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房产销售团队愿景: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9:55:08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919年春，毛泽东由京回湘如是说。
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周作人：《日本的新村》，1919年《新青年》6卷3号。
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20世纪初，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本日向一带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被称为“新村运动”。他们挑选了一块地方，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过所谓的“人的生活”。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一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参加新村切身体行这种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第一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
新村运动并没有维持长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令人不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乐土，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为新村成员本身就做不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没有可行的制度来解决私产充公的问题，无论是有产的上层社会，还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对新村都抱着或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态度。经济基础无法建立，政治制度无法畅行，新村后来终于解散了。
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 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 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在1919 年4 月出版的《新青年》6 卷3 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他在文章里称新村主义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人类的义务，一方而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他还说：“新村的运动，是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因此，他坚信：“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他翻译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
“新村的精神，在首先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所以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新村主义之所以和别种运动不同的地方，大半就在这里。”——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8月。
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后来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 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张氏说：中国素来以农立国，长期以来造成了“文化停滞，生计萦条，知识之权操之少数，其大多数则老死乡里，文字不识”的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工商业必须得到发展，但发展工商业，绝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图富强而牺牲人类”，而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必须实现“社会公道”——张氏说：“吾以直捷了当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而要实现“社会公道”，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回国后，他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毛泽东曾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外界对于新村的言论也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很快，他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年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甚至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武者小路实笃，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他从幼年即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在哲学上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影响。武者在创作和生活上，表现为一个乐天的理想家。曾发起“新村运动”。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在日向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1925至1936年，主办杂志《大调和》和《独立人》。后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1937年欧游回国到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的这一阶段内，他除继续创作一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外。从事美术著述。战后致力于绘画，并从一般的文人画转向西洋画的制作。1951年以后完成长篇小说《真理先生》。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开始自我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晚年的周作人咏着“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闭户读书，俨然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正中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周作人：《日本的新村》，1919年《新青年》6卷3号。
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20世纪初，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本日向一带建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基地，被称为“新村运动”。他们挑选了一块地方，参加者有几十人，实行共同劳作、相互协作、平等分配的制度，过所谓的“人的生活”。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新村有两类会员：一是愿意进入新村工作的人，按照新村的精神生活劳作；一是真诚赞同新村精神，而因实际情况所限不能参加新村切身体行这种生活的人。第一种会员的责任权利平等，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第一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每月捐金50钱，“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
新村运动并没有维持长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本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令人不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乐土，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因为新村成员本身就做不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温饱都不能解决，只能靠各地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来维持生计；没有可行的制度来解决私产充公的问题，无论是有产的上层社会，还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对新村都抱着或不支持、或不理解的态度。经济基础无法建立，政治制度无法畅行，新村后来终于解散了。
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 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 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在1919 年4 月出版的《新青年》6 卷3 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他在文章里称新村主义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人类的义务，一方而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他还说：“新村的运动，是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合理的自然的路上来。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因此，他坚信：“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他翻译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
“新村的精神，在首先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所以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新村主义之所以和别种运动不同的地方，大半就在这里。”——周作人：《新村的精神》，1919年8月。
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后来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 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张氏说：中国素来以农立国，长期以来造成了“文化停滞，生计萦条，知识之权操之少数，其大多数则老死乡里，文字不识”的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工商业必须得到发展，但发展工商业，绝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图富强而牺牲人类”，而必须“与社会伦理相调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必须实现“社会公道”——张氏说：“吾以直捷了当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而要实现“社会公道”，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回国后，他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他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毛泽东曾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外界对于新村的言论也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很快，他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年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甚至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武者小路实笃，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他从幼年即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学习，青年时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托尔斯泰作品的影响，在哲学上接近禅学和阳明学派。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有重要的影响。武者在创作和生活上，表现为一个乐天的理想家。曾发起“新村运动”。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在日向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新村。1925至1936年，主办杂志《大调和》和《独立人》。后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1937年欧游回国到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的这一阶段内，他除继续创作一些戏剧和长篇小说外。从事美术著述。战后致力于绘画，并从一般的文人画转向西洋画的制作。1951年以后完成长篇小说《真理先生》。
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提倡的学说明显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新村运动的活动宗旨被称为新村主义。新村主义者们所谓的”人的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人人都参加劳动；只要参加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创建这种生活不是借助于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获得的，是通过改造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达到的人人平等。
在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开始自我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晚年的周作人咏着“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闭户读书，俨然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