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静态nat配置实例:进步的代价：付不起的学费

【环首都贫困带：一切为首都服务】

从北京到河北赤城县，不到180公里距离却显示巨大的差别：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PART 2

生命的代价

【有时，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倒下，才推动完善一部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纠正一个漫不经心的决策失误；有时，无数人的倒下还是未能换来哪怕一丝的进步。】

【高铁大跃进：血和泪的教训】

“中国，放慢你飞奔的发展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温州“7·23”动车事故后，所有外媒报道中，以《纽约时报》的这句“劝说”最为动情，它援引来自中国博客的呼声。这句话的流传结合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史，令人唏嘘。事故之前，中国在短短4年内建设起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为国人带来巨大的民族自豪感；但一场意外并惨烈的悲剧之后，人们纷纷在自问：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矿难：再多也打不起官员的精神】

略带悲凉地说，仅仅死了几个矿工的安全生产事故，已经无法吸引国人的眼球了。2011年11月10日，发生于云南师宗私庄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所以再度引起人们的热议，原因恐怕不仅仅是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更重要的在于事故发生后，多名目击者和当班矿工均表示，当天的私庄煤矿值班领导并未带班下井，事发后，矿领导齐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的假象。如果矿工始终没有利益表达渠道，那么国务院下再多“领导下井”的规定也无法奏效。

【重金属之毒：留下一个个“癌症村”】

重金属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45岁左右。日本政府至今仍在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俣病”患者赔偿。在中国，我国重金属镉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市场上10%大米镉超标。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批化工企业的兴建在带来红火利润的同时，也留下了600多万吨铬渣废料，成堆存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的周边。企业发财之后，往往擦嘴走人，留下一个又一个“癌症村”。

【“豆腐渣”遍地：芦苇杆做的“钢筋”可靠谱？】

芦苇杆能做什么？农民会告诉你烧火用，商人会告诉你制作工艺品、花架，艺术家也许还会告诉你它具有欣赏价值。总之，在2012年1月3日之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芦苇杆还能当钢筋使：2011年12月30日晚，一男子倒车撞倒护栏坠入河中溺亡。然而村民从撞坏的护栏下发现，河堤中竟然用芦苇杆代替钢筋。

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养肥了众多官员。或许三五年之后，这些“豆腐渣”的杀伤力就会在接踵而至的事故中体现。如果“世界末日”要来，那一定是因为“豆腐渣”。

【尘肺病：让这个国家蒙羞】

所有农民工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都是跪着。往往是一个尘肺病人先拖垮一个家庭，再将贫穷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每一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一个悲惨故事。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90%以上。在这些尘肺病人身上，不仅传递着病痛，还传递着贫穷，本是贫穷者，又因病致赤贫。资本的原始积累肆无忌惮，尘肺病不该属于这个时代

正义的代价

【当权力和金钱联姻，社会的公平受伤；当官员与利益结盟，法治的步伐放慢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一句台词，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到2010年的约50%。撤村改社区，农民“被上楼”，眼下，许多地方热衷于消灭农村，整理土地，大力推行所谓的城市化。一些农民退出了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了城市户口，却并未真正和城里人一样，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同等市民待遇。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时下，如果要问哪个“岗位”最弱势、最危险而且最无奈，人们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临时工！”因为“他们”常常成为部门应对舆情的“牺牲品”、“替罪羊”。身份不高职能全，岗位不重错误多，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如掌掴菜农的是“临时”城管，撞人逃逸的是“临时”警察，抄袭资料的是“临时”秘书……遇事就抓“临时工”，“临时工”成了万能的顶罪人。

【“被精神病”：公权力发了神经】

“被精神病”现象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重复上演，无节制的强权往往用以打压异己力量。在精神病鉴定标准未明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存在“被精神病”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公权力竟然毫无顾忌地插手它不该管的范畴。一部《精神卫生法》，至今还停留在纸面讨论上。

2011年4月19日，武汉市民徐武从精神病院成功“越狱”后逃到广州。据徐武介绍，他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后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徐武的自由仅仅持续了8天之后，他被武汉警方跨省掳走

农村娃李小虎报考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并通过体检，招录单位却录取了第二名的张慧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度被人为落榜的山西长治公考状元宋江明家就住在李小虎家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宋江明落榜的理由是被篡改了体检记录，导致体检不合格。

近年来的招聘录取、提拔干部中，背后常有“拼爹”的潜规则。“投胎是门技术活，精子决定位子。”平民子弟考得好不如“投”得好，竟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社会现实。

【土地强征：农民的命根子不可断】

因无法忍受霸道村干部源源不绝地非法转让土地，直至最后一块土地被“盗卖”，20年间始终软弱的乌坎村村民终于群起反抗。在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后，事件才得到转机。

对留守农村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强行征地与补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了6成左右。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土地问题。乌坎事件，不过是中国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冰山一角。

2011年，中国足球继续在球迷的关注中倒退了一截：卡塔尔亚洲杯，国足折戟小组赛；2014世界杯预选赛，国足未能进亚洲十强；曾经的世界亚军中国女足更是沦落亚洲二流……球迷再也“伤不起”。

中国足协前裁委会主任张建强，收受12笔贿赂计230多万元；山东夺冠的关键一战，足协掌门谢亚龙，后者张张嘴，20万元“奖金”即入袋……中国足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反赌扫黑固然给力，但这真能开启中国足球的明天？

PART 3

道德的代价

【功利时代，跑步“钱”进的人们，把传统道德给落下，为利己可以损人，为“成功”可以不择手段】

从没有一个孩子的死能引起国人如此的关注，从没有这一回的道德沦落引起舆论这样深刻的自责。小悦悦，这个一个本应得到父母宠爱，快乐成长的幼小生命，却在佛山五金城路人冷漠的目光中，在货车无情的车轮下随风而逝……也许陈贤妹只是一个拾荒者，但是，在她抱起小悦悦的那一刻，她拾起了中国人沉睡的道德……

许云鹤，又出了个一个“彭宇”式的人物。为什么这种恩将仇报的悲剧一再上演？为什么肇事者的罪过总让他人买单？这个社会怎么了？

又见蒙牛，又见道歉。在近三年来的时间里，蒙牛从“三聚氰胺”、特仑苏被爆含OMP，到陕西榆林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再到此次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一路走来，每当我们看见蒙牛，就是蒙牛“蒙”人被揭发的时候。乳品行业尽管是个让国人创巨痛深的行业，但公众却很难从它身上看到“知耻后勇”的崭新气象。当消费者抬出国际标准的时候，“特殊国情”是其天然的挡箭牌，当专家呼吁乳品应该更富营养的时候，它说不能背离中国的“行业实际”。为他们的傲慢买单的，是中国的下一代

【地沟油：连领导都加入了“享受”的行列】

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地沟油”，都还太过低估了地沟油旺盛的生命力。如今“享受”地沟油滋味的，除了普通食客，居然还有俗称“领导”的那部分人。其实，地沟油流入政府部门食堂还不算稀奇，正规油企制售地沟油才稀罕——如今，这样的事也发生了。

“民工苦，民工累；背井离乡把钱挣，累死累活大半年；老板差我万多元，拿着字据去要钱；恶人不给反出拳，钱未要到鼻骨断；相关部门都求遍，推来推去谁人管……茶饭不思泪流干，民工讨薪实在难！”这是网名“讨薪寒”的重庆农民工在微博上创造的“讨薪体”。从三亚的农民工为讨薪爬上塔吊欲“跳楼”到沈阳农民工为讨薪将六岁女儿绑在电线杆上，再到郑州农民工不信法律拜河神等，讨薪的“土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甚至有许多农民工采取极端的方法讨薪。“恶意欠薪罪”已经入刑，可为什么我们还能看到这样那样的农民工讨薪新闻呢？

关于内地的食品安全乱象，有人编了这么一个段子：“早上醒来，先用二甘醇超标的田七牙膏刷牙，再用发臭的蓝藻水洗脸，给儿子兑一瓶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自己喝杯黑作坊的豆浆，吃几个硫磺熏白了的馒头，或者是废纸箱当肉馅的包子，就点儿废旧油漆桶里腌的榨菜，吃饱喝足，出门上班……”在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有一种喜讯更让人五味杂陈：供港食品连续16年没有出现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98%以上。这说明，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肉食者不给力。

有一种发展叫“要钱不要命”——不是用自己的命为捞钱的代价，而是用别人的命换来自己的钱。可悲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很多领域所常见，并且为堂皇的组织、精英群体以及“下流社会”所实践。

三聚氰胺毒奶、添加有害物的面粉、含瘦肉精的肉制品、含避孕药的渔产品、农药超标的果菜、含重金属的卷烟、地沟油、假酒、假药、毒调料……伴随这些有毒产品的层出不穷，这些人就这样无边界地拓展了“毒食市场”与“毒品领域”，为谋求发财或发展而相互投毒。受害者“大毒能容”，不过是容忍“夺命发展战略”之后的无奈。

不惜以毁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发展，对大气污染、河流干涸、土壤毒化、草场沙化、森林萎缩掉以轻心，一些地方在断子孙后路的同时也得现世报。这个势头恐怕更难遏制，其原因在于：当为了经济利益面对眼前活生生的生命都不再爱惜的时候，“间接夺命”与“非现场谋财害命”，显然已不再让人“问心有愧”。

揭穿三鹿毒奶，时间漫长，周折颇多；各种毒食和假货，危害国人也有年头了；扳倒或治好一个日夜危害当地居民的企业，人所共知其难度之大。再说近日报道提到的两个例子吧：器官地下交易网络成龙配套、“成熟”已久，而这次露出马脚，只是由于买方对“卖肾人”食言，没给够原来说的四万元，并且那青年人在手术后痛苦不堪，无奈之下才举报相关医院。杀人于煤矿而后冒领赔偿费，此丧尽天良的行当和赚钱诀窍，也由来已久，而这次该犯罪团伙的案发纯属偶然：一名警察对矿主顺便问问“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这桩正在私了的事情才显山露水。

“自作孽，不可活”的格言，对好人、正常人同样有效。强盗和杀手为财夺命，为他们的发展而害人，而并非强盗和杀手的我们，理应不屑“夺命发展大法”，并严厉打击“夺命发展势力”。说来说去，问题又回到“监管”。不错，当务之急，是解决监管的权力和监管的效能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夺命发展势力”就不会停止“夺命发展”。

责任编辑：张永福 许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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