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现有体制使转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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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四个商会的邀请，在座的就是企业家，我不讲企业转型了，我就讲为什么转型。更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和经济发展的阶段层面上，强调转型的重要性。新时期的转型，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了，到现在仍然在谈转型，说明我们没有都没有转成，说明我们都在嘴上转型，手中没有做。但是这个不能怪大家，这是在政策层面上出了问题。

我们政策层面上所看到的转型的文件也不少，有人大概查了一下历史的文献，大概正式提出转型已经十七个年头过去了，不仅是政府文件谈转型，企业也在谈转型，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谈，而转不过去，为什么这次狼终于来了，必须要转型了，不转已经不行了？

过去十几年，之所以一直在谈转型，但是没有做成转型，我认为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这个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增长型体制，我们看一下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到现在为止仍然是GDP挂帅，只要政府是GDP挂帅，他追求的一定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是资源配置的效率。

其实我和陕西有一定的渊源，我在陕西下过乡，在那里读大学。去年我又回到陕西，一路走一路看，就碰到市长们都在抱怨，说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压力大？说GDP年年排名谁垫底都不好看，一垫底以后提拔的机会就渺茫了。从市里走到区里，区长们在抱怨压力太大。同样是因为这样。在省里排了GDP排名，再到市里GDP排名，各层GDP排下去，排得大家都是只注意GDP的增长速度。当然，到了下面以后，也有办法，来应付这种排名。

我又问了一个区长，我说排名垫底怎么办？那个区长说了，没有办法，编吧，所以，我们GDP的数字是不能看的。在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下，在GDP挂帅的情况下，不仅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是效率。

并且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的不断深入和规模的扩大，政府也有能力动用资源推高短期的GDP，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方法来追求短期GDP，这是我们十几年来转型不成功的办法。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年一直在增加，这还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但是预算外的财政收入还很难拿到数据。如果包括了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政府的财政增长更高。

从这么多的财政收入中，政府进行大量的投资，来拉动GDP。这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追求规模而不是追求效益。这使得我们在企业层面上没有一个转型的环境。具体而言，政府采取哪些措施，就是扭曲要素和资源价格，使得企业感觉到我这些要素的投入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很便宜的，我有条件进行企业的扩张。

我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家会议上，大家谈的都是做大做强，但没有人真正关注如何做强，全都是做大。如同官员是在追求GDP的排名，我们企业是在追求总资产的排名，而不是在追求效率的排名。这种宏观和微观上都是一致的，为什么企业追求规模而不是追求效率，原因在于政府人为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为压低资源价格，鼓励了企业做大而非做强的倾向。

比如说土地，开发商一说就说土地价格高，地价确实高，但是工业用地几乎是白给，各位做制造业、加工业几乎是白给，土地成本接近零非常低，当然最近稍高了一点，但是和国外没法比。中国为什么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我们要素能源价格的扭曲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土地价格，国外的企业如何和我们竞争，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办法和我们竞争，引对是民主制，不能强拆迁，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

我们政府非常强大，可以动员国家机器来强拆迁。我们看到了土地成本人为压低，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和土地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我们在经济学上讲，农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下降，他只好进入到城市来找一份工作，能够接受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为什么？我到台湾去，台湾的农民不进城，他们为什么不进城？他们守着一小块土地等着政府来征地。政府一征地，他就是千万富翁了，所以他们不进城，这样如果在台湾找农民工成本就高多了，没有相当优厚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进城，他们在乡下做点事，等着政府来征，一征他就发了。

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下降。这使得在座各位搞制造业的长时间有廉价劳动力可以使用，所以我们的土地制度不仅扭曲了土地的价格，也扭曲了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长期低廉。这是第二大生产要素，劳动力。

第三大生产要素是资本。我们资本的价格也被人为压低，利率是管制的，为什么官方和市场利率两回事呢？前段时间市场利率上到百分之一百多，最近回落了，市场利率也有百分之二十多，三十多，而你到正式渠道银行那儿拿到的贷款利率才百分之7点多，所以资本价格也被人为压低，上市的企业市盈率太低，20倍的市盈率资金成本只有5%，50倍的市盈率资金成本有多少，只有2%。

但我们知道股本资金不能这么便宜，它的成本比债务资本要明显高，我们现在倒置，股本资金成本比银行贷款还便宜。资金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扭曲，劳动力成本的扭曲，再加上资源价格的扭曲和环境成本的扭曲，大家刚刚注意到了环境成本北京最近PM2.5，这是在境外势力的推动下才开始关注的。我们污染环境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我们使用干净的空气和水源是没有成本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它都是有成本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追求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

所以，要素价格的缺失，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过多管制，对于环境的忽视等等，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

所以我说我们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两大支柱，第一是GDP挂帅的干部考核体系，第二大支柱是政府扭曲要素市场价格，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和资源及环境成本追求这种高速的成长。这些高速增长在过去十年间也看到了效果，GDP增长率几乎没有下过10%，一下10%领导就感觉好像无法接受，甚至老百姓也形成了这种心理，无法接受低于10%的GDP增长。这样的GDP增长，为什么现在这种增长模式进行不下去了呢？

现在进行不下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二是要素的所有者不能再容忍这种长期的剥夺行为。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要开始解体，过去我们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因为消费拉不动，消费受到收入制约，老百姓收入不可能那么高速增长，所以消费受到收入制约，我们只能靠拉投资，企业的投资，政府的投资，在短时间内，能够把需求推上去，能够驱动GDP。

但是长时间的高投资给我们留下的后果是，经济中、各行各业都是产能过剩。尤其我们搞传统制造业的到处都是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从2004年到2005年开始，我就在写文章谈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市场的开发，从海外看，中国国内的需求已经明显失衡了，所以当时提要警惕过剩产能，但是过剩产能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2001年我们加入WTO，海外市场吸收了国内的过剩产能，造成了中国从2004-2005年开始一直到金融危机前，是以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的高速。

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大概20%左右，迅速上升到了金融危机前的37%，从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警惕相当大程度是靠外需带动的，中国国内经济的问题，相当大程度上是外需给掩盖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国内过剩产能的问题就水落石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

外部的订单没有了，我刚刚有朋友是在义乌，他过去在义乌是商铺满街，今天看是冷冷清清，外部的定单减少不是10-20%，是50-60%，外部定单的减少不仅仅对企业的经营直接产生冲击，而是对国内经济发展中长期带来深远影响，由于外部定单的影响消失不能说是明显消失，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企业不投资了，企业在这个时候投资找死，已经到处都是过剩产能，你再去投资你是找死，企业不投资了，就剩下政府。

过去我们一直是投资驱动的经济，现在企业不投资了，政府投，政府投两个问题出来了，一个问题是往哪儿投，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非常现实的两个问题。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还严重。钱从哪儿来？我们给政府算算帐。我们有很多企业都在希望，都在一厢情愿幻想今年政府再放水，重新启动经济，大家日子又好过，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样的幻想。因为给政府算帐，就知道不会再有4万亿了，因为政府没有钱了。

第二，比钱的制约更为紧张的是，政府没有项目了。往哪儿投，在座各位搞制造业的，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你往哪儿投资？如果你们找不到投资机会，政府往哪儿投，4万亿主要投在基础设施了，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能够表明基础设施过剩的，看看铁路就知道了，铁路连年亏损，为什么铁路不提价呢？铁路是垄断经营，他敢提价吗？铁路提价是什么结果？火车票提价是什么结果？

他提价的话，飞机就比它有利了，虽然在铁路行业他是垄断者，但是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和他竞争，当然现在是买票难，我不坐铁路可以坐汽车，再不行坐飞机，所以，这说明你不敢提价，这样铁路自己没有办法提能，于是就发铁路债，但是铁路债发不出去，他自己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财政部出面给铁路债的发行减资本利得税，减了资本利得税还是发不出去，最后怎么发出去的？

由财政担保，才把铁路债发出去，这说明大家根本不看好你的财务状况，你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老百姓能够支撑的范围，一直是亏损，离开了外部融资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基础设施过剩，很多公路也是亏损的，政府投资往哪儿投？大家恐怕还有一点幻想，政府花钱，经济又好转了。

我想跟大家讲的，没有4万亿了。第二个想头是货币放点水，也别想了，货币也不敢放水。为什么？卷土重来，通货膨胀已经见顶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实际通胀的情况比官方数字表明的要严重得多。货币一松，通胀卷土重来。所以，到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这个传统的增长模式确实遇到了大麻烦，现在在市场力量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转型，过去那种粗放的依靠投入来经济增长，靠大量消耗资源，消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来维持企业扩张的模式现在都要转了。

我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一二年不转就出问题，企业一二年不转就要倒闭，只是希望各位能够提高对于转型迫切性的认识。危机的出现是或迟或早，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债那样的危机，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出现经济大幅度滑坡，但是我认为，在今后一两年中，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下滑是大概率事件。

企业怎么办？企业如果意识到传统模式走不下去了，大家有的办法比我想得多。我毕竟不是搞企业的，企业的转型最重要的是什么？总重要的是反思过去我们企业发展的模式，要往前看。过去我们是靠低成本扩张，低成本扩张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在人为地压低企业的成本，现在从成本这一方来说，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每年上升20-30%，大家都感觉到了。

土地成本都在上升，这样的土地制度，这种依靠剥夺农民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随着对农民地权保护的越来越有效，土地的价格将逐渐靠近它的市场价格，当土地的价格靠近它的市场价格时，农民的机会成本跟着上升，它所要求的工资会越来越高。

资本的成本，会随着利率的市场化逐步提高。因此，低成本扩张，环境成本，各位想想北京人对PM2.5的愤怒，想想国民队环境污染意识的提高，大家都可以预期一下将来的环境成本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资源的成本和能源成本都在上涨，煤的价格，能源价格，油的价格只涨不降，所以整个经济和企业低成本扩张的模式，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转不可的时候了。企业转型怎么转，不能靠低成本的扩张，企业为了在成本的不断上升中，保持住自己的利润率，要从利润公式的另外一端想办法，也就是从价格上想办法。

过去我们只会降低成本来进行扩张，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下如何通过提高价格，如何提高价格来避免成本对利润率的挤压，在这一端上我们的企业刚刚开始探索。我们的企业在成本控制上，已经非常好了。我说的是民营企业，我们企业对成本控制的水平相当高，我们企业差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企业差在提价，不会用提高价格来提高利润，这个思路要转换过去，从成本到价格。你要提价，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垄断能力，哪怕局部和暂时的，定价能力和垄断能力是连在一起的，局部暂时有垄断能力从哪里来？从企业核心竞争力来的。

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优势，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能做的，别人不能做的，或者是别人很难做到的。过去我们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习惯性思维是他能做的我也能做，现在这种思维已经不行了，现在的思维必须换成，他不能做什么我也能做，要有差异化竞争，要有你独特的产品和独特的服务，一定要有一个绝招，比如说冯仑的绝招就是走到哪儿一讲黄段子别人都撤了，这就是冯仑，这就是绝招，这就是怒波邀请他的原因，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的核心竞争力是宏观，我一定要在宏观的分析上做得最好，我可以讲出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

我并不是讲别人能讲的东西，我讲别人能讲的东西，我没有定价能力，我必须要讲别人不能讲的东西，企业也是这样，你在市场上有你独特的绝活，才能形成局部暂时的垄断，在局部暂时垄断的保护下，你获得一定的定价能力，来把成本的上升传导到下游去，而要获得这样的绝活企业要不断的创新，不是规模的扩张，而是要把心思和资源投入到创新上来。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说明，我对于垄断的鼓吹很容易被报社媒体误解，今天因为有报社媒体的人在这儿，所以我要多说一句，我不多说一句，他们多说一句，我就惨了。我在这里讲的垄断，是由企业自己核心竞争力所形成的暂时的和局部的垄断，而不是行政垄断。这种垄断的意义是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是企业进行研发所必须的，是企业进行创新所必须的，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创新的竞争，是创新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你要让我竞争，你要让我研发和创新，我要有手段和资源，资源从哪里来，就是暂时局部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我可以投入到研发上，我可以投入到创新上。

那么，这个超额利润，暂时局部的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不能闭上眼睛指责垄断，我们所能指责的垄断只有一个就是行政垄断，因为行政垄断不必依靠创新来进行竞争，它是吃皇粮的，民营企业没有这个奢侈品，它必须自己通过创新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我创新要有额外的投资，额外的投资需要有超额利润，暂时局部的垄断就带来了这样的超额利润。但是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暂时局部的垄断有超额利润，它吸引着更多的竞争者来进入到这个市场上。

所以我们说市场垄断不可怕，从市场垄断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不可怕，它不光是支持了创新，而且超额利润本身就是垄断的摧毁者，只要你赚超额利润，我也想去赚，我就要进去和你竞争。我就要分你的超额利润，使得逐渐趋向行业平均利润，直到新的创新来到市场上，又有超额利润的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一般性的看到垄断就打，而是要看到垄断和竞争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上为许小年教授在2012年1月9日出席“商会的力量：中国经济转型与商会传承和作用论坛”时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