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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

　　在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廉政观念开始萌芽，最初表现为“重民”、“仁政”、“尚贤”等与廉政有关的政治思想以及用“君子”、“小人”、“礼”、“义”、“信”、“忠”、“仁”、“正”、“俭”、“廉”、“勤”等规范，对统治集团成员的从政道德修养进行品评。在这方面，墨家是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的学派，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法家则较早地把廉德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者，政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

　　首先，要求官吏以廉洁作为从政的志向之一。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就提出“九德”，作为当时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德目，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据《周礼》记载，周公规定从六个方面对官吏进行考核：“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也是较早的考核官吏方面的廉政措施。孔子主张：“欲而不贪”，“见得思义”。孟子则明确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也说：“为官长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一个官员在为官居仕的过程中，必须从廉政出发，方可勤政。

　　其次，廉政之德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西山政训》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从古到今，要求每一位官员真正能够做到“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做得好的事。

　　最后，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内容上不单是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养民”，给人民带来“丰财”。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将廉政范畴赋予功利主义的政治内容，他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又说：“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这就将廉政的目的在内容上作了拓展，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国强民，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

　　从秦汉开始，历代执政者为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断汲取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廉政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径。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是为了达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禄制度，以纪律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并用法律手段惩治贪官污吏，这三个方面都突破了单纯依靠道德规范搞廉政建设的局限性。它通过有软有硬、有予有夺、有恩有威的规章和法制，力图把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历代王朝政权，在政治体制上还专门设置了察廉之官。《通典》官制中有廉访使、廉使之类官名，宋代改走马承受官，为廉访使者，元代置肃政廉访使者，分察各道，明清改为提刑按察使。从实际效果来看，察廉官的活动对历代王朝各级官吏的操行确实起到了重大的威慑作用。在我国古代，为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还有一套奖惩办法做保证。在对贪污腐败之徒严惩的同时，要对“清官”、“廉吏”进行一番褒奖，以励廉风。

　　二、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对现时廉政建设的启示

　　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为：通过规范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政权自身调节的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对清明，从而有利于阶级矛盾趋向缓和，为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其次还表现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环境，在有关廉政的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涌现出了一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操守气节的清官廉吏。

　　而且，我国古代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首先，让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最根本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官员的行为要对人民负责，改变以往的根深蒂固的“官老爷”思想的影响，让官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当人民主权的思想根植在每一个官员的心中，腐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次，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做起。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美德对于预防腐败的发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第三，“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现在，注重官员的德行操守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