷们的记忆,没接触他们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接触以后,也不是很快理解,时间长了,甚至在有的大爷过世以后才明白他们的意思,片中宋大爷还多次说:“人还能活二百岁啊”,多次剪辑后我才想到宋大爷也许真的希望自己能活二百岁。
    大爷们常开玩笑说:“你就照吧,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照没了你就不照了,”还说让我攒钱给他们修纪念堂,片尾他们对死亡的态度都是我没想到的,那天在大墙初遇,我没想到有一天坐着的人会分开,而我就是他们的见证人。 
    片中现在小区里聊天的大爷们我不认识,我认识的那个群体解散了,整个墙也空了,树荫下也摆了摊子,不知夏天到来时,还有没有空地儿坐人。
    我说的是个人体会,每个制作人都有和拍摄对象的关系,这是做记录片最美妙的地方,当然也有不美妙的时候,在片子完成后的几个月,好几次路过大爷身边时,我没停车,把他们丢在了路边上,拍摄时却不会这样,那会儿我们每天见面,我每次停车。没什么理由能解释,我感到我的变化,并为此不安,当影片受到奖励,我获得荣誉,大爷们还是坐在家门口,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了他们的东西,装扮了我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这句歌词可能现在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祈祷所有的父母有快乐的晚年生活!  

 当我们老了 病了 忘记了(
南都周刊

  81岁的景珍奶奶是《被遗忘的时光》里的第一个出场人物,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将领,过世多年。在纪录片中,景珍奶奶跪倒在墓前,哭着:“我的妈妈啊,你走了我好难过啊 ”女儿提醒她:“妈妈你看清楚点,是爸爸张国栋啊。”景珍抬头看了墓碑上的字:“哎呀张国栋啊,你居然先走,丢下我不管,怎么这么狠心 ”当时天下着毛毛雨,景珍奶奶陷入亲人离去的哀伤中,下次来到墓园,这样的遗忘,这样的记起,又会一再上演。

   12月13日下午,当《被遗忘的时光》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时,观众几乎被意料之中的情绪所打动。六位老年阿兹海默氏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患者,身处一个被遗忘的疾病世界,老人的寂寞映射出了这个社会的冷漠。

  导演杨力州在片场被感动无数次,即便在北京再次看这部纪录片,“仍会落泪,因为我发现这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沟通”。

  从2007年至今,杨力州的拍摄重点都围绕着老人。《青春啦啦(拉拉)队》以高雄市一群跳拉拉队的老人为主题,展现了一群平均年龄在70岁的老年人的乐观与活力,阐述“老与病并不是老人唯一的定义”;此前的《水蜜桃阿嬷》则讲述了一名泰雅族阿嬷在高山上种植水蜜桃,艰辛地抚养负债自杀的儿子媳妇留下的七个孩子的故事。

  虽然有朋友提醒杨力州,“老年人”是票房毒药,但是《被遗忘的时光》在台湾的票房却超过了很多偶像明星主演的爱情电影,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台湾2010年的电影票房前十名。

  这也让杨力州感到意外,事后他分析自己这个“票房毒药”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时说,“恐怕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变老的一天,现在老年人碰到的欢乐或者困境,不出意外,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是我们的欢乐或困境”。

  水妹的故事

  老年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会影响到记忆、注意力、语言、解题能力。严重时会无法分辨人事时地物。最常见的老年痴呆症种类是老人老年痴呆症,典型的特征是起始症状为记忆障碍。病人会遗忘刚刚发生的事,而较久以前的记忆则相对在发病初期不受影响。

  在台湾,65岁以上就叫老人,65岁以上老人中,18个人中就会有1个老年痴呆症患者,85岁以上老人比例更高,4个人中就有1个患者。大陆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长辈的照顾与健康问题日渐引起政府和子女的重视。

  一直以来,社会对老年痴呆症存有误解,感觉像是一种让人丢脸的疾病,甚至会出现歧视的现象。公众对这个病如果有点印象,大概会是因为2009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现年77岁的他六年前被证实患病,也是因为他获奖,病情才被广泛报道。

  当杨力州决定拍摄《被遗忘的时光》时,摄制团队几乎就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台北市万华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为了真实自然地记录老人们的状态,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说服整层楼的30位病人及家属,因为拒绝拍摄的老人,不能出现在镜头里。这也导致他们在拍摄工作中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这些老人沟通。

  杨力州开始决定要拍这个故事时,就料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会让观众想掉眼泪的片子,因为“题材本身就有这样的能力,摄制组要做的事情就是呈现”。尽管杨力州抱着这样的预期,但在实际的拍摄中仍然有太多的未知数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水妹是杨力州拍摄的六位老年痴呆症患者之一。她今年65岁,是泰雅族原住民,得老年痴呆症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医生告诉家人,做手术以后有三个结果:死亡、植物人和老年痴呆症。而她的女儿最欣慰的是“妈妈还在”,虽然手术后语言功能基本丧失。水妹想要表达而无法实现的时候,她会露出焦急而自责的神情,家里人也尽力配合她,猜她想要说的话。

  然而有两件事情让拍摄团队和观众都感到惊讶:水妹可以很清楚地表达“我要回家”,“回西林村”—西林村就是她在花莲的老家,而不是孩子在都市的家,她甚至给工作人员看故乡的照片。此外,尽管说话有困难,但是她可以流畅地唱歌。

  杨力州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天,水妹自己在唱《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歌词是“姑娘啊,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唱到这句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再继续唱下去,周围的人就突然意识到歌词的内容。“她都知道她唱的是她自己的困境,之后她就往房间走去,我们的摄影师跟着走进去,她去换上她最喜欢的衣服,戴上她最喜欢的帽子,然后把衣服整理好,提着行李就走出来,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西林村到了。她指着病房里她的床,这里就是西林村。”

  杨力州说,那一刻,他好难过,因为他发现,水妹连心中最美好的故乡的想象都放弃了。“她告诉我们,她也试图告诉自己,在这个四面墙壁的病房里,就是她最怀念的故乡。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因为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她连青春,连健康,连记忆,连语言能力都没有了,可是这最后能让她记起的东西她都放弃了。”

  电影最后,水妹年轻时候的照片笑意盈盈,穿着泰雅族服饰,散发着青春与美丽。她喜欢唱歌,曾经是五个孩子的好妈妈,是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如今记忆散落,可是,疾病再怎么厉害,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是夺不走的。所以她还可以安静地歌唱—或许在梦中,她真的回到了故乡。

  胶囊与纪录片

  另外一个老人的故事,则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老人尹伯最先对摄制组非常提防,护工告诉他们,尹伯把摄制组的人当成了匪谍。而对机构主任王宝英来说,有一段时间,每天听尹伯诉说共产党迫害史,是她的例行工作之一。

  在一次交谈中,85岁的尹伯找不到自己的照片了,他问摄影师:“这个照片拿出去,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是不是拿给共产党了?”当摄影师不知如何回应时,尹伯神神秘秘地说:“这个机构这么大,共产党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自己骗自己他不知道!”

  身患帕金森症和被害妄想症的尹伯,甚至一度对着摄影机大发雷霆,当他晚上看到对着他的摄像机的时候,他大声训斥工作人员:“白天拍一天还不够吗?现在都要睡觉了,忙了一天,你们还在这个地方来拍,做什么?”直到护工小姐说不拍了,摄制组停下,尹伯还一直无法平静。

  护工转身告诉杨力州,尹伯原是国民党特工,曾被派去刺杀大陆领导人,行动失败后,他换了好多个名字。

  “我的父亲,在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死在了大牢里,连尸都不叫收,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耶。我哥哥、我父亲都被杀了,我还有两个弟弟也被杀了,我大陆上的老婆孩子都没了。”尹伯操着河南口音,眼睛都红了,“我的腿断啦,逃到新疆、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么冷,取了个西藏人的名字,穿西藏人的衣服,用各种方式才逃到了印度。”

  由于当年做间谍时养成的习惯,尹伯会经常“做一些记号”:门关上和打开的缝隙间,都会夹一片树叶,这样有人开门他就会知道。

  工作人员在拍摄中忍不住问他:“尹顺周是你的本名吗?”他说“对”,可是他很害怕被人家知道,他甚至认为同一层楼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可喜的是,参加了复健活动之后,尹伯恢复了一些,他告诉王主任说:“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整个事情我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有一天摄像跟随他和护工外出,护工走开一会儿,尹伯转过身告诉摄像师:“就剩我一个人了,你想怎么照,你告诉我。”摄像师抓住机会问道:“尹伯伯,你以前在哪里工作?”“这个我忘掉啦。”“那我们聊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哪些?”“我不知道啊。”尹伯大笑:“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办法给你答复啊。”

  杨力州在拍摄初期,曾设想自己一定不能把这部片子拍成“一部讲老年痴呆症是什么的卫生教育片”,而在拍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个个老人的故事,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顾虑,因为故事本身的张力已经足以传递出自己的观念。

  “当你看到一部会感动你的纪录片,不管你是哭还是笑,其实导演已经把一个信息,或他要传达的一个观念,用一个胶囊装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丢进你的嘴里。那一刻觉得喉头有东西进去,可是你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没过多久,可能一看完电影,那个胶囊慢慢溶解,你发现非常的苦涩,你就开始有一些思考,这也是可能你有机会产生一些改变的原因。对我而言这就是纪录片。”而杨力州认为,《被遗忘的时光》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种类型的纪录片。

  “我很高兴这部影片能够撞击到每个人的内心,尽管他家里人不是老年痴呆症,可是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跟自己、或和自己最爱的家人和解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做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杨力州的纪录片工作中,他一直乐于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众有所思考,有所改变:有一名中年美容师在Facebook上给他留言说,在电影院看完《被遗忘的时光》,他瘫在椅子上走不出去,因为母子关系紧张,他已经有20年没有跟妈妈好好吃饭,而看完电影之后,他想在周末约妈妈出来,好好吃一顿饭。在网络上,他只是对杨立州留言:谢谢你。杨立州开玩笑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观众,因为每次都是因为这种人让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把纪录片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