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gpio引脚介绍:旧中国农村的灾荒

旧中国农村的灾荒  

2010-10-23 14:26:35|  分类： 农民土地问题 |字号 订阅

   除了田租、赋税、高利贷等残酷的剥削外，旧中国的农民还经常受到各种灾荒的沉重打击。

  灾荒，一般是指水、旱、风、雹、霜雪、地震、虫、瘟疫等自然灾害，但也包括兵灾、匪灾等人为的灾害。在旧中国，可说是年年有灾，灾荒遍地。灾荒的频繁与严重，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

一  历年灾荒概况

    关于旧中国的灾荒，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一书有比较简略的介绍，据该书说，清末的灾荒以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最为严重。马罗利在《饥荒之中国》一书曾说：“至今中国人脑海中，所能追忆灾情最重之一次饥荒，乃当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九年间。……在此三年中，山西、河南及山东之一部分，毫无雨水。据华洋义赈会报告云：在此次空前巨灾之时期中，因受饥饿疾病及强暴之侵迫而牺牲者，约有九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人之多。”[1]

    该书还说：在民国成立以来的26年中，“各种灾害之大者，统

计其频数，竟已达七十七次之多。计水灾二十四次；旱灾十四次；地震十次；蝗灾九次；风灾六次；疫灾亦六次；雹灾四次；歉饥二次；霜雪之灾二次。且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2]

    该书根据历年的《政府公报》及各种报纸，曾将民国成立以来历年的灾荒实况列举如下；

    1912年，湘、赣、闽、粤各省大水。

    1913年4月，江苏地震。8月，直隶永定河南岸决口，冀省灾情最重。又，江淮泛滥，赣、豫、皖大旱。12月，云南地震。

    1914年7月，粤、桂、湘、赣等省水。11月，濮阳黄河决口，川、湘、鄂大旱，苏、皖两省虫害，被灾面积660万亩。

    1915年5月，濮阳河决口。8月，黄河决口，浙、赣、皖、鄂、湘、鲁、粤、辽、黑大水，11月，天津地震。

    1916年8月，江苏水，江北、淮河、运河一带大水，灾区达34000方里。

    1917年，冀、鲁、晋水，冀为最重。全国受灾达1万方里，灾民635万人，冀省被灾县份共103县。2月，皖、鄂及长江沿岸一带各省地震，云南地震达3小时之久。

    1918年，湘、鄂、鲁、豫、闽、浙、赣、粤等省均水。2月，闽、粤、苏、浙4省地震。

    1919年，豫、湘、鄂大水。

    1920年，陕、豫、冀、鲁、晋5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占全国2／5，死亡50万人，灾区317县。2月，陕、甘地震。

    1921年6月，川边地震，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区域罹灾最重。灾区达27000方里，鲁、豫、晋3省被灾区域148县，灾民9814332人。

    1922年，苏、浙、皖大水，浙最重，3省灾民共1200万人。湘省旱。9月，武昌、汉口等处飓风，江水汛溢。汕头飓风，海水高出堤岸丈余，全区房屋悉被冲没，死伤人数万。

    1923年，水旱遍及12省，受灾面积1万方英里以上，死亡人数在10万以上，损失财产无算。

    1924年，闽、粤、湘、桂、鄂、豫、赣、冀、鲁、川、察、辽等省大水，淹没1325人，灾区面积5000方里，财产损失12500万元。沿黄河各县禾稻漂没，鄂灾奇重，灾区100余县，庐田漂没，民无所依。河北大水，被灾面积5000方里，损失2500万元。

    1925年3月，云南大理地震，先后2次，灾情奇重，灾区占全省2／3，房屋倒塌，焚烧无数，压死者不下万余人，冻饿死者三四千人。冀、粤、桂等6省，均有虫灾，损失财产约1300万元。蜀省饥歉，被灾达80余县，饿死者3000万人，流离失所者不可胜计。8月，黄河南岸大堤在黄花寺附近决口，被淹区域2000方里，灾民200万人，被灾村镇共2000余村，财产损失数千万元。滇、鲁被灾面积800方里，财产损失2000余万元。蜀省疫病流行，罹者20万人。江西附近良田尽成泽国。

    1926年，鲁、皖两省大水。鲁省南岸，堤坝冲塌，淹没面积800方里，损失2000万元以上。

    1927年5月，甘肃地震，被灾20余县，压死者37000余人，受伤约4万余人，房屋倒塌4万间。鲁省蝗、旱灾尤重，受灾者900万人。长江下游大水。甘肃武威县渠涨，被淹人口700余人，冲没乡村143村，冲毁房屋1300余间，牲畜死亡2000余头，田亩被没不计其数。

    1928年，绥、晋、赣、黔、湘、皖、川、浙、滇大水，皖尤重，仅稻作1项，损失400余万元。冀、鲁、豫、陕、甘、察、热、黔、闽、鄂、苏、粤、桂遭旱，被灾535县，灾民3339万余人。共计是年水旱被灾区达21省，共1093县，灾民约计达7000万人以上，被灾县份占全国14％，灾民占8％。浙省受虫害最重，约损失1亿元。

    1929年，陕、甘、豫、晋、察、绥、皖等大旱，灾民3400万人，其他各省均有罹及。川、鲁及陕北等地有局部水灾，苏、皖、鲁、赣、豫、晋、鄂、冀受虫害，沿湖一带损失达20265000元。

    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均水、旱，被灾县份达517县，灾民21113078人，死亡10860人，损失201829628元。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以上各省罹虫患县份188县，灾民8724770人，死亡21392人，损失153387705元。罹风雹灾民达300万人，损失3000万余元。

    1931年，苏、皖、赣、鄂、湘、豫、浙、鲁8省大水。被灾区域达32万平方里，灾民1亿人，被淹田亩25500万亩，被淹人口265154人，农产品损失45700万元，被灾290县。其中以皖省灾情最重，占8省22％，县份44％，中间有131县大地沉没数月，损失每户平

均达457元。因江、淮水患，被灾区域多罹疫病。陕、甘、川、热等亢旱。陕、湘、热虫。   

    1932年，豫、陕、皖、甘、青、鲁大旱。晋、陕、豫等省均霜雹，灾区达数十县，晋尤重，5县损失甚巨。吉、黑、晋、豫、皖、赣、冀、湘、陕、鲁、粤、北满等大水灾，晋尤重，淹没70余万亩，灾民达数千万人。鲁、皖、豫飞虫灾。

    1933年8月，黄河决口，被灾3642514人，死亡18293人，房屋倒塌1685369间，淹没田亩12742674亩，牲畜伤害63639头，损失232214648元。绥、晋、冀、豫、鲁等省影响颇巨。河北省各河堤决，淹没数十村庄，农田4万余顷。黄河上游堤溃，溺死2000人以上。河南滑县尤重，被灾面积达5000余方里，灾民30余万人，淹没房屋45万间，死亡不计其数，财产损失3000余万元。山东被灾区20余县，灾民百余万人。湖南四大河流大涨，田庐淹没。扬子江上游水势奔腾而下，江水暴涨，沿江各县被淹没。安徽10余县水，江西14县水，损失数百万元，灾民10余万人。甘省暴风雨，淹没屋宇田园，又地震，瘟疫流行，疫者50余县，人民损失甚大。晋疫病几遍全省。陕、粤、豫、黔、晋、滇、青、宁、绥、闽等省旱，被灾达70余县，财产损失尤巨。豫、皖、冀、浙、湘、陕、晋、苏、鲁等9省蝗灾，被害面积6863033亩，损失14779215元。陕、豫、晋、甘等省冰雹风霜，被灾达100余县。山西太原附近冰雹大如卵，损毁农物甚重。

    1934年，鄂、湘、豫、冀、晋、陕、川、皖、赣、闽、察省水，淹田地363491000亩。黄河决口，长垣、濮阳一带尽成泽国，直至翌年3月，仍大水围城，灾情奇重。苏、皖、浙、鄂、豫、赣、滇、陕等14省，313县旱、水、蝗灾，损失达10亿元。本年水、旱、蝗灾，农田被灾面积1600余万亩，损失约1300余万元，受灾9省195县。7月粤大风，房屋倒塌无数，拔木沉舟。又12省89县风霜灾，安徽旱，饥饿死者不下数千人，逃亡者数百户。

    1935年，成都地震3次。九江等县饥民多自杀。长江、黄河泛滥，鄂、湘、赣、皖、冀、鲁、豫、苏8省，被灾面积64904496公(方)里，灾民20595826人，财产损失415701905元。就灾民人数计算，每人平均损失20元。东北各地水冲毁桥梁，溺死男女500余人，

灾民9000人，被灾23县。冀、赣、苏、豫、鄂、浙、闽、晋、皖、江、陕、湘等省旱，又虫灾8省68县，疫风雹12省89县，农作物被害成数达54％。又浙、闽、粤、黔、陕、晋、甘、宁、辽9省均水，全国被水灾县份330县，灾民2300余万人，财产损失84000万元。又，晋、陕、鲁、皖，旱。

    1936年12月，太原地震。四川饥饿，死700余人，饥民争食树皮草根充饥，不下10余万人。皖西之六安县，饿毙数千人，逃亡数百家，饿殍载道。苏北淮阴、泗阳等县瘟疫流行，黑热病，达2000余万人。浙江杭县1县螟蝗，损失稻谷6900担，价值75600元。河

南汲县以北蝗害，禾苗殆尽。河北旱，大风，苗麦枯萎，灾民食树叶野菜。河南、四川旱，秋粮无着，灾民达87548人。

    1937年，皖、陕、蜀、豫、黔、桂、宁、贵、鲁、甘等省旱，灾民食树皮、榆叶等充饥，蜀豫尤重，蜀省饿死3000余人，灾民3000余万人，被灾县41县，占全省9／10。豫灾民达千万人，受灾县数十余，占全省灾区1／3。豫、闽、粤、冀等省瘟疫流行，粤定安县鼠疫，死者不计其数。豫省孟津、鄢陵、洛阳等县风，苗麦被害，秋收无望，损毁房屋无数，灾民达30余万人。甘肃及豫西各县，饥民鬻妻卖子度日，倒尸载道，乞食者达万余人。湘临澧县稻苞虫为害甚巨，损失50％，害田400亩。四川虫灾亦烈，被灾区域占全省4／5，灾民2000万人。浙省虫，损失谷2610440石，值银7831320元。又，川、黔、桂及陕北荒旱，闽泉州、福清、莆田、惠安、晋江等县瘟疫流行。

    《中国救荒史》在列举上述灾情之后说：“以上直接汇集所得，漏略或不可免，然已足以见民国以来灾情之惨重矣!”[3]

关于1938年以后的灾荒，江沛在其硕士论文《饥荒的华北——30—40年代的华北灾荒与农村社会》一文中，根据有关资料，列举了几次影响较大、为害甚广的灾情。文章说：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在花园口决堤，淹没豫、皖、苏境内60余县，使89万人丧生，5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39年7月，日军乘河水上涨之际，扒堤决口185处，淹没良田17万顷，村庄100多个，造成冀中数十年未有的大水灾。1942年，水、旱、蝗、风、雹灾接踵而来，灾情最重的黄河两岸，仅河南1省就有110个县受灾。1945年底至1946年初，在全国发生的灾荒影响到3300万人，有的外国人曾说“这可能是战后初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中发生的最严重和最广泛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1949年，灾情仍然是严重的。据1950年1月18日内务部研究室所写的《救灾工作及其问题》报告说：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达1亿余亩，灾民约4000万人，灾区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区及陕西等省。华东地区受灾面积5256万亩，灾民1642万人，以皖北、苏北、山东等地的水灾较重。华北地区受灾面积4720万亩，灾民1143万人，以河北、平原两省的水灾较重。中南地区受灾面积2266万亩，灾民875万人，以河南、湖北、江西之水灾较重。东北地区以北满的旱灾与辽西的水灾较重。西北地区的陕西关中，被淹60万亩(全部尚无统计)，山西6项受灾面积共345．94万余亩。[4]又据陈云在1950年4月10日的《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报告说：此年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12795万亩，灾民共约4000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的重灾区，共2800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700万人。[5]   

以上是有关全国的一些灾荒情况。下边，再让我们看一看两个具体县份。   

在河北定县，从1915年至1926年的12年中，即发生各种大小灾害26次，平均每年2次，其中以水灾和虫灾的次数最多，各7次，各占灾荒总数的27％；雹灾次之，计5次，占灾荒总数的19％；旱灾、病疫各3次，各占灾荒总数的11．5％；霜灾最少，仅1次，占灾荒总数的4％。[6]  在山东昌邑县，从1912年至1949年的38年间，就发生大的灾害14次，其中雹灾1次、旱灾1次、水灾6次、虫灾5次、海潮1次。1929年夏旱，秋又大旱，禾苗枯死过半，粮米昂贵，饥民四散逃荒。1946年8月，潍河决口25公里，县内南北45公里一片汪洋，农田淹没，房舍冲塌。1939年7月的大海潮，海水侵入内地35公里，盐滩冲毁，农田淹没，庄稼绝产。[7]    除各种自然灾害外，还有频繁而严重的兵灾、匪灾等人为的灾害。所谓兵灾，就是军队的直接摊派、搜刮、抢掠及战争的破坏。江沛在其硕士论文中，曾援引如下材料说：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逆军征兵派款，搜刮粮米，所过之处，十室十空”[8]。从1930年春到1932年夏，河南郧县先后驻军3支，这些军队“除官兵给养外，更迭派特别捐款，以供购买枪弹，扩充势力之用。或更苛索滥征，恣意支用，累千万而不已。故郧县之菁华耗竭，元气销亡，诚非一朝一夕之故”[9]。1932年，山东军阀韩复榘与刘珍年大战，掖县受害最重，“刘珍年下令自行筹备给养后，民间一切金钱、粮食、牲畜、衣具……，凡民众所有，扫数被搜去，虽一草一木，亦无存留……沿城五里内豆禾均未收获，赤地数百里，除残瓦破垣外无别物。其他人口、牲畜，死伤狼藉，大车牛马，征集一空，所有一切，损失净尽”。[10]   

除了军事的摊派与搜刮外，连年的战乱更造成惨重的直接损失和破坏。例如1924年9、10月间的齐燮元、卢永祥之战，使松江、青浦、嘉定、太仓、宝山、昆山、金山、奉贤、上海等9县“间里为虚，居民流散”。战事初了时，黄炎培等为救济的预备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说：“……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固于战后之焚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妇女迫于奸淫……”[11]   

除了兵灾，还有匪灾，而且兵、匪往往相互勾结，残害农民。张介侯在《淮北农民之生活状况》一文中曾说：“淮北自改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揭竿为旗，聚众千人，有钢枪盒子炮犀利之军械，横行乡曲，集镇为墟。每破一圩，死伤者以百计，掠去者称是；其家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之所值，名曰财神。所至大小农俱弃家而逃，佃户则与之周旋。逃亡之家，匪至必焚其庐舍，往往周围百里内，赭垣斗立，鸡犬不闻……。逃亡之人，匪去归来，四壁之外，欲食无粮，欲炊无薪，又无，农具以供操作，家人饮痛，斯真人世之至惨者也。”文章还说：“匪兴之际‘军队必下乡剿匪，……然前驻淮某师，每出剿匪，除要民供应外，入室搜索，稍有值钱之物，即怀之而去。匪所经处，则目为匪巢，鞭挞其家人，燔其庐舍，罗其器物，捆载而归。且对于小农，索财物不遂，则诬以通匪之名，饮恨而死者，不可计数。又往往与匪通声息，兵至则退，兵退而匪又至矣。故有匪到如梳，兵到如篦之谣。可怜甚矣!”[12]   

又如河南项城，1926年9月被山匪老鸡子两次破城劫寨，盘踞月余，房屋被焚烧2万余间，财物损失约1000万元。1927年11月又受山匪李老末蹂躏70多天，淫杀伤亡3000余人，焚烧房屋4万余间，损失财物在2000万元左右。新蔡县历年所受的匪祸更是厉害，共有受灾村庄2967个，受灾户数29905户，伤亡12609人，被拉35204人，焚烧房屋72354间，财产损失合银元13368928元。山东高密1928年4月被土匪占领以后，勒索饷银初时半月一次，不久10日一次，后更每日一次，每次每户勒交15—16元。官厅方面虽有枪械发给，但每户须交40—50元。后来土匪破城，按照领枪名册勒令交枪，不交的每户罚洋300元。同年，山东昌邑被土匪占领，向各村勒索粮草，陶埠只是一个700户人家的村子，每日竟被勒交面粉2500斤、粟2500斤、草3000斤。[13]

二  灾荒频繁的社会原因及后果   

旧中国的灾荒之所以频繁，除了自然条件本身的原因外，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以及连年的战乱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都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政府的腐败、治水经费的挪用以及对林木的砍伐、沟渠的填塞等人为的因素，更是天灾频繁的直接原因。许涤新在1934年9月写的《灾荒打击下的中国农村》一文就说；“经费无着，阻碍了筑堤工作，使江防河防，空有其表；沟渠之填塞，取消了吐纳之作用，一雨便可成灾；林木之伐尽，绝灭了调节气候之功能，于是水旱之灾便容易发生了。同时农民因过度之穷困与饥饿，平时既不能讲求卫生，病时又无力延医服药，加以饥饿致毙之人，弃尸遍野，烽火兵祸之途，暴骨平原，于是疫病便相继而至了。人祸造成了‘天灾’的条件，‘天灾’岂不是‘人祸的继续’吗?”[14]    许涤新列举了4条具体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另外，他还指出；“人们不但毁坏防御水旱的条件，有时甚且直接造成灾祸。”他说据1933年9月《申报》所载，四川军阀在攻夺灌县的战争中，一方“决堰死守”，致使“沿河十余县，泛滥成灾，禾稼淹没，农事堪虞”；一方毁堰进攻，致使“外河水涨，沿河各县均受水灾”。[15]   

江沛在其硕士论文《饥荒的华北》中也指出，除了人们任意砍伐山林、开垦荒地等原因外，“政治腐败也是造成灾情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官僚作风，对灾情估计不足，导致准备工作不够而无法控制灾情的发展；不了解具体情况，对防灾建设敷衍塞责，漫不经心，又造成本不该发生的灾害；救济款粮本来就如‘杯水车薪’，贪官污吏又从中层层克扣，贪污挪用，从而大大加重了灾情”。 

1950年1月18日内务部研究室在《救灾工作及其问题》的报告中分析1949年灾荒严重的原因时，除了指出自然的因素以外，也指出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原因。一个原因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但无所谓水利建设，河堤失修，百孔千疮，一触即溃，而且其军队为了顽固抵抗，恣意破坏河堤，砍伐树木，挖掘战壕，甚至在溃退时有意破坏江堤河防。如安庆专区江圩堤全遭毁坏，洪水袭来，抢救无效，几乎全部溃决。又如平原省黄河以南，初则放水归故，继则以飞机炸堤，历次抢劫烧毁，民财破坏无余，以致灾情加重。另一个原因就是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如湖北江汉地区近20年来，封建集团在泄口处借势围垸，各堵一方，形成小垸鳞片分割，湖水泄路迂缓。汉川之瑞湖垸筑成，使上面彭公垸10余万亩尽成湖沼；监利各垸不开闸，使潜江监利百余里长地区年有水患。只顾私利，以邻为壑，致使灾情转重。因此可知，灾荒是旧社会留下的一个负担。[16]   

至于灾荒给中国农村造成的影响，许涤新在《灾荒打击下的中国农村》一文指出了下列5点：“一为加剧商业资本之剥削；二为加深高利贷之榨取；三为加速土地之集中；四为造成急性的饥饿与死亡；五为促进农民之离村与骚动。”[17]    江沛在其硕士论文《饥荒的华北》一文中，则指出灾荒不仅使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昔日良田一片荒芜，田地价格直线下跌，农村经济全面恶化，而且使伦理道德颓丧没落，农村社会迷信风行，农村社会动荡不安。总之，灾荒“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且危及了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使“农民正常的生活被打断，农村社会陷入了一种由灾荒导致的无序、混乱状态”。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后面还要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本文为《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1] 邓云特：《中国救灾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2] 邓云特：《中国救灾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8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l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l页。

[6] 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第750页。

[7]《昌邑县志》，1987年版，第79—82页。

[8] 张钫陈报豫省兵灾惨重请赈济上国民政府等机关电，1930年10月2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25页。

[9]河南各县乞赈文件，1933年，见华洋义赈会档案。

[10] 马乘风：《最近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第1卷第l期第15页，1933年4月。

[11] 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611页。

[12] 原载《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2—613页。

[13]  陈翰笙：《难民的东北流亡》，1930年，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14]   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l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464页。

[15]  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l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464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1—32页。

[17] 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