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两个无线路由器:边地母亲 第7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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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七章：女兵关丽奇的人生传奇
第七章：一顿饭能吃八个馍馍的女兵,在目睹另一个女兵惨死之后,她变成了“男人”。若干年后，当她再想淑女一回时，老营长却看上了她。她却说老营长比她爹还大。从此，她成了女光棍。后来自己找了个婆家，可婚后除了生儿育女，她一生几乎就没干过女人的活。今天，当年的老人们还是把70多岁的关丽奇叫做“假小子”。
关于树的一次讨论
认识关丽奇，是一次完全的偶然。
那是十多年前，在塔里木盆地深处，一片秋后的胡杨林里，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宣传部朱副部长，从他的一幅名为《胡杨》的油画，探讨起了胡杨的属性。我说，在我国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也可以说，在整个广义上的北方，可以称为男人的树，只有三种：桦、枫和胡杨。
在我看来，三种树男人味都在于秋后，秋越深，男人味愈浓。
桦之美，于秋，是一种小男生刚刚退去青春痘后的美，是青春的骚动和成熟开始兼容的果，是花季的姑娘们钟情的花。
枫之美，于秋，是一种老男人的美，是奶奶们喜欢的男人之美。
胡杨之美，于秋，则是一种40岁的男人之美，成熟、阳刚、坚毅、智慧，是少女们梦中崇拜的偶像，是妈妈们誓死守卫的阵地，是奶奶们回味了一生的经典。
但是，我的论断一出口，就遭到了朱副部长的一顿臭批。他说，桦枫之美，是中性的，而胡杨则是女性之美。
在他看来，胡杨具有的品格更像女人，更像母亲。
他说，在秋风中，你一个人站在高高的沙包上，望着成林成片的胡杨林，马上就会想到“中国劳动妇女”，就会想到勤劳、善良、忠贞、俭朴的母亲形象。
为了说服我，老朱给我引出了一大串塔里木兵团的妇女，加以佐证他的观点。
其中，就有一个叫关丽奇的湖南女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十多年后，当我决定要写这部作品时，我又想起了我和老朱的那次关于胡杨的对话。
“这一觉睡得连子孙都成了新疆人”
关丽奇的一生，有许多可以让人一听就能记住的故事。
在没见到关丽奇时，我就有了许多关于关丽奇的传说。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我是来参军。”这是1951年，关丽奇在报名参军时和接兵干部的对话。
关丽奇，是湖南湘潭人，她的家乡离毛泽东主席的老家韶山冲，只隔着一座山头。关家有七朵金花，虽说是在湘潭山区，世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农民，但受新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早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关丽奇的几姐姐，就先后加入了地下党，四姐还参了军。
关丽奇在家里排行老五，从小受几个姐姐的影响，思想积极上进。1950年底，她听说镇上来了接兵的，而且是去抗美援朝，她拉起村上一个也是解放前入党的姑娘，就去了县城。可到那里一打听，人家说，去朝鲜的部队不要女兵。
关丽奇不服气，就和人家理论上了。说：“我是毛主席的老乡，为什么不要我们女的参军。”
人家就给她解释说，不是不要女的参军，是必须要有初中以上学历，我们是给西南军干校招兵。她说，这好办。
说完，关丽奇丢下同来的姐妹，自己跑了。她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家里，找出姐姐的毕业证，又向县城跑去。
可是三天之后，等她返回县城时，人家哪拔儿接兵的早就走了。就在她准备打道回府时，湘潭又来了几个接兵的部队。她就跑去报名。费了半天劲她才挤到跟前，人家问她多大了，叫什么，什么文化程度。她就说我16岁，叫关丽奇，初中毕业。人家接过她的证件一看，名字对不上号。她说证件上是她原来的名字，现在才改成关丽奇的。人家就出了几个数学题，让她试试，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一下就漏馅了。
原来，这个接兵点，又是一所军政干校招生。后来，人家建议她到汽车站附近那个接兵点看看，那里招普通兵。她就去了，结果十分顺利地报上了名。
回家不久，关丽奇就接到发入伍通知。
初次见到关阿姨，她就说起了当年参军的事：“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为当兵的事折腾累了。一上火车我就犯困。一路上，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等火车到了西安，我才知道这一车的女兵，原来不是去朝鲜打美国鬼子，而是去新疆。心里就有点后悔，可又一想，当兵吃皇粮，到哪不都是一个样，去新疆就新疆吧。”
关丽奇笑着说：“你们说说，我这一觉睡的好吧，到了西安才知道去那儿当兵。可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新疆会是那么远，更没想到我们这一车的女兵，拉到新疆就是为了给王胡子的老兵当媳妇。这一睡就在新疆睡了一辈子，连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
世上的许多事情，是由偶然的巧合决定的。关丽奇的命运就是这样。一觉就把自己睡到了新疆，把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可是她说：“当新疆人又怎么了，我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才够成了她一生中的许多传奇故事。
一口气能吃八个大馍馍的小女兵
自从“毛主席的老乡”关丽奇，在西安知道要到新疆当兵的消息后，什么也不想了。一路上除了吃就是睡，火车、汽车全都一个样。用她的话说：“后来别人都说路上是如何的苦，如何的累，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反正稀里糊涂就到了新疆。现在别人都还记得那次我们坐了多少天的火车坐，几个月汽车，我只记得是坐过火车、汽车，还有马车，至于走了多少天，一点也不知道。等到了焉耆，就不走了。这时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得开始好好当我的兵了。”
焉耆，是塔克拉马干大沙漠北缘上，一片肥美的绿洲。
它东临博斯腾湖，西接尤尔都斯盆地。自古就是盛产名马和歌舞的土地。但是关丽奇她们所在部队驻扎的地方却有点偏，处在今天的博湖和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交界处。
2001年5月，湖南卫视一个摄制组，从遥远的湘江岸边，进疆采访当年的女兵。在一盘素材带子上，关丽奇正在讲述50年前，她从马车上下来时，看到的景象。
“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只有一排孤零零的土坯房子。带队的干部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你们的营部。好房前的空地上，有一眼伸手就能够到水的老井。水井的边上是两排光秃秃的木架子，从地上的马粪看，是用拴马的。营部门前停着一台熄了火的拖拉机和四架木轮子的马车。当时我心里还想，这哪里是支部队呀，大炮、机枪、大汽车什么都没有。往大说是一个农庄，往小里说，还不如现在的南疆的一户普通人家的家当多。“
“我这么说行吗？”关丽奇好像是在问摄影师。
“行行，不错。你想到哪就往那里说吧。”摄影师很随和地说。
“那就行，我接着往下说了。”关丽奇笑笑：“营区里空荡荡的，连一个人都没有。过了很长时间，带队的干部才从地窝子里，喊出一个胡子拉茬的兵。紧接着就从地底下走出了好多人。原来在我们不远处一个又一个的土堆下，就是他们的营房。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地窝子，全都是背风而挖，一条渐渐斜下去的通道是门，门又都冲着营部，从地下一上来，就是一个操场。”
画面上的景别变了。一座在新疆南部几乎家家都能见到的葡萄架下（看来这是关丽奇的家），关丽奇一边为客人们摘着葡萄，一边讲着当年的经历：“开始我们还笑，说这里的部队真怪，怎么都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可是不一会儿，教导员给我们致完了欢迎词，老兵们就把我们也领到了地底下。这下谁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到的时候，都是春末夏初了，地面上早就没冻了，再加上焉耆是南疆地区降雨最多的地方，又靠博斯腾湖近，地上整个就是烂泥塘。到夏天就更有意思了，地窝子里到处都是癞蛤蟆，连被窝里、鞋子里都有。开始怎么也受不了，害怕、恶心、睡不着觉。但是，没要多久，超负荷的生产劳动，就是癞蛤蟆爬到头上，我们这些女兵也能倒头就睡。”
关丽奇拿起一串葡萄冲摄像机走去，画面虚了起来，但同期声还在：“那时部队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砍芦苇、挖胡杨、刨红柳，整理大田，种庄稼。你吃葡萄，新疆的葡萄好，可甜了，真不像湖南的，那年我回去，在湘潭买了几串，全都酸不拉即的。跑题了。刚才说哪里了？该说夏天了。等到了雨季，我们连队就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一切都要靠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本事，怎样大旷野中识别方向，怎样在饥饿中保存体力，怎样在野外与狼和野猪打交道等等……”
带子出现了空白。
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丽奇一干就是三年多。三年中，她不仅从一个柔弱的湘妹子，成五大三粗大姑娘，而且繁重的劳动，让她变的饭量惊人，是当时全营有名的吃手之一。
1952年秋天，垦区部队的生产获得大面积丰收，部队加班加点抢收庄稼，许多连队吃住全在大田里。
关丽奇她们连已经连续20多天没回营地了。一天三顿饭，全部由炊事班送到地里，吃完了接着干。有一天，过了开晚饭时间都几个多小时了，饭还没送上来。连长就喊着让大伙继续干，一直干到天大黑了，饭还是没有来，连长就让人回去催。原来是送饭的毛驴车在半路上掉进了盐碱地，出不来了。等饭送到地头上时，都是晚上11点多了，关丽奇早就躺在田边的庄稼上睡着了。
班长见她睡的正香，就说反正饭菜都凉了，先别叫她，让她再睡一会儿吧。可当班长把馍馍筐子抬到她跟前时，她头也没回，伸手从背后的馍馍筐里两把抓出了四个，一句话也没说，一口菜没吃，一口汤没喝，转眼间四个馍馍下去了。
炊事班长给大家打菜的空儿，她又一手抓了两个，开始吃第二轮了。炊事班长见她这么个狼吞虎咽，给她打好了汤，却没敢给她，一直端着碗蹲在她傍边等着随时准备递给她。老班长好像生怕一打扰，就噎着她了。等第七个馍馍下肚后，见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炊事班长这才拍了拍她的头，将碗送到她嘴边，示意先她先喝口汤再吃，她接过碗就喝。班长就从她手里接过第八个馍馍，就去给她夹油泼辣子。等炊事班长转过身来时，她揣着空碗，冲班长笑笑，接过第八个馍馍又吃了起来……
八个馍馍和一碗汤下去之后，关丽奇擦擦嘴，又冲炊事班长笑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说：“班长，我还想再吃一个。”
班长怕她撑坏了，就对她说：“姑娘，别急，你都吃了8个了，等休息一会儿再吃吧，要不会撑出毛病来的。”
经老炊事班长这么一说，不仅旁边的人听了都吃惊，就连关丽奇自己也没想到，她一个17、8岁的姑娘，一口气能吃8个大馍馍。
连长就开玩笑说：“小关呀，你现在不光是干活能顶一个男同志了，吃饭也不比我们男的差呀。”
后来，她吃饭的时候，边上的姐妹就给她数数，只要是下田干活，平均每顿饭都是五个以上，最多的时候，一顿饭能吃19个包子。
久而久之，关丽奇成了饭量大的惊人的“假小子。
一个女兵的意外死亡让她变成了“男人”
20多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放置在荒原的旷野上，与一群男人和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为为伍，自然环境的艰苦和繁重的付出，虽然消耗了她们的体力，让人筋疲力尽，但青春的热情总还是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激起一朵朵的浪花，灿烂着她们的青春年华。
当她们离开湘江，告别了八百里洞庭，到达新疆之后，北疆南疆大面积的戈壁、沙漠，让她们更加思念家乡的山水。
湘江的水，出息了多少灵秀的像山茶花一样的湘女；洞庭的水养出了多少娇艳的如芙蓉湘妹子。
于是，浩瀚的博期腾湖就走进了她们的视野。
开荒生产之余，每月有一天的公休日。每逢这天，女兵们就结伴去湖畔戏水。一大早，她们就坐上连里的马车，在一大群男人们的护卫下，向30里外的博湖进发了……
公休，是女兵的节日。这天，天还没亮，牧马班的战士，早早就从草滩上，赶不上回了拉车军马，套好了马车。其实，出发前的一天下午，她们就把连队折腾的不得安宁了。你看吧，炊事班在忙着给她们准备干粮，大车排在忙着给她们检修马车，连里的干部召集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安排她们的警戒、她们的带队、她们的安全……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视台库存的50年大庆音像素材中，我又找到了一段关丽奇关于博斯腾湖的同期声：“博斯腾湖离我们连队的驻地有30多里。据说，我们去那里玩经过熊晃批准的。我们都是从水乡来的姑娘，离开水比什么都难受，看来还是我们娘家来的熊政委，了解体贴我们这些湘妹子。所以每个月的公休日，我们大家都要去。博湖那地方可真美，四周都是茂密的芦苇，有好几人高的芦苇，像森林一样。我们几个姐妹就小心翼翼地下到水里，去抓鱼。芦丛里的大头鱼大的有
美丽的博斯腾湖，就这样以她博大有胸怀，抚慰着她来自远方的儿女，让她们在身心极度劳顿之后，在你宽广的胸怀里稍事休息、调整，重新振作。
关丽奇说：“中午的时候，等我们疯够了，鱼也抓的差不多了，湖里的水温也上来了，我们就结伙到芦苇荡里去洗澡。这时，男兵们就一半在芦苇荡外面给我们站岗、做饭，一半去沼泽地里捡野鸭蛋、套水鸡子。他们最拿手的做鱼的办法，就是活烧鱼。这是跟当地的蒙古族老乡学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当地出产的土盐拌在土里和成泥巴，再把活活的大头鱼，用芦苇叶子包起来，用泥巴包裹起来，放在事先烧好的胡杨火坑里，连同边上烧红的沙子一起埋起来，然后就不用管了。等我们洗好了出来，男兵们就把鱼从沙坑里扒出来，用红柳条子一抽，泥巴开了，叶子再一撕，鱼磷也都带下来了，你随便撕下一块鱼肉，沾点盐水又鲜又嫩，好吃极了。每当这时，我们都玩忘了是在家乡还是在新疆了。”
转眼间，太阳就挂在西边的胡杨树上。带队的干部就喊叫着，让大伙集合，把猎获来的鱼、鸭和水鸡子装上马车，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大伙唱着歌，说着笑着，一个月的疲劳和寂寞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日子就这样，在简单的重复中，一天又一天的过着。随着几番春种秋收，和关丽奇一起来的湘妹子，一个又一个的离开了女兵宿舍，成了人妻人母，好在每年都有新的女兵到来，关丽奇她们的地窝子才没空过。
社会学家认为，将人长期放置在一片遥远的疆域，一种陌生的习俗下，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能改变人的信仰，可无论如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无法改变人的性格。但是，往往突然而来的意外事件，却能扭曲人的个性和灵魂。
关丽奇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男人”的。“假小子”变成了真小子，就是因为在一次意外事件，她亲眼目睹了一位女兵血淋淋的牺牲场面：“刚到新疆的那几年，我们女兵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抬土、平地，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去开垦耕种尽量多的土地。因为我是假小子，平时连里分活的时候，都是把我和男兵们分到一起，可后来营里换了个新教导员，开始他也认为我是男的，后来知道我是女的时，就批评了连队干部，命令他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分配我去干男人的活了。连里就让我和一位叫李平珍的山东女兵，去跟拖拉机干活。这在当时可是所有女兵，都向往的一件差事。因为跟车打一段时间的犁耙之后，就可以学徒开拖拉机。我去的时候，李平珍已经跟了一段时间车了，按理说，我来了她就可以上车学习开拖拉机了，可是李平珍怕我不会打犁，就每天跟着机车，在下面教我如何打犁，如使握耙。”
关丽奇好像有意停了一下，又说：“珍子，是山东老解放区来的女兵，人长得好看，白净净，粗眉大眼，一笑一对甜甜的小酒窝，两条长长的大辫子平时盘在头上，一放下来就能搭到脚后跟。她这人心眼也特别好，有一手编席子的好手艺，业余时间给全连一人编了一张苇子席。”
“出事的那天下午，还是我和珍子跟拖拉机，车子跑了几个小时，开锅了，加水的时候，我俩就从犁子上下来，清理犁铧上绕着的杂草、树根。突然，车子开动了，她身子一晃，手没抓住方向机，就掉下去了，本来盘在头上的辫子也甩开了，她还没爬起来，辫子就绞在了犁铧的轴上。珍子下意识地用手撑起身子，想往后抽出自己的头发来，可是犁铧还在往前转。随着一声撕心裂肺惊叫，我眼看着李平珍的头和身子被卷到进犁铧”……
所有的女人都背过了身子，所有的男人都向拖拉机奔去。
犁铧翻起来的黑土，搅拌起了一个女人的血肉。顿时，土地成了酱紫的颜色，血醒的气息也在新垦的土地上弥漫开来……
关丽奇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惊骇愣了。
她一步也挪不了，一动也不会动了。
她的喉咙里像是堵上了李平珍的血，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发现关丽奇还在原地站着，就过来扶她。没想到手刚伸出去，她就倒下了。
战友们将她抬回驻地后，她一连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说了三天三夜的胡话。她在梦里不停地呼喊着李平珍的名字和“头发呀……头发……我的头发”……
三天之后，关丽奇醒了。她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一片树林里，四周没有一个人，只能远远地看着李平珍在那里梳头，嘴里还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可等醒了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她从床上下来，挣扎着叫来连队的理发员。一咬牙，把一头的秀发理成了平头。说来也怪，自从她理了平头之后，关丽奇的嗓音也变的沙哑起来了。从此，她没事就想象自己像男人一样有力，像男人一样什么都能干，像男人一样什么都不怕。
不久，她又开始学男人走路，学男人抽烟，学男人骂人……
渐渐地她觉得自己身上，越来越觉得没有女人的束缚了，一身大大咧咧的男人德行，让她整天有着使不完的劲……
又是没过多久，关丽奇成了“男人”的消息，就在垦区部队传开了。男人们开始远离她，女人们也不敢靠近她。
但是，她却活得依旧开开心心，乐乐哈哈。
关丽奇，你真的成了男人吗？你真的愿做个男人吗？
有个女兵非要嫁给她当媳妇
关丽奇成了“假小子”。关丽奇成了“男人”。
这在当时的焉耆垦区，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1954年底，新疆军区又从山东招了一批女兵，组织上考虑到给焉耆垦区未婚老兵还较多，就给关丽奇所在的营，分来了一个排的女兵。
营里从各个方面考虑后，决定让关丽奇去带女兵。
用教导员的话说，让关丽奇去带女兵，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她和一大群女人在一起，可以调节她自己不男不女的心理状态；二是她敢于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管理有方，工作大胆泼辣，带女兵就需要有股男人劲的干部才行。
关丽奇接到命令当天，走马上任。可没想到女兵队的队长，见营里给他们派来了个“男人”，说什么也不要。
尽管营部的通信员在电话里反复说关丽奇是女的，可那队长就是不信。关丽奇气得说：“你们不相信我还不相信组织吗？如果你们连组织都不信的话，去给我叫几个女兵来，我脱光了衣服让她们验明正身，我再上任。”
队长听她这么一说，心想也是，上级怎么会派一个男的来带女兵呢？而且还要和女兵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但是事关重大，他在决定让关丽奇留下来的同时，电报请示营里，要求营里来一名领导，亲自宣布关丽奇的任命，好让大家放心。
当天下午，营长果真就来了。他把队长叫到室外一顿臭骂之后，命令他马上集合全体女兵。营长在大会上郑重宣布了关丽奇的任职命令，同时还郑重宣布关丽奇是位女同志，是位组织上放心的女干部、女党员。
经女兵分队队长这么一折腾，再加上营长郑重其事的宣布，关丽奇的“男人”名声反而更大了。到后来，就连兵团的许多首长都知道了这件事。据说，林海清当师长的时候在干部大会上，还用这事批评了焉耆垦区领导，说“你们的本事太大了，也太能了，把一个叫关丽奇的女兵，一个18、9岁的湘妹子，给我带成了男人，我看再不改改这种作风，你们这官是当到头了。”
随着关丽奇的“男人”味越来越浓，名气越来越大，还真的有个女兵就把她当成了男人，非要以身相许，嫁给她。
在我接触了大量关丽奇的二手素材之后，我越来越对“道听途说”的材料产生了许多疑问，特别是对一个女兵爱上她的故事，有了一种天生的职业抗拒心理。
2002年8月，我阿克苏边防部队采访，归途专门在阿克苏军分区作了短暂的停留。目的就是要亲自见见关丽奇。
于是，在农一师文工团尤团长的陪同下，我专程访问了关丽奇老人和她的老伴李佑。
老人听我讲出了心中的疑问后，自己就先笑得流出了泪。她连连说：“那可是真的，是真的。那个女兵还和你是老乡，山东人。”
老人说：“那姑娘是我带的女兵中，是山东莱阳人。刚开始，我看她个头小，人也文静、瘦弱，干不动活，我是带兵的干部就经常照顾她，从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她。她对我也挺好，经常给我送点零食、瓜果类的东西。我从小就没干过针线活，缝缝补补的事，她帮我干了不少，俩人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谁知没过三个月，好像就有点不对劲了。她偷偷跟别人换了床铺位置，搬到了我跟前，晚上睡觉时喜欢钻我的被窝，谁要靠近我，她就跟人家发脾气。发了津贴她就去给我买好吃的，还偷着买鸡蛋说给我补身子，对我好的出奇。后来有一次，我有事顾不上洗衣服了，就让一个女兵帮我洗洗。她知道后，将人家洗好的衣服，拿回来重新又洗。我回来后，班里的战士向我反映这事，我就准备找她谈谈。“
“说实话，起初我也没在意，只是觉得这小女兵怪可怜的，照顾她是我份内的事，就对她说，同志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劝她不要老给我买东西，说你这样做影响不好。谁知道这一说，她竟好几天没理我。我想可能是我伤了她的自尊心，晚上睡觉时，就钻她被窝里安慰了她几句，没想到这下可坏事了。到了元旦前的一天，她请假外出买回来一对鸳鸯枕头和一床大红被面。回来她就把我拉到一边，让我看她买的东西好不好看，我说挺好看。她就悄悄跟我说：‘这是给咱们俩结婚用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元旦结婚吧。’我一听这话不对，心想我是女的，怎么能和另一个女的结婚呢？又一想可能她是开玩笑，就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可能以为我同意了，就伸手把我搂住了，脸像煮熟的大虾一样又烫又红，我这才感觉这丫头是当真了。我使了好大劲才抽出手来，朝她就是一个嘴巴子。”
打完我又大吼一声：“你给我滚开。我这一喊，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她惊呆地看着我，愣了半天，眼泪涮地就流了出来，嗵的一声甩开门就冲了出去。”
关丽奇说到这里，眼睛里竟涌出了泪来。她说：“现在我还经常在梦里梦到她，毕竟我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呀”。
女兵从房子里跑出来后，光着脚站在雪地里，冲着茫茫的雪原大声地哭喊着。关丽奇怕她出事，就跟了出去。可是任凭女兵们怎么劝，怎么拉，她就是不回来。关丽奇怕她冻坏了脚，就让人去给她拿来了鞋子，又叫来了指导员。
指导员听后哭笑不得，叫女兵把她拉回去开导开导。谁知她听到后叫的更凶了，说她就是爱关丽奇，就是要和关丽奇结婚。实在没法，指导员就命令几个力气大的女兵，把她抬了回去。女兵们把她按在被窝里，她还是在喊着要和关丽奇结婚……
也许，用现代人的话说，女兵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或者说是同性恋患者吧。但是，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人们更多的怀疑，是她有精神病。处理的办法也相当简单，就是让她远离关丽奇。几天后，组织上正式通知将她调到喀什的另一支生产部队。
然而，就在接到调令的这天晚上，女兵失踪了。
全连紧急出动。在一百多人，在寒冷的旷野上找了大半宿，也没找到她的影子，部队只好全部撤回。但是，关丽奇却没有走，她坚信女兵就在附近，等人们走远了之后，她爬上一个高坡，开始一声声地呼唤女兵的名字。女兵，终于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她的面前。
凛冽的寒风中，女兵显得十分绝望、衰竭、六神无主，就像是雪霜打过的小草，随时都有被风刮跑的可能。
关丽奇再也忍不住了，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女兵。夜空中，就传来了俩个女人的哭声……
天快亮的时候，她俩人才回到了营地。
关丽奇说：“现在看来，都怪我当时大大咧咧，没个女人样儿，才导致了她对我的信印与好感。是我对不起她，如果我早点发现她的变化，及时引导她，而不是一味地像个男人一样关心照顾她，她是不会产生那种想法的。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可真苦呀，她才多大一点，如果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个男人站出来，而不是我这么个假男人，给她安全感，给她关心呵护，她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后来女兵去了喀什。
此后，关丽奇的心里，一直挂记着这位真心爱过她的那位姐妹，但却从来没敢打听过她的下落。
她刚淑女了几天老营长就看上了她
女兵相恋事件之后，关丽奇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她开始注意和周围女兵的关系，努力收敛着平时大大咧咧，骂骂咧咧的习气，慢慢地向成熟的女人们学习着、靠拢着……
在努力的克制中，她头发渐渐地留了起来，说话也变得慢声细语了许多。总之，没过多久，她就有了女人样儿，女人味。
起初，大家对她的变化还不太适应，甚至有人还在怀疑，她会不会也像爱上她的那个女兵一样，也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但是，很快人们就打消了这一顾虑，发觉这次关丽奇是真的要做女人了。
发现关丽奇要做女人比较早的，应该是老营长。他已经注意关丽奇的变化好些日子了。
这不，关丽奇才刚刚淑女几天，老营长就看上了她。
还是在前几天，指导员就给她吹过风，说你也该找个对象了，和你一起来的姑娘，全部当妈妈了，你怎么就不着急呢？而且，也是这一天，连长也跟她说过这事。
关丽奇婚姻的前奏曲就这么弹响了。凭她的预感，这几天“组织上，“肯定是要对她下手了”。所以这几天她老是有点心神不宁，因为她不知道“组织上”将要介绍给她的人是谁。一连几天，关丽奇就是在这样一种莫明其妙的等待中过来的。
秋日，一个周六的正午。关丽奇正在地头上休息，指导员就让人来叫她回连队一趟，说在急事找她商量。她知道找她商量的是什么事，所以回来的路上走的没精打彩，她在想着自己将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怎样去面对那个也许她认识，也许她不认识的人。“反正不管情不情愿，都得去面对一次了。
这些年，她对这种事见的太多了，光是从她的地窝子里走出去的姐妹就有上百人了，哪一个也得经历这么一关，闹腾几回，才算了事。今天看来是该轮到她了。关丽奇比其他姑娘更清楚，指导员代表的是一级党的组织，何况自己又是一名中共党员呢。
她到连部后，指导员正襟危坐和她谈了一阵子，嘱咐她在个人问题上要听组织的话。还说现在有个条件不错的同志看上你了，过一会儿你就和他见个面。
最后指导员说：“组织上给你介绍的，是一位政治资历很深的同志，他是一位经过抗日战争的革命干部，行与不行都不要急着表态，要听组织安排。”
说完，指导员走了，关丽奇就一个人留在连部等那位“资历很深的老同志”。
正在关丽奇忐忑不安地等待时，连部的门又被指导员再次推开了，跟在指导员后面进来的是营长。关丽奇就想连营长都来了，看来组织上，给她介绍的是位“相当一级的领导，或者是位身体有什么残疾的老兵，要么就是新疆起义部队的老头，要不怎么会这么重视。”。
她又朝外看了看，见再没别的人，心想不会是营长吧？
这时，指导员开口说话了：“营长你和关丽奇同志慢慢谈吧，我还有点事。”说完他走了。
“天呀。怎么会是营长？”关丽奇顿时愣住了。
继尔她又看了看一本正经的营长，差点笑出声来。因为她和他太熟了。
从关丽奇走进这支部队的第一天，他们就是一个锅里摸勺子。女兵们私下里，还经常偷偷叫他“大爷”。但是四年之中，除了那次营长到女兵排，宣布关丽奇是女人外，她几乎就没拿正眼看过眼前这个胡子拉碴小老头。她真的没想到组织上介绍给自己的对象，竟然是跟自己的父亲差不多大小的老营长。
她越想就越觉得好笑，越想笑就越是忍着。终于她忍不住了，放声地笑了起来……
她觉得这事太好笑了，也太滑稽了。
于是，关丽奇“伪装”了多日的“假小子”的本性，又在瞬间复发了。
她决定和营长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营长见她站在哪里傻笑，心想也许这事有门，就热情地给她一包苏联生产的方块糖，又拉过一条橙子让她坐下。
关丽奇正在看着手里的方块糖时，营长就过来坐在橙子的另一头。营长说话了：“你们指导员都给你说了吧，我想跟你谈对象，你看好不好？行不行呀？”
“不好。也不行。你太老了，跟我爸一样老。”关丽奇说着就站了起来。她这一站不要紧，营长一下子就摔倒了地上。
营长“呼”地一声，就从地上爬了起来：“你”……
她看见营长的脸变成了铁黑色，知道自己把事情闹大了。
关丽奇吓得一下子就收住了笑声，眼睛紧紧盯着老营长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她担心营长的那只大手，随时都可能冲着她的脸扇下来。
她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没想到关丽奇的哭声，却吓住了老营长。这位身经百战的军人，却不知怎样面对眼前这位姑娘了。营长就颠三倒四地解释着什么……
关丽奇的“男人劲”又上来了，她一把推开站在门口的营长，拔腿就向门外跑去……
可是，刚跑出几步，她又想起了那包方块糖，又哭着跑了回来，拿起方块糖走了。
营长一直站在那里，没敢动一动，也没敢说一句话。
直到关丽奇走远了，他才缓过神来，冲着她的背影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见鬼了，天底下怎么还有这种女人！”
晚上，就在关丽奇和她的姐妹们分享老营长的那包方块糖时，指导员气得骂着找上门来：“关丽奇，‘假小子’，你给老子出来。”
关丽奇出来后，让指导员骂了个狗血喷头。
原来，关丽奇走后，营长把指导员找来，站在太阳底下，骂了整整两个小时。现在指导员又把营长骂他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关丽奇。
事后，关丽奇感到很后悔，这并不是因为她没答应老营长的求婚。而是她觉得她的话太伤害老营长了，也太对不起老营长。
就在关丽奇准备找机会给“他老人家道个歉”时，他们的“约会事件”不知让谁就传的全营的人都知道了。
营长的脸上很是挂不住。从此，就是两人见了面，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据说，后来有位领导听到这事后，也是哭笑不得，只是说了句：“这假小子如果真不想结婚，哪就别让她结了。”
关丽奇听说后,坦然一笑,依旧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人，过自己的日子……
关丽奇的人妻人母之路
十年铸剑为犁，十年开发建设。
昔日进疆的“十万光棍”也基本上解决了婚姻问题。“家”，在兵团成了已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建制单位。“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也成了一首遥远的歌谣。
到196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团场（除边境一线新开发的农场之外），已经告别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创业时期，普遍进入了“边生产边生活”的建设阶段。
关丽奇所在的团场，也全部走出了地下（指地窝子），住进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军营式的土坯房，开始了一家一户的生活。团里给仍是“女光棍”的关丽奇也分了一套房子，她也和其他人家一样，整日忙里忙外，白天下田干活，晚上回家睡觉。
和老营长的事“黄”了之后，关丽奇又一度进入了“男人状态”。刚刚留起来的头发，又成了平头。刚温柔了几天的性情，又被大大咧咧取代。刚打扮了几回，淑女了几次的她，又焕然一副“假小子”的面孔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其实，早在1956年秋，她的女兵排里的最后一个姐妹出嫁之后，她就成了全团唯一的老姑娘。
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候，和我一起来的女兵，就连后来我带的那些山东女兵，她们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搬家之后，各家各户都开始起灶开伙了，连队就关闭了食堂。这下可苦了关丽奇，一个人也得一日三餐的做饭，而且还得打柴、备粮、置办冬菜。起初她还觉得新鲜，可没几天，新鲜劲一过，她就突然觉得这看似和别人一样的日子，其实有着许多的不同了。
秋日的黄昏，塔里木的太阳似乎显得格外疲惫，老早就挂在西天之上，一动不动，昏昏暗暗，连点热乎味都没有。等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升起炊烟的时候，营区里就开始静下来了，四野里也就没了声响。
当西天上，赖了大半个下午的太阳一走，整个连队就跟着一起睡进了长长的黑夜。既便是有月亮的夜晚，也会让关丽奇觉得索然无味。尽管她一个人躺在这方不需要任何伪装的时空里，可以静下身子，静下心来，但是她却觉得这夜太长，于是周身出现了阵阵的清冷……
这方清冷的阵地，关丽奇又守了整整七年，共计2500多个夜晚。
直到有一天，一位叫李佑的年青人，走进了她的视野，她才放弃了这片阵地。
李佑是从边防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她的农场来当技术员的。小伙子到营部报到的那天，正好碰到关丽奇去营部办事，老远关丽奇就发现了他：“他一个人背着背包，站在营部门口。到跟前一看，是位度得很清秀的青年。在和他闲谈中，知道了他是新来报到的技术员。从他的语气和神态上，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孤独感。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位并不粗壮的山东青年。”
自从认识李佑之后，“假小子”的身上又出现了“女人状态”。这次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女人味，不是伪装的，是天生的、娘胎里带来的那种质感的女人气息。尽管李佑的到来，成了年青姑娘们的焦点，但是，从她看见李佑的第一眼起，关丽奇就觉得李佑是属于她的。
这一年,关丽奇26岁。26岁,在那个年代是典型的老姑娘，但是她似乎并不着急，在年青的姑娘们一拔又一拔地退下来之后，她用了两年的时间，渐渐的、不温不热地走进了李佑心中哪片别人无法进入的天地。
1962年秋天，关丽奇扛上行礼，去了最偏远的17连。
当天，她就和李佑结了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可“假小子”结婚，却成了团场里最大的新闻。那夜她们的洞房，一直闹到了天亮……
“做女人是件挺难的事”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七章：女兵关丽奇的人生传奇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而又幸福的。
白天小俩口出双入对，晚上俩人有说不完的话。关丽奇到了这时，才发现所有的夜晚，原来都不长；所有的夜晚，也都不寒冷……
1963年，在别人的孩子都上小学时，她才有了第一个孩子。由于是大龄生育，尽管是顺产，却很艰难，关丽奇用了一天两夜时间，才生下了宝贝女儿。
初为人母，本来是件骄傲而幸福的事。可关丽奇说：“早知道生孩子这么痛苦，打死我这辈子都不要孩子。”
于是，还没出月子，她就改变了婚前给李佑生一群孩子的许诺，决心这辈子再不生第二胎。
李佑也很支持她的想法。
“可是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又有了。”
她就背着李佑去了医院，求医生想办法把肚子里的孩子处理了。医生一检查都四个多月了，瞪着眼睛把她骂了回去。
可关丽奇是谁，她怕过什么：“你医生不给处理，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于是，她开始了上房、爬树、搬石头，跑步、跳高、练单杠，可是那孩子就是和她别着劲，任你关丽奇怎么折腾，人家就是不理你的茬，而且还见天地长。
十月怀胎，等她把孩子生下后，护士告诉她生的是个男孩。她指着儿子骂上了：“我就不信还把你狗日的哆嗦不下来，你小子有本事不出来呀。”
一双儿女，让关丽奇和李佑都很满足。
可如何侍弄孩子，却难煞了关丽奇：“我从小就像个男孩儿，做姑娘、做女人的事，除了生孩子，我几乎全不会。针线活儿，我更是一点也不会，可孩子得穿衣服呀，我就帮别人下大田、拾棉花、锄地、插秧，给人家上房泥、打柴禾，人家就给我的孩子做衣服。我俩个孩子从小到大没穿过我做的衣服，但也都没冻着，也没饿着，稀里糊涂就给弄大了。到现在想想觉得也挺有意思，一辈子都快走到头了，还没学会怎么做女人，怎么当母亲。就说这带孩子的技术吧，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后来女儿、儿子结了婚都有了孩子，拿来让我带，没几天的功夫，人家就又都抱回去了。为啥？那孩都让我带的又脏又病又不听话，人家不领走干啥？”
说来也怪，关丽奇的女儿和儿子，没有一个继承她性格的。姐弟俩从小都是文文静静的孩子，出奇的省心。
1974年，关丽奇调到了阿克苏兵团农一师劳改处，全家一起进了城。
告别了生活了20多年的团场后，开始她怎么也不适应城里人的生活，直到退休后，原来农场的许多老人，也相继搬到了城里，她才仿佛又找到了北，整天和那些老战友们泡在一起，家里洗衣、做饭之类的事全部甩给了李佑，天天幸福并快乐着她的老年生活。
在我采访她的半天之中，我至少六次听到有人在楼下喊她“假小子”……
临别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老朱，那位小有名气的油画家。想起了他的那幅《胡杨》。想起了我和他的那次争论。
关丽奇是胡杨吗？要是，她应该是一株什么样的胡杨呢？
我想象不出，老朱的《胡杨》为什么要流泪？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八章：荒原上突然来了八千山东大妮子
第八章：三千湘女，分到军营。陶峙岳兵团却只分了不足三分之一。正当起义的大兵们牢骚满腹，骂自己是“后娘养的”时，荒原上突然来了八千山东大妮。她们在戈壁滩上盖花园的同时，又和老兵演绎出了八千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我到过很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她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瀚海蜃楼
不是蓬莱仙境
她的一草一木
都是血汗凝成
……
九月。驾一匹越野吉普，吟着艾青的诗行，从乌鲁木齐西行，去艾老用诗歌雕塑的《年青的城》石河子。
车窗外，大片的向日葵和一望无际的棉田，将绚丽的金黄和洁净的云白，从天山脚下一直铺展到路边，然后，再从路边延伸到目光的极处。在片片金黄和云白的周围，是整齐的林带，是兵团人家的炊烟……
真的不知自己是行走在乡村，还是都市的边缘，正如艾老在诗中描述的一般：“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
然而，有谁会想到，5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原。然而，有谁会想到，50年前这荒原上一群山东大妮子的到来，发生了那么多的悲欢故事，演义出了那么多的人生冷暖！
历史，是在不经意间却记下了这一页，并且将翻过去的一页又一次推到我的面前。当那些满头银发的老人们向我走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多少次被一种莫名的感动打湿、打湿、再打湿……
汇聚了上千山东女兵的准噶尔盆地，50年的岁月是一幅何等壮丽的画卷。
今天的军垦农场已改变了容颜，今天的山东女已不再年轻，然而，当她们说起过去，依然是那么的动情，仿佛那动人心弦的年代就是昨天，仿佛那催人泪下的故事就是今天的某个瞬间……
抖落岁月的尘埃，拂去历史的云烟，让我们把记录历史胶片再倒回五十年前……
钢枪有没有年轮
1950年元旦刚过，王震就让20多万官兵的吃饭穿衣问题闹得坐不住了。这天一早，他就在电话里大叫着让司机马上把车开到办公大楼前。
十分钟后，车子就直奔景化（今呼图壁）22兵团驻地而去。
车子还没停稳，王震就在陶峙岳的司令部里，大声地喊着陶峙岳、陶晋初和李铨名字。
车子又继续上路……
当天，玛纳斯河西岸荒原上的茫茫雪野里，就出现了将军们踩出了第一行足迹。
几天的踏勘之后，将军们住进了石河子老街西口的一个车马店。店很小，土屋土炕土院子。店主叫哈德尔，是位维吾尔中年汉子。是夜，几位将军就在哈德尔家的油灯之下，制定起了石河子垦区（原称玛纳斯垦区）的开发方案。第二天一大早，王震就爬上哈德尔的房顶，指着戈壁滩上远处无边无际的芦苇淮和近处的戈壁对陶峙岳说：“我看就是这里了。我们要在这里开基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世。”
屯田，是这片土地上一首古老的长歌。自汉代起始，历代中原王朝都将西域屯田，作为治国安邦这策。曹操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还有左宗堂，王震和陶峙岳共同的老乡在出兵平定新疆当年的叛乱之前，也曾上书朝廷。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备。”王震当然懂得这一点，当他和陶峙岳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已是远远超阶级出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境界，新中国开国之后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国共合作”，在新疆的万古荒原的大屯田中悄悄开始了。
是年3月，陶峙岳亲率他的旧部10万大军（指“9.25”起义后改编为22兵团的原国民党新疆守备部队），踏着积雪开进了玛纳斯河流域，开始了这片荒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发……
十万将士，开始了铸剑为犁的创业。一夜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图、垦荒图，大炮变成了犁铧，战马套上了犁绳，剌刀变成了镢头……部队沿天山北麓，在东起景化西至精河战线上，一字摆弄，团团围住了古尔班通放牧特大沙漠……
这是多大的一片荒原哟，总面积在概相当于欧洲的几个国家。
然而，这群可以让荒原变成绿洲，可以让戈壁长出稼禾的男儿，却难耐自己心田的干渴——人人都想有个家。
1951年冬天，当3600名湘女，穿着极不合体的军衣走进天山南北的军营之后，对于22兵团的兵们来说，给他们分来的那点女兵，才叫“万古荒原上燃起了星星之火”，真正燎原的趋势正在蔓延、正在随时随地的爆发……
说实话，在分配1951年的湖南女兵中，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现存资料统计，1951年，分给22兵团的女兵，不足当年进疆女兵的30%，而分配给王震进疆部队的女兵，却占60%还多。但是，在当时新疆20万部队中，陶峙岳兵团的人数却占50%。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疆军区机关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着明显的情感因素。从情理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进疆部队二、六两军的十万官兵，是跟随王震将军解放大西北的部队，而具体办事的人员，也都是一兵团的干部。所以当时22兵团个别干部就说，“二军、六军是嫡系部队，我们起义部队后娘养的”。
陶峙岳听到这一反映后，当即就严厉批评了部队中的这种说法。陶峙岳将军是位“袍泽情深”，很讲义气的军人。尽管他对这一问题也有想法，但是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其实，早宣布起义之前，他就曾考虑过将哪些跟随自己守疆多年的10万部下妥善安置的问题。
在酒泉时，他就跟彭总说过，“让他们在新疆安家落户，困难很多。可我总不能让他们无家可归，游离失。因此，我想最好办法就是发点钱，给点路费，把大家遣散回老家。”
中央和彭总都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等王震部队进疆之后，即着手改编起义部队，起义部队的安置问题和进疆部队官兵同等解决。
因此，面对官兵的责问，他和政委张仲瀚都是一个说法：“我们干的是千秋大业，必须要付出必战争更大的坚韧。”
说归说，教育归教育。陶峙岳还是和王震、张仲瀚私下里谈了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张仲瀚比他气更大，听到下面反映这一问题之后，他就去找了王震，找了徐立靖。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失信于起义部队的十万官兵。22兵团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和进疆的部队一样也在守卫边疆，也在开荒屯田，他们也都想成家立业。在这一点上，我们绝对不能分出谁先谁后来。”
张仲瀚的这一状果真起了效果。 “王胡子对分管女兵分配工作的领导大发了一次雷霆，并下令，今后分给22兵团的女兵只能比进疆部队多，而绝不能少一个（田耀明《回忆录》）。”
在这样的呼声下，1952年8月，首批2000多名山东女兵，又在3000湘江女之后，踏上了远嫁天山的旅途。
随后，齐鲁大地又分别将3100名、3268她的优秀女儿送到了新疆。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山东省又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输送了6531名支边青年（其中半数以上为女青年）。据统计，仅在几批进疆的山东女兵中，有40%以上分到了22兵团所属各部队，约有3500多人。
荒原上，一下子涌来了这么多的山东女兵。陶峙岳的兵团建制中又多了一个单位叫“家”的编制。家就是根，根在荒原上越扎越深，树才枝叶繁茂。
从此，荒原上那骚动了几个春秋的黄昏中，才有了一缕缕的炊烟，才有了女人的笑声……
再不久，荒原上就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日月交汇，阴阳平衡。八千齐鲁姑娘，中和了天山南北的多少老兵的春梦……
城市是她们的纪念碑
这是玛纳斯河西岸的石河子吗？
50年前的那片荒原呢？
50年前的那片戈壁呢？
石河子，在兵团人的手中，“脱变”成了绿洲。
石河子在兵团人的手中，“质变”成了花园。
还记得1952年秋天，咱们在这里唱的第一首歌《戈壁滩上盖花园》吗？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唱戏的却是几百个女人。几百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50年的山东女人。
你瞧呀，石河子总场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的何德云、李国华、孙秀珍和徐百兰，这四位当年同乘一个火车皮来的女兵，在分别半个世纪后那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这天是
“变了，变了，都认不出来了！”她们互相拍打着，端详着，笑闹着，激动的泪水一次次地涌了出来。
“我太激动了！”今年已经６６岁的何德云边笑边流着泪说：“真没想到我们这辈子还能见上一面。当年，咱们坐同一趟车来新疆时，最大的２６岁，最小的才１３岁，绝大多数都是16、7岁的姑娘，现在全变成老奶奶了。”
孙秀珍接过话头：“你还记得不，咱们一路上30多人坐一辆卡车，你坐在她怀里，她坐在你怀里，车里就像个大闷罐，没有喝的，我们找司机要汽车里加的水喝，司机说你们喝了就没有汽车喝的了，我们只好忍着，嘴全都裂得起了血泡。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说想家，一车人都跟着哭，没白天没黑夜的，走了３０多天才到新疆。”
李国华进疆后就被分配到了陶峙岳的22兵团。她告诉战友们：“那时候这里有什么呀。整个一片大戈壁滩。没有树，没有人烟，只有成群的野兔和野猪，部队那时的任务主要是开荒搞生产。没有房子，我们就住在大戈壁滩上，经常睡到半夜帐篷就被大风刮跑了，只好骑着马到处找被刮走了的盆盆罐罐。家里来信问我们苦不苦，为了让家里放心，我们就说不苦，连吃饭睡觉都在唱歌跳舞呢？其实，哪里是唱歌跳舞呀，那是蚊子太多，咬得你根本就坐不下来，只好跳着吃饭。”说得姐妹们一齐哈哈大笑。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李国华随部队集体转业，退休前在石河子兽医站工作。她感慨地对姐妹们说：“看看我们把石河子建设得多漂亮吧，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宽阔平直的街道，绿树成荫，四季都有鲜花盛开。还荣获国际上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大奖、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等好多称号呢。咱们这些老姐妹们应该感到自豪，咱们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咱们也没有辜负部队和新疆对我们的培养。咱们从山东来新疆支边的八千女兵个个都是好样的！”
何德云告诉姐妹们，她也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的。起先在兵团农五师，1962年农五师调防到博乐时，由于她爱人已转业到哈密地方部门工作，她就调了地区医院当了医生，如今４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还有３个可爱的孙子，儿孙们都很孝顺，她和老伴退休在家，生活非常幸福。
何德云说：“我现在很知足，把新疆老家了。反正我也离不开它了。退休后我回了趟山东，怎么都觉得不如在新疆习惯，呆不住了。连我家里的亲戚都说我没一点山东味了，一张嘴就是我们新疆维族这好那好。回来后我经常对孩子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你们一定要像你们的父辈那样，真正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把根扎在这里，把她建得更好！”
徐百兰说：“今天的咱们山东老兵聚会，原来报名200才多人，结果大家一串联，一下子来了370多，好多人都真的认不出来了，我刚才找了一大圈，几个同学都没找齐……”
李国华说：“好多人都来不了了。光是石河子这一带十几个团场，这几年我们一起来的山东女兵，就死了七八十个了。如果大家今天都能来有多好呀。可惜呀，现在什么都好了，这老战友却一个接一个的走了……”
在这天来的老兵中，有自己来的，有儿女搀着来的，还有坐着轮椅来的。除了北疆各地的以外，也有阿克苏、喀什等地来的，还有从山东、陕西、湖南专程赶来的。这些当年的山东大妮子，如今都是奶奶辈的老人了。
生命如花，岁月如歌。
她们将青春献给了这片土地，最后又将忠骨种进了这片土地。剩下的还活着的人们又欢聚在了一起。她们在哭着，笑着，絮叨着，泪水不停地流着……
人越聚越多。李国华又在人群中穿行着，寻找着，辨认着……
不一会儿，她又找来了江桂芳、金茂芳、张淑芳、邱盛泽和江素珍5个当年一起进疆的山东女兵。
她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疆的女兵。如今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回忆起半个世纪风雨人生，都有许多感慨，但对自己的选择与奋斗，她们却又都是同一个答案：无怨无悔。
也许，她们青春以这座城市作为纪念的。在今天石河子市的中心广场上，立着三组雕塑。其中就有一组《边塞新乐章》的群雕。在这个雕塑群中有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形象。据说，就是以山东女兵为原型创作的。
对于当年进疆的八千山东女兵们来说，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有资格骄傲地站在这里，让后人瞻仰。
江桂芳和江素珍的老家都是青岛的大周庄。1952年参军时又都是15岁。江桂芳还清楚记得她对石河子的第一印象。
当时的石河子只有一座两层楼房，就是现在已变成军垦博物馆的军垦第一楼。她们来的时候才刚刚落成不久。
张淑芳说：“你们忘了，那年我父亲从老家来石河子看我，在石河子转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个象样儿的商店和楼房。快走的时候，师里的领导来看他，问他对石河子的认象如何？老爷子想了半天才跟人家说，‘要说印象吗，就是大，骑着自行车横着根扁担在街上走，保准没什么挡头。’一句话差点没把在场的人笑死。”
江桂芳说：“当时的新疆，对我们这些山东女兵们来说，更多的感觉是艰苦、是荒凉，也有新鲜、有憧憬。一穷二白才能让人有改变它的冲动。就像纺纱、纳鞋底这类活儿，当然都是女兵的。可垦荒种田，我们也和男兵一样干，毫不逊色。”
“那是创业呀，尤其是在戈壁滩上创业，有多少困难能数过来，算过来吗：”。金茂芳说：“那时候开荒，凉水都供不上。吃的水全都要用拖拉机从外地拉来，一人一杯。早晨洗脸水都不能倒掉，沉淀下来再用来洗别的东西。穿的衣服，补了又补。直到原来是什么颜色，衣服面和里子，全是一块块布片接起来的。”
张淑芳回忆说：“那时候能好好睡一觉都是奢望，总感觉天还没亮，起床哨子就又响了，我们8个人一组，闭着眼睛手拉手上路，走了好久，一抬头，天上还是星星。”
女兵们默默接受了面前的现实，并靠着山东女性身上固有的坚贞和韧性，让这片亘古沉睡的戈壁滩慢慢发生着变化。江桂芳和金茂芳都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她们两人的事迹是这群山东女兵艰苦奋斗、乐观进取精神的缩影。
“见不到毛主席我就不结婚。”
当年，在石河子兵团一个连部的会议室里，冲着给她介绍对象的指导员，说这句话人，就是江桂芳。
她说：“那是刚来没多久的事。经常有人找你谈话，给你介绍对象。有一天指导员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介绍对象。我就说自己年龄还小，还不想嫁人。他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不想嫁人想干啥？我就说，想劳动、想干活，想当英模。结果还是推不掉。最后我气了，就大声冲他喊。我说，我江桂芳工作干不出成绩，见不到毛主席就不结婚，永远不结婚。”
从此，江桂芳就真的铆足了劲劳动，一门心思干工作，很快就成了全兵团的劳动模范。她说：“那时兵团的高音喇叭里，新疆的报纸上，经常都有我的事迹，有时一天播好几遍。”
说来也巧，
“到北京后，听说毛主席要接见新疆来的代表，心里别说有多激动了。”江桂芳回忆说：“那天，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讲话，主席讲得什么我没记住，光是激动得一直鼓掌了。讲完后，毛主席过来和我们握手，还和我们合影留念，现在我家里还珍藏着那张合影。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招待我们一起吃饭，我右边坐的是邓小平，左边坐的是罗瑞卿。他们都很和气，不停地给我夹菜，劝我多吃……”
“可是回到石河子过了一年多，指导员又来找我谈话了。他说江桂芳同志，毛主席你也见到了，现在你可以找对象了吧。我说，找就找。他说好。就这样组织上给我介绍了一个。我一听王永金，我就说行。因为种种原因平时我俩就认识，再说他只大我一岁，而且还有文化，人长得也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我觉得他怪老实的。从1963年我就我王永金谈上了，第二年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江桂芳给王永金生了两儿两女……
金茂芳说：“对于我们这些山东女兵们来说，心里永远都有两个家。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山东，那是一份永远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生儿育女，生活了50多年的新疆。”
是呀，新疆是她们为之奉献了汗水和青春的土地。
石河子这座城市，就是她们历史功绩的最好见证。
呵，石河子。奎屯。北屯。还有克拉玛依、五家渠、阿克苏、图木舒克……新疆大地上，一座座的军垦城哟，你们可是进疆女兵的纪念碑！
以天山的名义挽起历史的遗忘
历史，是开拓者创造的。
她浸透了开拓者的血汗，所以当后人再次翻开这一页时，那滋味仍是苦涩而自豪的。新疆，在许多内地人的眼眼里，直到今天依旧是遥远而神秘的，但是，新疆在八千山东女兵的眼里，却是亲切的舍不下、割不开的土地。走近她们中的任何一位，你者会从她们那褪色的乡音中，找到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她们不是出使西域的张骞，不是屯守轮台和勒的班超，更不是塞外和亲的公主们，张骞、班超老了可以衣锦还乡。而她们呢？来到这片边地之后，和一个家乡相差万里的人，相识、相知并结婚，生下了一个个新疆的孩子，用自己流血流汗生产的粮食把孩子们喂大养大。之后，又在白发苍苍的晚年，迎接着她们的孙子和重孙的诞生。同时，她们还用女人的柔弱的身骨，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几十年如一日，把屯垦戍边的重任扛在肩上。
这就是当年进疆的兵团女兵的共同婚姻模式和道德观。
她，是在进疆的当年，在如花似月的18岁上，经过组织的几十次，反反复复地“介绍”之后，嫁给大她15岁的四川老兵的。几十年后，当她的女儿要出嫁的那天，突然问妈妈，当年你怎么会嫁给大你15岁的父亲？母亲说，那是组织安排的。女儿又问妈妈，那你觉得辈子过的幸福吗？母亲想了想说，我们那时首先婚姻。你父亲他们那代男人打下了江山，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没个家，你凭什么不能给为你打江山的人当一辈子老婆。现在想想，我和你父亲真是同甘共苦了几十年。这婚姻虽说是组织“包办”的，可我觉得还挺美满。
这是1952年进疆的的山东女兵张桂秀，在女儿出嫁之际，和女儿的一次发自肺腑的谈话。
认同这种道德婚姻的，还有王月凤。
在当时的日子里王月凤和所有女兵一样，进疆不久，也面临婚姻的选择。不过这选择在当时几乎是单方面的，女兵们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上。
王月凤入伍前就是党员。她的党龄比连队的许多干部都长，参军那年，好心不是乳山县一个乡团委书记。
说起她们的婚姻，老人显得十分平和。她说：“自从结婚后，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过的也挺好，生活得不错。两口子过日子，谁家没点筷子碰牙的事，但只要你平心静气地想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不就是比我们大几岁吗？那是打仗的时候，误码了人家成家的年龄。再说了，人总得讲点良心，他们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国家，为了解放。到后来，全国都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又奉着命令，背井离乡来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们嫁给他们，不就是让他们安心守好这片土地吗。你再想想，当时如果我们不来，不嫁，他们能呆得住，能守到今天？新疆还不早就成了人家的了。说实话，他们都是打江山的功臣，就是我们真的牺牲点个人感情又有什么呢？”
王月凤说：“这些都是后来才想过来的理。当时，我也和其他姑娘一样有自己的想法。我是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入党的老党员，参军前我就是乡团委书记，脱产的政府的干部。1952年9月下旬，我们到了南疆的焉耆，我分到了师宣传队。白天开荒生产，晚上演出。大伙围着一堆火又唱又跳，那篝火把戈壁滩上的夜天映红了。人也不觉得怎么累了，回到地窝子倒头就能睡下。”
新疆的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等王月凤她们将一地的玉米、棉花收进场院的时候，师司令部机关的协理员姜明就代表党组织找王月凤开始“谈话”了。
姜明是位女同志，平时和王月凤就比较熟，所以谈话也就开门见山。
姜明说：“王月凤，组织上让我给你找个对象。”
“我现在还压根没想这事，我不找。” 王月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说：“我工作还没干好呢。”
于是，姜大姐就唬着脸说：“你这小鬼是怎么了？我可是代表一级党的组织跟你谈话，你是老党员了，连党内的规矩都忘了。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
“那您好说吧，姜大姐。我听着呢。”王月凤赶紧说。
“他是一位副营长。今年29岁，他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到现在还没有成个个家。”姜明接着说。
“这……我……”
“你什么呢，我说王月凤同志，你是党员，这是党的决定。当然，你可以保留你的个人意见。”姜明又说。
当姜明说是“组织决定”时，王月凤没再吭声。但是，当姜明出门的时候，王月凤流着眼泪说：“大姐，我可以保留个人意见吗？”
姜明替她擦了擦眼泪说：“在服从组织决定的前提下，你完全可以保留个人意见，因为你是党员。不过你相信大姐的眼光，我们都是女人，我敢说，嫁给他你是不会后悔的。”
几次同志式的见面之后，副营长就向团政治机关交了结婚申请。王月凤就跟着副营长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沙漠里，认认真真的干了一辈子军垦事业，也当了一辈子贤妻良母。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请王月凤去参加座谈，她就首先提出了“道德婚姻”这个概念，而且赢得了在场观众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和王月凤不完全正确一样，新疆，在谭明华则是她生命中最为深刻的印褶。1952年当14岁的小女兵谭明华穿着簇新、肥大的军装，混在8000山东女兵的队伍里，根本就是找不到的“小不点”。但是，当与姐妹一起，离别故土，向遥远的新疆进发时，她与身旁那些眼里噙满了思乡泪的姐妹们，是不同的。看着日渐远离的故乡，她没有一丝伤感，她的心里是快乐的、新奇的。
谭明华的双亲，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在了战争和饥饿之中，她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是这支部队让她重新有了家和亲人的感觉。她要将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托付给了这支队伍。
进疆之后，谭明华被分到了新疆最南端的喀什二军后勤部。刚到的那天，后勤部的领导来看望女兵，发现队列里有一个衣服到了腿弯儿下的小女孩儿，就问运输处接兵的一位干部，说这也是你们接来的兵，我看还是个孩子。谭明华就极力争辩说自己是兵，不是孩子。首长笑笑说，行，算你是兵。不过你不能到生产部队去，你还太小，这样吧，谁把你接来的谁给谁吧。就这样谭明华成了二军运输处的一名女兵。
两年之后，二军运输处，也随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退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序列。谭明华所在的汽车部队被授予兵团独立汽车第三营的新番号。从此他们脱下了心爱的军衣，，摘下了帽子上的红五星。他们已经不再是军人，但是他们背负的屯垦戍边的使命却没有改变，他们还在时刻等待着毛主席“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的这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当当了。谭明华在进军新疆的八千山东女兵中，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等到毛主席“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命令的女兵之一。战斗中，独立汽车第三营接到命令给前线运送物资。谭明华年在的汽车四连奉命开上了喀喇昆仑高原，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
10月的喀喇昆仑山天寒地冻，那履着厚厚冰雪的山路，高耸入云，谭明华和她的战友们没有惧怕，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领土的完整，为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驾车趟冰河，翻达坂，将一车车弹药和物资，昼夜不停地运到了前线。一次，车队在翻越海拔6700多米的界山达坂时，因为冰雪路滑和高山缺氧，汽车向后打滑。谭明华就抱着一块方木跳下车，钻到车底下打堰，一步步垫着车轮子向前移动。快到达板顶部时，突然汽车车轮打滑，车体失去控制开始下溜，谭明华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伸出自己的腿拼死顶住木板……
汽车慢慢地停住了。战友们拉出谭明华时，她僵了好半天，才说妈呀，这是我干的吗？
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谭明华和她的这群不带领章，不穿军衣的兵团战士，在喀喇昆仑山的冰天雪地和炮火硝烟里穿行了一个多月，将一车又一车的弹药运到阵地前沿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西线总指挥何家产将军说：“我要给兵团的汽车兵们请功。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想取得歼敌4800余人，俘敌3900余人重大的胜利，是很困难的。”战后，中央军委和新疆军区分别给谭明华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汽车队荣记战功。也是这次反击战之后，谭明华和一位在喀喇昆仑高原的战斗中，与她同生死共患难、共难的兵团战士结了婚。俩人年龄相当，夫妻恩爱，一生过的和和谐谐。
当然，谭明华是个例外，她是因当时的年龄太小，到六十年代结婚时，无论是驻疆部队，还是兵团，饥荒般的婚姻高峰早已过去了。但是，谭明华同样也是“献了青春，献花子孙”那代共和国女兵。
和谭明华相比，我在西天山深处的肖尔布拉克原野上，认识的这20多位山东女兵，就没有谭明华那么幸运了。但是，她们也是道德婚姻的坚定支持者。
肖尔布拉克，在维吾尔语中有碱水泉之意。屯守在这里的是从湘赣苏区的一打到伊犁河谷的老牌的红军部队，按兵团的编制序列是农四师72团。1952年冬天，这支三千多人的队伍分来了83个山东女兵。从此，肖尔布拉克的原野上就多了83个美丽的身影和83个叫“家”的笑声。
然而，53年之后，当我循着她们的足迹，一路走来时，当年的83位女兵，已有59人成了长眠在了离界河不远的一处山坡。依然健在这的20多人，全部都进入了华发岁月。但是，当这些阿姨们谈起那段拓荒岁月，依旧还是激情飞扬。
闫汝坤说，她来当兵完全是为了她的姐姐。本来报名参军的是她的二姐闫月坤，可是到了部队快走的时候，二姐的婆家不干了，因为当时再有20天，二姐就要出嫁了，婆家找上门来，父母就将二姐锁在家里，死活也不敢放她走。但村长不愿意了。他说部队上把衣服都给你发了，说不去就不去怎么行？这时我正好从地里回家，村长就说，二妮子不去，就让三妮子顶上。就这样，姊妹俩换了个名字，闫汝坤就穿着姐姐的军衣来了新疆，可一到肖尔布拉克，她就傻了：“妈呀，这是什么魁梧方，一眼望不到头的碱壳壳，连棵草都没有……”
72岁的林治荣说：“我也是19岁从老家文登来的。那天一下车，就见到一大群男人，全都穿着补得不成样子的衣服，胳膊肘把棉花都穿出来了，当时就结结实实吓了一大跳。”
吓归吓，可没有把她们吓走。她们在地窝子一住扎下了根。
夏元兰说：“那年我才17岁。一来就住没门没窗的地窝子，夏天里头又闷又潮，到了冬天里头结的全是冰。要是遇下雪天，门口都让雪给埋平了，男兵好不容易钻出来了，就帮助我们从外边向里挖，要不连人都出不来。”
姑娘们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第二年夏天，组织上开始给她们物色对象了。夏元兰说：“我们一起来的80多个姐妹，全是组织上介绍的。你不同意这个，他就给你再换一个。反正上千号男人都在盯着我们这几个女兵，到后来，连我们自己也烦了，你再来谈话，我就胡乱答应一个得了，我和钟万义就是这么成的亲。不过，林治荣却死活不同意组织的安排。但是5年之后，她还是在组织的介绍人下，找了一个老兵结了婚。现在我们的日子不都过的挺好嘛，想想当年折腾个啥劲。”
林治荣就说：“那还不是当时气不过。你们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这几批山东来的女兵什么好事都没赶上。前面来的几拔湖南女兵，还有1949年跟着王震的大部队进疆的那几批，把好的、当官的都挑光了，我们来的时候别说是团长一级的了，就是王震部队的老点的营长都没了，剩下的几个带长的吧，全是清一色的国民党（指陶峙岳部队9.25起义）的兵，再就是象我们这些边境团场里的一把胡子的老兵了……”
“难怪当年给你介绍了有20个，你一个也看不上，原来是想找个屁股上冒烟的（指干部）。真没看出来你还有那鬼心眼子。”张静花笑说：“不过想想你说的还真对呀。我们这拔山东女兵找的全都是人家湖南女兵挑剩下的货，一色的国民党兵。”
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在我采访的山东女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生坎坷。一场“文革”，十年浩劫。因为她们的丈夫“走资派多”、“牛鬼蛇神多”、“国民党残渣余孽多”。
好在那个时代，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一闪而过的岁月，对于人生而言，十年尽管漫长，但我们依然能看见她们身上那原本属于太阳才有的光亮，正如山东女兵金茂芳阿姨讲的一样：“苦难，是我们这代女兵挺起脊梁做人的支柱。”
呵，让我们一起挽起历史的遗忘，记住八千多名为了共和国的民族大业，一生奉献边地的山东女兵。危难中，她们挺起的也是民族的脊梁！
爱情交响诗中的个性音符
在采访山东女兵的日子里，老兵们给我讲一个叫《一粒蚕豆》的故事。
故事讲述的是1950年3月，陶峙岳的一支部队（26师76团），从景化（呼图壁）开进小拐子垦荒，大片的土地垦出来了，也就到了播种的季节。兵们把金灿灿的麦种，用极为原始的播种方法，一把把地撒进地里。有一个兵抓起一把麦种之后，播突然发现了手中的麦子里有一粒蚕豆。于是他在地的中央选了一片土质较好的地方，精心地种下了这粒蚕豆。不久蚕豆发芽了、长叶了、开花了……
秋天来了，后兵们发现这株蚕豆结下了24粒籽。
第二年，那兵又把那24粒蚕豆全部种进了土里，再到秋天来临的时候，那一片土地上结出了
再往后，这粒蚕豆的子子孙孙，就在小拐垦区安家落户，繁殖开来，最后一直在天山北山麓的各个农场都有了蚕豆的后代。
讲故事的人说，这是兵团最有名的几个掌故之一，因为故事的本身就具有了象征的意义。起初的三千湘女，中间的八千山东大妮，还有后来除了西藏之外，几乎各个省的女兵、女人，大姑娘、小媳妇，约有五万之众（至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她们就像是一粒粒的蚕豆，在边疆的大漠中扎根发芽，生生不息繁衍开来。
荒原,在经历了短暂的干渴之后,是女性的温柔中和了兵营的喧嚣。
谁能说出这其中“蚕豆”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有时,历史是无奈的，同时又极其悲壮和可歌可泣。自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疆 兵营里由五震等将军们制作出的这首宏大的爱情交响诗中,也有几个十分有个性的音。
仙菊阿姨的“爱情未遂”的事件
在塔里木盆地的深厚感情处，有一个叫沙井子的垦区。
今天，那里的老人们都还记得，50多年前，这里有个叫朱仙菊的山东女兵和一位李姓军医的“爱情未遂故事”。
仙菊是1953年从山东莱州入伍的。16的仙菊是那批山东兵中一位有知识的女孩，她初中毕业后，本想继续上学，可一个农家实在供应不起。仙菊听说到部队就可以上大学，于是她就瞒着父母报名参军到了新疆。
一天重复一天的开荒生活，没让仙菊厌倦。她的文化特长也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了，她成了团里的文化教员。几个月后，她就成了班长，连比她早来几年的好多湘妹子和山东女兵都成了她的部下，她的学生。和她一起担负全团上千人扫肓任务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小军医。20出头军医出身中医世家，不论专业还是人材都很出众。与仙菊非常般配。于是，两个年轻人，经常在一起探讨理想，交流进步心得，虽然手都没拉过，可大家都知道了他俩有“那种意思了”。然而，后来的一件事，却影响了仙菊和那位军医的一生。
原来，有天下课后，和仙菊一起入伍的另一个山东女兵，来征询菊花的意见，说有位教导员看上她了。仙菊就说，看上你也别答应，他都比你大11岁，找个小老头干啥？
女兵果真听了仙菊的话，在那位教导员申请结婚时，女兵突然变卦，搞的那位教导员很没面子。于是，在教导员的干预下，“组织”上开始过问这件事了。结果女兵同了仙菊。
仙菊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会捅这么大个漏子。她被说成是破坏军婚的典型，并被撤消了班长职务，还被同志们斗争了许多次。
仙菊被猛然绊倒了，她精神崩溃了。
一天下午，她趁人不备，悄悄离开营房，哭着向远处的干渠走去……
干渠水流湍急，完全可以结束这个小女兵的一切。仙菊站在渠边哭够了之后，整了整军装，纵身一跃……
她没有跳进大渠，反而跳进了教导员的怀里。
教导员是在她跃起来的一刹那，拦腰抱住了仙菊。随后，又把她按倒在大渠旁的土埂上，挥手就是一巴掌。
仙菊的嘴角上流血了，教导员又一把象拎一只小欢鸡一样，将她提出来了起来，一抬手就将她甩出了好几米……
难道这就是命吗？救她的竟然是王教导员，就是仙菊说的“小老头”。她的政治生命不就是毁在这个“小老头”身上的吗？。
原来“小老头”开始对仙菊“破坏他的婚姻”很有意见。但是，当他看到仙菊后来的处境时，就转向同情菊花的遭遇。当仙菊离开部队营区时，“小老头”感觉这姑娘要出什么事。当时他想拦住仙菊，但又怕对她产生误解，所以就悄悄跟在仙菊花身后，来到了大渠，在最关键时刻，才伸手救下了仙菊花。
仙菊从地上爬起来，看了看“小老头”，又向大渠奔去……
就在仙菊跑出第二步的时候，“小老头”一把双将她扯了回来。
这次“小老头”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而是和仙菊一起哭了起来。
不久，仙菊花就向党组织交了一份结婚申请书，自觉自愿地嫁给了“小老头”。
“小老头”是河北人，是位参加过百团大战的老八路，比仙菊整整大一轮。婚后，他事事让着菊花，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和仙菊一起生活了26年。
1981年“小老头”去世前，还对来看望他的农一师的领导说，仙菊是他的恩人，希望组织上能够在他走后，好好照顾仙菊的晚年……
在仙菊和“小老头”结婚之后，李军医达了痛苦的顶点。他无法克制自己对仙菊的感情，他更无法面对仙菊成为他人之妻的事实。1956年春天，他给仙菊留下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落。
1975年，仙菊和“小老头”回山东探亲时，还专门去无锡找过他，李家的一个远房叔叔告诉她，李军医回来后，全家去了南京，现在已经好多年没有消息了。
从此,仙菊就再没提过李军医的事。
然而，“小老头”走后的第三年，仙菊突然把儿子和儿媳叫到了跟前，她说，她想去南方找李军医，并说如果李军医现在没有老伴，她就要和军医再续前缘。
孩子们早就知道妈妈的当年“爱情未遂”的故事，就谁也没有反对。
儿媳买掉了娘家陪嫁的永久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陪着婆婆一起去了江苏。近半年的时间里，婆媳俩找遍了苏南的角角落落，也没打听到李军医的下落。
“李军医却真的找不见了。有的人只要丢了，就是一生一世再也找不见了。”回到新疆后，仙菊老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发呆，嘴里时不时地说着这句话。
是呀，有的人只要丢了，就是一生一世再也找不见了。
徐理芳为何拒绝照合影
徐理芳和朱仙菊一样，也是兵团的土地上的一粒“蚕豆”。
不同的是徐理芳在繁育了五粒“小蚕豆”的同时，用一个女人一生的沉默应对了自己的命运。
尽管这无声的抗拒没有任何结果。
徐理芳在她59岁的那年，突然心血来潮，写起了回忆录。她在这篇《难忘的一生》中，讲述了她的婚姻。
她说，她是在骨干会生产会议之后，被领导叫住的。领导让她坐在对面，很认真地问她几个当时的事实政治题。
徐理芳全都答对之后，领导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说：“徐理芳同志，你都过了20岁了，我看你和某某某同志，接触一下，成个家最合适。”
“不!我不? ”徐理芳吃惊地说：“我要回家，我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在等着我呢。”
领导说：“这还不好办？把母亲和弟弟接到新疆，在你身边照顾你不是更好嘛。”
“我弟弟还要上学呢。”徐理芳在努力给自己找着一切可以推辞的理由。
“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上学嘛。”领导又夸着徐理芳说：“我早就听说你是个孝顺女儿，果真我没看错。”
徐理芳一时没找出理由，就支唔了一声。
“你也知道，某某某是位老革命，是位好干部，好同志。我们组织上要为他负责，也为你负责，象他这样的老同志成家不是儿戏，更不能拉郎配，这是政治原则。”
徐理芳这才想起刚才领导为什么考她哪几个政治题了。因为，其中一道就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
见徐理芳没吱声，领导又接着说：“我们的革命老同志成家都是有过硬的条件的，第一要思想好、工作好；第二要身体好、品德好；第三是要性情温柔，有一定的文化.”
“你说的这些条件，我都不够。” 徐理芳赶紧说：“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争取条件。请首长再某某某他重找一个吧。”
“不。经过我们考察，感到你的条件最合适。你们俩生活在一起一定没问题。你和他建立个幸福美满小家庭，也是组织对你信任和照顾。”领导又继续说：“怎么样? 你是不会反对吧，我们相信你徐理芳同志能正确对待个人婚姻问题?”
徐理芳在文章中写道：“……当领导提到‘组织’二字时，我语塞了，因为我是个团员，也不敢说反对，也不敢说同意，一直红着脸，低着头……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后来领导又说了些什么，反正是当领导过来拍了拍我的头说，你是个懂道理了好姑娘，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一下子就象是又被解放了一次一样，拔腿就向门外跑……”
这次谈话之后，连续十多天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徐理芳认为警报解除了时，团政治处通知她说，她和某某某的结婚早请上级已经批准了，让她这几天抓紧准备准备，赶快结婚。
就这样，在战友们的一片祝贺声中，徐理芳和某某某结成了夫妻。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用徐理芳在书中说：“过一天，就当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任务，生一个孩子，就当是干完了一件的工作。”
然而，1958年，她的丈夫某某在大炼钢铁时，由于意外事故被砸成高位截瘫。原本就被徐理芳当作“完成任务的婚姻”，又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就在这时，领导又一次出面找徐理芳谈话了。
从此，她又接受了组织交给她的护理丈夫的任务。
自此，徐理芳就一直守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围着病人转了整整3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徐理芳阿姨这位山东老乡。我听着她的故事，心里在流泪的同时，让我更加肃然起敬。她是一位把婚姻当作“完成任务”任务的山东女兵。
徐理芳阿姨家里有许多相册，那里边有她和战友、朋友、儿女合影，也有夫妻俩的个人工作照、生活照，却没有一张夫妻俩的合影，就连大孙子满月时的全家福，也是老伴和她每人都抱着孙子照一张。后来和徐阿姨熟了，我曾大胆地问过她，人都嫁他几十年了，夫妻照张合影又何妨？
没想到老人说：“就是因为一句话，一辈子我拒绝和他一起照相，别说合影，就是全家照，我也绝不和他在一起，全是各照各的。”
是什么话让这位老兵记了一生，陪伴老伴四十年却没留下一张夫妻合影呢？后来凭借阿姨告诉我说：“你还记得那位一到关键时候就找我谈话的老领导吧？我和你叔叔结婚登记那天，他们俩口子都来了，他们是你叔叔的老战友，可婚礼刚结束，他老婆就当着我的面说，凭借理芳你很有眼光，你们俩站在一起那点不般配？就跟父女俩儿一个样。”
倔强的老兵哟，难道你一生的付出，比这句伤人自尊的闲话还重要吗？你用一生的精力和一颗善良的心，担当了组织上交给你的，一次比一次艰难的任务，却又是这么小心眼的记住了这句话。
啊，徐阿姨，我的老乡，我的长辈，你是普萨，一个有一点点小心眼的普萨……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九章：地主的女儿站在边疆的土地上放声歌唱
第九章：她是地主的女儿。她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是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尽管她的婚姻有悲有喜，她却用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证明了周恩来总理“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道理。五十年耕耘，五十年收获。金秋十月，地主的女儿，站在丰收物田野上，放声高歌……
空旷的田野里，有了兵。田野就成了军营。
只是这军营太大、太没边没沿。王震将军把他的十多万部队撒进天山南北广阔无垠的大漠、戈壁，还有无际的荒原之后，过于空旷的漠野里，到处充盈着兵的气息和男人的野性。他们不安心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不情愿守望这片土地一生。
因为，他们下意识里，他们还是军人，他们是阵地的守望者。他们在耕种土地的同时，宁愿手中的锄头生锈，也不愿肩上的钢枪染尘。只有女人才能让他们安下心来，也只有女人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成为土地的守望者。
于是，这里就来了一批批爱吃辣椒的湘女，爱吃大葱的山东姑娘。过于单一的色彩，被打破了。伴着湘女和山东大妮的笑声、哭声，变得温柔起来。从此，兵营里就有了和谐，土地上也不再是单一的色彩。久而久之，兵们就在土地上安下了心。
是土地拴住了女人，女人又拴住了他们的心？
当时的中国，依旧是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土地为母哟，土地上拴住的岂止是兵们的心，关键是兵们的女人。
银发时节，她在土地上放声歌声
当金茂芳和一大群爱吃大葱的山东姑娘，来到这个叫石河子的地方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
“……连绵起伏的戈壁连着芦苇、红柳丛生的半荒漠化原野。和我们家乡济宁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地球上的地方……”
在1952年的这批山东女兵中，金茂芳对于新疆的艰苦和荒凉，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因为，那是一个唯成份论的年代。但是，“当我从山东济宁老家坐了整整一个月零3天的车，先是火车，再是卡车，一路来到新疆，真是越走越荒凉，越走越担心，军用卡车上挤满了穿着崭新军装的十几、二十岁的孩子，穿行在茫茫沙漠时，我就想：这辈子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了。可真的到驻地的时候领队的干部喊了一声，到家。我们一百多人四下看看，到哪儿了呀？平展展的戈壁滩上没有一间房子。秋天旷野上的戈壁风，一阵阵地吹过来，就象有一大群人再哭。队伍里就有人跟着这风声哭了起来”……
金茂芳，也想哭。可她没敢。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别人可以哭，可以闹，她却不行，也不敢。
金茂芳，她把泪流进了心里。因为来新疆当兵是她自己的选择。她要在新疆这片远离家乡，也远离了父亲那个阶级的土地上，当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自己挣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名分。
从此，她咬着牙，在这片土地上放歌，用自己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毅力，用一生的劳作实践了周恩来总理对她说的那句话：“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选择”。
她，赢得了这片崭新的土地，也赢得了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敬仰。
兵团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她的家乡的政府派人来慰问齐鲁女兵，家乡的亲人问金茂芳，想不想老家？她说，想。
再问，回不回去？她说，不回。
为什么？
她说，几十年生活在新疆兵团，回老家反倒不适应了。
实际上，家乡永远是她梦中的土地，不是她不想回老家，是因为她自己把青春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眼看着片片荒滩变成了绿洲，她是真的舍不得离开。
她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她的歌声永远都会唱给这片土地听。
1952年9月，金茂芳她们到达新疆之后，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戈壁滩上建花园》。
劳动的歌声漫山遍野，
劳动的热情高又高，
生产运动猛烈地展开，
困难把咱们吓不倒，
没有工具，自己造呀，
没有土地，咱们开荒呀，
没有房屋，自己盖呀，
没有蔬菜，打野羊哪!
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
戈壁滩上盖花园。
修水渠呀，打田埂呀，
三天三夜不合眼呀，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呀，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呀，
戈壁滩上盖花园。
……
2005年的10月，是金茂芳在土地上歌唱的季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0年大庆期间，金茂芳接待了几十批记者。
从山东老家的省报、市报，到中央各大媒体，对老人家进行了“轮番轰炸”。单是这首《戈壁滩上盖花园》，在这一个月里，她就对着摄像机的镜头，给全疆、全省（指山东省）和全国的观众唱了11次。
当年，只是唱火了兵团的这首老歌，让她和她的姐妹们，在这一个月中唱红了中国的歌坛，唱火了2005年的10月。
站在这片土地上，她发自内心地歌唱。
她又怎能不歌唱呢？
她说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和几十名长工、短工的地主。她的伯父、叔父，一个是国民党的镇长，一个是属于小资本家的商人，而且又都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人民政权枪毙的“阶级敌人”。家乡的土地给过她温暖的童年，地主出身，让她有过大小姐的身份，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她说，她当年参军支边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另类身份，争取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抱着死也要到新疆的。”
在这片土地上，她如愿以偿地成了兵团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成了拖拉机手中的佼佼者。她用创七年完成二十年的任务，为国家节约油料5万多公斤的记录，她是全国劳动模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级英雄模范标兵，兵团12面红旗之一。
如今她在这片土地上，整整守望了54个春秋。
在这片土地上抛洒了汗水，这片土地也给了她丰厚的馈赠。她是模范，是名人。她的事迹被拍成纪录片，她的形象上过中央电视台，她的奉献上过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中，她见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见过贺龙、陈毅、邓颖超、王震……
然而，面对这一切，金茂芳说：“直到现在，我最想说还是敬爱的周总理说的那句话，‘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选择。’我出身不好，但我选择了一条好路，一条堂堂正正为人的正确道路。在这条路上，我可以像别人一样走下去，和别人一样干得很好。 因为，是这条路，让我成了一个优秀的劳动者。”
啊，金茂芳，一个优秀的劳动者
苦涩而又浪漫爱情故事
金茂芳的婚姻，是随着田野上成熟的庄稼一起收获的。因此，这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泥土的芳香，带着土地上原有的浪漫。
那是1953年8月的一天，石河子垦区几十万亩的庄稼开始有了金黄，有了成熟的日子。金茂芳的拖拉机刚刚从田野里开回连队，指导员就让金茂芳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急事。
她将机车熄灭了火，唱着歌就去了指导员的办公室。还没等金茂芳坐稳，指导员就神神秘秘地说：“金茂芳同志，我代表组织上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
金茂芳，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说：“指导员，你问吧，我保证如实回答。”
指导员就说：“你们机耕队的机车组长王盛基同志，这个人怎么样？”
金茂芳就问：“你说指的是那方面？”
指导员就说：“不是一方面，是全方面的，你给他一个评价。”
金茂芳想了一下说：“王组长各方面都不错，应该是个好同志。”
指导员听后，笑了笑说：“行。我就等听你这句话。你回去吧。”
回来的路上，金茂芳想了一路，指导员回她这事干啥？其实，很明白的事，王盛基看上她了，只是金茂芳还蒙在鼓里。指导员的谈话，就预示着新一轮的组织介绍又开始了。说白了，指导员问她的目的，就是要替王盛基掏个实话。
当天下午，指导员就跟王盛基说：“行啦，你就大胆地开始吧。等差不多了就赶紧打个报告。”走的时候指导员又叮嘱王盛基一句：“动作利索点，看上金茂芳的人可不少，那可是个好姑娘。前段时间组织上给她介绍过一个司务长、一个副营长，她都没看上。这下就看你的了。”
王盛基是个老实人，红着脸听指导员说完，也没说出一句话来，只是使劲点着头，答应着……
在指导员找金茂芳谈话的第三天，又轮到王盛基和金茂芳同一台机车开荒了。一上车，金茂芳就感到王盛基今天有些异常，平时开荒或是犁田，他都紧盯奋斗目标后边的犁铧，时不时地提醒着你注意操作，可是今天他却老有一种心不再焉的感觉，头刚回转过去，就又转过来偷偷看金茂芳，金茂芳稍稍一动，他又赶紧转回去。如此几番之后，金茂芳就问他：“组长，你今天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王盛基就说：“没有，没有。就是有点……”
金茂芳就说：“你到底怎么了？说呀。”
王盛基脸憋得通红。半天才说：“是这样的。金茂芳同志，有人人家都反映……反映……”
“反映啥?”金茂芳是个急性子，就催问道。
“其实也没啥？就是人家向组织上反映咱俩人不错。”王盛基低着头说：“你觉得怎么样?”
金茂芳听到这里，一脚刹车，王盛基的头差点就就被除数甩了出去。接着金茂芳盯着王盛基问道：“谁反映的？什么咋不咋样?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王盛基没想到金茂芳会发这么大的火。赶紧解释说：“前天，指导员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还认为你同意了呢。所以，所以，我才，我才……”
金茂芳这才想起指导员那莫明其妙的谈话。心里也就什么都明白了。就说：“王盛基同志，现在我还不想那么早结婚，那么早谈这事。”
说完。她让王盛基下车。自己一个人疯了一样，驾驶着拖拉机在田野上狂跑起来，一口气，她犁了整整一块条田。
直到天大黑下来的时候，王盛基才小心翼翼提着晚饭走过来。她接过饭，看都没看一眼王盛基，坐在田埂上就开始了独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六个馍馍。等她把手再次伸进筐子时，她才发现筐子里只下一个馒头了。这时，她才不好意思地看看王盛基，说： “就一个了，你吃吧。”
王盛基老实巴脚地问了一句：“你吃饱了没有？”
金茂芳就笑了。王盛基也跟着笑。
这时，准噶尔的月亮也升起来了。金茂芳就又发动了她的机车，就在她要挂档的时候，她看见王盛基还提着筐子，眼泪汪汪地站在车下。她的心里就动了一下，慢慢地伸出一只手去，说：“愣啥呀？还不上车。”
王盛基听到这里，好像是擦了一把眼泪，笑着蹦上车来。俩人无语。只有机车的轰鸣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后来，俺两个就好上了，同一个机车的大姑娘、小伙子也就经常拿我们开玩笑。”
今年已是72岁的金茂芳，在回忆起这段原野上的浪漫往事时，脸上依旧洋溢着极为幸福的光彩：“当时还有一个湖南姑娘也特别喜欢基盛，可她的长相和身体条件都没有我好，而且又不跟基盛在一个机车组里。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等后来战友们都拿我和盛基开玩笑了，说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才明白了那个湖南女兵为什么好长一阵子都对我冷冰冰的了，她的醋劲反而弄得我还不好意思了，见了面都红着脸没法打招呼。”
金茂芳说：“自从我跟盛基好上以后，就没有人再来给我找麻烦了。这倒省了好多心。因为那时候，连队里大多半的男人还都是光棍一条，你没对象，就天天有人找你说这事。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大家都认为我和盛基是铁板钉钉了，我们也开始偷偷约会了。记得第一次约会是个秋天的晚上，下午下班时，他说咱们到水沟那儿走走吧，我就说行。那天好像是十五或是十六，月亮又大又圆。我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军装，还擦了一些“百雀灵”，梳着两条大辫子就去了。噢，当时，我那辫子可长了，都到退恋弯以下。出门了又怕人看见，俩人就分开走，到了离驻地很远的水沟子边上，才敢见面。我不敢看他，他也不敢看我。两个人隔几米远坐着，更别说拉手了，哪敢像现在的小青年。我们说的工作、学习之类的话，一点出格中的都没有。可惜当时那地方蚊子太多，嗡嗡的，打都打不过来。话都没法好好说，就咬得人实在受不了。他就从身边拔了一把草给我轰蚊子，我也拔了一把，给他轰。蚊子没打走，我们却让蚊子给咬回来了。”
过了好久，金茂芳好像才从幸福的记忆中，回到了现实。她又很淡地笑了笑说：“自那一还有一次之后，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敢再约会。有什么事在工作的里外就说了。直到有一次，他到乌鲁木齐出差回来，我们才又约了一次。不过这次不是到外边，是他到我们女兵宿舍来了。他给我买了两双袜子。是红一道、白一道、黑一道的那种，很漂亮的。他坐了一会儿，人多眼杂，他就走了。我们谁也没看见他怎么就把袜子悄悄地塞到了我的褥子下。那时候我们睡的是大通铺，过了好几天，我准备洗床单时，才发现褥子底下有两双袜子。当时，我还想是谁的，问了睡在我俩边的姑娘，她们都说不知道。我就把那袜子装到兜里去问他。我说，王盛基同志，你把啥放到我褥子下面啦?他就脸一红说，你现在不是看见了吗，还问个啥?我就拿出袜子来就塞给他说，我不要你的东西。他当时就急了，问我为啥，我说，我又没和你没结婚，我凭啥要你的东西。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你想，那时候一个男同志拿着两双女人的袜子多不好意思，可我说到做到，放下袜子走了。你说他那个人老实到什么程度吧，从此他再也没敢拿出来，直到我们结了婚，他才敢拿出来给我。你想呀，从1953年我们定下这事，到1956年结婚，他把那两双臭袜子藏了三年多的时间。所以婚后，我就一直穿着这两双袜子，底下烂了补补再穿，到后来实在穿不成了，我就把袜筒剪下来，缝的棉袄袖子上……”
两双袜子，让老人记了一生。今天谈起那段时光，一头银发的金阿姨，脸上还久久地飘荡着两团幸福的云彩。
那好像是她们热恋中的日子吧。机机耕组奉命到一个新地方去开辟一个农场，开荒的日子是艰苦的。附近几公里内都没有一片淡水，吃水全靠用牛车到外边拉。荒原上的水连衣服都洗不成，一洗干了就是厚厚一层的盐壳。金茂芳的衣服脏的实在不行了，她就换下来准备休息时，跟拉水的牛车到外边去洗。可等她回来时，她的衣服不见了，出门一看都在外面柴火堆子上晒着哩。
而此时的王盛基，却远远躲在一丛红柳中，偷偷看着金茂芳，唱着歌，收拾着自己的衣服……从此，洗衣服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位老实人的头上。
1955年，金茂芳和王盛基随着十万大军一起就地转业，成了军垦职工，但是他俩还是被一起分配到了石河子机耕农场。是年秋天，当田野里的庄稼又染上金黄色的季节，他们正式向组织上呈交了结婚申请。
但是，在组织批复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却又遇到了麻烦。因为金茂芳是回族，当时的政策还不允许回汉通婚。组织上当然不能批了。用王震的话说，“在新疆工作，最大的原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千好万好，破坏的民族政策就没一点好。”为这，组织上还专门找俩人谈了一次话，在肯定他们工作和成绩的同时，让他们认认真真地学了半天民族政策……
婚是结不成了。俩个人心里就都不好受。
几天的痛定思痛之后，金茂芳找到王盛基说：“王盛基同志，你看咱们的情况都这样了，现在你该咋办就咋办吧。我也不能拖累你了。反正今后我是不再找人了。”
王盛基蹲在地上，抱着头喊道：“你不找，我也坚决不找。咱们就这么等，一直等到允许的那一天。”
王盛基的话极大地感动了金茂芳。回去她就给王盛基写了一封信。当我问起这封信的内容时，金阿姨说：“那是什么情书，就是一封普通的信，我就是想告诉他我真实的想法。我说，咱俩有这几年的互相了解，您也会知道我的历史、成分、性格、工作学习等情况，清楚我是如何一个同志。我对您也有了初步的感情，同志们普遍都了解咱俩是在革命大家庭建立起的革命的友谊，不过您今天提出的意见，我考虑了好久，我有这样三个意见补充：一是您说再叫我重新去选择，这我是绝对不会有的，您想有个别女同志，跟几个男同志乱谈恋爱，造成了不好影响，如果我要有这种做法，同志们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对待我。二是将来的幸福，一个人过，当然在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今后也就会慢慢习惯的。三是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在不断的帮助中互相建立起革命友谊，树立起革命的感情，共同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学习，等到以后再谈是否可以?”
就这样，他们俩人按着“金三条”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对方，都在耐心地等待着组织，都在耐心地等待着政策。
俗话说，有情人终成眷属。1956年初，随着新婚姻法的实施，个别不合理的条款得到了修正。回汉民族间的通婚（注：指在新疆地区的驻军内部之间，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被原则上同意。是年
闹洞房的战友们离去后，他俩望着墙上在大红喜字，一个劲地笑。笑够了，俩个人又相互望着对方，谁也不说话。直到那根红蛀快要燃尽时，王盛基才一把拉过妻子的手，说：“茂芳，我这个人命不好，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娘，得个后妈对我也不好。13岁就被抓丁抓到国民党队伍，这么多年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在漂着，后来遇上你，我才好像又有了劲，有了根，可是后来又不顺，好几年结不了婚。说心里话，直到现在我心里才觉着踏实了……”
金茂芳就说：“现在你放心吧。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到现在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这辈子跟你，就一定对你好。咱俩现在都是一个人啦……”
红蛀羞得闪着火苗，不敢偷听他们的情话。
可是，墙外有耳。第二天他们的情话，就传遍了全场。直到很多年之后，还有人再传颂着他俩的情话……
幸福的婚姻就是大田的庄稼
金茂芳的婚姻是浪漫而苦涩的。如果把说恋爱的日子是一枚青色的橄榄，金茂芳和王盛基却把它咀嚼出了清甜的味道。那么婚后的日子呢，婚后的日子用金茂芳的话说，“就是大田里的庄稼，见风就长个，着雨就拔节，该开花时就开花，该长穗就长穗，该成熟时就收割。”
这是金茂芳的婚姻实践。她说，她们夫妻一起生活了16个年头，俩口子从来没有吵过架。
她说：“我不是让现在的年青人向我们学习，可你总得把婚姻当成一回事，当成事业来守候。我就不明白现在的好多年青人是怎么了，好了又离，离了又好，完全不把感情当回事。看看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那才叫夫妻。人家都说夫妻本是同命鸟，这话对。不是一类的鸟，你就别往一个林子里飞呀。我们那时候吃食堂，有没有孩子都上一样的班，拿一样的工资，心境啥的都一样，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不矛盾。我和老王结婚后，互敬互爱互谅。他人好，老实本分，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喜欢我打扮我。我穿的衣服，过去都是他给我设计出来，再找裁缝去做。”
说到这里，金阿姨指了指墙上镜框时的几幅老照片说：“你看这张相片上我这个背带裤，就是他画出来的图，裁缝照着做的。学生蓝的裤子再配上粉红色的毛衣，可好看了，还有列宁装，穿紫红色的毛衣，领子上加黑边翻到外面，也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还喜欢我留辫子。后来‘文革’来了，我被打成‘黑劳模’、‘地富子女’，整天挨斗，辫子老让红卫兵抓来抓去，我一气之下就把辫子剪了，看你们还有什么抓的。为这，他难过了很长时间……”
说到这里老人家停了许久。显然，她不想再去复述那段往事。
我也随机一动说：“金阿姨，我听你的老姐妹们说，你那时候挺厉害，王叔叔见你就像老鼠见猫一样。据说，有一次你们打架，你硬是治着王叔叔发众把你抱回来才算罢休。”
她笑了。笑了半天才说：“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哟，你想咱们山东女人有哪样的吗？山东媳妇可是出名的贤慧。那好像是结婚不久，我俩也不知道为啥打着玩，他不知怎么就失手了，一下子把我甩到门口。我们那时候宿舍还是营房式的，都连在一起，一排房子住好几家。我下正要准备爬起来再和他打下去呢，机耕组有个小伙子也刚好走过来了。他就问我说金组长你坐地下干啥？我就说让王盛基打的，他不把我抱起来，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说着金茂芳又大笑起来，好像那事就发生在今天：“小伙子就赶紧劝我起来。老王听到有人过来了，羞得实在招不住了，赶紧出来说，你可别听你们组长的，我们闹着玩呢。然后又对我说，求你了，快起来。”我把头一扭，就不起来。后来他见又有人过来了，弯腰就把我抱起来。还有一次，我和他闹着玩，把他的手表跟我的手表都带在手上，后来到田里干活，不小心丢了，那可是200多块钱一块的手表呀，那时候钱还很当钱用。我回来一说，气得眼泪都下来了，可他不但没生气还安慰我……”
金茂芳从年青的时候就是个篮球迷。她说：“我爱看球，都是因为老王近打球。他年青的时候是石河子有名的中锋。你别看个子不高，身体却特别灵活、利索，投球也特别准，所以每次打比赛，他都是打中锋。现在爱看篮球赛，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想他，我一看到篮球赛就想起当年的影子。哎，这人都走了几十年了，想也没用了，只是个寄托吧……有一回他打球时，把我熬夜给他织的毛衣弄丢了。他找了多少遍都没找到。回来又不敢跟我说，可还是让我发现了，他跟个娃娃似地给我认错，给我道谦，他是个很心细的人，他一辈子都很珍惜我的东西呀，连我当时给他写的情书他都保存着，要不怎么到现在我还记着那个让他叫做‘金三条’指示呢……”
后来，老人有些哽咽地说：“可惜，他走的太早了。开发莫索湾的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冷，气温都在—
金阿姨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是谁感动了她的一生
在金茂芳的记忆中，有一个人，曾经感动了她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已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那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石河子垦区视察工作，在145团条田边的林带里，接见了金茂芳和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军垦战士和上海知青代表。
就是那次会见中总理告诉大家，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由已，但道路可选择。”
金茂芳捧着当年她们和周总理的合影，兴奋地说，我这一辈子最感激、最崇拜的就只有周总理。总理是明白人，大好人。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他那句话：“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光：“那是
“总理呀，您老人家的这句话，让我支撑感动了一辈子。”金茂芳凝视着照片上的周恩来总理，半天才说：“1976年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抱着和总理的合影放声长哭，我的孩子也跟着我哭。我们一起见过总理的、没见过总理的老姐妹都哭。好长一阵子，我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这感情是真挚的，也是纯真的。总理的这句话感动的不仅仅是一个金茂芳，而是感动了当时的中国，而且至今还在感动着世界。
对于金茂芳来说，总理的这句话就是真理，就是她走了一生的那条路。
金茂芳是山东济宁人，她出生在一个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家庭。
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拥有一百多亩地，几十名长工、短工。她的伯父，在日伪时期，当过伪政权的镇长。加上叔叔又和日本人做过多年的皮货生意。解放不久，她的伯父和叔父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在金茂芳的记忆中，从1947年她的家乡解放后，她就因为种种原因这样的家庭成分，没法上学，没法和很多小朋友玩，后来大了也没法参加工作。
她说：“刚解放那阵子，我还啥也不懂，不明白这一切的原因是啥，就是恨自己为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看见别的小姑娘参加个啥活动，我都眼红得不行。记得有一阵儿，好不容易去济南参加宣传婚姻法，高兴得就不得了了，整天又唱又跳都不觉得累，我就喜欢这样热闹的集体生活，可是没几天又是因为这该死的成分，我被退了回来。当时我们济宁有好几个厂子招工，还是因为成分，我进不去。我心里憋气呀，心想是我自己愿意当地主的女儿吗？再说了我在旧社会才活了几天，解放时我才十来岁，我又没剥削谁，压迫谁，怎么就都怪到我头上了。啥也干不成了，就呆在家里帮母亲干活。可是到了1952年6月，忽然来听说从新疆来了招聘团，要招女兵，什么成分都行，我一听就高兴坏了。想都没想就去报了名，我终于可以出口长气了。开始我父母不太同意，后来缠不过我也就同意了。”
金茂芳顺利通过报名、体检和政审几个关口，但却迟迟没有走的通知。她在等待入伍通知的三个月中，急出了几场病，她怕被刷下来，更怕失去这惟一次不讲成分的机会。直到
一路上，当别人在想家，在哭的时候，她却不停地笑，不停地唱。就着大葱咸菜，喝着凉水，她也顿顿都把大饼吃的又香又甜。为啥？心里舒畅呀。但是，车到西安后，金茂芳突然患上了疟疾，全身不停地打摆子。姑娘不唱了，也不吃了。疟疾折磨得她脱了相，变了形，接兵的干部把她送进了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出院后，新疆来女兵团的汽车还没到，领导见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就动员她留下来别走了，还说部队上给她买张回程的火车票，让她回家。金茂芳当即就表态，“出了门我就没打算再回去，就是死我也要到新疆。”就这样她一路上不停地打着摆子坚持到了兰州、到了新疆。
金茂芳说：“车到了乌鲁木齐以后，我们中队被直接拉到石河子，也就现在的老街那个地方。当时哪有啥楼呀、柏油路呀，全是地窝子。风沙大得眼都睁不开，满嘴都是碱土的味道。大家说啥的都有，想走的，想跑的，反正就是都不安心。可我不能胡想，我知道我是为什么离开老家到这里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在那都是受苦的话，还不如在这里受，这里不讲成分，这里可以让你活得像个人，没几天我就习惯了这里，在这里也安下了心，扎下了根。没想到这一扎就是一辈子，真的成了新疆人。”
到达石河子后。金茂芳在结束三个月的扫盲之后，选择了开拖拉了机。她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是地富子女，心里一直有个疙瘩，现在有机会重新生活，我就要做一个劳动者。让自己能抬起头来做人，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再说，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又不太爱学习，就不能当教师，不当医生和护士。我想来想去只有拖拉机适合我。我就进了拖拉机手训练队，学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理论，到1953年3月，我被分到机耕队开始跟车。第一次上车的那个感觉，就有点儿像我第一次穿军装一样，别提出来有多精神了。上到
车子上一看是台苏联进口阿特斯，高兴地心里痒痒的。一发动车子，突突地冒着黑烟，激动地手也抖，脚也打哆嗦，可心里高兴呀。放下犁铧后，我就在原野上耕出了我的第一犁……”
金茂芳说：“那天我从车上下来，好半天都感到这不是真的，你想呀，一个地主的女儿，也能开上拖拉机？所以当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金茂芳你要争气，你要好好干，一辈子都要好好干，否则你就对不起这身军衣和这台拖拉机。可能就是从那天起，我就认定了自己是个劳动者。”
正如金茂芳说的一样，从那天起她就再没怕过苦、怕过难，甚至是死。2002年，山东电视台的记者专程来到新疆，为出塞50年的8000齐鲁女兵做专题，金茂芳又给家乡的亲人们回忆起了那段难忘的日子：“我个子大，人也开朗，干啥都大大咧咧的，不多计较。组里派
我干啥我就十啥，也不知道累，有活就干，有饭就吃，黑了就睡。
成天也没有啥忧愁，啥都不想。说实话，那时候吃的也不错，所以也好像没想过家。有一次我们到下野地那边去开荒，烧过的苇子堆的灰老厚，链轨车一过去黑灰吹得人都看不见鼻子，任凭你戴几层口罩，牙都是黑的。回来也没有时间好好洗洗，抓起馍就吃。夜里就跟男志挤大通铺，那个时候人的思想都很单纯，根本没有啥坏想法，没啥不规矩的，男人也都比较照顾我们这些女兵。”
老人说：“在当时，包括现在，我一直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地主的女儿，就应该时时记着周总理的话，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证明我也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我一点儿也不差。我这个人很要强。那时候，人都很有热情，大家都争着抢着往上游走，互相比着，谁也不愿意落后。记得有一次，我去苇湖开荒，在等着接班的时候，我实在累得不行就靠在草窝子里面睡着了，睡着、睡着我咋觉得背上凉凉的啥东西，拽下来猛地扔到地下一看，是条尺把长的蛇。娘啊，我赶紧用个棒子使劲地捣，把那蛇捣死，吓得我出了一身汗，心咚咚跳，人都虚了。我们组长一来我就忍不住哭了，所以到现在我都怕蛇。还有一次，我们到安集海150团去犁地，当时那块地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能有
“在那个年代，什么危险，困难你都得上，那是工作需要。谁要拈轻活怕重活，大家都看不起她。再说我们组里，就我们一两个人壮一些，发动一辆“摩特斯”就需要有
她说：“我这个人很在乎荣誉，说句实在话，我很看重它，很珍惜。我不求它们给我带来钱呀什么的，我就觉得它能体现我的价值，它能认可我，证明我很能干，是优秀的劳动者。谁跟我说起这些我都高兴，我不谦虚，这是我付出以后得到的，我不想假装我不在乎。1953年被批准加入共青团，当团员对我来简直是想都没敢想过，我高兴得在被窝里面哭，这要是搁在家里连工厂都不能进，更别说入团了，我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从此，金茂芳在通向优秀劳动者的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戈壁七月，流火的季节里，她能坚持三天四夜不下车，寒冬
现在，金茂芳当年开的那台拖拉机，在她退休之后，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博物馆，作为展品，陈列在大厅之中。
……
每年清明节，在石河子通往145团的路上，人们都能看到金茂芳的身影。这天一大早，她就要去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再坐在碑前的空地上，和敬爱的周总理在心里说上一会儿话。她常说：“是总理的那句话感动了她的一生，影响了她的一生。也是这句话，让她心甘情愿地奉献了一生。”
从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回来，她又叫上儿子去南山公墓，那里安葬着她“一辈子都没有好够”的丈夫王盛基……
同命鸟为何早早飞离了她的林子
十年“文革”，是金茂芳和她的丈夫一段永远不堪回首的岁月。
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茂芳和王盛双双被打倒了，被除数揪斗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王盛基从是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而且又是13岁就参加了国民党部队老兵，罪名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职务被撤，人被游街，还要天天写交待。金茂芳被“打倒”的原因也同样简单，罪名更好罗列：“地主的女儿，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和“张仲瀚的黑劳模，走资派黑走狗”。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再开红色的拖拉机，白天下大田劳动改造，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今天，当金茂芳说起这段日子，时不时的苦笑着摇摇头：“运动一来，我们就赶上了第一批。当时还想斗就斗几天，批就批几回吧，谁让咱们都出身不好呢，可老王他想不通。他说，我一辈子没有干过任何坏事，13岁就被抓了丁，吃了那么多苦，起义后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却招来这么多罪。结果没几天他就气出了病。我就安慰他说，中央的大领导都被批了、斗了，咱吃点苦算啥，总有一天会说清白的。我呢，让下地就下地，我也是劳动者呀，下地我也照样干的好，地富子女黑劳模又咋了，我照样比你们干得多，割黄豆满手打的血泡，掰苞谷手肿得脸都不能洗，老王他就给我洗。有一次他劝我，就是再拚命干也没用了，认命吧。我说那可不行，我就是要好好干，干给所有的人看看，我不是黑劳模，我是有实力的真正劳动者。不过说起来当时的日子也真够苦的。我们天天听到号子上工，听着口号挨斗。斗够了，批完了，工回来流着泪和面做饭，经常是连门都不敢出，出了门连小孩儿喊着口号拿石头砸你，骂你。到后来，连话都不敢说了。可我这个人又是个天生的大咧咧，整天不敢说话比什么都难受，可是把我憋坏了，要不是老王每天夜里偷着跟我说说话，我恐怕都活不下来，更别说活到今天了……”
“现在多好的日子，可惜王盛基没福气，他没能活到今天就早早的走了。”金茂芳伤心地说：“文革”中他气出了胃病，当时谁也没想到会转成胃癌。到1970年形势就好些了，我的问题基本上搞清了，他虽然还没有恢复工作，但不挨斗了，挂起来等着处理了。1971年我就跟他回甘肃探亲，本来还要加工山东省看看的，可他在甘肃就发病了，我们就赶紧去了上海，一检查是发现到了胃癌晚期。当时，我又难过又害怕，马上赶回石河子，住进了市二医院。到1972年3月，老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天天要我陪着他，其他谁也不要，谁也不见。我就一步也不离开，一小时都不离地守着他。两个孩子全部托给了战友。这段时间里，他不吃，我也不吃，他不喝，我也不喝，我一天24小时坐在他的床前。他睡了，我就流眼泪，醒了就赶紧擦。我好像什么都不想了，什么时候都没有了，只余下陪他走完最后的这段路一件事了……”
“可惜呀，到
金茂芳的同命鸟，从她的林子里飞走了。
“送走了老王后，我真的感觉没了天。几个月都没缓过劲来，我这么大的个子瘦得不到一百斤了，就连上厕所都要扶着墙走。好在两个孩子都懂事，俩个娃娃天天看着我，抱着我哭着喊娘亲，我的心都碎了。那时他姊妹俩才多大，一个10岁，一个8岁。咋办？人还得活下去呀，你还有两个孩子，就是你不活了，他们还得活。我就一咬牙拉扯着两个孩子走到了今天……”
王盛基去世之后的日子，是艰难的。据金阿姨的儿子说：“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明显困难了。那时母亲还经被下放在田里参加重体力的大日班劳动，家里许多该干的活都没有人干了。记得我十岁那年的冬天，连里分萝卜、白菜，—都是麻袋装着的，麻袋是很重的，我无法扛动，母亲也无法扛动。别人家夫妻俩连拖带扛把东西弄回家去了，我母亲站在那里就流泪了。那时我就盼望我快快长成个男子汉，早点工作，早点替母亲撑起这个家。所以每次看母亲满脸尘土，满脸疲惫，还强颜欢笑的样子，我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那几年，母亲也像变了一个人，快
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看待金茂芳和王盛基的婚姻，还有更多的进疆女兵的婚姻的时候，是应当从今日的红尘之中，走过岁月时空，找寻出那个年代的和谐。
这种和谐，是建构在同命运、同患难的基础之上的。
抱养的儿子为何叫她为娘亲
记得1999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到金茂芳时，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她的。不过，在见到她之前，我已经采访了她的儿子。现存的三个录音带上，至今还清晰地记录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评述：
“……对于母亲，我无法用语言概括出她的一生。非要我说，那我只能说，我母亲的一生，是由‘勤劳、善良、平凡、伟大’八个字组成的。母亲是勤劳的，在我和妹妹的记忆中，到她退休之前，她的每一天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正像她自己说的一样她是一位优秀的劳动者。母亲是是善良的，她的为人充满了温和，充满了宽以待人和严于律已。母亲是平凡的，她一生创造过许多奇迹，荣获过许多荣誉，但她从不张显，从不骄傲，更不自满。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人妻、为人母、为劳作。母亲是伟大的，我说的伟大不是母亲事业是的功绩，而是她用一生的精力去实践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
“其实，对于母亲，作为子女来说，伟大也好，平凡也罢，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应该是别人的事。重要的是我们是母子，是亲人，这就够了。说实话，母亲的事迹震撼过我，但没有感动过我。真正感动我的，反而是在事后的几十年，甚至一生之中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生活琐事。”
“我不是母亲生的亲生子，我的生母是我母亲弟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秘密，而且我的妹妹也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女儿，她也是母亲从我的姑姑家抱来的侄女。但是，我始终认为，她就是我的生母，她是天下最好的娘亲。从小到现在，我和妹妹在母亲生气或不高兴时，我们都会用母亲的家乡话，甜甜地叫她一声娘亲。她就全顿时喜上眉梢。在我的记忆中，这一招好像就失灵过那么一两次。我还经常用。”
“一次是 “文革”时期，记得我才6、7岁的样子，好像刚上小学，由于父母出身不好，当时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有一天学校里开批斗会，有人在台上大喊“打倒王盛基!”那时我也不明白打倒我爸爸是什么意思，就跟着同学们一起喊。会散了，也到了放学的时候，我觉着喊“打倒王盛基!”挺好玩，就一蹦一跳地喊着回了家。谁知喊到门口时，正好碰到挑水回来的父亲。我就高兴地扑过去冲他又喊了一句“打倒王盛基!”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扁担挑在肩上，抬手就是一巴掌，把我扇倒在了地上。母亲闻声跑出来，把我拉进怀里，流着泪摸着我发烫的脸颊。我看见母亲流泪，怕她生气，就爬在她的身上，怯怯地叫了一声娘亲。她和父亲却都象没听见一样，谁也没说话，更没有看到母亲的笑容。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是我错了，也似乎明白了‘打倒’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是躲避那样的批斗会，也从不让妹妹参加。因为我看见父母名字的高帽子上定着的字，就有憎恨和恐惧的感觉。当时，我和妹妹的心里想的其实就是怕娘亲生气。“
再到后来，他们父母被拉出去批斗，家也被抄了。他和妹妹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早早地结束了。
“……沉闷和沮丧几乎快压垮我们一家。但是，母亲一直宽慰父亲和我们兄妹，这才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一线光亮。同是挨批斗的母亲，却是那样的坚强、乐观，仿佛没有什么可以摧垮她。说实话，母亲这种坚强乐观的品性影响了我的一生。”
“还有一次，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校和同学玩篮球时发生了争吵，砸碎了学校一块玻璃，我没敢把这事告诉母亲。后来老师告诉了我母亲，她便到学校赔了钱，并发了很大的火，还第一次动手打了我，打得不疼。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母亲那样生气和伤心，吓得躲进了厕所里，不敢出来……”
“晚上回到家里，正在做饭的母亲，还没有理我的意思，我放下书包，悄悄走到她的身后，十分认真地说了句：‘娘亲，我错了。’母亲这才转过身来，笑着对说：‘知道错了，就行啦，快去写作业吧。’”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挨过母亲的这一次打，但就是这一次，她就教会了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办事。”
“还有一次，那也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和妹妹都听连队的人说，妈妈不是我和妹妹的亲生母亲，可我和妹妹都觉得无所谓。直到有一天，母亲给我买回一件秋衣，我嫌太长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和母亲拌嘴了。母亲说：‘现在要是让你回甘肃老家，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在此之前，我曾母亲回过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河西走廊上最穷的地方，许多人大是大小伙子、大姑娘了，家里却穷得没有裤子。我的一个堂伯家里，七八口人就只有三条裤子，谁出门了谁穿，不出门的就光着身子，坐在炕上悟被窝。那次母亲，用我们一家人的布票，给大伯家买了好多布，又和大妈一起，给每个人都缝了一条裤子，才回到新疆的。听到这里，我就说：‘回就回，再穷那也是我的家，我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
“母亲顿时沉默下来。泪水在她的眼圈里转了许久，没说一句话就进了屋。其实，话刚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趁母亲不注意时，我悄悄拾起母亲扔在雪地里的秋衣，紧紧地抱在怀里，跟着结母亲进了屋，爬在母亲的身上，叫了声娘亲。这次母亲没有再笑，而是抱着我哭了许久。从这以后，我和妹妹都没再说过一次，那句让她伤心的话。等我们大了的时候，倒是母亲常常提及我们的生身父母，每逢过年过节，母亲都要催着我们姊妹俩给老家的父母寄点钱，写封信。我结婚的时候，母亲还亲自写信征求我生身父母的意见，并请他们来疆参加我的婚礼。”
“父亲去世后，她常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俩，比别人都多一双父母，这是你们的福分，也是你们的责任。我现在还不用你们操多大的心，把精力多放在老家那边点，那里的生活艰苦，你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就够他们半年的开消。你们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没养你们，那是我替他们养了你们，这是我们上一代人的事，和你们无关，他们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就要尽到做儿女的责任，才对得起他们的生育之恩。’”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心底里纯静的象山泉一样，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私心的平凡女性。”
啊,金茂芳,你作为军垦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你以蔚为独特的视角，见证了这片戈壁变成绿洲。
如今，你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