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慕n19怎么代理:杨澜习惯性逃离？

作为电视人，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占尽机会、运气和观
众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
候儿上一再“出走”：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
中文台。这种“习惯性逃离”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困境，还是缘于
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
◆被访者：杨澜
◇采访者：何东
走出“凤凰”为抬头看看天气
何：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百年叱咤风云录》和《人物访谈》
两摊儿，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你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现在
一下子被松绑，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
杨：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百年》相对好一点，而主要压力
就在《杨澜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
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所以节目从选题、策划、题纲、编辑、
串联，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但累
归累，又有点自得其乐，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许多事儿由别人去
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了统
一的风格。
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又把其
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现在暂时停下来，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我觉得前
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撒种、锄草、施肥、收割，始终忙忙碌碌，
现在好了，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
“凤凰”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
何：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无论是制作
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
杨：恰恰相反。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凤凰卫视都远远
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但这样的条件，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
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我要带
两个摄影师、一个灯光师、一个导演，那么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都
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这样时间一久，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
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细作打算。相比起我原来做电
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
的训练，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但起码我现在
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所以，
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
何：在凤凰卫视这几年，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
杨：总的来讲，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当我要离
开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而且所有同事
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
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
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又像当年离开
《正大综艺》一样，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
杨：从表面上说，每一次导致我离开，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
比如整个去年、前年，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可家又安在了
上海，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结果弄得两
边都不讨好，工作特别累，还要惦记着家里，可一回到家里呢，又想
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一直
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
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如果再追根问底，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
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我有一点
小的影响，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
分。
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何：你在美国留学，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都产生了哪
些影响？
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比如我刚去香港时，包括凤
凰台领导层，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台风格上靠。但我却觉得，要
真是往什么上靠，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因为港、台的电
视风格，抄日本东西太多啦，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所以再转到港、
台电视节目上，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而且我一直认为，港、
台电视风格，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就显得太轻太飘，根本
它们就衬不起来，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绝对不
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还要从根
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
何：有消息说你不会赋闲很久，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现在
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
杨：像当代人物访谈，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所以今后可能会
接着做下去，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肯定会比原来
的节目质量高得多。另外我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有特
别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修过不少这方面的
课。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太多的出镜，
去继续维持自己的电视生涯。但这些也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要
真正实施还得条件相对成熟再说。
何：你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是天生如此？还是后来形成的？
杨：两方面原因都有。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所以在我的
遗传基因里，肯定有这种成分。另外，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比如最
早上《正大综艺》，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一
下都凑到了我身上。但现在再看我离开《正》之后的经历，就不能说
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其中有很多东西，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
节目播出时我会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惧
何：你那份从骨子里就有的自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杨：（摇头加撇嘴）你完全大错特错，我恰恰是一个从来都非常
缺乏自信的人，所以我就得不停地干活，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我才能
获得某种自信。比如当我把一个节目翻过来掉过去刚编好的那一刻，
我可能会获得一时的自信和快乐，但当节目真正播出时，我又会陷入
极度的自卑和恐惧，而且马上就能找到许多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毛病和
错误。所以我这人从骨子里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鼓励。
何：既然你觉得自己很不自信，可为什么越是盛大隆重的场合，
比如像在北京主持世妇会的开幕式、大学生辩论会，才越能看出你的
沉着与优雅，甚至也有人就因为接受不了你这种气度，所以背后议论
你已经从当初的清纯自然变得越来越盛气凌人了，我不知道你对这种
意见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说法儿？
杨：（笑脸一下就收起来，非常不自信地问）：真有人觉得我变得
很盛气凌人吗？
何：可能是对你心里那点傲气的一种误解？
杨：（非常严肃加吃惊）：那我以后可真得注意这事儿了。
何：（笑）你不必太在意个别人的一句话。
杨：那也得好好反省反省。至于你刚才说的主持大场面，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心态的纯粹，越是在那种时候，越不能讨好别人和卖弄
聪明，别像好不容易赶上一次舞台表演一样，浑身解数恨不得全使出
来才过瘾。
我敢担保我的同事都不会说我聪明
何：对你来说，进行重大采访之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杨：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
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
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
何：在学习和事业这两件事儿上，你是不是很少对自己感到自卑
和沮丧？
杨：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沮丧时时都会
在我心里出现。就拿采访举例吧，我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如果在某一
次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我就特别高兴。
但绝大多数情况，我还是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事先把该看的资料
全看完，然后再理出一条比较清楚的思路，但在这种过程里究竟有多
少创见和灵性，那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也只能靠加倍努力去
以勤补拙。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敢担保他们都不会认为我是一
个很聪明的人。就像当年在《正大综艺》，我真是很努力想把大家逗
笑，但站在那里光着急可就是想不出办法，那种内心的无助，谁也帮
不上忙！所以我最喜欢有充分准备的工作。从上中学起，我就不是那
种巧解难题的高手，但在基本分上我却从来一分不丢，那全是靠平时
做习题做出来的！当时背历史、地理我能用功到什么程度？你随便问
哪道题，我马上就能告诉你它在哪一页上。这么说吧，我是东方教育
模式之下，一个绝对的好学生，凡老师布置下的作业，我没一样不是
完成得仔仔细细，但我认为自己的某一些创造力，已经在接受这种教
育的过程中完全丧失掉了。
我不以为感情秘密可以与人分享
何：不少人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会多少产生一点距离感，不知你
自己对此有没有感觉？
杨：有。我自认为对别人一直很真诚，只是我对自己私人空间保
护比较多。比如我不认为个人的感情秘密，就可以和谈得来的女朋友
共同分享。而人与人的距离感，往往就是在能否分享秘密之上建立起
来的。
何：你有没有能够真正交心的朋友？你认为有没有能够交心的朋
友？
杨：别人曾说这辈子我都注定会有一种孤独感。你要问“交心的
朋友”，那现在只有我老公一个。因为在他面前，我才可以完全袒露
自己的软弱和痛苦。小时候，我父亲算是我的知心朋友，所有困惑和
痛苦，都可以向他倾诉但现在长大了，我就不愿意让父母再为我过多
操心，所以总是把自己灿烂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后来我生了儿子，
于是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回家也得春风满面地对他。有一次
别的朋友问我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我说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感觉。
他说你才多大，怎么说话就跟中年人似的。我当时也乐了，其实心里
真有这种感觉。
何：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和打交道？
杨：职业的、干净的、充满敬业感、对自己总有更高一点人生期
待、对事业对别人都有一点责任心的人。说到底，我特别愿意和那种
心里有光明有理想的人打交道。
（《北京青年报》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