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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知识分子鲁迅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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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建宽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极有思想见地的中学语文老师，他的每篇文章我几乎都喜欢读。所以，在此我特陆续向大家推荐他写的《精英鲁迅》和《凡人鲁迅》。

精英鲁迅

一

鲁迅是伟人。
鲁迅是知识分子的精英。
什么样的人才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呢？
他应该是先知，他能深楚地明白丧钟将为谁而鸣。
他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他的铁肩应担得起社会的道义。
他应该是真理的探求者和真理的殉道者。

二

精英知识分子是先知，先知又是什么？
先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的先知先觉，他能清醒地把握到政治气候的冷暖变迁。
先知，是“已是悬崖百丈冰”时的腊梅，他能向世人报告春天何时将向人们走来。
先知，是“山雨未来风未满楼”之时的问天者，他能告诉人们何时将有一场荡涤乾坤的暴风骤雨。
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满清王朝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勇取地加入了反清团体光复会，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铿锵爱国誓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国民的愚弱，于是毅然决定弃医从文。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他认为第一要著就是要大声呐喊，唤醒无声的中国的愚弱民众。他雄心勃勃地筹办杂志《新生》，又与二弟周作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结集为《域外小说集》。尽管《新生》夭折，仅印了一千多本的《域外小说集》也没售出几本，但正是从这里出发，鲁迅以一个民族思想启蒙者的形象出现了，直至后来成为一位思想巨人。
人们肯定会说，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诚哉，斯言!当然，先知，先知，顾名思义，往往也只是比常人比庸人觉醒得更早而已，作为民族思想启蒙家的鲁迅也是如此。
鲁迅之所以成为民族思想启蒙家，有着他独特的成长背景。
鲁迅的祖父曾是满清王朝的进士，钦点翰林，任过县令，也做过内阁小官，任京官时因帮助亲戚向主持举人考试的官员行贿而锒铛入狱。祸不单行，接踵而至的又是鲁迅的父亲因患肺结核不治而死，一个本来还算殷实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于是迅速衰败没落下去了。身为长子的鲁迅只好进当铺换钱，用换来的钱为父亲买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一个本不知愁为何物的十几岁少年就过早地尝遍了。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我要说“家门不幸伟人出”，家道中落，使鲁迅比同龄人更为早慧，这样的世道人心也为日后思想家的鲁迅提供了一个解剖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初标本。
家道的中衰，同时也使鲁迅弃绝了通过科举以求前程的幻想。他与二弟周作人一同走上了一条国内读洋务新式学堂继而赴日本求学的道路。正是在日本的九年，使鲁迅能够以维新富强起来了的日本作为参照，认识了中国的积贫积弱。也正是在日本，鲁迅得以与光复会同志风云际会。也正是在日本，鲁迅得以放眼世界，视野变得开阔。异国求学，是鲁迅成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英的重要因素。
说鲁迅是先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就不得不提及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提及这一评价，就又不得不明白这一评价的出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写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着这样赞美鲁迅的文字：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时至今日，已是时过境迁了，如果脱离毛主席的文章背景去读这段文字，人们无疑会认为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有溢美之嫌，有神化鲁迅之嫌。我细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特别是这段评价文字所处的第十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觉得毛主席的评价还是与鲁迅先生名实相副的。
在《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一节中，毛主席将文化战线与思想战线分为了两个时期——“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毛主席指出“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接着毛主席又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五四”之前，鲁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就以自己的作品投身到了这场革命，写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就是他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更是传诵一时，以致“阿Q”成了愚弱的中国国民的象征，“阿Q” 也成了中国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艺术形象。写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中国共产党并未成立，按毛主席的观点来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创作《狂人日记》使用白话文，如果说是“新学”与“旧学”之争，是对封建文化的一个挑战，那么借文学形象“狂人”之口，彻底否定封建统治制度揭示其吃人本质则是超越了同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认识能力，与日后共产党所领导的“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的斗争目的暗合。
仅以此例，就足以证明鲁迅有着伟大的思想家所必备的洞察力与前瞻意识，说鲁迅为先知，实不为过。

三

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善良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捍卫者。鲁迅对此认识到了，也努力去践行了。
还是让我们将视角切换至1925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吧。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和珍许广平等学生发起驱逐专制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身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师的鲁迅，没有袖手旁观。
1925年5月7日，杨荫榆以纪念“五七国耻”为名，邀请知名人士来校讲演，准备对反对她主持会议的学生加以“破坏国耻纪念”的罪名。5月9日悍然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5月20日，鲁迅就代学生拟写报送教育部总长的呈文请求撤换杨荫榆。不料，教育总长章士钊与杨荫榆早就沆瀣一气，不但对学生的请求置之不理，而且支持杨荫榆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的学生。与此同时，鲁迅针锋相对，他联合了马幼渔沈尹默等六位教师与章士钊杨荫榆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25年5月27日，他们七位教师于《京报》发表了旨在谴责杨荫榆的宣言——《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8月6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该址另立女子大学。为了力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不被解散，鲁迅又联合北京教育界学者发起成立了学校维持会，为学生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女师大被停办的时期，鲁迅又在社会上募集资金，组织教师为学生租赁房屋并义务授课。而此时的鲁迅，任职于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的科长，正是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下属，章士钊怎能不恼羞成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25年8月12日，章士钊以鲁迅“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为罪名，呈请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呈文递至总理府，段祺瑞第二天就照准，原来段祺瑞与章士钊也是一丘之貉！
人们肯定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女师大驱杨运动”？其最初的导火索是什么呢？为何鲁迅始终坚定地支持学生运动呢？了解这些，才能明白鲁迅是在为正义而战，为守护善良而战！
《鲁迅全集》的注释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团。
1924年秋，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暑假回家，因江浙军阀混战，交通受阻，未能如期返校。杨荫榆于11月勒令她们退学，并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自治会遂于次年1月18日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决议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校长。这就是被女师大的学生称为“驱杨运动”的触因。
天下安不下一张书桌，谁之过？学生因军阀混战受阻不能如期返校，理应得到校长的同情与理解，却反被无辜开除。稍有正义感的人谁不会为这三名学生鸣不平？学生自治会为无辜被开除学生交涉，显然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何错之有？杨荫榆竟摆出家长制作风，勒令三名学生退学，甚至斯文丧尽恶言辱骂学生会代表，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可见，鲁迅与杨荫榆而战，是在守护善良！与章士钊而战，是在坚守正义！与段祺瑞政府而战，是在与专制强权交锋！
这场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之争是以鲁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
1925年11月底，段祺瑞被工人运动驱逐至天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杨荫榆被撤。章士钊1925年8月14日发布段祺瑞照准的免职令，8月30日鲁迅即赴平政院（负责行政诉讼即所谓“民告官”的衙门）控告章士钊。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判决章士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销”。3月31日国务院总理贾德耀“训令”教育部执行。
鲁迅领导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取得运动的最后胜利，这与他的人格魅力是密不可分的。细心阅读了《鲁迅全集》的读者，一定会关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中的七人联署名单，这七人中竟然赫然列着周作人的名字。其实两年前的1923年7月，鲁迅即与二弟周作人感情彻底破裂，兄弟已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不过，当“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许广平语）时，周作人也签上了他的大名。许广平对联名一事没有太多的解释，但我更愿意相信，周作人之所以署名并非只是顾及马裕藻的情面。因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之事，在北京学界已是议论的热点，此次学潮鲁迅居于领袖地位也是周作人十分清楚的。由此可以反证，即便在失和的二弟周作人心中，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还是正义的，还是值得他支持的。
鲁迅的人格魅力连失和的弟弟都能受到感召，当然也会让许多名士敬佩不已。鲁迅逝世，蔡元培先生发表《先生人格不凡》一文，篇尾忆及这次学潮，蔡元培先生以烘云托月的笔法着力渲染了鲁迅的人格，文字耐人寻味：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唐代杜甫早就对人世间的庸俗势利作过精彩的议论：“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齐寿山当时在教育部也是任佥事，竟能以月薪三百大洋的职位作牺牲支持陷于斗争漩涡的鲁迅，如果不是鲁迅人格的力量的巨大，齐寿山辞职决不会那样坚决的。

四

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既是真理的探求者，有时还应是真理的殉道者。
1918年1月，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曾自信地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
鲁迅一辈子都在寻求开启愚弱国民心智的良方，这是一个探求真理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文中所谓的“诊病”，就是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引起疗效的注意，鲁迅用他手中的那枝笔做到了，用他的文字《呐喊》、《彷徨》与一册册的杂文集做到了。但如何疗救——即“下药”，鲁迅却始终感到的是茫然。鲁迅于逝世前一个月写成的《死》，立下了七条遗嘱，其中就有一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自己就是一位以笔代枪驰骋文坛无敌手的文学家，生命的弥留之际却无奈地承认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对此，人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与不解。其实，与其说他是为文学家而悲哀，倒不如说他是在为社会的黑暗而悲愤！
鲁迅所处的世界的确是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是一个狼奔豕突的世界，是一个魑魅魍魉舞翩跹的世界。
徐锡麟事败心肝被恩铭的亲兵炒食，秋瑾被亲属告发被捕遇害，鲁迅见闻过！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如昙花一现，袁世凯篡夺帝位，鲁迅见闻过！
二次革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鲁迅见闻过！
许许多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惨死则更是让鲁迅感到触目惊心。
进步报人邵飘萍为张作霖暗杀，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鲁迅见闻过！
李大钊为张作霖而杀，鲁迅见闻过！
鲁迅的学生柔石为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见闻过！
曾先后任孙中山宋庆龄秘书的杨杏佛被暗杀，鲁迅见闻过！
不用再列举了，其实1925年5月18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就得出了结论：“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
类似的话鲁迅1936年2月继续在说，鲁迅于《我要骗人》一文中这样绝望地写道：“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的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
鲁迅如此怀疑文学的救世功能，对于他这样一位文学巨匠文坛斗士来说，又何尝不是在怀疑自己一辈子身为文人的生存价值呢？
由此可知，鲁迅是在以大孤独大绝望的心情与黑暗的世界博杀，他是怀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进行抗争。
1933年，鲁迅曾出版过一部《鲁迅自选集》，收《野草》7篇，《呐喊》5篇，《彷徨》5篇，《故事新编》2篇，《朝花夕拾》3篇。一部自选集中《野草》竟占7篇，而且还将《野草》集中的《影的告别》列在第一篇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正是鲁迅这篇写于1924年的《影的告别》，集中地展现了鲁迅陷于大孤独与大绝望却又不甘沉沦的心态。
读鲁迅的文字，我无数次为鲁迅感动，也正是感动于他于大孤独大绝望中仍顽强地同魑魅魍魉抗争着、战斗着。
读《鲁迅全集》中鲁迅日记，我还一次次默记着鲁迅被通缉被搜捕而四处避难的情形。
1926年3月29日（“三·一八”惨案后的第11日），当时《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于3月26日密令通缉鲁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鲁迅入山本医院暂避，至4月8日回家。
1926年4月15日，鲁迅避难至德国医院。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到达京城，北京形势又趋紧张，鲁迅在齐寿山的帮助下与同被通缉的许寿裳只好从山本医院移住至德国医院，至4月23日才返回寓所。
1926年4月26日，被通缉者之一、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为防止意外，鲁迅又被迫再次避居法国医院。
1930年3月19日，鲁迅加入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旨在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发起人有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士。因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内山书店楼上及内山完造家。4月1日回家，6日再度避居，至4月19日返寓。4月23日，发现因通缉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与柔石各处觅屋，准备迁离景云里寓所。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学生，共产党员、左联作家柔石被捕。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鲁迅，20日，鲁迅携全家移至日本人开设的旅馆——花园庄避难，至28日回寓。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遭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据传鲁迅亦被列入暗杀黑名单，如前往出席杨铨的丧仪则将加害。6月20日，鲁迅仍前往万国殡仪馆出席杨铨的入殓仪式。鲁迅走出家门不带钥匙，以示决绝。
直至鲁迅逝世前，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3月对鲁迅发出的通缉令依然未加解除。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训练处科长李秉中的来信，李是鲁迅的学生，来信表示如果鲁迅同意，他可向有关方面疏通，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请许广平代回信函加以了拒绝。
这就是黑暗中前行的鲁迅！他是带着国民党与执政府的“通缉犯”的名誉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他以“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心态，随时准备了以殉道者的身份迎接最不可测的厄运！
这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鲁迅的一个个侧面，难道不值得我们投去敬佩的目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