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无线路由模式选哪个:边地母亲 第13章——第15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5:30:12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三章:边境线上的姊妹花
第十三章：褚春云、褚秋雨，巴尔鲁克草原边境上的两朵姊妹花。姐妹同在一片草原的两片争议区里放放羊。姐姐迎着苏军的刺刀和“老毛子扛膀子”；妹妹在苏军的枪口下，参加了著名的“双湖说理”。姐姐因食野菜中毒一生怪缠病身；妹妹在执行边境勤务中冻的子宫坏死，终生不育。晚年的岁月，俩人却又都舍不得离开那片让她们付出青春年华的土地……
中国有名的草原上，几乎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但是我还从来没见过有比巴尔鲁克草原更美的草原了。
我是在绿草如烟，鲜花如海的七月，到达巴尔鲁克草原的。
沿着草原深处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线，我忘归在这片绿色的国土上，找寻着曾经开放过在这片国土上的两朵姊妹花……
再复述一次这片土地的背景
在巴尔鲁克山下，面对褚春云、褚秋雨两姊妹时，我觉得要解释清楚她们当年以身相许风雪国境线的理由，还得再复述一遍，这片土地上那段并非遥远的历史背景。
巴尔鲁克山，是中国西天山腹地哈萨克大草原上，一片长诗生画的土地。
公元前二世纪之前，这片水草比今天还美的土地上，曾走马灯般地轮流出现过一个又一个的游牧部落和民族。草原的先民们在长长的时空的隧道中，打杀搏伐，吞并兼容，分分合合了数千年，终于在不断地融合和杀伐之中，诞生了这片草原上的主人——乌孙。
公元前2世纪，乌孙人在辽阔的中亚哈萨克大草原上，迎来了汉使张骞。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的先祖（乌孙人），以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用大块的手抓羊肉和大碗的马奶子酒，盛宴了这位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原客人。送走客人的同时，草原的单于也代表乌孙草原上的了民，向中原王朝送去了一颗归属中华的心愿。随后，解忧、细君、冯燎公主先后出塞，下嫁乌孙，和亲遥远的边地。自此，乌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萨克草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塞克湖和帕米尔高原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土地，也从纳入了中国版图。
在各种版本的中亚史籍中，我们找不出1800年以前，东部疆界还在里海附近的沙皇俄国，对哈萨克草原有过统治的记载。因哪个并非久远的年代里，俄国对这片土地还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840年，当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沙俄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在，发现了阿勒泰山附近，还有一片如此美丽的的花之园，于是紧跟英法等西方列强之后，掀起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沙俄不断派人窜入哈萨克草原，对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和帕米尔地区进行非法考察，秘密测绘地图。到1851年，沙俄军队侵入哈萨克草原东部，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疯狂的蚕食。
1864年10月，沙俄用武力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鲸吞了包括斋桑泊、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和楚河、纳伦河在内的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沙俄又通过《伊犁条约》等若干不平等条约，掠走了中国伊犁和帕米尔地区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记得19世纪末，那位骑着一匹病马游走在哈萨克草原上诗人阿拜吗？那是哪一年的秋天，好象是一个黄昏，他在巴尔鲁克山麓一个牧人的毡房里，和他的好友无声无息地喝着酒，一言不发地望着远处走过的哥萨克马队和日渐枯黄的牧草，大醉之后，抚琴哭诉失去祖国和家园的痛苦。诗人的泪水顺着琴弦流进了脚下的土地，阿拜愤然折断琴杆，发出一个爱国诗人悲怆的呐喊：
人若没有祖国
就像夜莺离开了森林
白天和夜晚一样心惊胆战
……
这是诗人，也是历史，为这片壮美的草原以有草原上的河流、森林，还有草原边上山岳的丢失，唱出的挽歌。
可怜的巴尔鲁克草原哟，在告别了那个苦难的世纪之后，又在动荡中走过了20世纪中叶，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又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 但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又走进了交恶的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急速增兵，挑起了多起边境军事冲突，同时又制造了许多边界领土的纷争。在哈巴河、吉木乃、和布克赛尔、额敏、裕民、温泉、昭苏等边境地带，大片的中国领土，被苏联单方面划为争议领土，进而又出兵进行实际控制。
再说说那座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内山的巴尔鲁克山，到1870年，沙俄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子约《塔尔巴哈台界约》，就将巴尔鲁克山变成了中俄界山。
但是，1962年之后，苏联军队连一百多年前，那个不平等的条约也不承认了。他们擅自越过裕民西南边境线上浑厚的巴尔鲁克山界约线，进入巴尔鲁克草原腹地，将我国境内数百平方公里草原划为一片又一片的争议领土，并实施了军事控制。
尽管巴尔鲁克山，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还是覆盖在葳蕤的草木之下，呈现着一种令人迷醉的青碧色泽，但是这青碧之色的背后，却时时诱发着一个伟大民族切腹之痛……
于是，一夜之间，周恩来总理以共和国的名义，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军区各部队抽调数万名儿女，奔赴中苏边境一线，去建设一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体防线，去改变着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有边无防的历史。
几天之后，仅在沿塔尔巴哈台山南麓至巴尔鲁克山东麓，4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就组建了两个农业师，20多个边境农牧团场， 十几万多军垦儿女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亲爱的祖国，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成为祖国永不挪动的生命界碑。
褚春云、褚秋雨就是这成千上万兵团战士中的两朵姊妹花。
巴尔鲁克的牧羊女褚春云
五月的哈萨克草原，正值春意盎然的季节。连天涌碧的青青芳草，一直铺展到目光的尽头，近处早春偶尔可见的野花，张扬着迷人的色彩。蓝天流云悠悠，伴着几声孤零零的云雀子叫声，越发显得这片草原辽阔而寂静。
大量的边民越界逃往苏联之后，草原上已很难看得见炊烟了。偶尔看见几只失去主人羊子和一头半匹的马儿，散落在青青的草滩上，等待着主人召唤归圈……
褚春云和她的战友们，在到达巴尔鲁克山区的达因苏草原边境时，进入他们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副凄美的景色……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美的草原。”
褚春云回忆道：“那时候的裕民县城，还不如内地的一个村庄大，我们37个人，从奎屯垦区四棵树出发，到达裕民县城只停了两个小时，连顿热乎饭也没给吃。就给我们每人发了六天的干粮、一杆枪、五十发子弹和四个手榴弹。兵役局的一个副科长带上我们就往达因苏草原赶。到那里后，牧民都跑光了。我们在整个草原来来回回找了十多天，才找到三户没走的牧民和几十位被遗弃在草原上的哈萨克老人。接下来就开始‘三代’工作。达因苏是纯牧区，我们就给跑了的边民代牧，把他们丢在草原上的牛羊一只只、一头头地找回来，编成群赶到草原上去放，而且是专门到边境附近和争议区里去放，就在人家苏军的枪口下来来回回地放。每人都是肩上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手里还得拿着赶羊打马的鞭子，一边看着羊群吃草，一边还得观察对方的动静。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反正是出了门就得准备着别再回来。因为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死在边境线比死一羊更容易”……
褚春云就这样在塔尔巴哈台山区的达因苏草原上，开始了她亦兵亦民的生活。
那年，褚春云刚刚24岁。她是十年前，从山东老解放区沂水参军入伍的女兵。进疆后，她从一位14岁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奎屯垦区小有名气卫生员，在18岁那年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
她来达因苏之前 ，奎屯垦区的领导为了留下她还和兵团领导玩了点小心眼，专门把她的丈夫仇建夫和孩子留在了四棵树煤矿，想等她执行完“三代”任务，再回奎屯垦区。
可谁也没想到，褚春云这一去就成了肉包子打狗，连她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奎屯垦区了。
到1965年春天，奎屯垦区的领导不仅眼巴巴地看着褚春云带着老公和孩子走了，而且还破格给她们摆了一桌子宴席。
因为褚春云手里拿的调令上，署的是兵团政委张仲瀚的大名。
奎屯垦区的领导谁都清楚，用现在的话说，那叫人才外流。但是谁敢去和张仲瀚叫板。“没法的事，赔了夫人有折兵，自认倒霉。”
其实不然，褚春云的觉悟再高，她也知道奎屯垦区的条件，比边境一线正在建设中的农牧团场要好，但是她是党员，她是军战士，她得服从命令，听从指。
四十多年之后，她说：“那时候强调的是啥？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边境线上是你的荣幸，是你的福份，是组织上看得起你。来了你就是个人物，是个能撑起一片天地的人，能让组织上放心，是你的光荣。能给党分担一份忧愁，是你的责任。再说，哪有什么时候价钱好讲，因为你是党员，党员就是党的人，党让你干啥就得干啥。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基本的政治觉悟。没什么二话可讲，一切就是服从。现在说了我好夕也当了几年的兵，知道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当时奎屯的领导，让我留下来转军医，我就说，你们没到那地方去看看，卫生员比军医用处更大。卫生员可以跟着马队去巡逻，可以和基干民兵一起去放羊，军医就不行，只能留在家里值班，有事了才让军医出来。为啥？我们去的时候一个营还没一个军医，他们都是宝贝，谁舍得用呀？就连我们女民兵排的人在巡逻路上生孩子，天大的事吧，团里的领导都不敢让卫生队的军医出来，他们是留着打起来的时候再用的人。我们些卫生员就不一样了，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参加，因为你不是军医，那里用你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要不组织上培养你干啥？当时我们到达争议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边境线上放羊，卫生员比别人的好处就是多背一个药箱子。有个箱箱也好，我们的手榴弹平时就有地方放了，反正那几年我是把手榴弹全部放在药箱里了。”
现在说起当年的事来，褚春云和她的几个老姐妹都十分轻松，可是当年的情况却是可以用朝不保夕来形容是不为过分的。下面摘录的一段文字就是在褚春云进疆50年时，山东电视台采访她们这批女兵时，褚春云留下的录音。
“当时我们踏着牛羊踩出来的弯曲的小道走进达因苏，迎接我们的只有死寂的、一望无边的大草原。环顾四野，看不到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屋。远处有几间边民们留下来的干打垒牛圈，大家把牛粪清理出来，然后就十几个人分一间住了进去。边民们来不及带走的牛羊在山野间散乱地游荡着。大家三人编成一组，将牛羊一群群的收拢起来，再精心地放养。我们那个队是十几个组凑到一起的大组，一共加起来快20人了，天天夜里就挤在羊圈里睡，白天一起吃。”
“从1962年我们进去，到1965年相对安定下来，我们几个女兵几乎就没脱过衣服，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1963年下半年我们才领到一顶白毡房，上级规定是专门给女同志宿营用的，我们当时就想这下好了，总算和男同志分开了，睡觉时可以脱衣服了吧，就每天把帐篷驮在马背上，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可那时候草原上狼多，没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叫几个男同志睡在我们帐篷的门口才行。就是这样，我们都习惯了穿着衣服睡觉，身上都生满了虱子，也没办法，到海子边放羊时，我们就把男人都赶到山上，给我们站岗，别让苏联的过来了，我们才可以放心地到湖里洗洗，在湖边上烧锅开水煮衣服。这时最怕的就是苏联的兵过来，有好几次都是我们才洗了半截，那边就有动静了，山头上埋伏的男人就给我们打信号，我们就爬出来，光着身子，穿上皮大衣，拿起枪就跑，先去占领山头。等人家走了，我们再回去洗衣服，煮虱子”……
在今天的161团，我见到了和褚春云一起，从奎屯垦区调来的山东女兵孙凤英老人，她给我讲述这个时期的女兵（实际上是一群早就脱下军装，而自己又把自己当成兵的女人）生活时，也是笑声朗郎，自豪有加。
“等后来农六师和工二师的‘三代’工作队到了，几百人汇集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是兵强马壮了，可吃饭成了最大的困难。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给十分有限，每人每天只有
安葬了王建忠之后，褚春云有半个月没说一句话。她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卫生员，没有能力判别各种野菜和有毒的蘑菇，是自己最大的失职。从此，她每天都采集各种野菜和野蘑菇，进行亲口尝试、分类。继尔建立起了塔尔巴哈台地区一百多种山野菜和36种支生食用菌类档案，还为十多支“三代”工作队，办了食用野生植物培训班。
从此，整个进驻巴尔鲁克山区边境一线的“三代”工作队，包括后来进入该地区的边防部队，再也没有发生过因食用山野菜和野生菌类中毒事件。但是褚春云却因过量尝试有毒野生菌，导致终生性皮肤病，每到春季全身都会大面积出现溃疡，直到现在也无法得到彻底的根治。
1985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特批，褚春云被破例批准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因为在我国民政部门现行的评残标准中，目前还没有褚春云所患的这种病和伤残标准），所有费用由兵团自己负担，但是直到1992年她退休前，褚春云没有领过一次优待金。
争议区里牧羊妇唱夫随
到1965年，兵团农九师在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建起了11个农牧团场， 3万多人，成了永不挪动的血肉界碑。
褚春云的丈夫仇建夫，也是1965年秋天，随她调到巴尔鲁克山区的。他原来是陶峙岳部队的电台台长，部队起义之后，仍留在22兵团25师作机要参谋。部队改编为生产兵团后，他才改行到四棵树垦区当了后勤处长。他调到161团之后，被任命为牧业办主任。从此他就和妻子一起，开始在争议领土上放牧、生产，以此来证明中国拥有对这片土地主权。
为了这样一个使命，他们在巴尔鲁克山走过的人生，注定充满艰难险阻。
仇建夫，是位不善言谈的老人。在我与褚春云谈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忙着给我们端茶倒水洗瓜果，张罗饭菜。直到晚饭后，他才有空和我聊了起来。
他说：“我来的时候，边境地区和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们这边基本上没人再往苏联跑了，反倒是他们那边经常有边民偷偷越境过来偷我们的牛羊，再加上他们的边防部队，经常在争议区里找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边境线上生产守防。现在说也就是一边放羊，一边看着自己的牧场、草地。可那种放羊，是冒生命危险的。每次进出巴尔鲁克山争议地区，都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慢慢地我们就学会了牧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甚至还学会了给羊配种、接羔，就像世世代代以牧羊为生的哈萨克族牧民一样，开始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对于一个受农耕文化滋养了几十年的汉族人来讲，突然间接受并习惯游牧生活，这需要超常的勇气和毅力。一年四季，他们都在草原上奔波，从夏牧场转到冬牧场，从冬牧场又转到夏牧场，周而复始。烈风吹皴了面颊，雨水淋透了衣襟，风雪来了和风雪搏斗，野狼来了和野狼激战。尤其在冬牧场放牧，两三个人守护着一群羊，在空寂、荒凉、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一呆就是漫长的半年，历经的艰辛和困苦难以言状。冬牧场离连队很远，而且马匹又少，回团场一次来回要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徒步行走四、五天。有时一个人走着寂寞得难以忍受了，他们就扯开喉咙使劲地喊，使劲地叫……
仇建夫说：“这些事习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最艰难的还是放牧时来来回回从人家的枪口下过。我们转场的两条路都在争议区里，对方士兵的枪口就盯着你，你还的装得模大样地走。别让人家看出你害怕、你心虚来，这是最难的事。”
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是这片老牧场上的哈萨克人，走了不知多少代人的转场牧道。但是自从“伊塔事件”后，苏军就控制了这片争议领土，经常出兵阻挠我边境地区的牧民使用这两条牧道。
褚春云他们就奉命，每年都要通过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转场。因为这在当时是他们惟一能够直接进入争议区的理由，也是我国公民在争议领土上活动的惟一方式。
“如果你不走这两条牧道，就意味着我们自动放弃了这片领土的主权。我们必须年复一年地走。我在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上，来来回回走过上百次。这种非同寻常意义的转场，可以说，每次都是一场斗争——捍卫领土和主权的斗争。”
仇建夫说：“那两条牧道，全都是深山峡谷中的小路。狭窄又崎岖的谷地，两边都布满了苏军的暗堡和哨兵。每次转场队伍接近暗堡时，就会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出来，蛮横地阻止队伍行进。有时，还会窜出几条凶猛的军犬，狂吠着撕咬羊和驮着家什的骆驼。有一次，我们赶着羊群走到一个转弯处时，从山坡上突然涌过来30多名背着枪的士兵，他们站成人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有20多个人，又没带武器。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惧怕，手挽着手迎上去，和那些苏联士兵说理……”
褚春云说：“没想到他们根本就不给你讲理，反而说这里是他们的国土，命令放下羊群，赶快离开这里。我们能听他们的吗？明明是中国的土地，他们是非法占领者，还让我们离开，不是岂有此理是什么？我们就组织人，上去碰撞、扛膀子。苏联士兵一看我们要来真的了，全部上起了刺刀，指着我们的胸口，大声命令我们离开。”
“那怎么办？打又打不过，讲理又没用？”我说。
仇建夫接过话头说：“还是她们（指褚春云）有办法。9个女人，全部皮大衣一脱，就迎了上去了，每个人的胸膛上都顶上了一把刺刀尖，有几个人的棉衣都扎透了。可她们还在往前顶，我们男的也都把帐篷杆子拔下来，冲了上去。苏联士兵被这几个不要命的中国女人吓住了。他们的军官命令士兵放下枪，收起刺刀，我们就借机用力冲开他们的人墙，赶着羊群过去了。”
“我们几女的，从刺刀下过来后，腿都软了。”褚春云说：“可在当时，胆子也大，腿也没软。我们几个女的一商量，脱下大衣来就上去了。你不是拿着刺刀吗？有本事你就捅吧，只要你捅了，那就是流血事件。这在在外交上对我们有利，结果他们也没敢捅。再加上当时我们几个人全都大声叫着，骂着。说你们也有母亲，你们的母亲也会像我们一样保护自己的家园，你们怎么忍心用刺刀对着一个放羊的母亲呢？我们看见那些苏联兵手慢慢地就发软了，我们往上顶，他们就往后退，他们还是不敢用劲。可是中间一个大个子兵就是不让，闭着眼睛，把刺刀端的直直的，刘红茹往上一用劲棉衣就扎穿了。我们几个一看就扑上去和他们撕扯开了。他们的军官一看，没法挡住我们，就让他们收起武器，让我们过去了。通过他们的人墙时，我们就大声唱国歌，气得那个苏联军官来来回回地乱转……”
一路暗堡，一路枪口，一路阻挠。
褚春云说：“到60年代末期，上级规定，经争议领土转场的人和畜群必须在3天内通过，不得逾期。可转场的时间又都在秋末和春末，正是巴尔鲁克山季节更替、气候最恶劣的日子，每次转场都要在狂风和雨雪中进行。我们就几个人赶着一群羊，一刻不停地往前走。20多个羊群，一下子摆出十几里，前后还得照应着，提醒着，掩护着，小跑着通过，没有片刻的歇息的时间。饥寒交迫，道路泥泞，加上对方军人不断寻衅，人和羊都疲惫不堪，许多体弱的羊都不能到达目的地就倒毙在牧道上了。直到1970年以后，我方又在控制区内开辟了新的转场牧道，那两条路才走的少了，但每年仍然要组织一定数量的畜群，象征性地通过加卯路和克孜勒黑雅路，以示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主权。”
他们是普通平凡的牧工，同时又是深明大义战士。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么不停地走下去，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一天才不会站着异国的军人。
他们在这里走了40年，用青春和血肉证明了这片土地的中国属性。
在另一片边境牧场上的妹妹褚秋雨
萨吾尔山，是阿勒泰大草原西南角上，一座至今还不为人们熟知的山峰，它和巴尔鲁克山一样，耸立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线上。
在萨吾尔山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有一对被当地哈萨克牧民称为双湖的湖泊，静静地安卧在萨吾尔山的碧草蓝天之间。
双湖就像一双明澈的眼睛，目睹了100多年来，萨吾尔山这片边地上的风云变幻。
早在100多年前，萨吾尔山还是中国的内山。1864年沙皇俄国利用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条约》等，强行将萨吾尔山变成了中俄界山。从此，这座海拔高度只有3000多米的草原之山，就成了阿勒泰草原西南边境的最后一道屏障。
但是，“伊塔事件”之后，苏联军队连老沙皇和满清政府达成的不平等的边界协议也不遵守了，擅自越过界约线，进入萨吾尔山我国境内的阿吾斯奇草原，强行控制了草原北部水草丰美的双湖地区、善都克塔斯地区和大木巴地区，并将整个察汗鄂博地区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争议领土。
一夜之间，萨吾尔山的屏障作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苏两国外交人员，频繁使用几十年的“察汗鄂博争议区“这一新的名词。
褚春云的妹妹褚秋雨，几乎是踏着姐姐的脚印走进这片争议区，她是在姐姐褚春云当兵两年之后，作为第三批山东女兵进疆的。但是尽管姊妹俩一个在奎屯垦区，一个在石河子垦区，相距不到200公里，八年中却从未见过一次面。
1963年，褚秋雨作为第二批支援边境一线的骨干，也被抽调到了137团新组建的阿吾斯奇牧场。
褚秋雨说：“我第一次走进双湖地区，看到一对‘眼睛’一样澄沏碧透的湖泊时，是1963年6月，那时我才是22岁，还没结婚。和我一起调来的有三百多人，是成建制调来组建边境牧场的。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草原，这么蓝的湖，这么多的牛羊，尤其是山间绿色的草甸上，躺着的那一对蓝色的湖泊，我们都激动极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自由地靠近她，只能站在山头上远远地眺望。因为，双湖中的一个已经被对方控制，对方军人擅自犁出的松土带将一对“眼睛”湖分隔开了。刚下车，带队的参谋就告诫我们，不经许可任何人和牲畜都不得靠近湖水。”
褚秋雨和战友们的戍边激情，从那一刻开始燃烧起来。
建场的第一天，他们就宣誓：一定要把我们的双湖拿回来，一定要把这块土地拿回来！
褚秋雨被编在了基干民兵连。她们的主要任务，是有组织地进入双湖地区放牧、打草、巡逻。
对方的哨卡，就建在双湖地边上。他们经常阻拦干涉我方人员进入双湖地区。民兵连就一次次迎上去，进行义正辞严的民间外交、抗议和说理斗争。双方经常交织在一起，你进来放牧打草，他就派骑兵跟随着你，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有时还经常搞点摩擦、找点事，用马队冲击你的羊群，用装甲车压你的羊只，派军犬出来咬你的人，追你的马。
褚秋雨他们日子，就这么在争议区里，一天天地过着。
当天，苏军出动一支骑兵部队，对我放牧人员进行驱赶。在遭到我方抵制之后，他们于第二天清晨，派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进入双湖地区，占领了制高点，扼住了进出双湖地区的惟一通道。随之，苏军又向我国境内纵深推进，驱赶在双湖地区放牧的我方牧工和羊群，将牧工栖身的毡房推倒、毁坏，用装甲车来回辗压。
经请示了上级同意后，阿吾斯奇牧场派出符应璋、白文和褚秋雨在内的5位同志，作为边民代表去和对方进行说理斗争。在民兵和边防部队的掩护下，他们从容不迫地走到对方指挥官面前，怒斥对方的侵略行为，申明我方的严正立场，要求对方停止武力威胁，立即从中国领土上退出去。
这场紧张、激烈的说理斗争进行了5天5夜。双方都派出了口才高手，轮流上阵。从开始的一对一，到后来的二对二，三对三……五个对上百。褚秋雨他们从没胆怯，从不放弃，据理力争。
到
褚秋雨却说：“你们别想用这一套来拉笼我们中国人。喝了你们的牛奶、咖啡，我就会变修，就会像你们一样背信弃义。就是渴死，我也不会向侵略者屈服，就是渴死，我也不会向修正主义低头。”
当时的画面，在今天只能想象和描述了：一群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士兵，背靠着装甲车和重型机枪上，面对一个手无寸铁，却又全身透着倚天仗剑般的豪迈气魄和万丈峰刃般的峻厉气势女人，高大的男儿显得弱小了，手中的武器显得无力了，因为他们无力向一位母亲、一位女人打出第一枪。
在五天五夜的对峙和“说理”之后，苏军士兵也疲惫到了极点。好多士兵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更没有人主动出来和褚秋雨他们对喊、对吵、对骂了。最后，“苏军撤出双湖时，连装甲车的发动机都显得有气载力了”（摘自兵团要事日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50周年之际，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军事志》中，读到了一段这样评价1971年“双湖说理斗争”的文字：
“阿吾斯奇牧场民兵，在双湖地区5天5夜的说理斗争，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对苏斗争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不仅在双湖地区，而且在整个中苏边境线上所有争议地区，对方的气焰再也没有如此嚣张过。”
同样，
察汗鄂博争议区，也从此告别了历史舞台，从中哈两国外交人员的言辞中消失。
双湖，萨吾尔山大草甸上，一对美丽湛蓝的眼睛，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一天比一天更加明亮起来……
人们常说，山水有情，耸立在共和国西部的座座边山，条条界河，见证了历史，见证了牺牲，也见证了一代共和国女兵的不朽功勋。
褚秋雨的边地人生
褚秋雨的爱人叫王东明，是陕北清涧人。1964年，王东明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阿吾斯奇牧场当侦察参谋。
褚秋雨婚姻和姐姐不一样，她的爱情，是捍卫察汗鄂博争议区的斗争中，和王东明一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婚礼就在双湖岸边的草地上举行的。
那天，战友们为了确保他们的婚礼顺利进行，专门派出了一个排的队伍，埋伏在萨吾尔山，监视着对方的动静，同时，连长还命令，凡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必须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性事情的发生。因为这几天对方几乎每天都有骑兵进入争议区巡逻。
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兵团边境一线农牧场，特别是争议地区军垦部队，奉命采取回避制度，就是在苏军进入争议区时，我方采取不与其正面接触，隐蔽监控等措施。同时，在对方撒出之后，我方积极进入。在“你来我走，你走我来”中，体现中国政府的领土主张，实行国家主权。
王东明是昨天才从善都克塔斯争议区撒回来的。
他所在的值班连队，在那里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褚秋雨比他回来早几天。她在大木巴争议地区执行游牧任务，每天都要赶着羊群，在苏军撒出的间隙，进入争议地区放牧。
七月下旬，场里批准她和王东明的结婚申请之后，才派人将他们从争议区换下来的。
三天的婚假转眼就过去了，他们俩人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在长长的等待和思念中，他们一直坚持到了大雪封山。
当中苏双方武装人员和边民，都无法进入争议地区从事任何活动时，双方都才拔营内返。然而，就在这次撒回牧场的途中，褚秋雨却遭遇了巨大的不幸，让她终生丧失了生育能力。
褚秋雨她们的牧业连，是在苏军撒离的当天，接到上级命令：“撒离争议区，返回牧场。”从大木巴争议区返回牧场，正常情况下需要四天的时间。她们赶着羊群在风雪中走了三天之后，人困马乏，羊群也走不动了，就决定在依山背风的什塔斯冬窝子休整两天再走。谁知，当天夜里，她们的牧业队就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九群合在一起的大羊群被暴风雪吹散了……
三千多只羊，那可是一个牧业连全部的家当呀。
带队的指导员决定，三人一组就地散开，收拢羊群，找回全部羊只和马匹后，再回牧场。褚秋雨和两个男牧工被分在一个组里，负责寻找收拢散到东南方向羊只。到中午时分，他们已找到了70多只羊和6头牛。三人一商量，决定两位男同志继续往前找，让褚秋雨一个人赶着羊群，先回汇合地。
但是，不久，褚秋雨就迷失了方向。她独自一人在茫茫雪野上，赶羊群走了二天二夜，也没找到汇合地……
直到第三天中午，从场里赶来接应他们的大队人马，才在离什塔斯不远的雪地里，找到了冻得奄奄一息褚秋雨，她的身边是一片冻死的羊只……
褚秋雨说，她是在又冷又饿，实在走不动的情况下，才坐下来的。可是这一坐她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天黑下来的时候，她在呼呼作响的风中，拉过身边的一只羊抱在怀里取暖。当她再次被风吹醒的时候，她发现怀里的羊已经死了，而且冻硬了。她想站起来，却动不了。几次挣扎失败之后，她才发现她的下肢已经失去了知觉，而且还牢牢地冻在了身下的土地上……
指导员和几个男人，轮流将她的双腿抱在怀里，拼命地打着四匹拉着爬犁的马，向场部卫生队奔去……
褚秋雨冻僵的双腿，在几男人体温的缓解和医生的努力下，终于保住了。但是不久，她就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子宫却被摘除了。
褚秋雨就这样为了那片土地，为了那群牛羊，永远失去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力。
第二天秋天，褚秋雨子宫摘除手术不久，指导员的爱人也生一下了他们的小三儿。小三儿满月那天，指导员和爱人抱着孩子敲开了王东明的家门，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了褚秋雨。
指导员放下孩子，对王东明说：“兄弟，去年冬天，是我没有照顾好秋雨，才让她受了这么大的罪。这个孩子今天刚满月，我和你嫂子就给你们抱来了，就算是当哥嫂的给你们夫妻俩赔情道歉吧。”
两家人在泪水中，几经推来让去之后，褚秋雨才收下了指导员家的小三儿，并取名王褚雪，小名依旧按指导员家的排行叫小三儿。因为小三儿是王东明、褚秋雨和薛指导员夫妇共同的儿子。
王褚雪在两家人的共同呵护下，很快长成了大小伙子。
1986年，十八岁的小三儿光荣参军，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名新疆边防部队的副团职军官。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戍守在他的父辈们，当年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上。中哈两国正式勘界那天，小三儿王褚雪中校，专程将他的两对父母接到了边防部队，请老人给他的战友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又请褚秋雨在正式划归我国的中苏原察汗鄂博争议区，即现在的中哈边境线上，亲手埋下了第一棵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的界桩。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四章:黄月雅成功地趟过了男人河 第十四章营长是战斗英雄，他向黄月雅求婚时，是将手枪紧紧地顶在了自己头上的。新婚之夜，黄雅月也用那把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让营长起誓，保证一辈子对她好。黄月雅成功地趟过了男人河。婚后，她跟着刘丰年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最后落脚在边境线上，成了生死都在戍边的界山界河……
刘丰年营长的沙排子
在准葛尔盆地的腹地稍稍偏西偏南的地方，有一片叫古尔班通特的沙漠，沙漠的边上有一片叫安集海的绿洲。从安集海再向西南就是沙排子了。
沙排子，当年没有名字，只是沙漠和戈壁交汇处的一片尚有些水草的蛮荒之地。一句话，在王震兵团的那个步兵营开进来之前，这里除了风，除了沙，除了稀疏的芦苇和偶尔走过的几匹黄羊，什么也没有。
风，扬着沙，沙，打着风，整日在这片荒野上搅拌着太阳。
风沙搅浑的阳光，带着疲惫和寂寥，在天地间营造着昏黄和暗淡。
难得有几个无风的日子里，尘埃落下后，太阳又将天边的云儿一片片地碾碎、碾淡……随后，风儿，又开始在焦黄的荒原撒野了。
这时，戈壁上就铺下一张严峻、凄凌的稿纸，容不得一点点脆弱的文字，让刘丰年和他那一个营的兵们，抒写着一纸的顽强和刚毅。
然而，在这群精壮的男儿用激情抒写的诗章中，流淌着的却是一队军人的坚忍和渴求的履历。当然，在这片土地上，也有柔情的风景。
这风景就是芦苇滩前边的那片胡杨林了。
刘丰年的营地，就设在胡杨林的边上。因为，这里有一眼涌流着激情的泉水。刘松年和他那一个营的弟兄，是1951年岁末，从奇台戈壁剿匪战场上，撤到这里的。
376条精壮血性的汉子，从此就在这片胡杨林里安营扎寨了。
当戈壁和沙漠中间的那片芦苇滩，第一次长出齐刷刷的麦苗时，1952年的春天，也就来到了刘丰年的沙排子。
随着麦苗拔节，刘丰年就带着他的兵们，日夜守望着这片5000多亩的麦田。尽管他们在和平进军新疆后，比其他部队还多打过几次仗，但是如果不是田间地头上，还有一架架像烧火棍儿一样堆在一起的钢枪，已径很难看出这是一支曾径饮誉西北战场的英雄部队了。
起初的日子，刘丰年还在渴望着他的这支部队能从庄稼地里重返前线。开荒种地之余，他还天天都搞着训练。可是日子长了，他和兵们打仗的心劲也慢慢的没了。接下来的日子也就一天比一天难过了许多。
再后来，听说外边的部队都在叫“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了。刘丰年的心也就动了：“没仗打了，枪没用了，只有在这里种一辈子地了。可就是种地，当农民，你也得有个女人，有个家吧。”
尽管他心里这么想，但是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因为他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况且他的手下，还有三百多号和他一样的光棍兵。
士气可鼓不可泄。他是带兵的人，他知道军中的大忌是什么。
中午，太挂在天上的时候，大田里，就蒸笼一样的闷热。本来就燥热难耐的兵们，在太阳的烘烤下，无疑成了烈火边上的干柴，不点都有自燃的可能。刘丰年联想到近来部队出现的几起打架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为此，前天营里专门开了一次党委会，严令不准任何人在这时候训斥部队和部属。会上，有个连长说：“我说句摆不上桌面的话，我们来这里半年多了，连个女人影子也没见过，咱们现在带的不光是兵，而且还是一群老大不小的男人。大家整天想成家、想娶媳妇，个个憋的都像发情的叫驴，加上这么多日子没仗打，憋的劲没处发泄，不打架才怪呢。”
当时王副政委严肃批评了那个连长，还说这是思想问题。可是会后，王副政委却对刘丰年说：“那个连长讲的是真话，也是大实话，必须引起大家的的重视。”同时，王副政委还告诉刘丰年：“上级最近又从内地接了一大批女兵，主要是解决大龄干部的婚姻问题。去年你们部队执行剿匪任务，没有固定驻地，就没给你们分配，这次多分给你们一些……”
刘丰年知道，尽管王副政委的话现在还是望梅止渴，但是王副政委一走，他就将这一消息“添油加醋”地传达给了他的部下。号召大家都要安下心来生产，安下心来等待，在沙排子成家立业。
说来也怪，从那天起，兵们就听话了许多，衣服也洗干净了，内务也讲究了，就连说粗话的人都少了许多。
刘丰年和他的兵们，就这样在极度的干渴中，一天天地盼望着女兵们的到来，盼望着成家立业的时刻……
田里的小麦开始抽穗的时候，女兵们还真的来了。
三十多个女兵，在王副政委的护送下，走进了沙排子。她们，就住在胡杨林边上那排新起的地窝子里……
刘丰年将手枪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湖南妹子黄月雅，就是坐着王副政委的马车，第一批来沙排子报到的女兵之一。黄月雅来的时候，还差几个月不到19岁。她是岳阳一个商人的女儿，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都拿得起放得下，人也长得白白静静，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就会产生怜香惜玉的之心女人。因此，她在众多的女兵中，她就显得特别文弱，刘丰年只在队列前看了一眼，就将她分在到营部当文书。
当兵们将收获的麦子，装进仓里的时候，女兵们的第六感觉就有了强烈反应。不论她们走到哪里，背后都会有一双双热烈、焦渴的眼睛……就此，拉开了她们婚姻大事的序幕。
女兵们的到来,使刘丰年部队的男女比例，由376:0,上升到了13:1。虽说还是狼多肉少，但是，按照当时部队的婚姻规定，至少可以解决1/3大龄军官（1952年，新疆军区将急需解决婚姻问题的干部年龄，从进疆初期的营以上，30岁以上，改为连以上，28岁以上）的婚姻问题。
夏收过后，在“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的原则下，已径有20多位女兵“名花有主”了。其余的十几人，要么是年龄太小（当时有许多女兵只有16岁，甚至还有14、5岁的），要么“死不愿意”，还有极个别的则是被男人们和组织上漏掉了的。也就是说，张三认为李四看上了姑娘王五，李四也认为张三相上了女兵王五，大家都不好意思去挖对方的墙角，于是王五就被暂时漏掉了。
在营部当文书的黄月雅，就是被暂时漏掉的一个。其实，当时看上黄月雅的干部至少有一个班，光是营部就有协理员、电台主任和营长刘丰年3个。
“如果说第一轮是混战的话，第二轮就有点争夺战的味了。恍然大悟之后，男人们就不约而同地向她们发起了进攻。”刘丰年在“攻占”黄月雅48年之后，在布尔津河的河边，悠闲地收起他的鱼竿后，潇洒地擦了擦手，才跟我说这段话的：“你别听那几个老东西的（指协理员和电台主任），根本就不是客气，更不是觉悟，真管作用的是纪律，王副政委送女兵来的时候，给我营里的几个干部排了个队，教导员当时37岁，我31岁，老协差几个月30，电台上那小子满打满算才28岁。副政委说，教导员不结婚，你们几个谁也不能结，谁要是抢在了他的前面，军法处置，所以我们几个就先帮教导员张罗。等教导员成了家，大伙才发现分来的女兵快没了，就都盯上了你黄阿姨了。但是，我是营长，他们多少还有点怕我，再加上那天分兵时，我看你黄阿姨弱不禁风的样子，心想放到生产连下大田，还不让沙排子的风刮跑了，就把她要到了营部当文书。当时我可真没有那个想法，只是觉得她怪可怜。那几个老东西，认为是我给自己选了一个，也就没敢公开下手，后来就有人到团里告状，说我抢在了教导员的前面了。我也没管，心里还想，这么多女兵，我为什么非要找你黄月雅，看你们再说什么，老子身正不怕影子斜。可后来不行了，你黄阿姨到营部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上她了。一天不见，心里就发慌，而且慢慢的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说话、穿衣和形象了……”
“为啥？人家有文化，能写会画。咱当时没文化，可就喜欢有文化的。我是17岁参的军，是在部队上打仗的空里学了几个字，也就能认识些命令和文件上的字。平时写个命令、通知什么的，还经常写白字，她就经常给我改。”刘丰年重新挂好渔食后又说：“她平时说话细声细语，像唱歌一样好听。那毛笔字写的又快又好看，画也画的好。有一次，我们开会，她是文书要记录，就一起参加。我讲话她就记，可是后来我发现她老是看看我写一阵，再看看我又写，我不讲了她还在记。我心想她在记什么呀，就歪头看了一眼，原来她根本就没记我讲话的事，而是给我画了一张像，尽管当时我有点火，可看她画得挺像，就没说她，让她继续画了。心想她可能也喜欢我了。会后，我故意找她要会议记录，可她怎么也不给我，要急了没想到她把那画给撕了，给我一个空本子，这时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再后来，我又发现她老是躲我，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从不进来，非得进来说事时，也要带上一个人，而且我还发现有个年青的文化教员，有事没事经常到营部来找她，俩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再加上那几个老东西，也向组织上坦白自己喜欢你黄阿姨的想法了。看来，我再不来真的不行了。有一天，我准备正式向她摊牌。可从早上到下午我准备了一整天，又以各种借口，让通信兵把她叫来好几次，就是没敢开口，直到天都快黑了，我才下定决心，又让通信员把她找来了。她一喊报告，我就说进来。还没等她问我什么事，我就闭着眼睛说了一句，黄月雅同志，我们结婚吧……”
“上钩了。”我看见水面上的鱼漂猛地下沉了一下，就大声地喊道：“上钩了。”
“没有。那是条鲫鱼骗子，偷食呢。我这钩是专门钩草渔的，要等它完全吸进去，把浮子拉进水里，才能提。这和我当时的情况一样，人家不吃钩。”刘丰年紧紧盯着水面上的浮子说。
“那黄阿姨当时是什么态度？”我问道。
“没态度。半天她才说，营长，你跟谁说话呀？我一睁眼，原来这时她才进了半个门。”刘丰年说：“完了，人家什么也没听见。”
“那就当着她的面，再重说一次呀。”我说。
“不敢了。一看见她我就没勇气再说了。当时我就感到全身发烧，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刘丰年又说：“可能她看我浑身不自在，就问我有什么事？我就说没事。她就向外走。我一看不好，就叫她站住，说想和她谈谈心。她就站在门口不走了。我让她坐下，她就真的坐下了。我还是不敢说，她又问我谈什么。我急了，抓过一张纸来，写了五个字，推到她面前，她一看‘我们结婚吧’，脸就红了。半天，她从我手里抽过笔去写了个‘我还不想，’又将纸给我推过来了，我一看，就又写了个‘为什么？’她又写‘不为什么。’这次她没把纸推给我，是拿在手里让我看的。看完她就拿着纸走了。”
“那后来你和黄阿姨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故意问道。
“快帮忙给我抄网。”这时我才发现他钩上了一条很大的渔。从拉弯的渔竿和鱼儿在水中翻起的水花看，这是一条很大的草渔。刘丰年顺着河岸溜着那条鱼儿，却不急于用网把它抄出水面。直到那渔儿不动的时候，他才伸出的抄网。果然，是一条肥大有草渔。
收竿后，刘丰年冲我笑笑，说：“再后来，你黄阿姨就像这条渔一样，让我钩上来了，一切都是缘分呀。”
实事上，没有刘丰年说的那么轻松。他是站在自己的枪口下，用一个生命的坦诚，一个条汉子的血性，一名士兵的无畏，才赢得了黄月雅的爱情的。既便是今天看来，我们也不会怀疑刘丰年对黄月雅的爱是虚假的。
那是黄月雅拿着那张纸条，走出刘丰年办公室后的第三个黄昏。刘丰年刮完胡子，又拿出一件崭新的军装穿上，随后叫通信员取来手枪。他从弹夹里一粒粒退出了所有的子弹后，又从中挑了一粒直接装进了枪膛，用红布裹起手枪，插进快枪套后，找了块镜子照了照，对通信员说：“你去通知黄月雅同志，让她半小时后到胡杨林南边等我。”
起初，通信员还以为有什么情况，就问：“我去不去。”刘丰年说：“你干吗去？老实呆着。”
正在泉水边洗衣服的黄月雅，听通信员说营长在胡杨林那边找她。猜想可能还要继续三天前的那个话题，就回去换了一件军绿色的连衣裙，向胡杨林走去……
说实话，黄月雅对营长是有好感的。她喜欢营长的性格，喜欢他的个头，喜欢他办事时果敢。如果不是年龄大了点，也许前天下午她就答应了他。这几天，她想了许多，如果营长再向她求婚，她怎么回答应他呢。黄月雅的心里很矛盾，她怕再见到营长，可真的到了第三天还没见到刘丰年时，她又有点想见他了。她怕他受不了，更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她心里正在发慌里，通信员就来了……
黄月雅老远就看见了刘丰年。他背对着她，笔直地站在一株胡杨树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后来黄月雅说：“对他的最初好感，就是从这个站立姿势开始的。那是我们刚到沙排子不久的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女兵到泉水边洗衣服，远远地看见他，站在太阳底下的大渠边上看麦田，就没当回事，可等我们回来时，都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那里站着，还是在那片太阳底下，一动不动。后来就经常看见他在不同的地方长久的站立，我就问通信员营长怎么了。通信员说，多少年了，他就喜欢这么站军姿。从那以后，只要我看见他站在哪里，我就想去赔他一起站站，只是怕别人说闲话，才没敢。”
刘丰年分明感觉到了黄月雅的到来。但是，直到黄月雅的脚步停下，他才慢动作慢地转过身来。这时，黄月雅看见几米之外的刘丰年手里提着一支手枪。黄月雅心里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说：“营长，虽然哪天我没答应嫁给你，你也不至于把我给崩了吧。”
刘丰年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但是，黄月雅看见他手中的枪慢慢抬了起来。瞬间，刘丰年就将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枪口前黄月雅从容地趟过了男人河
黄月雅惊呆了。惊地停下了呼吸，睁大了眼睛，张着大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来。
刘丰年却还像平时守望他的麦田、他的部队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此时，黄月雅除了刘丰年手上的枪，什么也看不见了。张开的机头（保险），似乎随着刘丰年的慢慢地、均匀地，向后扣动板机的手指，在一点点地向前冲去……
然而，就在刘丰年将板机扣到二道火的时候，黄月雅好像看到刘丰年的手指似乎停了一下。瞬间，就是在这一瞬间，黄月雅使出全身的气力，喊出了一个“不”字，不顾一切地、完全疯狂地，向他扑了过去……
刘丰年的枪没有响。他，也没有动。
刘丰年还是像铁塔一样站在那里。黄月雅则像一滩飞奔而来的泥，迎面糊在了刘丰年的身上。奇怪的是黄月雅没有去夺刘丰年的枪，而是双手紧紧地搂着刘丰年的勃子，静静地仰望着他的脸……
刘丰年的枪口，没有从自己的太阳穴上移开，也没有动。任由黄月雅在对自己的仰望中，慢慢地向下滑去……
许久，许久，黄月雅的双手，才从他肩膀上无力地滑了下来。在她抱着刘丰年的双腿时，月亮也在胡杨林里升起来了。
黄月雅回头看了看月亮，又看了看枪还顶在太阳穴上的刘丰年，说了句：“你挺像英雄。”刘丰年这才放下手来，退出了枪膛里的那粒子弹，在手里掂了掂，顺手向上一抛，一张口，将子弹吞下出了。
这回倒是把黄月雅真的吓住了。她让刘丰年吐，吐不出来，又用手去扣，还是没效果。刘丰年任她怎么折腾，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最后，黄月雅气地一屁股坐了下来，开始哭了起来……
直到黄月雅哭够了，刘丰年才用脚轻轻地碰了碰黄月雅，说：“黄月雅同志，你可以回去休息了。从现在开始，你想嫁谁就嫁吧。”
黄月雅就说：“那你怎么办？”
刘丰年说：“我还想一个人在这里站一会儿。”
“我赔你。”黄月雅又说。
“不。你回吧，我不会有事了。请你把这个替我带回去，交给通信员。”刘丰年说着，就将自己的手枪递给了黄月雅。
黄月雅还是不想走。刘丰年就给她下了回去的命令。可是等她回去放下手枪，又在路口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见刘丰年回来。黄月雅就又返回胡杨林。
远远的，黄月雅就看见了刘丰年。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片月光下的胡杨林里。
这次，她没有走上前去，也没有走开。
她就站在刘丰年的对面，一个刘丰年看不见的地方，也站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黄月雅就将一份签着刘丰年、黄月雅名字的结婚报告，交到了教导员的手上。临出门时，她又对教导员说：“能不能给我放半天假，让我准备准备。”
教导员一听，高兴地拍着手说：“只要你和老刘结婚，一整天都行，一整天都行。”
黄月雅又说：“不过你先别跟营长说，等我准备好了，再让他知道行吗？”
“行、行。全听你的。” 教导员高兴地就跟他自己结婚似的。
当天下午，在刘丰年还没有返回营地的时候，她就抱着自己的被子走进了他的宿舍。通信员帮黄月雅，将营长和他自己的床并在一起时，这才发现自己没地方睡了……
新婚之夜，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黄月雅就从墙上取下了营长的那把手枪，学着刘丰年前天晚上的样子，将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很认真地对刘丰年说：“从现在起，我就算是嫁给你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但是有一条，你必须一辈子对我好，要不我现在我就先就打死你，然后再打死我自己。”刘丰年当即起誓：“一辈子对你好！”
这天，好像是
刘丰年是河上飘着黄月雅的船
可是，婚后不久，刘丰年在胡杨林里吞下的那粒子弹，就跟他的肚子较上了劲。为这，黄月雅可没少费劲，又是给他炒黄豆、炒苞米粒吃，又是满世界的给他找蓖麻往下打，可就是排不下来。直到1953年3月，刘丰年在乌鲁木齐人民医院扎扎实实挨了一刀，才取了那颗生了绿锈的子弹。
如果说刘丰年是一条河,黄月雅趟过这条河的时候,可以肯定的说,她是穿着鞋下的水。因为，刘丰年的这条河里，澎湃着的是汹涌而激情的浪花，容不得黄月雅在河边徘徊，河水就将她卷进了河里。若干年后，黄月雅说，那条河，是深是浅、是清是浊？她下水时，想都没想。甚至，当河水湿透了她的鞋子之后，她都没有感到脚凉。
黄月雅说：“当时，我是自觉自愿跳下去的。我就是喜欢上了他把枪顶在自己脑门上的那股英雄劲。再说了，他本来就是英雄，全国级的战斗英雄。他从17岁参军，一路打到新疆，大大小小的战斗参加了上几百次，光大功就立了七个，两次被西北野战军授予特级战斗英雄，一次被中央授予全国战斗英雄，可身上却没留下一个枪眼、一块疤。打扶眉战役，他带6个人去侦察，回来的路上遇到敌人一个连，他只放了一枪，就把人家全给俘虏了。7个人就像放羊一样，赶回来一大群。打兰州的时候，他抱着一挺机枪，第一个冲上了许家山。新疆北塔山剿匪，他的战马被土匪打断了腿，他穿着一只鞋子，在戈壁滩上追了九里路，硬是把两个土匪活捉回来了。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英雄就是英雄，哪有歌星、影星的什么事……”
说得好呀，那的确是一个图腾英雄的年代。英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怕的年代。同样，没有英雄图腾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歌星、影星，大款、大碗，的确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图腾。
黄月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呀，她用她的毕生精力，她用一个湘女的全部身心，图腾了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试想当年的娥皇、女英，对舜的忠贞崇拜和图腾，曾感动了几千年的中国，至今，洞庭湖畔那一枝枝滴泪的斑竹不是还在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感动吗。黄月雅何况不是如此呢？
“如果他光是一个劲的、死皮赖脸的向我求婚，我是不会那么快答应嫁给他的，跟那样的男人过起来，没劲。”
婚后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刘丰年和黄月雅过的很有劲。可以说，她把一生的爱都献给了她心目中的英雄。
听说刘丰年要在乌鲁木齐动手术，黄月雅挺着大肚子赶到了医院。她不担心刘丰年会出事，她担心的是刘丰年肚子里的那发子弹，会不会让医生贪污了。当刘丰年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还没忘了叮嘱丈夫：“一定要把那颗子弹给我带出来。”等护士把那颗带血的子弹，用托盘给她送去来时，她在身上擦了擦血，就用一块早已准备好的红布包起来，往贴身的口袋里一装，唱着歌走了。
出了医院大门，她才想起刘丰年还在手术室里……
刘丰年是河，黄月雅是船。他的河流到哪里，她的船就划到哪里。刘丰年出院不久，他就被调到劳改大队，任大队长。这个大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疆各地新建大型农场。从此，黄月雅就跟着他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从安集海垦区的沙排子，到石河子垦区下野地，从五家渠垦区的青疙瘩湖，再到伊犁河谷的肖尔布拉克、可可达拉，最后又到了北疆边境线上的北屯。
10年中，黄月雅先后跟着刘丰年搬了8次家。最后一次，是从伊犁河谷的察布查尔，搬到了中苏（前苏联）边境线上，一个当时连地名都没有的地方。
黄月雅把那颗生锈的子弹珍藏了整整15年
当黄月雅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开始叫顶山子了。
据兵团农十师的老人们讲，顶山子，还是张仲翰将军起名子的。
好像那是1962年“伊塔事件”之后不久，中央决定在边境一线组建农十师，并在边境一线设立团场，阻挡边民外逃、执行“三代”任务。
张仲翰将军的那台破旧的嘎斯车，就开到边境，荣马一生的将军习惯了登临高处的战场勘察。将军登和随从人员，登上了车子附近的一座平顶山，放眼一片空旷的原野后，又摊开地图看了许久。等他合上地图时，对随行的参谋说：“这里是交通要道，应该有支部队才行！”参谋说：“可是，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呀。” 将军就说：“这个地方算是中国新疆的最北边了。我们的部队开进来后是屯垦戍边。你在地图上标个北屯就行了” 就这样，北屯就成了农十师的驻地，随后也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的一个地名。
不光北屯，北疆地区的许多的地名，都是和张仲翰将军的哪辆破旧嘎斯车的有关。
黄月雅要来的顶山，也是如此。
顶山子，是182团是团部所在地的地名。其实，也是将军当年脚下踩过的一座无名的小山。当时，张将军驱车来到了这里，他指着脚下的矮山说，182驻的这个地方，将来就叫它“顶山子”吧。将军说完，走了。但是几天之后，刘丰年和一大批从兵团各地抽调来的骨干，就开进了这里，在边境一线建立起了几十个团场。刘丰年，是在农四师68团任副参谋长的职位上，接到开赴边境前线命令的。
“当时，我的职务是武装工作队队长，那时候没有职务高低一说，今天你是营长，明天可能是团长，后天就成了队长、组长。谁还管他是什么级别，反正每人1枝枪，50发子弹，4颗手榴弹，1条干粮袋。然后，就上了汽车，连夜往哈巴河赶吧。反正那时不像现在，兵团就是兵团，跟现在的部队没多少差距，执行命令就是了。当时，农四师抽的干部，在师里集结。师首长只告诉我们，是去塔城地区边境一线，执行一个紧急任务，最多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回来。”
刘丰年回忆道：“我们到哈巴河县城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几乎都跑光了。据说，连县公安局长都随边民一起跑到苏联了。县政府空当当的，只剩下一个县长。那可真是个县太爷，见到我们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可把你们盼来了，我吓得几个晚上不敢睡觉了。’我们从全疆各地来的500多人，全部是当兵的出身，有的是才从部队上调到兵团的。军事素质都不错，领导很满意。当晚，我们留下一个连，守往县政府，重机枪就架在大门口。”
第二天，刘丰年他们几个工作队就开到了边境线上，在边境小镇克孜乌英克执行任务。第一件事情就是阻止边民外逃。他们都还记得当时新疆军区和兵团给他们的下达的命令：“就是手拉手，肩并肩，也要在边境线上级成成一条防线，不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羊跑过去。即使棒子打在身上，也绝不能退让半步。”
刘丰年说：“事态基本平息后，我们就开始挖地窝子，盖土坯房，做长期居住的打算了。因为这时候上级命令，要在这里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82、185等几个一线团场。换一句话说，我们当初来的这帮人，从这时起就叫182、183、184、185团了。” 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在北屯，还是在顶山，还是边境一线，当时建立起来的团场，让兵团人在这里居住下来，完全与这里是否适宜人类居住这个先决条件无关，它纯粹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1963年初春时节，他们妻子和儿女们，就循着男子汉的足迹找来了，于是这地面上有了女人，有了小孩的哭声。兵团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就填充起了这一块地面。从此，他们也就成为这块地面上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
黄月雅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顶山子的时候，刘丰年正在边境线上开荒。三天后，刘丰年才在团部附近一座干打垒的半地窝子里，见到了分别快一年的妻子。
当时，黄月雅正抱着不到四个月的小女儿喂饭。他就问这是谁的孩子？一句话气地黄月雅半天没喘过气来。她把女儿往刘丰年的怀里一塞说：“我和老哈萨生的。”
说来也巧，1997年秋天，我在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住院期间，无意中结识了一位叫刘静的女军医，没想到她就是黄月雅的小女儿。刘医生告诉我说：“我爸爸去塔城的时候，我妈才刚怀上我，我爸根本不知道。听我妈说，就连她自己当时也不知道。等有反应时，都三四个月了。当时我的两个哥哥，一个8岁，一个4 岁，我妈就不想要我了，她去医院找医生，要把我给处理掉，医生不敢，再说那时候又不搞计划生育，让医生给骂回来了。回到家里她还是想不通，就开始折腾我了，又是骑马，又是从房顶上往下跳，还去抬石头修水库。可我就是命大，没折腾掉。生下我后，我妈也没给我爸讲，就把我带到了顶山子。我爸就问我是谁的家的孩子，我妈气急了，就说我是哈萨克的孩子。没想到我爸还真的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小哈萨。我要上学了还没大名，我爸就说叫刘哈萨吧。我妈不愿意了，才给我起的刘静。直到现在我爸、我哥还叫我哈萨。哈萨就哈萨，我挺喜欢这名的。”
大凡上个世纪６０年以前出生的人们，都还记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当举国上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时候，全国人民几乎都学会了两句俄语“缴枪不杀！”和“举起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箭在弦上势在必发”的巨大心理压力，让中国内地都处在了高度战备战状态之中，地处中苏边境一线的兵团人紧张到紧张到何等地步，是可想而知。
黄月雅说：“自从我带三个孩子到了这里，一天安稳日子没过上。天天都是准备着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男人们干了一天农活回来，吃上几口干粮，咕咚咕咚喝上半瓢水，背着花筒冲锋枪，翻身上马就到边境线巡逻去了。一巡逻就是一夜。女人们则将家里的破烂分成携行、后运两滩子，再把随时吃的用的打个小包，坐在家里等着，随时准备撤离。到六十年代后期，更紧张，三天两头带着孩子半夜三更跑山沟，钻树林。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夜，什么时候解除警报再回来。东北的珍宝岛打起来了，新疆的铁里克提打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是三天两头有老毛子的士兵在边境线上出情况，男人晚上去潜伏、巡逻，年轻的女人白天也到边境上站岗。我那颗子弹，就是1968年在边境上，和他们的一队骑兵对峙时丢的。那天一大早，出去巡逻的男人全都没回来，快到中午了，团里的紧急集合号响了，两个连队和团部40岁以下的女人，全部集合好了。我们当时每人发了两个手榴弹，我就把那颗从老刘肚子里取出来的子弹也带上了。原来老毛子的兵在拆我们边境线上的铁丝网，男人们都在后边架起枪来了，随时准备打。上级来了命令，让团里组织女人到跟前和他们讲理，阻止他们拔铁丝网。我就攥着那颗子弹上了，隔着铁丝网和他们吵，和他们对骂。一直坚持到了下午，两边都才才撒了人。可是回来，我才发现子弹没了，我保存了整整15年，就丢了这么不行。第二天我要去边界找子弹，可上级说不行，那地方是争议地区，他们不来，我们也不能去。不知怎么回事，那几天我天天都盼着对面当兵过来，可人家就是不来了，一直盼到了苏联散伙的那年，我们才敢去边界，可哪里还有子弹……”
“后来，我们这里还紧张过一次。那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在南边边境上要打仗了，为了防止后院起火，我们中苏边境就跟着进入战备。上级动员家属们后撤。几个边境团的女人抱着自己男人的腿说啥也不撤，我们不能丢下男人，自己走！”
兵团的男人们抹了一把泪，躬身扶起自己的女人，然后，跨上马背，向边境线走去……
走向边境的那群男人中，就有黄月雅的老公刘丰年……
晚年的港湾还在国境线上
1985年刘丰年离休，组织上本来安排他进乌鲁木齐的干休所休养。
可直到1988年他才去看了看。回来后，他跟黄月雅说：“哪能进那地方，一群老头老太太，没事天天吃饱了饭，等着死。今天小黑板上写通知，让你参加这个的追悼会，明天又告诉你去和哪个的遗体告别。我坚决不去。什么干休所？说难听了，就是让人等死的地方。人等什么不好，去等死干什么。”
就这样，老两口又在边境线上呆了下来。
再后来，女儿又给他们在乌鲁木齐买了一套房子，老两口去过了一个冬天，说城里空气不好，人太多，又回来了。
2002年夏天，刘丰年81岁生日那天，老两口又结伴去了一趟边境线，在当年黄月雅丢子弹的地方转了好半天。
回来不久，刘丰年去世了。黄月雅还是没有进城。她说，她要在这里陪着刘丰年，因为她不想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守在国境线上……
黄月雅丢失子弹的地方，如今已立起了一座界碑，中哈两国的边境线，就是从界碑上穿过的……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五章:边境线上的的女人杜平芳
第十五章杜平芳是山东来的送兵干部，后来经不起王胡子的诱惑。自愿留在了新疆。后来却让康副连长当“阄儿”抓来做了媳妇。边境吃紧，她从石河子到了最北边的新建团场。国境线上和“老毛子”进行了几十年的抗争。“冷战结束”，边境线上有了和平的曙光。儿子却在后来的哈萨克斯坦娶了个白俄姑娘。老康骂了好多年儿子：“连老毛子的女人，你狗日的都敢娶，不是汉奸就是叛徒”……
白桦林的尽头就是国境线
七月，阿尔泰山脚下一个麦浪金黄的季节。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干局的老李，骑着两匹从阿黑吐克边防连借来的军马，穿过一片白桦林，径直向中哈边境的界河走去。在白桦林的尽头，老李拉住马指着远处一户人家对我说："那就是你要找的人家了。从他家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老毛子的地盘了”。
“不对。现在应该说是哈萨克斯坦的地盘了”。我纠正道。我和老李坐在界河边上，看着马儿静静地喝着清清的界河水。我问老李："这条界河有名字吗？" “是河就都有自己的没名字。没名字的叫水沟。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河。”老李说：“这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条支流，从阿尔泰山深处，一直流到北冰洋。”再次跨上马背后，老李又说：“界河边上的那两块条田就是康大冬家的。” 其实，我要找的是康大冬的夫人杜平芳。
王震的话让杜平芳自愿留在了新疆的
杜平芳是山东沂南人，1952年秋天，18岁的杜平芳，是作为临沂地区妇女工作先进分子，代表沂蒙老区人民，来送268名临沂女兵进疆的带队干部。
她们到达新疆后，新疆军区组织全国各地来新疆“送亲“的干部，参观五家渠和石河子垦区。之后，王震将军又亲自在乌鲁木齐设宴招待娘家人。
席间，将军说：“我不仅代表我的新疆的十万官兵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女兵，这么多的好媳妇，而且还要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共同参加新疆的建设事业。”
将军的话，让杜平芳激动了许久。
宴会结束后，杜平芳就决定留下来。不久，她被分到了石河子垦区担任文化教员。尽管杜平芳是带队干部又是主动留下来参军的女兵，但是，在婚姻面前她同样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她带来的268名女兵一样，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组织”和老兵们的手里。
其实，选择她的就是她的一位学生。一位战争年代开过坦克的拖拉机手。
“学生”比老师大十岁，是位全国级的"战斗英雄"。“学生”叫康大冬，是位副连长，也是杜平芳的扫盲班里年龄最大的三位同学之一。“学生”十分尊重老师，学习最刻苦，作业最认真，经常不耻下问，求着老师帮助辅导。“学生”还十分关心老师的生活和身体，每逢上课，“学生”都会给老师准备一壶水，而且每次都是从杯里掏出来，不冷不热，让老师喝得十分可口。
起初杜平芳并没留意，但是，不久，“学生”变得有点怪了。上课时不再象先前那样爱提问题了，沉默不语，听讲老跑神，而且直勾勾地盯着老师看。杜平芳无意中发现有好几次，每当两人目光碰撞时，“学生”都脸红好半天。杜平芳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但也没更多地去想。
直到有一天，“学生”终于向老师吐露了真情。
老师回绝了“学生”的求爱，“学生”痛苦不堪。
实际上，此时的杜平芳看上了另一位代课老师，一位比她大六岁的技术员。据说技术员是王震将军从兰州带来的大学生兵。只不过革命资历比“学生”短了点。
然而，杜平芳没有想到，在她的这个扫肓班里看上她的不止“学生”一人，其实扫肓班里资历和年龄靠前的几位都在打着自己的主意，都想把这位既漂亮又有文化的老师搞到手。
当他们见“学生”的进攻失败后，大都放弃了个人进攻计划，把希望寄托在了“组织”身上。但是，由于看上杜平芳的人太多，“组织”上也比较为难。
正在此时，“学生”出面替“组织”上解决了难题。
被当“阄儿”抓了的杜平芳
这天下课后，“学生”根据组织上提供的竟争者的名单，把其他的七位竞争者招集在了一起。
学生说：“咱们八个人都想娶杜老师，可现在只有一个杜老师怎么办？现在又没有谁愿意发扬风格，给组织上出了难题，再说咱们几个都是党员干部，看来这个问题还得我们自己人解决。要不再这样下去不仅给组织上增添麻烦，也不利于我们的团结。”
大家就问自己怎么解决？ “
学生”就说：“我们八个人中只能有一个人娶杜老师，那就要有七个同志只能给杜老师当学生。我想了多日子了，只有抓阄儿这个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学生”见没人吱声就进一步说：“再说了婚姻讲个缘分，尽管我比谁都喜欢杜老师，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缘分。谁要是抓上了那是他的福气和缘分，我第一个服他的气，并真心地向他祝贺。抓不上我们也死了心。说明我们没有做夫妻的缘分，再去找自己投缘的。”
经“学生”这么一说，大伙都觉着这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说，行。
“学生”很快写好了八个纸团，放在帽子里后又说：“这八个纸团上有七个写着男字，只有一个写着女字，谁抓上写女字的，就请组织上出面做媒娶杜老师去吧。我年龄大，职务高，就请大家先抓吧。最后留下的一个算我的。”
这时，有人说：“副连长还是你先来吧。”
“学生”说：“不。阄儿是我写的，还是你们先来吧，再说这东西讲缘分，不是看手气，你们就抓吧。”
大家正准备抓的时候，“学生”忙又悟住帽子说：“谁要是抓写女字的了，就哼一声，我们就不往下抓了”…… 据说，“学生”当时一脸的悲壮色彩。
七个阄儿都抓出去了，但没有一个人“哼气”。“学生”没有急着打开帽子里的最后一个阄儿，而是关切地寻问大伙：“怎么，你们都没抓到那个写女字的阄儿吧？”
七个人全都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过了许久，“学生”才说：“谢谢大伙相让。那我就去找组织上做媒了。到时候我和杜老师请战友们喝喜酒。”
“学生”没敢回头。他听到了身后七个男人的叹息声……
没过多久，在“组织”上的不懈地努力下，杜老师和"学生"结了婚。
“学生”没有失言，结婚那天，他请来了扫肓班的全部同学和老师。但是，那位在扫肓班和杜老师一起代课的技术员老师没来，尽管“学生”去了三趟。
“学生”康大冬，就这么成了杜老师的丈夫。
婚后，杜平芳和康大冬和感情生活，说不上平淡，也谈不上火热，日子也还得去，就是温温腾腾了些。但是，当他俩结婚六年时，也没生个孩子。为这事康大冬急，杜平芳也急。可是光急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
日子过于平淡了，两人就都开始长脾气，家庭“战争”隔三差五地进行着。那年麦收季节，下野地的气温高达30多度，两人的“战争”也随着气温的升高在不断地升着级。但是，无论有无战事，两人都格守一条原则，谁也不提孩子的事。
实际上，明眼的人都知道这战火是由孩子引起的。只是谁也不愿讲出来。然而，这年秋天，比他们结婚晚一年多的那位当年不肯参加他们婚礼的技术员，却生下了第三个千金，并且主动提出将刚刚出生的小千金送给杜平芳夫妇。
小千金的到来，果真熄灭了康家的家庭战争。俩口子的日子有了歌声和笑声。康大冬给女儿取名苇花，整天爱不释手，小苇花最后连杜平芳都不让抱了，就认康大冬。
说来也巧，当小苇花一岁时，杜平芳却奇迹般地怀上了，而且速度极快，三年生了两个儿子。然而，就在他们的小儿子不满周岁时，北边的边境上出了事。
这事儿一出就改变了杜平芳一生的命运。
这年，是1962年，杜平芳来新疆的第十个年头。
边境线上的女兵杜平芳
边境，自古就是两个相邻的国家相互炫耀国威军威和展示民族精神的地方。
只是，这种展示，稍不留意就会演变成战争。枪炮声就会替代外交官们无休无止的谈判。
因为，唯有鲜血和生命，才更能说明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意志。
此时的中苏边境，就到了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地步。
军队摆到一线之后，双方又开始动员国防后备力量了。
杜平芳所在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理所当然是国防后备力量的第一梯队。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 “战争让女人走开”。说这句话的那个作家，就是在和我们全线对峙的，那个国家（前苏联）的公民。可惜，他的话赫鲁晓夫是不会听的，中国人的领导人更是不会理的。
杜平芳和丈夫康大冬，是同时接到去塔城边境一线执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命令的。这天，是
今天，对于50岁以上的新疆人来说，兴许还记得，
这天一大早，担负口岸执勒任务的新疆军区边防某部排长周长明和另外两名战士，依旧象往常一样准时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的国门前，做着开关前的最后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从口岸附近四面八方涌来了成百上千、拖儿带女的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群众，他们的手里全都拿着由苏联政府签发的“苏联侨民证”，叫喊着：“我们是苏联人，我们要到苏联去”。等口号，冲破了周长明他们的劝阻和口岸的关卡，挤向霍尔果斯河上中苏两国的界桥，涌向苏联境内……
“老毛子”的工作做得太好了。他们给几万新疆人发了侨民证，居然我们谁都不知道。其实，这消息在北疆的'三区'（指伊犁、塔城、阿勒泰）早就有人听说了，可就是没人相信，这会是真的"。原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说：“连新疆军区的两名将军都跑了，人们才相信中苏边境的伊塔两地出事了。”
曹达诺夫接着说：“这起事件，事先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迹象，可是22日一大早，北疆中苏几千公里的国境线上，同时出现了冲关入苏的事情。除霍尔果斯外，阿拉山口、巴克图、温泉、青河、哈巴河各个口岸都出现了边民外逃。伊梨、博乐两个州的20多个县，一下子跑出去了六万多人”。
曹达诺夫还说：“由于我们事先没有丝毫准备，靠几个边防站，根本堵不住。外逃的边民几乎是准备十分充分的大搬迁，从草原来的赶着马群、羊群，驮着帐篷，领着儿女；从城镇来的开着汽车、拖拉机，没了命地向苏联跑，好象那边遍地都是金子”……
几乎是一夜之间，从伊梨河谷到乌孙草原，从阿勒泰草原到博尔塔拉农区，四野一片肃杀。人烟本来就稀少的北疆草原上，只剩下了走不了的老弱病残，守望着几顶破旧的毡房，空望劫后的草滩和时代埋葬着他们亲人的故土……
塔城等外逃边民最多的几个牧业县，基层政权也基本陷于瘫痪 。许多牧场跑得连一户人家都没有了。
“当时的团场和部队没什么两样，接到命令打起背包就得走。”
界河边上，如今已是67岁的杜平芳老人说：“可三个孩子怎能么办？那时小三还没断奶呢。但是，有困难也不能讲价钱，谁让咱们是党员又是兵团的战士呢。上午接到命令，下午就要走，孩子全部送托儿所，由公家管。可老康说不行。自己的两个儿子可以送，但苇花不行，她是人家的孩子，万一咱们有个三长两短回不来，那不苦了孩子一辈子，说什么也要把苇花再给人家送回去。可苇花的亲生父母不干了，说光送小苇花就不收，让老康把三个孩子都送去给他们养着。说等我们回来了，三个孩子都还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三个孩子都是他们的。我一咬牙跟老康说，咱们这回是真上战场了，就这么着吧。万一真的回不来了，孩子不也得有个爹妈不是。老康送孩子，我就准备东西，下午就往塔城赶”……
“可那知道，这一'代'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再也没离开过塔城的边境线。”杜平芳说：“我们来了之后，中国和老毛子的关系不仅没好起来，反而一天比天坏了。到1964年以后，天天都准备打仗，我们就更撒不走了。再到后来，中央又一下子在边境上建了几十个边境团场。我们是最边边上的一个，在人家的枪口下过了30多年的日子，天天都在战争和和平中生活，也挺有意思。”
杜平芳和康大冬，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他们洒了十年汗水，开发建设地初具规模的石河子垦区。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举在头顶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他们是兵团人中真下正意义上的屯垦戍边者，是共和国西北边地上最具灵魂的血肉界碑！
夕阳西下，界河里一片血红。那可是杜平芳们这代母亲流淌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血乳之浆？
敬礼，曾经为共和国担当过巨大责任，付出过巨大牺牲的母亲！
边境人家的妻子母亲杜平芳
1964年，中国与前苏联边境线上的所有团场，开始从战时状态进入，相对的武装对峙阶段。
杜平芳被批准返回原团场接孩子。
从此，中苏边境线上，在苏军的大炮所指的地方，就有了一户又一户的边境人家。
杜平芳是七月份回石河子的。三个留在苇花生身父母家中的孩子，只接来了两个。小三石生被苇花的父母留下了。他们说啥也不让杜平芳带走小三。他们找出种种借口，阻拦杜平芳把两个男孩儿一起接走。他们起誓说要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地抚养小石生成人，而且，保证让孩子不改姓不叫爹不叫妈。
杜平芳心里明白，这是苇花的父母在替边境线上，随时都有可能用血肉之躯抗击外敌入侵的战友留一条康家的根。
当杜平芳把女儿苇花和大儿子卫疆接到边境后，两个孩子就象小白杨一样，在对面的苏军的枪口下，成长……
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刻上了什么是祖国领土？什么是边境、界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侵略者？
然而，
“铁里克提事件”后，边境一线兵团人被直接摆在了战场上……
不久，东北的珍宝岛上又响起了苏军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的枪炮声。
大战在即。杜平芳坐不住了，她要送苇花下山。她找到团里的领导说：“我和老康都是共产党员，没一个是孬种，都不怕死。可不管怎么我也得下趟山。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给组织上麻烦，可我还是要送苇花走，她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没有资格，把人家孩子也拴在敌人的枪口下。”
杜平芳的真情打动了领导，特批十天假，让她去石河子送苇花。她背着苇花，在路边拦了辆转运战备物资的卡车就往山下赶。可到克拉玛依后，车队又接到返回塔城的命令不住山下去了。杜平芳背起苇花去了兵站。找了辆去沙湾的军车，把苇花的情况，给一位带车的解放军干部说明看，看人家能不能把孩子带下去？干部听后十分感动，说一定会帮她把孩子送到。她怕当兵的事多，忘了孩子家的地址，就在苇花的身上缝了块白布，写上苇花家的地址和她父母的姓名，才放心地把苇花交给了带车的解放军。
当天，杜平芳就又坐着来的那辆车，哭着回到了边境线上的家。
然而，半个月后，苇花的生身父亲又将苇花送了回来，并执意要接走杜平芳的大儿子卫疆。他对康大冬说：“苇花现在是你们的女儿，应该留在你们身边，你们没有理由不留下她。我接卫疆走，理由和我送苇花回来一样，因为我把石生和卫疆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苇花已经见到石生了，现在该卫疆去看看弟弟了。”
那天晚上，康大冬从团长家里找来一瓶白酒，两个男人一直喝到深夜。
俩人都醉了，却又都十分地清醒。
老康说：“我知道当年你也喜欢平芳，但是，我娶了她，所以我结婚那天，你小子不来喝我的喜酒，今天全补上。” 技术员就说：“我很爱她，她也爱我。可惜你的资格老，‘组织’上不让我和你抢，要不那有你的份儿。”
老康就醉着说：“你少来那个吧，要不是我玩点儿心眼，恐怕也没我的份了。”
杜平芳就劝老康别胡说。
他就越说：“你不懂。当时我们八个人抓阄儿，我写得全是男字，可他们谁也没发现。”
技术员也醉说：“我们当时就知道你的鬼点子了，可谁也没有揭穿你”。
“为什么？“老康就问。 “因为你跟老政委说，你要是娶不上杜老师你就自杀。而且，还要死在杜老师面前。”
“你们咋知道的？”老康又问。
“我们七个人也抓过一次阄儿，选一个最有竟争力的和你争，我排第一，可是老政委说我们几个都不能和你抢，否则要出人命。”技术员就说。
老康突然醒了。眼里含着泪举起酒杯说：“兄弟，来，干”……
两人一饮而尽。半天，技术员又说：“我和杜老师没成夫妻，可得成亲家。等苇花和卫疆长大了，让他们成夫妻。”
老康就说：“行。咱们今天喝得就是定亲的酒。”
杜平芳直到此时才知道，当年那几个男人是用抓阄儿的方式，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想骂、她想哭、她又想笑，她觉得很开心，也很委屈……
苇花就这样留在了边境，留在了杜平芳夫妇的身边。
宁可把自己的骨肉置于敌人的枪炮之下，也把国家的利益和他人的情感举过头顶。
这就是中国人的美德，这就是兵团人的美德。
边境人家的婆婆杜平芳
“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来新疆50年，在边境干了40年。”
杜平芳淡淡地说：“都说我们兵团人干得是屯垦戍边的大事，可没有那一个团场比我们更形象，40年把人都变成了挪不动窝的界碑了。”
杜平芳的大儿子康卫疆和儿媳康苇花，包的三百亩麦田就在界河边上。田边不远外就是那条隔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前苏联）两个国家的铁丝网。铁丝网现在已是锈迹斑驳了。从麦田边上往左拐，走不到20钟就是阿黑吐拜克口岸 。
口岸，是1994年我国开放的一类口岸。从哈萨克斯坦阿连谢夫卡来的车辆排成长串等待通关，边境贸易市场显得繁华又热闹。
陪同我来的兵团老干局的老李，原来也是这个团场出去的调出去的干部，对这一带非常熟。在界河边上，他告诉我说：“从口岸出去
杜平芳也曾指着对面的小城说：“前几年我经常去那边跑边贸生意，那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国家的人很友好。当然，他们现在是处在不行的时候。苏联分裂后，他们的经济也完了，生活水平比我们低多了，人也比从前变得善良了。”
现在杜平芳的小儿子康石生还在阿连谢夫卡做服装生意。他是技术员两口子养育大的。新疆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新疆自治区经委工作，1995年辞职回到塔城跑边贸生意。媳妇不愿意到边境上来，俩口子就离了婚。后来，康石生又在那边找了个白俄姑娘结了婚。但是，老康俩口子直到现在还不肯认那个外国儿媳。
老康说：“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连‘老毛子'的女人都敢娶，你老爹老娘不是白在这里吃了几十年的苦。这要是战争时期，他狗日的不是汉奸，就是是叛徒。”
杜平芳说：“我倒不是记苏联人的仇，而是觉着他找个外国女的不对劲。中国那么多人不好找，你非找个小毛子干啥？说，说不到一起，吃，吃不到一起。就是睡到一起不也别扭吗。”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人家的枪口下种“政治田”、抢争议区时，是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中国人的脸面，捍卫了国家的尊严。"现在不搞冷战了，你也不能光搞发财的事，把老祖宗都忘了咋行呀。”
杜平芳66岁生日这天，小三康石生还是带着他的俄国娘们回来了。
不过，小三回来之前的工作，还是让苇花俩口子费了些劲。
婆婆生日前半个月，小三就请嫂子苇花去了趟阿连谢夫卡，商量趁老太太生日之机，把媳妇娜达列娃带回家，给列娃一个康家媳妇的名份。小三知道这事除了嫂子谁也不行。
因为，在康家除了父亲康大冬，嫂子苇花是说话最管事的了。但是，苇花从那边回来，给婆婆做通工作后，在公公身上却卡了壳。
最后还是婆婆给她出了个主意，让苇花去石河子搬来老亲家。康大冬才算答应了这件事。
小三终于可以带着列娃走进康家的大门了。列娃，不仅人长得出众，中国活也就的十分地道，让小三训练地熟知中国礼节。进门不一会儿，老康就不大觉地她讨厌了。而且她在席上说的那句话让老康高兴了好些日子。
娜达列娃给公婆敬酒后，看了老康半天才说：“爸爸，你把妈妈的阄儿抓到手后，还爱她吗？”
老康没想到列娃会问这个。半天才说：“问你婆婆。”
杜平芳不好意思说。
结果，苇花就一口一个，“妈快说。”
“怎能么说呢？这辈子我觉着跟他过得挺值。如果真的还有下辈子，我还嫁给这个老东西。”
技术员就说：“那我下辈子还是没戏？”
杜平芳就说：“没戏。”
康大冬就笑。笑得十分开心。
随后，他就给列娃送了一个十多克重的金镏子。说是补上给她们结婚的礼物。
虽然，今天的边境已经远离了枪炮，远离了冷战，但是，边境线上，还有多少象杜妈妈一样的进疆女兵，把毕生的精力和赤诚奉献给了共和国的统一大业，把国家的大船拉到了和平安宁的彼岸。据兵团农七师统计，仅在他们所属的几个边境团场中，就有418名当年进军新疆的女兵。
啊 ，那可是共和国西北边境线上的418座血肉界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