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平台是什么:素质教育在美国(教师中心稿)

如果这证明中国的教育“很棒”，为什么每年没有大量的欧美学生去中国学习现代科学或新理论，反而是大量的中国学生负笈美国及欧洲呢？为什么中国的留美学生本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理论，学有所成才归国；但其子女跟着回去却又跟不上班呢？
如果说美国的教育不如中国，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达，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美国学者赢得的诺贝尔奖最多，而中国高校无任何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起跑领先，冲刺落后？这个强烈的反差，促使我去深究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后劲不足？说到底，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
当然，我们不能以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发达的惟一标准。其实，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诺贝尔奖的国家，其教育一定会具有一定水准；但尚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国家，不一定其教育就不行。
然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科技发达的国家，教育一定发达！
第二，教育落后的国家，科技一定落后！
美国有人说他们自己是“科技发达，教育落后”，那是他们在鞭策自己。
国内有人说我们自己是“科技落后，教育发达”，那是有人缺乏自知之明。
应该怎样评定我们国家的教育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判断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只能是在终点，而不是在起点！也就是说，在肯定中国的中学生每年都能击败众多对手而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各种奖项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奖杯或金牌下的阴影。
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
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
我们也暂不忙作答，先接着看另一议题：
中国的初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世界之最吗？
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但却没有一个中国高校的成人获诺贝尔奖；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的成人高校赢得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
于是乎，许多人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两者的结合：中国的“最”＋美国的“最”＝世界之最。
又于是乎，中国的赴美热持续升温发烧。
我们来分析“中国孩子在国内接受初等教育，再到美国来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最好的模式？
先举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中国的青少年足球还是不错的，去年北京的“三高”少年足球队几乎横扫了足球强国墨西哥。宿茂臻等人年少时在英国曼联队培训，也很得英国名宿的青睐。中国青少年的足球基本功是很不错的，但欧洲和南美的成年足球队包揽了历届世界杯冠军。我们能不能套用上述的模式：中国孩子先在国内接受基本功的训练，到了成年再送到欧洲或南美去接受那里的足球意识和创造力的熏陶，这样一种两者的简单相加等不等于世界之最？
答案是否定的。青少年时期曾给英国足球界以深刻印象的宿茂臻，1998年再到英国南普队试训，不是因为表现平庸而遭弃用吗？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最”＋欧洲的“最”≠世界之最的结果呢？
成年的范志毅、杨晨、周宁、黎兵们，不但技术已定型，而且其足球意识、创造力等等也已定型，这个时候再到欧洲去培养足球意识和创造力，进步是会有的，但是已经难以“大器晚成”。
就教育来说，在中国接受初等教育，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两者的简单相加，并不一定是最佳组合。
当然，大多数来美的中国留学生都是有些“料子”的，故也学有所成。能不能出个把诺贝尔奖得主，我不敢肯定。但要在我们这代留学生中出“一批”---十来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发育不良的种子，再移植到别的环境，就算能成材，也难成顶级的栋梁之材。
《广州日报》1999年1月29日的《报刊文摘》转载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谈到了我国未获诺贝尔奖的4个原因：
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1997年止，共有400多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其中有5位华人，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朱棣文，化学家李远哲。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科学家，没有一位属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
一位著名学者说：“据统计，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1917年立国，39年后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捷克41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平均是35年。”新中国已立国50年，现在还不知要等多少年。
我国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州教授，总结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4点原因：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
我同意上述4个原因，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赵的文章并未提及。
中国孩子问“像不像？”
美国孩子问“好不好？”
听说，去年曾经有一本书风靡了中国，因为这本书能告诉读者：怎样一天读4本书，并且把它记住；怎样在4到8周内掌握一门外语；怎样使学习突飞猛进，学习效率提高6倍；怎样……
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这么有市场？因为中国人太崇尚、太迷信“智力开发”了。
中国孩子“爸爸，妈妈”还没叫全，雄心勃勃的父母亲们就开始了开发孩子智力的20年计划。于是，各种各样的早期智力开发方案被“开发”出来：什么一岁学认字、两岁学算术、3岁背唐诗、4岁学英语……以为孩子的潜能无限，其实是父母的希望无限。
那年我到美国宾州约克学院教书，妻子独自带着3岁的儿子留在国内。她放弃本单位的许多福利，而宁愿每天踩30分钟自行车，送儿子到“公认”的最好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刚刚安顿好孩子进幼儿园，她又迫不及待地把儿子送到夜校学国画。
3岁的孩子懂什么国画、油画，一节课下来，画在身上的墨汁恐怕要比画在纸上的还多。可是妻子在给我的信中自我陶醉地说：儿子画在衣服上，脸上的画，特能显示出他的绘画天才！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竿，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读信，我大吃一惊---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3岁儿子的手！
这时，教育系主任布莱恩博士正好走过我办公室：“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我一把拉他进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那幅竹子国画。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我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3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很荒唐，也很真实，同时又发人深省。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3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这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3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3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辛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通过辛西亚的“后门”，我们把刚5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据说，他3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儿子3岁时就能技惊四座，现在5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我想。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5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一塌糊涂！”
说得多了，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简直是在放羊！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指什么？没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我们可以来深究一下，“像不像”的问题。
当3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回答是否定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一塌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画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是指“复印”得如何。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是指“创造”得如何。
一个尴尬的问题---创造性能不能教？
创造性能不能教？这个问题乍一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始提法是“美国的老师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的？”
也就是说，问题是“怎么教”？而不是“能不能教”？
要回答“怎么教创造性”？必须先回答“能不能教”的问题。
达琳 叶格是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市郊一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迈阿密大学的在职学生。1994年11月，她作为交换教师到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术交流。不少中国的老师请教她：“在美国的学校里，是怎样教孩子的创造性？”并再三要求她在课堂上作示范。
这位美国小学教师感到很困惑：创造性怎么能“教”呢？！她更感困惑的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创造性是不能‘教’的！”中国教师都不知所云。
当我从达琳的口里得知，中国的教师提出“怎么教创造性”的问题，我的心着实震动不小。因为“创造性”这个被中国的教育界长期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实属可喜！
然而，“到底创造性能不能教”，在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心里，是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打上问号的。因此，他们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教”而是“怎么教”。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同一样的---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结果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不得不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故事，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可以说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他人。
我告诉儿子，如果我要画他，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第六感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曦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3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请参阅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许多中国孩子具有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
矿矿到底在美国学了些什么？学得怎么样？
人的先天的潜能有一定极限，后天的开发也不是无限的。当我们以为，给孩子加压加量是一种智力开发，并以为这种加压加量的智力开发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成正比的，那就错了。培养创造力必须要开发智力，但开发智力却不等于培养创造力。因此，培养创造力才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核心。
矿矿1997年夏天曾与他妈妈一道回国探亲，等他们母子俩回来后，我接着于秋天回国。我听到了一件趣事：
矿矿5岁时离开中国，相隔7年半再回来，对此人们有许多的好奇和悬念。其中的一个好奇就是想知道：矿矿到底在美国学了些什么？学得怎么样？
于是，妻子家那一支的人和我家这一系的人，做了同一件事?即出题考了矿矿。
在姥姥家是由舅舅出的题，老舅是工程师，出的代数和几何题。据说有一题是线性代数，那是矿矿没学过的。
在奶奶家是由姑爹出的题，姑爹也是工程师，出的也是数学题。
所有两家看了矿矿做题的人都得出同一个印象：尽管有的题目，矿矿不太懂，但是他都能七拐八绕，用其他的办法来证明它，来解它。而这些办法，国内的学生一般都不会那样去想、那样去运用的。
不可否认，开发智力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开发智力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其他的目的。比如，开发智力可以作为应试教育的一个手段来达到“应试”的目的。这是与素质教育的目的相违背的。如果进而用开发智力来替代培养创造力，就更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了。
应试教育的核心是怎样在考试中得高分，并以此作为排他的先决条件。素质教育并不排斥高分，如果说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就一定低，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与之相反，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也一定高。当然，是不是高到应试教育那种程度，倒不一定。
“分数是实力的体现”这句话不全对，应该是“分数是实力的体现之一”。因为许多实力不是仅仅通过分数来体现的。应试教育的关键误区是把“如何应付考试”当成了教育的核心，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的惟一标准。在这个指挥棒的驱使下，人们无法重视素质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得孩子的许多素质被扭曲了。
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或大学，也定期在各中学间组织数学对抗竞赛。去年，矿矿刚上九年级（即美国的高一，国内的初三），被选入学校数学代表队参加这种定期的对抗赛。在中国人眼里，这种对抗赛很奇怪，因为它不规定各校的参赛人数，只以各校代表队的前三名的平均分决定胜负。各校也不是只选成绩最好的学生参加，而是以老师选派，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相结合的方式组队。也就是说，老师只选那些他认为有数理潜质而又有兴趣的学生参赛，并不是成绩最好的高年级学生；另外，老师没选中你，你也可以参加。
有一次对抗赛，共有7道题。矿矿他们学校数学最好的是一位高三的印度小孩。结果，印度小孩7题对6题，最难的那道没做出来，出来后愤愤不平，表示要写信去抱怨出题的考试委员会。
从应试教育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都知道，考试技巧是从最容易、分数最多的做起。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抢占分数的空间。但这次矿矿却从最难的做起，并把最难那道题做出来了（事后老师也没做出来），但只做了4题，有1题还只是运算方式对，答案不对。
我毕竟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我问儿子：“你怎么不以有限的时间做最有效的工作---抢分？！”
矿矿说：“我就是在最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我的价值?我做出了别人没做出来的难题！”
我哑然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学校的带队老师斯澳兹先生，并没有批评孩子的行为影响了学校的积分，反而颇为赞许地点点头，因为孩子做出了他没做出的题目。尽管他没明确鼓励其他同学也采取这种“先选最难的做”的行为，但这已足矣！
“我不是要分数，我是要在挑战中得到乐趣，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孩子的答案。经过思考，在这种竞赛中，我作为家长可以同意孩子先做有挑战性的、难做的题目，而不是首先抢分。但是，如果是SAT这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呢……
怎样评价孩子？怎样衡量孩子？这不是孩子的难题，这是教育工作者的难题，是学校的难题，是家长的难题，是全社会的难题。
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矿矿刚刚结束了一次数学期中考试。主要内容是对数方程。在英语中，log可以是数学中的对数，也可以是原木、木材的意思。考完试，矿矿在试卷上画了一只很善于咬原木的河狸，手中拿着一块木头，说：“Logsarefun！（“木头”真有趣味！）。数学考试本身得了100分，老师又给试卷上的画“原木和河狸”加了0．2分，一共是100．2分。但是0．5分以下是不算分的，因此矿矿并没有因为在试卷上画这幅图而多得了数学分。然而，这个0．2分却表达了老师对学生的数理逻辑、形象思维和自信心的充分肯定。
在中国，考完试，在试卷上画画，那是绝不允许的，尽管你得100分，尽管你有富余时间，因为这不符合应试教育的基本原则。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因此，创造力强的人智商一定高；但是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创造力就强。智商极高的学生可以赢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奖，但是惟有创造力极强的人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我说创造性不能教，首先是因为“知识或技能”与创造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
其次，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是可以重复的，而可以被他人重复的则一定不具有创造性。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的。正像人的智力不能从老师传给学生一样，创造性是潜伏在人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特质，也是无法从A传到B的。
因此，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教！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
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
美国孩子张口闭口就是“我认为”，“根据我的思考”，“我的理论是……”“我的结论是……”
在中国人眼里，这些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或丫头，口气大得不得了。
我在国内当工人的时候，写过几个“电影剧本”。有一次，经人介绍，我去拜访了一位当时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导演。谈话中，我偶然带出了一句“我认为”，导演抬起眼皮瞅瞅我，严肃地说：“你读过几本书？在没有读过足够的书之前，千万不要对我说‘我认为’这类的话……”
导演对“我认为”的反感，与国内的“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的观念异曲同工。
这种观念认为：初级阶段是学，是吸收的阶段；到高级阶段做研究时，才能说“我认为”。
我认为：这两个脱离的“阶段性任务”，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可否认，中国同龄孩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比美国孩子扎实得多。但是，我们的初级阶段的教育存在着三个不容忽视的误解：
一是以为加压加量的智力开发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成正比的。实际上那是拔苗助长。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初级教育，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同之处。形象地说，中国的初级教育就似往车箱里尽可能多地添加重物。美国的作法是让车子“顺其自然”地往前，并时刻注意给发动机加润滑油，给油箱添燃料，让车跑得更稳、更快，后劲更足……
二是认为吸收知识完全等同于开发智力。智力包括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思考力等等。不可否认，吸收知识可以锻炼记忆力、丰富想象力、提高观察力、增强思考力。但是智力的发展是一个生理与心理发展的过程，比如，在生理上需要适当营养，在心理上需要健康的环境，需要正常的社会化，等等。这些“需要”都绝不是吸收知识可以完全替代的。把吸收知识完全等同于开发智力，其结果只能开发出书呆子式的智力。
三是以为开发智力就是培养创造力。我在前面说过了：培养创造力必须要开发智力，但开发智力却不等于培养创造力。所以说，以为开发智力就是培养创造力，这是素质教育的一大误区！
让我们看看美国教育怎样对待孩子的“研究”。
一篇最让我感兴趣的论文
在中国，一般的认识是，研究是属于高级科研人员的事。研究能力也非人人有之。独立研究，应待有丰厚的基础知识以后，并在研究能力逐渐完善后才能进行。
而在美国，我们发现一个颇有启发的现象：即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的能力。因此，美国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为孩子独立研究、独立动手能力的发展提供所需的时间和空间。
矿矿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搞“研究”了。第一次从矿矿嘴里听到“研究”一词时，着实让我乐了一阵。那时矿矿才8岁。刚开始能读些稍厚点的书，写些由几个长句子拼凑成的所谓“文章”。一天，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缠着妻子带他去图书馆。说是他正在作一个关于蓝鲸的研究，要去图书馆找参考资料。
“老师说了，研究论文至少要有三个问题。要写满两页纸。”
“才二年级，你懂什么研究？”看着儿子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溜到嘴边的话打住了。赶紧让妻子开车带着儿子上图书馆去。
临走之前我对妻子开玩笑地交待说：“如果市里的公共图书馆找不到好的参考资料，你们可以到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去看看。”
两个多小时后，母子两人抱着十几本书回来了。一进门，妻子就抱怨：“都怪你提什么到迈阿密大学图书馆。矿矿非让我带他跑了两个图书馆。还说老师说过参考资料要来自不同的地方。”
我翻了翻矿矿借回的“参考资料”，十几本都是儿童图画书。有的文字说明部分多些，有的少些，全部是介绍关于蓝鲸和鲸鱼的知识性书籍。
随着儿子对那十几本书的阅读及“研究”的深入，我和妻子也不断地从矿矿那儿获得有关蓝鲸的知识：蓝鲸一天要吃四吨虾；寿命是90到100年；心脏像一辆汽车那么大；舌头上可以同时站50到60人……
说实在的，我以前只知道蓝鲸很大，其他就不知道了。这回矿矿告诉了我不少我第一次听到的东西。
这样，矿矿终于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
论文是由3张活页纸订起而成的。第一张是封面，上面画着一条张牙摆尾的蓝鲸。蓝鲸的前面还用笔细细地画了一群慌慌张张逃生的小虾。在封面的左下方，工工整整的写着By Kuangyan Huang（作者：黄矿岩）。论文含4个小题目：1．介绍；2．蓝鲸吃什么；3．蓝鲸怎么吃；4．蓝鲸的非凡之处。
我不知道矿矿是怎样决定这些小标题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蓝鲸的饮食问题这么感兴趣---总之，老师要求至少写3个题目，矿矿完成了4个。好歹也算超额完成任务了。小标题下的正文不过一两句话。既没有开篇段，也没有结论段。读起来倒也开门见山。
3月11日《羊城晚报》就《素质教育在美国》引发的“中美教育观的一次大讨论”进行了专题报道。有一位很反感“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读者，给报纸去信不屑地表示：说是“美国8岁的小学生们就能写‘论文’，你能想象出这会是怎样的‘论文’！？”
那么，这是一篇怎样的“论文”呢？
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简短的论文。当然这也是一篇最让我感兴趣的论文。问题不是儿子在此次研究中学到了什么有关蓝鲸的知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这次研究的经历中，孩子获得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孩子从一开始就摆开了一副正经八百作课题研究的架式。收集资料，阅读，找观点，组织文章……一步不差，一丝不苟。从决定题目，到从那十几本书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到着手写文章，孩子始终处在一个独立工作的状态下。他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去筛选材料，去决定“研究”方向……这个收获要比知道蓝鲸有多重，多长更具价值。
我手上还留有矿矿在五年级上天赋教育班时写的一篇研究卡通画和漫画的文章。这是一份独立自学的研究报告。所谓独立自学，是指自选课题、利用自学课及课外时间进行的研究和学习。在研究结束之前，老师不对选题及研究过程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在学生提出要求时，老师为学生在收集资料方面提供参考意见。
与矿矿上二年级时写的论文相比，这篇研究论文可以称得上非常专业化了。论文是在电脑上打的，用我的激光打印机印制而成。就像是任何一篇正规论文一样，以非常工整的双排间距洋洋洒洒地写满了4张纸。文章的后部，还附上了参考资料的来源出处。
老师要求研究的参考资料至少应来自三个不同之处。这回矿矿明白了所谓不同的出处并不是指来自三个不同的图书馆。他除了去图书馆找参考书外，还在互联网上找了不少材料，借看了录相带，最后采访了一位迈阿密大学美术系的教授。充实的资料使得他的研究报告具备了游刃有余的发挥余地。
在美国做研究报告（不管是大学的还是小学的），主要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收集材料，研究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提出问题；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最后一个环节是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
矿矿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基本上已经有点“原滋原味”了。
“老鼠有决策能力吗？”
如果说小学侧重的是对孩子收集材料、独立提问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到了中学，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的能力，则成为培养的重点。
矿矿七年级（初中）时，独立完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课的老师在一开学时就给孩子们布置了科学研究的任务。要求孩子们自选一个课题，用两个半月的时间独立完成全部的研究过程。
课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爱选什么都行。但有一条是必须要遵守的，即一定要新，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矿矿早已有多年“研究”经验，一开始就认准了要做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与那些在科学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所做的一样。
既然白老鼠是科学家们常用的实验工具，那就用白老鼠做研究好了。
研究什么呢？矿矿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个异想天开的课题：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
测试小老鼠的决策能力，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那些毛绒绒、胖乎乎的小玩意儿怎么会听指挥去接受你的测试呢？
矿矿从宠物店买回两只小老鼠。那只白的，长着一双亮晶晶的红眼睛；另一只黄的，一双黑眼睛总是滴溜溜转。
矿矿想出了一个用食物引诱老鼠钻洞的方法。他用一块硬纸板把大塑料狗笼一分为二，在硬纸板上一左一右开了两个洞。再把两个一尺长的纸筒接在洞口上，测试时，让小老鼠呆在一边，在另一边放上老鼠最爱吃的奶酪，然后测试老鼠钻过洞，取得食物的时间。
他把整个测试过程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5天。第一阶段，主要是训练小老鼠钻洞。那只白色的小老鼠很机灵，每次只需十几秒钟就可以钻过纸洞，吃到食物。而那只小黄老鼠，却是只实实在在的小笨蛋。它从来就没能明白，钻过洞就会别有洞天。
第二阶段，主要是让老鼠知道左边的洞???此路不通，右边的洞则可以吃到食物。
按照矿矿的设计，第三阶段是提供结论的阶段。
那几天，我和妻子都饶有兴趣地去看矿矿做试验。儿子手里拿着秒表，一丝不苟地记下小老鼠每次通过右边洞获取食物的时间。
别看那只小黄老鼠有时会拉一两个“引体向上”，却还是那么傻乎乎地不会钻洞。而那只小白鼠则10次之中有8到9次知道从右边的洞钻入。
测试结束，几天后矿矿完成了他的论文。
一看他的论文，着实让我吃了一惊！那完全是一篇正正规规的研究报告。
题目是：“老鼠有决策能力吗？”
美国的专业学术论文都具有一个特定的格式。开篇通常是介绍，讲些研究背景之类的东西，然后是研究的假设论点，即研究中想证明或反对的论点。跟着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再接着就是研究中得到的新信息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统计分析。最后是结论段，提出自己的见解。我把这种研究文体称为“美式八股”。
儿子的论文一步不差地模仿了这种美式八股，10页正文外加三页附加的分析表格。从头至尾的叙述、分析有条有理。
他的结论更让我对儿子刮目相看。他写道：“研究的结论既没有支持老鼠没有决策能力的论点，也没有支持老鼠有决策能力的论点。因为，如果老鼠有决策能力，那只白老鼠就不应该走进左边的洞。但是如果老鼠没有一点记忆力的话，它也不可能多次成功地选择右边的洞。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老鼠没有作出复杂决策的能力。但它们的简单记忆和本能会影响它们作出的决策。”
孩子自有孩子的逻辑，一个在开始被我看成过于不切实际的论题，就这样让儿子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结论。
在七年级的科学研究展览会上，展示了一百多个研究报告。每份研究报告都粘贴在一块一米见方，大小一致的硬纸板上。除了展示论文外，小作者们还极尽其艺术天才之能事，美化自己的那块小天地，外加搬来的做研究用的各种各样的仪器、实物甚至小动物什么的。说句实在话，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七年级的孩子有着这么活跃、这么充实的思维。
下面，是我从这个展览会上摘录的一些有趣的研究课题：
---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色彩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影响；
---食物的色彩与消费者的心理；
---狗靠什么来决定选择玩具；
---猫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
……
学校请来了几个资深评委，对所有的参展科研项目一一做了评价。矿矿的研究获得了动物研究组的一等奖。
还有什么能比看见孩子独立地去完成一项科学试验更能让作父母亲高兴的呢？还有什么能比看到孩子具有独立动手的能力，有消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更能让做父母的高兴的呢？
每次回国，看到国内孩子们那强制不住的哈欠，硬撑到半夜12点，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是滋味……
学“多”悟少使学习成了负担
我总有个感觉：在中国是学得多悟得少；在美国是学得少悟得多。
在中国学习，一节课下来，像我这种字写得慢的人也能记下三几页笔记，什么大一，小一，带括号的一，不带括号的一，阿拉伯的“1”，中文的“一”，罗马的“I”，英语大写的“A”，小写的“a”……大点带小点，小点套小点……善始善终，面面俱到。
其实，课本上有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多精力去弄课堂笔记呢？主要是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能按照老师讲课的“原话”来回答问题，分数要高不少。有的老师甚至以他的答案为惟一标准。
《广州日报》1999年1月16日刊登的一篇关于课堂笔记的文章说道：现在的大学生，约63％课堂上不记笔记，约63％考试前赶抄笔记，100％考试时背笔记，约82％考试后扔笔记。于是，某大学文学院97级辅导员李老师不定期地到课堂上去抽查学生笔记。考试之前，还特别规定：凡本年级学生复印笔记者，一律重处……
这是应试教育体制下派生的怪现象。那位李老师的“经验”实在不值得推广。要改革的不是记不记课堂笔记的问题，而是根本的教学方向需要改革！
在美国学习，我总有一个感觉：虽然从老师那里转手来的外在的东西不多，但是内心里却不断地“悟”出不少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并不是老师“教”我的，更不是老师“交”给我的。
不少美国人都向我赞美一条中国古谚：“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讲的是灌输书本知识，读“死书”。
“授人以渔”讲的是培养人的能力，教人做学问做研究的方法。
美国学校，从小就鼓励孩子做研究，就培养孩子的研究能力。因为美国教育工作者相信：做“研究”，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组织研究材料和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同时也能在研究中学到书本知识和实践中的知识。
而中国的学校，在应试教育的制约下，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采取的是初级阶段打基础，高级阶段才做学问的脱离的两阶段战略。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初等教育是很棒的，现在的问题是高级阶段的研究没做好，要加强的只是高级阶段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问题……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说，人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是“培养”出来的。既然要培养，就要从小开始培养。这种培养，不但要有内在成长的连续性，还要有外在培养环境的持续性。同时，创造力与人的个性和独立性是分不开的，而个性的发展和独立性的培养又必须始于幼年。
如果我们在初级阶段只搞适应“应试教育”的智力开发，到高级阶段才培养人的创造力和研究能力，我们将难以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已报请大学，看看能否不雇专业公司，而雇一个孩子？”
由于学生不被看作教育的主体，而被看成是知识的接受器，学生时时处处都是被传道、被授业、被解惑的对象。本来学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知识的主人，却成了被填的“鸭子”，知识的“奴隶”。他们在整个“教”与“学”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缺乏一种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于是，“就是力量”的“知识”却变成了负担。
要成为知识的主人，就必须去运用知识。因此，培养学生动态的运用能力，来推动静态知识进行循环，让“知识就是力量”产生良性循环，是减负的有效方法之一。
由于我们实行初级教育打基础，高级教育做学问的脱节的两阶段战略，使得初级阶段只是被动地学死知识，而不注重进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的培养，就使得外加的静态知识，成为一种负担。
学以致用，通过运用，把学来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美国的素质教育的精髓之一。不看你学了什么死知识，而看你会用了什么活知识；不看你怎么学死知识，而看你怎么用活知识；不看你学了多少，而看你能用和会用了多少。
学来了但不能用或不会用的知识，那是老师的，是别人的，学来了也是负担。“知识就是力量”是因为有人去运用了它。在学以致用的人身上，知识是力量，是智慧；在学而不用的人身上，知识是负担，是包袱。因此，不看你学了多少死知识？而看你能用和会用多少活知识？
所以，在美国的中小学，老师们都十分热衷于搞“Project”（课题）。所谓“课题”实际上是指“研究课题”。结合教学的内容，学生分组或单独进行课题研究。“研究课题”从历史人物、时事政治、人文地理到科学试验无所不包。最有特色的是课堂演讲或演示。孩子们把课堂演讲或演示当成是自我表现的绝好机会，包括炫耀最能显示个人才能的各种手工制作的道具（研究成果之一）。
八年级时，矿矿的社会学习课接触到美国的国内战争。授课的老师是矿矿最喜欢的亨利先生。老师要求孩子们就国内战争中著名的安提顿战役搞一个“课题研究”。
一拿到题目，矿矿就琢磨开了。他知道亨利老师最鼓励标新立异。矿矿决定把这场战役写成一个电脑游戏。
当时矿矿沉浸在一种叫MUD的电脑游戏中。MUD是一种网上的游戏。联上网全世界的人都能玩到。这种游戏的特点是无图形，只用文字来控制。可以进行对话，或用文字来指挥行动。矿矿一开始只是爱玩，到了后来注意力转移到了研究MUD的编写程序。现在游戏不玩了，跃跃欲试地想编一个拥有自己专利的游戏。
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放学回家，矿矿都埋头搞他的电脑程序。我很为他捏一把汗。其他的孩子搞的道具都是些仿制国内战争时期的服装、武器、吊刑的吊绳，等等。矿矿的想法确实有点太与众不同了。
课堂演示的前一天晚上，矿矿郑重其事地向我和妻子“彩排”了他编写的新游戏---安提顿战役。
游戏采用的是“回到历史”的形式。一开始出现的是矿矿学校的正门。一个学生走进亨利先生的教室。亨利老师向学生简单地介绍了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对学生说：“如果你想看一看历史真实，请拿上这把钥匙，打开这个大门。走进历史去作个采访吧。”于是，这个学生就进入了美国国内战争时期。走进南军的司令部去采访南军司令。司令官会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南军的战略部署。到南军前线，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兵力部署。在北军方面，除了会见司令官，你还可以同一个大个子士兵谈一谈。他会告诉你，他是怎样搞到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的。整个游戏把一场战役从背景到细节都介绍得清清楚楚。
我对电脑程序陌生得很。看着我和妻子惊诧的目光，儿子得意地说：“我想我可以把《三国演义》写成MUD的游戏。”
矿矿曾一口气读完了英文版的《三国演义》。把《三国演义》搬上电脑游戏是他的梦想之一。我当然不会相信矿矿已具备了这个能力，但我还是为他的自信所感动。
在课堂演讲时，矿矿的新游戏把全班同学和老师的感情都煽动起来了，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参加演示。不出所料，亨利老师给了矿矿130分。100是满分。加的30分是对矿矿的特殊奖励。
从那以后，矿矿学电脑编程的劲头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自学C＋＋，VB，JAVA，HTML。还学会了如何在网上建网站，不仅给我的朋友Freysinger博士和Felty博士建了他们的个人网站，还就《素质教育在美国》开了“中美教育论坛”的网站http：／／bo－shi．hypermart．net），开站两个多月来，已吸引了9000多学者、老师、学生、家长的来访。美国某大学语言中心也想雇矿矿给他们做网站，因为专业公司的收费是8000美元，矿矿只收800美元。语言中心的主任告诉我：“已报请大学，看看能否不雇专业公司，而雇一个‘孩子’？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对我来说，“结果”是很清楚的。首先，如果矿矿也像国内的同龄孩子一样承担沉重的课业负担，他是根本无法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来“玩”电脑。其次，现在我的电脑有问题的话，已不用担心，因为矿矿几乎能处理任何问题。他曾经彻底地“Broken”我的电脑几次，钻进去了，再出来，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试想，如果只让他死背电脑的理论---那些“就是力量”的知识，而不去运用，不能在使用中把有关知识转变为自己的东西，这些知识能不变成负担吗？孩子能不被这些知识压垮吗？
减负是不是目的？
也许不少人以为减负就是目的，因此，一旦减了负就以为达到了目的。谁知减负后，有些地方出现了学生觉得无聊、家长感到无奈、老师感觉无措的现象。
贾桂站惯了，一旦得坐，就不知所措。
减负不是目的，减负只是手段，是教育改革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如何在这个突破口上建立桥头堡，让“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这是巩固减负成果的关键。因此，减少作业、减轻书包后，必须配以丰富多采的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课外活动，包括各式各样的培养创造力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的学术活动，以及各式各类的兴趣活动，如电脑组装、软件开发、网络设计，等等，以便能力和兴趣不同的学生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
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包括体育活动，野营郊游，生存训练等等。甚至一些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活动。如矿矿还在小学六年级时，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矿矿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火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购的画仍未能兑现，最后只好退定金。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最贵的五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过意不去，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
有了这次经历，儿子一直酝酿着与几位好同学成立一家真正的电脑公司。这种活动让孩子明白所学的知识早晚要运用于社会，学校不是象牙塔而是社会的一部分。
难怪软件巨子比尔.盖茨心安理得地退出大学---到社会上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3月11日，《羊城晚报》报道《素质教育在美国》引发的“中美教育观的一次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读者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面对孩子发出的“我们要减负，我们要创造力”的呼声，这位读者认为：“我们是得‘听听来自孩子们的声音’，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
这句看似平平淡淡的“孩子毕竟是孩子”，却引起我的深思。
两则小故事，一个大道理
1992年夏天。夕阳西下，一群中国留学生和家属在宿舍楼群旁边的球场上打排球。不到8岁的矿矿，在场外跑前跑后帮他们捡球。
我在楼上，凭栏眺望。
矿矿在场边偶尔也能垫起正好飞到前面的球，高兴得他手舞足蹈，有时干脆来个侧手翻。这样，叔叔阿姨叫他到多远的地方捡球，他都撒开脚丫去追。
后来，有一两个人走了，矿矿就跃跃欲试地慢慢往场里挪……
可不一会儿，矿矿嘟着嘴，红着眼睛回到家里。
“叔叔阿姨只叫我捡球，不让我打球。把我赶开！”
看着小脸通红、垂头丧气的孩子，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是有时也嫌孩子碍手碍脚，一样把孩子赶走吗？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晴空万里。
妻子的老板---伯格博士和他的韩国妻子以及阿莱希欧博士一家4口，还有我们家，一共大小9个人，到休斯敦森林公园的湖畔去野炊。
实际上，美国人搞野炊，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玩，是体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阿莱希欧博士的丈夫古瑞克点上烧烤炉，把各种肉往炉上一放，就四仰八叉地躺在湖滨的草地上，他那刚1岁的女儿杰西卡，在他身边爬来爬去。其余的人开始打排球。
儿子昨天被人“忽视”了，今天得到“重视 ，表现得特别投入。阿莱希欧博士的3岁大的儿子泽克，见大人们玩得开心不干了，嚷嚷着也要打球。8岁的矿矿，我还嫌他小了，要不是昨天受了委屈，我还不让他打呢。泽克才3岁，整个身子比排球大不了多少，怎么能打？
我刚刚闪过念头：是不是要把他抱到他爸爸那边去，与他妹妹杰西卡玩？
只见伯格博士，一把抱起他，加入打球的人群。其实，伯格博士并没有让泽克真正碰球，球还没近身就打走了。不过参加到打球的人群中，融入打球的氛围，偶尔也象征性地碰碰球，直乐得泽克“嘎嘎嘎”开怀大笑！
我看看阿莱希欧博士，她没有太特别的表情，好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这两件事很偶然地一前一后发生在我身边，我却被这无意间的比照深深地震动了！
8岁的矿矿被成人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赶出本也属于孩子的世界。孩子就是孩子，大人们打球，孩子瞎搀和什么？这似乎是很正常的道理。然而为什么3岁的泽克，却能被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参加打球呢？
“孩子毕竟是孩子”，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孩子作为一个自然人，毕竟是孩子；但孩子又毕竟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孩子。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正是在该把孩子当孩子的时候，没有把孩子看成是孩子；而在不该把孩子看成孩子时，又把孩子当成孩子。
认为“孩子毕竟是孩子”，成人们可以“无私”地替孩子“思考”，替孩子“选择”，替孩子“说话”，理所应当地把孩子拒于成人社会之外。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都认为：孩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糟糕的是，人们以为孩子是个空桶，给什么，装什么。孩子是张白纸，画什么，显什么。我们往往忘了，孩子还是一个有个性、有思考、有追求的主体。他们的个性、思考能力，以及对未知世界的追求的欲望和能力，就如你我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不仅仅是孩子，他们还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人和社会人。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美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遇到一个与我平辈，甚至是长我一辈的美国人，矿矿不用像遇到中国人那样叫什么“叔叔阿姨”或“爷爷奶奶”。笑笑，问候一声，“Hi！”或“How are you？”就行了。而不管对方是“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辈的，都会正儿八经地回答问候，并主动伸出手来与矿矿握手，就像对一个成年人那样对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高我一辈的我的博士导师塔克曼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奎茨博士和他的妻子??牛津市市长，等等，都是这样把矿矿当作一个“人”来平等对待。
只有当孩子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孩子才不管有多幼小，也能以平等的“社会人”出现在社会交往中。
然而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从来都无视孩子的权利，无视孩子的自我，无视孩子的人格。尽管我们有法律明确规定：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大误区，是混淆了孩子的自然人成长过程与社会人的成长过程，忽视了社会人的落地生根的“人格”。
“没有到最后一分钟，谁都还有机会”
中国孩子“高分低能”，美国孩子“低分高能”；中国孩子在考场上是能人高手，但做实验、做课题的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都不高；而美国孩子，别看他们在考场上并不利索，但做起实验和课题来，主意大着呢。至于美国孩子的社会生存能力，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让国人尴尬的困惑。
为什么美国孩子“低分高能”？我们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利于我们发现自己问题的反证？
美国孩子“低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教育不注重学死知识，美国的老师不屑于教孩子怎么考试，怎么得高分。美国孩子“高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文化不管孩子有多幼小，都能把孩子首先当成一个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的人。
1999年秋季，矿矿到天主教会办的Moeller私立男校去上高一（即国内的初三）。美国到了高中才有校际间的足球赛。能不能参加校队，不像国内由体育老师或教练决定，而是充分地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平等的竞争权利：即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最后能不能留在队里，则看你自己能不能通过一个叫“淘汰竞争”的测试。换言之，“起跑线”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参加竞争，但最后能不能成为队里的一员，要看你整个竞争过程的表现，看在“终点线”上的“判决”。
矿矿和他初中的好友麦德为了参加足球（C）队，决定参加这个“淘汰竞争”的测试。麦德的哥哥是该校橄榄球队的队员，放出风来：“淘汰竞争”非常残酷……看儿子那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和妻子决定去看一看。
“淘汰竞争”于7月16日下午3点开始。烈日当头，但参加各种运动队的试训者熙熙攘攘。我虽戴了遮阳帽，还顶不住酷热，钻到树荫底下。
学校要组建A、B、C三支足球队，一般来说是按年龄和球技分队，但为了鼓励竞争，低年级的身体壮、技术好的球员，也可以“提拔”到高年级的队来。每队需要约25名正式球员，但参加试训者约有200人。
开始是环校跑，可能有1500米，一圈下来，矿矿跑在中间；接着是三组400米跑，矿矿是中上水平；又接着四组100米折返跑，矿矿还不错，大约在第四、第五名之间。
我以为大概就差不多了吧，看孩子们累得那个样，歪歪斜斜的，该淘汰谁淘汰谁吧。
谁知道，试训并没有结束，又进行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这一轮下来，直看得我胆战心惊，以为总该结束了吧。万万料不到的是，又进行第三轮，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反正妻子的是失色了。
场上有孩子晕倒，有孩子抽筋，有孩子呕吐……
我真想把孩子叫回来，不要试了，那个球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孩子叫回来---作第一个，也可能是惟一一个主动退下来的人，又实在难以决断。
最后，孩子们到底跑了多少，我们没有数，孩子也记不得。
麦德一边跑，一边吐，一边说：“这就是基督教的学校，这就是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以宣扬仁爱为本）
更奇怪的是，我和妻子是惟一到场观看的家长。到底是美国家长知道如此残酷，不愿来看呀，还是根本就认为是孩子的事而不来看？我迷惑了。
看着面色煞白、一拐一拐的儿子，好心痛！真想出言劝他，但看儿子并没有退出的意思，又说不出口。
于是，我拐着弯儿说：“那些跑在后面的，都看着没有希望，为什么还不干脆退了？！”
儿子看也没看我，说：“爸爸，自己退出来和选不上是不同的，你可以退出足球队，也可以退出网球队，退来退去，你还能往哪里退呢？没有到最后一分钟，谁都还有机会。跑在前面的，可能下一轮就挺不住了呢！”
这是他在这个既充满机会，又充满竞争的美国社会里“悟”到的！
后来，他参加了足球队。一次，在滂沱大雨中训练。美国家长们一个个坐在名车里静静地等着。我看着那朦朦胧胧中的格林童话似的住宅，再看在泥水里翻滚的孩子们，我似有所顿悟，但顿悟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这是说的“高能”。至于，“低分高能”再看下一个例子。
今年2月底开始，矿矿又参加学校网球队的“淘汰竞争”。要命的是，每周有两个早上需要在凌晨5：30赶到离学校有半个小时车程的俱乐部去打球。从我们家到那个俱乐部约有40分钟车程。4：45出发，孩子4：20要起床。学校8点钟上课，家长不可能在那里等孩子打完球，再送去学校。按照俄亥俄州的法律，年满16岁的孩子，可以开车。这样，这些孩子们还得自己安排谁坐谁的车回学校上课……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孩子以学习为主，怎么能这样折腾呢，又不是上体校！
矿矿坚持要参加这个“淘汰竞争”，并保证不影响学习。
谁知道，有一天凌晨去参加这种折磨人的淘汰赛后，当天早上又有数学考试，结果考了个87分。
孩子一回家就对我说：“爸爸，您什么都不要说，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只想说：这个87分不是我的水平，不代表我的能力。主要是我还没有适应这种凌晨打完淘汰赛，上午又接着考试的challenge（挑战）……”
我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三星期后的某一天，又是凌晨练球后早上接着考数学，这次矿矿考了100分。
87分，没考好，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考好。因此，这个“低分”是假象，但能凌晨去打球，去参加竞技上和心理上的淘汰竞争，然后再参加考试，这个“高能”是真相。这就是孩子需要的素质。最后，矿矿参加了学校网球队。
这是孩子“社会人”的一面，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是不可能具有强劲的社会生存能力的。
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大的误区，是混淆了孩子的自然人成长过程与社会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这两重性使我们在如何看待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然而我们的文化，偏偏是在我们需要把孩子看成有独立人格、有自主尊严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处理成了知识的接收器，被训练的宠物，甚至是可以肆意践踏其人格和尊严的没有思想的动物；而在需要把孩子看成孩子时，又把孩子推上了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
我刚来美国时，看不惯孩子们整天童真童趣地玩，玩，玩！美国人告诉我：孩子毕竟是孩子！
应试教育忽视了孩子的自然生长的过程，把孩子当成一个十足的成人来对待。孩子必须比照成人社会的竞争规则，参加几乎比成人社会更残酷的竞争。孩子被迫跻身于一场人生的竞赛：比成绩、比分数、比做题、比书包重、比考试技巧、比智力开发、比学多悟少。每天都在分数和各种所谓“课余爱好”之中挣扎。进入人生竞赛场的时间表越来越提前。从上小学开始，有的甚至从三四岁起，就开始用他们稚嫩的脊梁挑起了父母甚至祖父母无限沉重的希望。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标准是：越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将获得越大的成效。“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孩子们不得不用他们弱小的身躯及幼稚的心灵来承受那些甚至成人们都视为畏途的东西。
人们总喜欢说“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孩子的”。然而眼前这个世界却不属于孩子。这个违反逻辑的现实在中国很少有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注意过。孩子的周围，总是设置着一道道有形的或无形的深院高墙：正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这种美丽的口号，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断了孩子的自由梦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后让一让，给孩子留出一块自由的空间，给他们一双属于自己的翅膀，让他们享受一下高空自由翱翔的乐趣，领略一下俯视万物众生的灵感？！
该把孩子当孩子时，我们却把他们当成了大人；该把他们看成大人时，我们又把他们当成了孩子。
“自己不能说自己行，要让人家说你行？”
美国的业余俱乐部足球赛搞得很活跃。这种队是“选拔队”，不是谁都可以参加。
矿矿在1995年夏季，在“选拔队”打了一个季度。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西金库市。进入西金库市社区组织的一般球队，矿矿自然不同凡响，是队里进球最多的队员，比第二名多一倍。
这个队得了社区的冠军，又与其他社区的冠军队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这个阶段的比赛实行“突然死亡法”和点球决胜负。教练在训练中增加了射点球训练。
这时我才发现，这支社区冠军队竟几乎没有人掌握点球技术??冲上去就是一脚，管他什么脚尖、脚弓的。美国学生不注重“双基”训练，竟然也反映在足球场上。
但是，大多数孩子大概是出于本能，大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脚内侧去触球，因此大部分球都飞向守门员的右方。于是，我乘儿子到附近来捡球时面授机宜：用正脚背或外侧对准守门员左边的门柱内侧约一米处踢，十有八九会进。
结果，矿矿的进球率大大高于其他孩子。我们一家都认为，万一决赛时要射点球，矿矿一定有份儿！
最后一场冠亚军决赛时，已经到了初冬。场地上的雪已经积了3英寸厚，天上还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真难为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场地又湿又滑，自己跌跌撞撞，还呼唤着同伴冲锋。
这场比赛险象环生，“丑态百出”，就是进不了球。最后，不得不靠点球决胜负。
一要射点球，本已快散架的孩子们又雀跃起来，纷纷在教练面前乱嚷嚷……
只见矿矿背着手，站在人群外面，显得与世无争。
我很肯定：第一批5名射手，肯定有儿子，而且还可能排在一、三、五这几个关键位置。哪知道等我“方便”回来，往场上一看，矿矿并不在首选的5名射手之内！
我火了：凭什么不让矿矿上？论进球，他是第一！
场上已经开始射点球……矿矿的队赢了。儿子和孩子们欢天喜地翻滚在雪地里。
妻子说：“待会儿别问儿子，为什么教练没让他上。”
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一是认为自己点球射得最好，教练肯定点自己；二是我没要求罚点球，是你教练要我踢的，万一不进，可不能怪我。
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
庆功宴上，我和助理教练有一段对话---
教练：“我不大明白，为什么矿矿今天没要求射点球？”（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教练不让上，能自己上吗？）
我：“我还以为是教练让没进球的孩子也有个进球的机会呢。”
教练：“他不说要上，我们也不好派他上。”（这种大事怎么能由孩子说了算呢？！）
我：“矿矿确实十分想上。不过你教练不叫他上，他决不会自己要求上。”
教练：“为什么？”（他一脸茫然）
我：“中国文化很讲究谦虚，自己说自己能行，就是不谦虚。特别是说自己行又没成功，那叫不自量力，是被人看不起的。”
教练：“你的意思是说……自己不能说自己行，而要让人家说你行？”（一脸惊讶）
我：“如果您选他上场，他会非常认真地执行您的要求。”
教练：“我还是不明白。你不要求，我们就以为你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表明你没有自信心，表明你自己不认为你能干好这件事。”
教练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大概就是文化冲突了：中国人喜欢让别人来鉴定自己行不行；美国人首先要自己看自己行不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教练面对的是一个孩子，他在胜负攸关的这种大事上，放在第一位的，仍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代替孩子选择---中国的教练、教师、家长，有几个有这种意识呢？
“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怎样才能独立生存！”
作为一个人，孩子既是一个自然的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从自然的生长过程来说，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不同于成人。就像一枝幼苗，需要特殊的环境及特别的护理。然而这种特殊性并不是意味着孩子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特殊团体。社会化的生长过程只能在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完成。也就是说，一方面孩子需要一个特殊的生长环境来一步一步地完成其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孩子又不能脱离公众化的社会，因为离开了社会的熏陶，个人的社会化将无法完成。
大树是由小树长大的，小树是由种子长成的。在孩子还毕竟是孩子的时候，就要植根社会，才能长成栋梁之材。如果以为“孩子毕竟是孩子”，就把他们关在教室里、书斋里，那么失根于社会的种子，就只能是一颗永远不发育的种子。
美国的孩子从上初中起就开始试探着走进社会了。各州的法律不大一样，但都对孩子参加工作的年龄有严格规定。据说，俄亥俄州规定孩子要年满14岁才能被雇用。在超级市场里，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忙着帮顾客收钱、装袋。顾客多时，他们会工作很努力，顾客一少下来，他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就会互相打闹一阵，开一阵子玩笑。
矿矿刚满13岁那年，他就开始兴奋起来，经常在我们面前制造舆论：“我差不多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了。”“我的朋友去年夏天就在迈尔超市做装袋工，他说他可以带我去见那里的管理员。”“……”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么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赚钱？家里又不缺这几个钱花。孩子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我们的价值观确实与美国家长不同。矿矿的同学们大部分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谁家都不缺钱花，但一般的美国家长都不会阻拦孩子外出打些小工。相反，有些家庭还十分鼓励孩子早些走出家门，接触社会。
我有位朋友在克里夫兰市政府工作，他的妻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独生儿子迈可正上高中。有一次我到克里夫兰市办事，同他们夫妇俩一起去饭店吃饭。饭后，朋友说带我去看一看他们的儿子。迈可在一家录相带出租店上夜班。我们坐在车里，从大玻璃窗里看着迈可工作的背影。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开车接送儿子。有时故意来早些，就这么坐在车里看着儿子工作。“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怎样才能独立生存！”这是朋友给我的忠告。
美国孩子七八岁起就开始在邻里找活干了。临时帮带孩子，帮养几天狗或猫，帮整理花园草地。雇主或是按钟点付钱，或是按工作性质付钱。
营造一个让孩子生长的社会环境，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的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了解现实社会的生存结构，领略现实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在美国学校的教育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往往要经历“社会文化休克”阶段。学校就是要把这个“休克”缩短到最低限度。
学校过不久就会有一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律师、拍卖行的拍卖师、车行的推销员、消防队员、警察、运动员、作家，等等等等。当然，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活？
通过“职业日”，孩子们看到的世界，绝不只是文、理两个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
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的。矿矿的同学中想长大后当总统的有之，想开货车的有之，想当动物园饲养员的有之，想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有之。曾有一对美国夫妻以很平常的口气对我谈起他们的女儿的前途，说他们的女孩手挺巧的，如果能以剪发为生倒也不错。中国的孩子一般都在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影响下早早立了大志。不上大学心不死，不进名校不算数。
美国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扩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让他们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认识自身的价值，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像中国的孩子那样，高中要毕业了，才与千军万马一起，面对一座小桥，竟然与那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陌生到格格不入的程度。
“职业兴趣分析”在美国的中学里十分流行。在上高中之前，很多学校都为学生进行“职业兴趣分析”，帮助孩子在“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之间提供分析。此外，每年的4月22日是“带孩子上班日”。美国的不少公司鼓励员工们，这一天带年满6岁到16岁的孩子来上班。据说这一活动的初衷是鼓励女孩参加工作，后来演变成让孩子知道和学习其父母的生存之道。
美国的社会、家庭和学校，从小就开始培育孩子那颗将来走上社会需要的“种子”。当他们长大成人正式进入社会时，已成了“老江湖”，一般不存在择业的困惑和痛苦。因为他们可能早在二年级的“职业日”教育中就已“私定终身”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毕竟不会永远是孩子。
我们也应该给孩子们来几条“毕竟是孩子”的权利：
1．孩子应有受教育的权利。
2．孩子应有发问的权利与了解的权利。
3．孩子应有说“不”的权利。
4．孩子应有不同于他人的权利。
5．孩子应有保留不同观点的权利。
6．孩子应有保有个人秘密的权利。
7．孩子应有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的权利。
当然，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是有相应的条件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孩子应该有的权利加到师生关系和长幼关系中，我们还能随心所欲地公布孩子的成绩吗？还能按孩子的成绩高低次序来安排孩子的座位，使孩子时时处处处于一种屈辱的“噩梦”中吗？还能因为一个学生违反纪律，全班数十人被罚跪吗？还能罚考试不及格者，自打耳光，差几分打几下吗？还能在有小偷小摸行为的学生脸上刺“贼”字吗？还敢扒下未按时交作业的女孩的裤子示众吗……
只有对“师道尊严”作再否定，孩子才会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去拥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追求。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的、互尊互爱的关系。
那时，我们将要重新考虑“孩子毕竟是孩子”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