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wifi驱动电脑版: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作者：雅克·勒戈夫[法]       张弘 译 卫茂平 校

译者序/1

引言/1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1）/2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2）/13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1）/24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2）/36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1）/43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2）/54

新版后记/59

中世纪大事年表/64

译者序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50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全书考察了这一特殊类型的“手工劳动者”的产生、演变、分化及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有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情况，叙述脉络清晰，文笔要而不繁，被公认为西方当代优秀的史学著作。1985年又由原来出版该书的巴黎索伊尔出版社发行新版。新版在内容上未作修改，由作者在“后记”里回顾总结了近30年来西方中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增附了一份包括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各文字的有关论着的详细书目，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书对深化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有启示。

作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1924年-），法国著名史学家，著述宏富，是“新史学派”在欧洲的代表，现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

中译本据德译本译出，德译本所根据的即是上述1985年索伊尔出版社的新版。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卫茂平副教授仔细校订，译着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

张弘    1990年12月

引言

一场惊心动魄的轮舞，在中世纪末期把人世间的不同等级，也就是社会上的各阶层，拉入虚无境界，这是没落时期的感伤主义所赞赏的事，除了拉着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平民百姓之外，还使一些对事物的看法跟修士和神甫不尽一致的教士卷入。这些教士是西方中世纪国家一个独立世系的后裔，知识分子世系。为什么本书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标题（这同一个词“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在学者、讲师、教士、思想家这些词汇中（思想领域的术语一向就是含混不清的），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词确切表明一个轮廓清楚的群体：学校教师的群体。“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它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13世纪的西格尔·德·布拉邦是先驱，他提出了“哲人”（philosophus）这个名称；但我在这里不用这个词，因为哲学家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人。这个词源出于古典时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

所以，丰富的中世纪思想成果的著名代表人物，也不包括在这本概论中。倘若我对于这一高要求不心存疑惧，不怕误用那些今天被人糟蹋了的概念，我就会把这部概论加上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导论》的副标题了。无论是幽居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神秘论者，还是远离学校天地出没在别的圈子里的诗人或历史学家，本书都不涉及，至多作为对比附带提到。甚至高踞于西方中世纪思想界的但丁，尽管他形象高大，也只是作为像中国的皮影戏里那样的人物出现。虽然他上过大学（当时他真的在巴黎的福亚累街待过吗？），虽然他的著作从14世纪末起就在意大利成为模范读本，虽然西格尔的形象以少有的感人诗句出现在他的《神曲·天堂篇》里，但他还是跟随维吉尔穿过幽暗的森林，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与我们的知识分子踏上或选定的不同的路。其他如吕特勃夫，约翰·德·墨恩，乔望和维庸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在各自的岁月在学校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也只限于在这里才被提到。

因此，书中我只就中世纪思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诸多类型中的一种学者类型进行探讨。我不否认其他思想学派和其他精神巨匠的存在和意义。但这里要处理的学者类型，在我看来对西方思想史是如此值得注意，如此足以说明问题，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也清楚明确，它的概况和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外，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时，极不恰当地用了它的单数形式。我希望本书下面的篇章将表明这个词的内涵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阿贝拉尔到奥卡姆，从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到约翰·热尔森；从西格尔·德·布拉邦到贝萨利昂，他们各有着多么千差万别、完全不同的资质脾性、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啊！

给作为学者和教授，作为职业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下定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会僵化成精神的倒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会蜕变为怪癖和躁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性格执拗的人，冒有陷入冥思苦索的危险。作为科学工作者，等待着他的是辛劳憔悴。难道他没有作为批判家破坏原则，到处抹黑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他们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中世纪虽然曾嘲笑这些迂腐的学究，倒还没有这么不公平。耶路撒冷的陷落并不曾归咎于大学成员，亚述宫廷的灾难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成员。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德·布拉邦。

第一章: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1）

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疏忽地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12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我依旧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认真劲儿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12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佯。12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这幅有名的图象，表现的正是文化进步的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历史进步的要义。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是停滞的，在西方各国取得胜利的教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

这里说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组成封建社会结构的修士们的意愿——置时代于不顾。后来当基佐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认为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环并在自行变化），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马达，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尔的伯纳德也正是这样说的。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日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廷、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这些书由图书馆大量接收下来。现在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就这方来说，东方拉丁国家信奉基督教的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接壤的前线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是军事冲突和十字军东征的前线。这里交换的是拳打脚踢，而不是思想和图书。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一本著作溜过这条战线。接收来自东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两个联络点：意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这里无论是穆斯林对西西里和卡拉勃里的暂时占有，还是基督徒的复地运动（Reconquista）都不曾妨碍和平的交易。

访寻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一直深入到巴勒莫，在这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腓特烈二世，凭着他们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与阿拉伯语这三种语言的办公机构，出资兴建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复兴运动宫廷。基督徒们也来到被异教徒于1087年重新占领的托莱多，在那里，从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译家在大主教莱蒙德的保护下工作。

翻译家

翻译家们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贝拉尔对此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这样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科学的语言是拉丁语。阿拉伯文的原文，用阿拉伯文改写的希腊文本以及希腊文的原丈，或由个人，但大多由工作小组进行翻译。西方的基督徒寻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帮助，也接受犹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帮助。就这样所有的语言能力被聚到一起。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在一次巡视西班牙的克吕厄维新教团修道院的过程中（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教复地运动期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第一个想到，不是在军事领域，而是要在思想领域制服穆斯林。为了批驳穆斯林的教义，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明了的想法，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尽管人们把邪教的亵渎称号或异教的恶名加到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说上，人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反对它，那就是用写作。但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正像犹太人记载的，他们当时曾非常钦佩耶稣使徒们掌握熟练的语言——，拉丁人，首先是新时代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语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因此他们既无法看出这一异端邪说的荒诞不经，也不能堵死它的通路。为此我心急如焚，焦虑之火使我憔悴。因为没有人挺身出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状况，我感到愤慨；拉丁人看不到这种腐败的原因，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力抵抗。所以我寻访了阿拉伯语专家。这种致命的毒药通过这种语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过恳求和使用金钱说服了他们，把这些不幸者的历史与学说，甚至也把他们叫作《古兰经》的法典，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为使译文准确可信，保证我们的充分了解不致有错，我已让一名萨拉逊人帮助各位参与翻译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克特的罗伯特，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托莱多的彼得；萨拉逊人叫穆罕默德。在完成对这个野蛮民族图书情况的彻底研究之后，这个翻译小组合作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并为拉丁语读者出版了它。这一工作完成于公元1142年，即我赴西班牙并会见百战百胜的西班牙国王阿尔封索陛下的同一年。”

我们作为例证提到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的这个打算，很接近我们所关注的翻译活动。基督徒的翻译家们在西班牙专心致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文献。这位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强调，他只能借助于一笔慷慨的补偿费保证给专家们提供一点帮助。他们短时间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理应有更多的报酬。

这些12世纪的翻译家们，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像威尼斯的雅各布，比萨的布昆狄奥，贝加莫的摩西，在拜占廷和北意大利工作过的列昂·图斯库，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阿里斯蒂波，巴斯的阿德拉尔，蒂沃利的普拉东，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克特的罗伯特，桑塔拉的雨果，冈第萨尔维，在西班牙的克雷莫纳的格哈德，他们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他们填补了空白，这是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这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此外，比这些材料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有方法。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断力，以及冲击“旧逻辑”（Logica Vetus）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新逻辑》（LogicaNova）。它包括两个“分析”：《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正位篇》，《批判篇）：“对智者的批判”（Sophistici Elenchi），并借助于重新获得很高评价的鲍依修斯而广为人知。这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的。

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阿拉伯人所做的特殊贡献：阿尔－卡里兹米的包括代数在内的算术，这在13世纪初比萨的列奥纳特引进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之前，实际上是印度数字，是从印度经过阿拉伯人传过来的；拉吉（基督教徒称之为拉泽斯）的医学，而主要是伊本·西纳（或阿维森纳的医学，他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典》（Canon）可能是西方国家医师们最重要的参考书；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还有使拉丁人狂热追求长生不老药的炼金术士；最后是哲学，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和阿尔·法拉比与阿维森纳，并对他们的著作作了有力的综合。通过许多著作，阿拉伯人还给基督徒带来了表示数码、零、代数的词语，同时还有商业词汇，如“集市”（Basar），“支票”（Scheck），“海关”（douane），“市场”（fondouk或fondacco）及“税”（gabelle），等等。

赴意大利或主要去西班牙的求学者大量增多，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让我们以英国人莫雷的丹尼尔为例，他对挪威大主教叙述他求知的历程：

“对学习的热切渴望把我从英格兰赶出来了。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书中是用描金文字誊抄的厄尔丕诺斯的训条；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打着星号或×号。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我就一边盘算如何逃脱困境和怎样才能学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艺术’，一边同他们顺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开他们。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学说，它们差不多只由四大学科组成，在托莱多很盛行，我赶紧设法去那里，让自己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因为朋友们叫我回去，请求我离开西班牙启程回家，我带了一批珍贵的图书回到英格兰。人们告诉我，在这里人文学科不为人知，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完全遭遗忘，这只对提多和塞优斯有好处。我深感痛苦，为了不让有一个希腊人屈居在罗马人之下，我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以便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向繁荣兴盛……当涉及创世时我引用的是异教哲学家而不是教父们的论证，对此不应当有人感到恼火，因为虽然前者不属于基督教的信徒，但他们有些格言，只要是充满信仰的，就应当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来。上帝也晓示过我们，摆脱了埃及人的魔法以后，要掠夺埃及人的财富，好让希伯来人从此富足起来。让我们同样遵照上帝的训示，并在他佑助之下，掠夺异教徒哲学家的智慧与辩术，洗劫这些无信仰的人，甚至夺走利用他们的外壳，在信仰上来充实我们自己吧。”

莫雷的丹尼尔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陈旧的一面。12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些东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对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进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译的工作，这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吸收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东方的贡献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最为重要的中心沙特尔和巴黎，及传统的中心拉昂、兰斯和奥尔良，都位于那些商业交易与产品加工地区——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就像阿尔奎围预言过的，以及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咏唱过的那样，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文化，它将使法国成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第一个继承者。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断增长的声誉，巴黎是这些中心中最辉煌的一个。教师们和学生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往东进而到圣维克多神父会学校，往南则登上山坡，山顶上是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属的那所大学校。除了圣母院、维克多神父会和日诺凡瓦神父会的专职教授外，较为独立的教师，那些“获准”的教授——他们得到了学校以大主教的名义发给的授课准许证（Licentia docendi）——在他们私人住处或者在他们能够进入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巴黎的声望起初要归功于出色的神学课，它们构成学校课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辩证法课程。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胜利实现。

这样，巴黎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灯，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魔鬼的罪恶渊薮，在那里受哲学败坏所侵袭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乐、酗酒和妇人之中的无耻行径混杂在一起。这个大都市是个腐败的场所。巴黎是现代的巴比伦。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教师和学生们：“逃出巴比伦的围墙，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难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够忏悔你们的过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够深信不疑地期待未来。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远来得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教给你更多的知识。”

另一位西受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说；“啊，巴黎！你是怎样学会迷醉与颠倒人的灵魂的？在你的城墙内，色情的网罗，邪恶的陷阱，地狱的箭矢，使纯洁无瑕的心灵堕落……然而与此相反，学校是多么幸运！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我们无须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来自“哥拉”（Gula）即“兽嘴”，用以表明这个帮团的成员是些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肯定，把历史上的哥利亚定为“哥利亚德教团”的创始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图书目录方面找到一些有关某些哥利亚德的细节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亚德”为名的个人或集体所作的诗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时代人对他们严词批判或痛加斥责的文章。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亚德的圈子里，无疑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城市、农村或者甚至出身贵族，他们首先是背井离乡的人，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代里，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把破落户、冒险家和倒霉蛋扔上街头，使他们集中在城市这个他们的会聚点。哥利亚德是这个标志着12世纪特征的社会变动的产儿。这些脱离固定社会结构的人，在所有维护传统思想的人看来乃是奇耻大辱。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哥利亚德则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作为贫困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构成城市学校里的“穷学生帮”。他们勉强能糊口度日，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或乞讨为生，因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对富人可能是个天堂，对穷人则是匪窟似的泥潭。”接着他替饥饿的巴黎人（Parisiana fames）即贫穷的巴黎大学生中的挨饿者难过。

有的时候他们充当杂耍艺人或小丑维持生计，经常安在他们身上的那侮辱性的称呼肯定就是由此来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的人也把“小丑”、“杂耍艺人”等称呼安到这种他们感到危险、准备把其逐出社会的人的头上。一个“小丑”就等于是一个“赤党”，一个叛匪……

于是这些穷苦人，既不受固定住处的限制，又不为一定的教会薪俸或领地收入束缚的大学生，踏上了求知的冒险历程。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还使这个流浪带上了冒险猎奇、朴质自然和大胆莽撞的特色。然而他们尚未形成一定的社会等级。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出身和志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更喜欢学习，而不是战争。但他们的弟兄们仍成群结队加入军队，十字军的部队，在欧洲和亚洲各地沿路抢劫，出发洗劫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都批评社会，但有些人，很可能是许多人，在梦想着取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的位置而代之。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还是《十日谈》里的大主教的原型。他表面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和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又接受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大首相、德意志高级教士达塞尔的雷吉纳尔德的资助，他以最高的嗓门为之歌功颂德。维尔顿的舍尔隆参加了英格兰女王马蒂尔德一党，皈依宗教后进了西妥修道院。里尔的阿兰生活在英国国王、普兰塔哲尼特王朝的亨利二世的宫廷里，以后在兰斯一位大主教的宫廷中以修道院院长的身份去世。他们梦想着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丰厚的教会薪俸，和阔绰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改变社会秩序兴趣不大，似乎更愿意成为社会秩序新的获益者。

道德沦丧

虽说如此，哥利亚德的诗歌主题包含着对社会的激烈抨击，人们很难否定他们的许多作品有着清楚的革命特点。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这使同时代虔诚的人满腔怒火，而新时代的史学家则对它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像没有桨手的小舟，

像顶风乱飞的小鸟，

锚和绳索都拴不住我。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我无法触动她，就把她装在心里。

…………

其次，人们指责我玩乐，但一旦

这玩乐让我赤身露体浑身发冷，

我的灵魂就里外冒热气。

恰好此时我的缪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们谈谈酒馆的歌舞表演。

…………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这首诗看上去空洞无物，只是显示了一种——让人惦念天才的——有关维庸的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具有一种透彻的先见：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纯洁灵魂。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定规，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在这种挑衅性的道德沦丧和对色欲的赞颂里，——这在哥利亚德那里经常达到猥亵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图，对教会戒律及传统道德的否定，这难道太大胆？难道哥利亚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员，他们的目的不正是要把习俗和语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吗？

在浪游诗歌里常常反复出现的命运之轮的情景，不再仅仅是诗歌的主题；它所表现的东西，无疑要比同时代那些虽然尚未摆脱大教堂中的隐秘信念，但并无恶意的人所能见到的多。然而这一自我旋转的和掌管着永恒轮回的命运之轮，以及这个盲目地拨动轮叶的偶然，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题：它们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它们可能会引起社会变革，但仅在对更远大的未来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哥利亚德对那些虽不属于革命但却是叛逆性的主题的偏爱，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咏唱它们，在自己的小幅装饰画里描绘它们。

社会批判

这一点很突出，哥利亚德的诗歌——在市民文学中流传开来以前很久——反对中世纪盛期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对僧侣，反对贵族，甚至反对农民。

在教会内部，哥利亚德喜欢攻击那些在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同封建社会结构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

哥利亚德反对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激情，同其他两种思潮交相呼应，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色：一是基卜林派思潮，他们集中批评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二是道德化思潮，这一思潮抨击大祭司和罗马教廷对时代风气的容忍，抨击他们的奢靡和贪图金钱。肯定的，在皇帝党中有哥利亚德——例如那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哥利亚德诗歌也经常是针对教皇的讽刺作品的样板，但它们时常满足于咀嚼一些人们已习以为常和失却锋芒的题材。不过在风格和精神上哥利亚德十分明显地不同于基卜林派。他们抨击罗马大祭司和他周围的人物，目的是攻击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更准确地说是每种僧侣等级制社会制度的头面人物与维护者，因为哥利亚德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者。教皇制度经过格雷高里改革试图取消封建性质的结构，现在不仅依靠老式的领地政权，而且也依靠时下的新式金钱政权，这时哥利亚德转而反对这一新的政策，并继续攻击老的传统。

格雷高里七世声称：“上帝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道德风范。”哥利亚德谴责他的继任者，这些继任的教皇们把“我的名字是金钱”这句话说成是上帝的金口玉言：

神圣的福音在银钱交易后开始

当时教皇告诉罗马人说：“当人子将来到我们的陛下的宝座前面时，一开头就要问他：‘朋友！你来干什么？’如果他继续走上来，而不给您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把他推回到漆黑的夜里。”正好这时有一个穷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恳求道：“请发发慈悲吧，教皇大门的守护人，只因为贫穷落到了我头上。我是穷人，需要救济。因此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他们注意听他说完，却怒气冲冲地说道：“朋友！但愿你的贫困会跟着你直到你倒毙！真见鬼，你不知道金钱的威力，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不把你最后一块钱掏出来，你不会分享到上帝的欢乐。”于是穷人离开那里，卖掉了身上的大褂、上衣和穿戴的一切，然后把换得的钱给了枢机主教、门卫和侍从。但他们说：“怎么？那么多人就给这么一点钱？”就叫他在大门口坐等。这个遭驱逐的人痛苦地大哭起来，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安慰。

接着一个胖胖的家伙、吃得肥头大耳的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曾在一次动乱中杀死过一个人。他先把钱给门卫，接着给侍从，最后给枢机主教。于是他们彼此商量作出决定，各自从中应得的好处。

当教皇这时得知，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吏们都得到了这个教士的大笔捐赠时，顿时就重重地病倒了。但这个富人也送给他一个用金银制成的灵药，结果教皇的病很快就好了。然后他把手下的部属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兄弟们，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用空话糊弄你们。你们要向我学习，我怎样对付他们，你们也照这样办。”

天主教教士先是同贵族交往，现在又同商人交往。以前同封建主一起嚎叫的教会，现在又同商人们一起嚎叫。哥利亚德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喉舌，想要在城市范围内促进一种世俗文化，他们严厉谴责这种发展趋势：

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视；

修女沦落作婊子，

贵妇人变成卖淫妇。

（Sponsa Christi fit mercalis，generosa generalis）

在中世纪盛期，金钱的微小作用把圣职买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可现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使得它到处都起作用。

哥利亚德的讽刺作品《斗兽士》（Betiarius），在浪漫主义的怪诞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装饰纹样，带有变形为动物的神职人员的图案。于是在商会三角门楣上，出现了一个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狮子吞吃着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贪得无厌的放牧者，当着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猎物的山猫；他的大长老是条猎狗，在主教的猎手即众官吏的协助下，设置陷阱，追捕猎物。按照哥利亚德文学来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利亚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会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和身处穷困与受剥削的兄弟，一般不责备他们，而对修士则严加谴责。这种攻击的内容不止是有关修士们的坏习气的普通笑话，比如贪吃、游手好闲和放荡。与世俗观点关系密切的现世精神，在谴责修士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夺走了穷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争执在大学里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出现。并且还要更进一步，那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时代精神，逃避现实，献身于孤寂、苦修、贫穷、禁欲，甚至作为放弃精神财富的愚昧无知的那一方面。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边是人间乐园，另一边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寻求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修士与哥利亚德的对立，就在这点上，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即写作《天父－佑护者》（Deus Pater，adiuva）的诗人，他带着一个年轻的教士脱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领略瓦拉对“带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 cucul－lata）的抨击。

作为城市人，哥利亚德同样睥睨农村世界里的人，对体现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只感到厌恶。在那首著名的《乡巴佬变格表》。里，哥利亚德丑化农民说：

这个卑鄙的家伙

这个笨蛋

这个魔鬼

这个小偷

噢，这些强盗胚！

因这劫道的

这该杀的

这倒霉蛋

这说谎的

这大废物

噢，可恨的！

因这些不信教的。

最后，贵族是哥利亚德第三个攻击目标。哥利亚德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贵族是美德使他高贵的人，

卑贱者是不带一点美德的人。

针对旧规章，哥利亚德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实际功绩之上的新规章：

人的高贵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贵在于具备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贵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贵在于帮助普通人，

人的高贵在于由自然赋予了公正，

人的高贵在于知耻。

在憎恨贵族的同时，哥利亚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对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斗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兵役的憎恶，他说：“我讨厌行伍服役。”（me terruit labormilitaris）哥利亚德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阿贝拉尔，出于同样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传的作品里也是这样写的，当时人们在圣热内维耶伏山上朗诵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们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样。

贵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即两性关系上。教士们和骑士们声名狼藉的争斗（由此产生了许多诗歌）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里的人对女人的争夺。对哥利亚德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阶级大人们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土是比骑士更美好的情人。社会学家应该从这句话中看到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牛争的有倾向性的表达。在《菲丽与芙洛拉之歌》里，两个女主人公中，一个爱上教士，另一个爱上骑士（miles），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既符合科学，

也同传统看法一致，

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

比骑士更为擅长。

虽然哥利亚德有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识分子运动的边缘上。他们无疑曾提出一些未来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在其长期发展过程里褪了色。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我们以后在大学教职员那里，在吕特勃夫的诗歌中，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尤其是1277年在巴黎被判决为异端的学说原理中，重新发现这一切。但在13世纪，他们却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们进行毁灭性批评的倾向，使他们在大学建设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们有时还对知识分子生活不感兴趣，而去寻求比较懒散的逍遥，或热衷于浪游，这样，知识分子运动只限于在几个有组织的中心大学里展开，终于导致这一背井离乡的族群的灭绝。

第一章：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2）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静，总是出现在发生矛盾纠葛的地方。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

阿贝拉尔在知识上的“十字军征战”，势必驱使他去巴黎。在巴黎地进一步展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怀有摧毁偶像的强烈欲望。他公开承认的自信心——他喜欢说自我意识（de me Presumens），这不是指过份优先考虑自我，而是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促使他同巴黎最有名望的教师尚波的威廉发生了激烈冲突。威廉向他挑衅，把他逼入困境，争取公众站到自己一边。威廉逼他离开巴黎。但这个年轻的天才不让自已被人扼杀。阿贝拉尔成了一位教师。他的学生们先跟随他去默伦，然后又去科贝尔，他在那里讲课。他的身体因他只注重智力的生活方式突然出了毛病，他病倒了，不得不回布列塔尼待了几年。

健康恢复后，他回到巴黎，找他的死对头尚波的威廉。结果发生了新的论争。威廉的信念动摇了，考虑了他的年轻对手的批评意见，修正自己的学说。但这位远没有满意并且说话语气更为激烈，结果事情落到阿贝拉尔不得不重回默伦的地步。不过威廉的这次胜利事实上等于是失败，因为他的学生全都离开他了。这位老教师受到打击，放弃了授课。阿贝拉尔凯旋，并且正好是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此事已成定局。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市区的命运。

阿贝拉尔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因而感到遗憾。作为逻辑学家，他同样不满意把神学家抬高到超出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做法。他发誓也要成为神学家。他重新开始学习，很快就去拉昂，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尔姆讲课。安瑟尔姆的声望只不过暂时使这位最激烈的反传统者收敛了蔑弃偶像的狂热。阿贝拉尔这样写道：

我接触了这位老人，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休养，还不如说靠他的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没有把握，离开时却更觉得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说起空话来他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他的才华的火焰不是令四壁生辉，而是让屋子薰黑。那是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从远处看招人注意，走到跟前站住仔细一打量，枝头却没有结一个果实。当我为了有所收获而接近他时，我看到，他就像被上帝遗弃的那棵无花果树，或者像琉善·庞贝攸斯打过比方的那棵老橡树：

他站在巨大声望的阴影里

像田野中间一棵华丽的橡树。

我领教过以后，就不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现在阿贝拉尔受到了挑战，要他建立自己的学校。他接受了挑战。人们向他指出，虽然他彻底掌握了哲学，但他对神学一窍不通。他反驳说，同样的方法对两门学问都适用。别人指责他缺少经验。“我对此的回答是：在教学中我从来习惯于依靠我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

阿贝拉尔通过在课堂上即席对以西结的预言发表评论，这使他的听众感到振奋。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越来越多的听众要他把对圣经的评论继续进行下去。为此他回到巴黎。

爱洛依丝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巅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依丝的关系而遭中断。通过他的杰出的自传《哀伤史）（HistoriaCalamitatum）——这是《忏悔录》的前身——我们了解到有关的细节。

事情的开始一如所有的风流逸事。阿贝拉尔根本不是放荡人。他只是从奥维德的作品和在他自己的诗歌里才知道有爱情，这些诗歌仅仅出自哥利亚德的精神，并无实际的经验作基础，但情魔征服了这位39岁的知识分子。阿贝拉尔置身在荣耀与自负的顶峰。他承认：“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家……”爱洛依丝只是又一个被征服者，用来增添他精神上的荣耀与自负。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完全不可思议。阿贝拉尔听说，自己的同事、大教堂主事弗尔贝有个侄女。她年方17，容貌美丽，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之渊博已闻名全法国。对他来说这是位合适的女人，他似乎已经忍耐不住了，她讨人欢喜的容貌令他满心欢喜。这是一个关系到趣味和声誉的问题。他冷静地设想一个计划，结果计划的成功大大超出他的期望。教堂主事把年轻的侄女当作学生托付给他，并洋洋自得，能替爱洛依丝找到这样一个出众的好老师。阿贝拉尔还不费力气从节俭的弗尔贝那里弄到桌子和床，作为以实物支付的讲课报酬。但魔鬼在窥伺着。在老师和女学生之间燃起了爱情之火，知识的交流不久就发展到肉体的交流。阿贝拉尔仿佛中了邪，放弃授课与工作。关系在继续着，并在不断加深。爱情一萌发便没有尽头，爱情将经受一些麻烦，以后还得经历一场悲剧。

首先一个麻烦是：他们的关系被人识破了。阿贝拉尔不得不离开受骗的主人的家。他们改在别的地方相会。他们很快由幽会又发展成私奔。他们无视别人嚷嚷，互相尊敬。

第二个麻烦是爱洛依丝怀孕了。有一次正巧弗尔贝不在，阿贝拉尔便把自己的情人打扮成修女送到布列塔尼自己的姐妹那里。爱洛依丝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亚斯特洛拉布。作为一对知识分子的孩子，当时的情况可并不轻松……

第三个麻烦是结婚问题。阿贝拉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拜访弗尔贝，主动提出，为恢复爱洛依丝的名声．要同她结婚。艾金纳·吉尔森在他关于这对著名情人的出色研究中指出，阿贝拉尔的为难并不在于他的教士身份。根据教会法规，作为一个普通的下层教士，他是可以娶妻的。但阿贝拉尔害怕，结婚对于他的讲师职位有妨碍，并且可能会使他成为教育界的笑柄。

12世纪的妇女和婚姻

12世纪出现了一个反对婚姻的强大潮流。恰好在这个时代，妇女解放了自己，不再被看成男人的财产和生育机器，男人也不再询问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也是西方国家恢复圣母崇拜的世纪，这时候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尤其贵族阶层中间，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和高雅的恋爱只存在于婚外，这种爱情通过特里斯坦和伊瑟，朗瑟罗和吉妮芙拉而获得具体表现。同样在教育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恋爱论”，我们在下一世纪，又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重又看到这样的理论。

妇女就这样参加了进来。当爱洛依丝在阿贝拉尔身边出现时，这一方面影响了一个得到哥利亚德支持的，为教士以及牧师要求感官享受的运动，另一方面同时也显示出12世纪新型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的人本主义促使他们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拒绝一切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否定自我的东西。为了实现自我，他们需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女人。哥利亚德引用旧约和新约，以自由的表达方式进行解释，强调男人和女人是由肉体构成的，他们无须禁忌使用他们的肉体。为了更好地领会下面这个悲剧的程度，更好地理解阿贝拉尔的感情，让我们忘却那一大堆粗鄙下流的笑话，来思考一下那种气氛和那种情感状态。

爱洛依丝首先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一封令人惊异的信件里，她敦促阿贝拉尔放弃结婚的想法。她描绘了一幅他们必然会生活在其中的穷苦知识分子家庭的画面：“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此外，一些权威人士也支持这样的态度，并责备智者的结婚设想。爱洛依丝引证狄奥弗拉斯特的话，或者说是引证圣哲洛姆的论点，他在12世纪受到普遍喜爱的《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 Jovinianum）中采用了狄奥弗拉斯特的观点。她还把古人推荐给神学家；西塞罗在撵走特伦霞以后，又拒绝了同他的朋友希尔丢斯的妹妹的婚姻。

但阿贝拉尔没有接受爱洛伊丝作出的牺牲。婚姻缔结了，不过是秘密举行的。为了平息弗尔贝的怒气，他们向他透露了秘密，而且他还出席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但这两位当事人的打算没有能够实现。阿贝拉尔想安心地重新开始工作，而爱洛依丝要过隐居的生活。弗尔贝却要公开这件婚事，并把向他赔罪的事公之于众，而这肯定会败坏阿贝拉尔的名誉，因为他并没有宽恕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件麻烦事。爱洛依丝将回到阿冈待伊修道院去，乔妆成一名见习修女。这样做会消除流言蜚语。爱洛依丝凡事只听从阿贝拉尔的旨意，她将在这样的乔装中等到流言蜚语平息下来。但这个打算是在弗尔贝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以为阿贝拉尔想把爱洛依丝推到修女那里去，婚姻也就了结了。于是就在阿贝拉尔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次夜间惩罚行动，阿贝拉尔被阉割了，次日清晨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丑闻传开了。

阿贝拉尔躲在圣狄尼修道院里遮盖他的羞辱。上述事件发生后，他绝望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一个阉人还能算男人吗？

我们在这里跟爱洛依丝分手，她不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知道，这两位相爱的情人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个修道院，至死不渝地保持着令人钦佩的精神友谊。

新的斗争

求知的激情使阿贝拉尔恢复元气。他的伤势愈合后，重新找回了以前斗争的兴趣。愚昧和粗鄙的修道士使他感到烦躁。他的高傲同样也使这些修道士烦恼。此外，他的清静孤寂遭到许许多多学生的打扰。他们来找他们的老师，恳求他重新授课。阿贝拉尔为他们写出第一本神学小册子。他的成功招来了妒忌。1121年在苏瓦松举行了一次被夸耀为主教会议的宗教会议，对他进行裁判。情况很紧张，他的敌人们为了对会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要对他施行私刑。尽管沙特尔大主教竭力斡旋，要求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那本小册子仍被烧毁了，阿贝拉尔终身将被幽禁在修道院的院墙内。

阿贝拉尔回到圣狄尼修道院，同修士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继续活跃地进行着。当他指明伊尔汀关于修道院创办人的著名文章只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毫无关系时，他不就是在挑起某种争端吗？第二年他逃离了修道院，终于在特鲁瓦大主教那里找到庇护，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塞纳河畔诺让的领地。他在那里遁世隐居，并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建立一个小祈祷堂。他什么都牢记在心——他那本被烧掉的书就是题献给三位一体的。

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避难的地点，蜂拥来到他的隐居地。出现一个由帐篷和茅屋组成的学院村。小教堂扩大了，用石头重新修建起来，献给圣灵。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对这些临时的乡居者来说，光是阿贝拉尔的讲课，就能代替城市的乐趣。他们怀着深深的渴慕回想起，“城市里的学生们享有一切必要的舒适”。

但阿贝拉尔无法长期享受这平静的生活。两个新使徒——他就这样称呼——策划一个阴谋来反对他。这是指普莱蒙斯特莱教团的创始人圣诺尔贝和西妥的改革者圣伯纳德。迫害的规模之大，使他不得不考虑逃往东方。“上帝知道，我在深深的绝望中曾考虑过多少次，想离开基督教的王国投奔异教徒（后来约翰·德·墨恩的译本解释说，指投奔萨拉逊人），在那里，作为在基督的敌人中间的基督徒，不是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宁地生活。我想象，一旦异教徒们因我遭受到的指责，无法再把我看作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欢迎我。”

这种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所属的世界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初尝试，阿贝拉尔没有这样做。

阿贝拉尔被任命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长。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他就像生活在野蛮人中间。人们只说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语。修士们是难以想象的粗鄙。他训导他们走上正轨。他们却企图毒死他。1132年他逃离了修道院。

1136年，阿贝拉尔再度来到圣热内维耶伏山。他重新开课，听课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骚乱的罪魁祸首，被逐出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避难到了巴黎。阿诺德同他建立了友谊，并把自己穷苦的、靠行乞为生的学生介绍给他。自从自己的著作在斯瓦松被禁以后，阿贝拉尔一直不停地在继续写作。但在1140年，他的敌人们再次对他的著作发动攻击。他同那个被唾弃的罗马人的友谊，一定使他们的仇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理解，城市的辩证法和教区民主运动的联盟，对它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很有特点的。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的敌人中，首要的是圣伯纳德。正如谢纽修士正确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长站在基督教两边的另一边。”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当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要求他读一读古兰经的译本，以便用笔头对穆罕默德进行讨伐时，他却不答应。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过神秘玄想（他把这种神秘玄想发展到了极端）获得了力量，作为复仇者回到尘世。这个离群索居的信徒，始终坚持反对他认为是危险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基督教，给教皇下达指令，为建立军事制度而大肆鼓动，梦想在西方国家建立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民兵组织。他是早产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

圣伯纳德必然要同阿贝拉尔发生冲突。圣伯纳德的得力帮手、圣梯累的威廉挑起了争端，后者在致圣伯纳德的一封信里表示反对“新神学”，鼓动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来迫害阿贝拉尔。圣伯纳德前往巴黎，企图把学生争取过来，结果显然是成效甚微，圣伯纳德确信阿贝拉尔散播的谬论危害严重。这两个人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桑斯举行的一次神学家与主教的会议上，阿贝拉尔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战性讲话。这位老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会上听众吸引过来。但圣伯纳德私下把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他在讨论开始前一天晚间，把主教们召集到一起，并将一份把阿贝拉尔说成是危险的异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给大家传阅。在第二天，阿贝拉尔所能做的只是否定会议的这种职权，并向教皇上诉。主教们给罗马教廷送去一份很温和的谴责。但得知这一信息的圣伯纳德，行动比其他所有的人来得快。他的秘书替他向完全忠诚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递交信件，这些枢机主教迫使教皇改变对阿贝拉尔的谴责；他所写的书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毁。阿贝拉尔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克吕厄修道院寻求避难。这次阿贝拉尔是被打败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以无比宽宏的慈悲心肠收容了他，使他与圣伯纳德和解，设法让罗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门的惩罚，然后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龙的圣马塞尔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贝拉尔在那里去世。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给他送去一分书面赦罪令，并作为一种特别美妙的情感的最后表示，让人转交给圣灵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

这是一份典型的履历，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出阿贝拉尔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几个突出的特点。

逻辑学家

阿贝拉尔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他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除了《逻辑学初阶》（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发表的《是与否）（Sicet Non）这两部著作外，他还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论》（Discours dela Methode）献给西方思想界。他在这本书里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人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

因此就出现语言科学的必要性。唯名论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词语的存在是为了表明意义，但词语以真实作为基础。它们要跟它们意指的事实相符。逻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语言同它指称的真实之间的指义的一致性能够成立。对阿贝拉尔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语言不是现实的面纱，而是现实的表达。阿贝拉尔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词语的本体价值。

道德学家

逻辑学家阿贝拉尔也是道德学家。在《伦理学，或自我认识》（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借助古典哲学，对于在内省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伯纳德或圣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冈底亚克说的：“对西妥教团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苏格拉底主义’首先意味着认识到有罪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圣伯纳德声称：“我们降生于罪孽之中，是罪人，并生育罪人；我们是作为负债者出生的，并生育负债者；我们是作为道德败坏者出生的，并生育道德败坏者；我们是作为奴隶出生的，并生育奴隶。我们满身伤残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一生，并照原来模样离开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无一处完好。”阿贝拉尔反驳道，罪孽仅仅是个过错：“犯罪就是不敬重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说，为了他不做那些事，亦即我们必须相信为了他而要放弃的那些事。如果我们完全消极地把罪孽确定为不放弃该受谴责的事，或者相反地，取消值得称赞的事，那么很显然，罪孽并不是什么实体，与其说它存在，还不如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正像黑暗一样，人们可以把它确定为该有光亮的地方不存在光亮。”阿贝拉尔还要求同意给人以赞成或放弃构成道德生活中心的正派观念的可能。

这样，阿贝拉尔就为推倒基督教重要圣事之——赎罪的先决条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由于人们罪孽深重，教会在野蛮时代，根据野蛮的法律，列出了罪孽的清单和惩罚的等级。这个“赎罪登记表”证明了，对中世纪盛期的人们来说，赎罪最根本的是罪孽，由此产生了惩罚。阿贝拉尔表明了改变这种做法的趋势，并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罪人是指他的含义，或者说，是指他的意图，因而忏悔变成了赎罪的主要组成部分。阿贝拉尔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即对上帝不敬，或对魔鬼的默许。因为上帝的仁爱，这慈悲的泉源，是同罪孽不相容的。”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

人文主义者

我们只强调神学家阿贝拉尔的一个特点。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后者在上一世纪曾传播了一句有益的格言：“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对别人讲授无论讲的人自己还是听众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是很可笑的。”

在克吕尼最后几个月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阿贝拉尔，头脑非常清晰，忙于写作《一个哲学家（异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对话》。他想以此证明，无论原罪，还是人的产生，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绝对重大的事件。他试图举出以上三种宗教的所有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三个宗教概括了人类的思想。他有意重新发现自然法则，它们能超越宗教，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上帝之子。他的人文主义通向宽容；同谴责别人的同时代人相反，他在寻求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意识到，“天父家中有许多屋子”。阿贝拉尔是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代表；而在沙特尔修道院，又表现出新兴知识分子的另一些特点。

“沙特尔精神”

沙特尔修道院是12世纪重要的科学中心。正如我们在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学说里看到的，“三合一”的“艺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不受禁止。但这一“言语”（Voces）的研究，在沙特尔还得让位于“事物”（res）的研究，后者由四门学科组成：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这一方向显示出沙特尔精神的特征。这一精神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由于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将获得伟大的意义。渴求知识蔚然成风，以致当时最著名的通俗作家，据称是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一句富有说服力的口号中把它概括为：“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

这种求新精神激怒了固守传统的思想家。圣维克多的亚勃萨隆认为，对“地球的形状，四大要素的本质，星座的分布，动物的天性，风的力量，植物和根系的生长”感兴趣是胡闹。圣梯累的威廉写信给圣伯纳德，要求对那些认为第一个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由自然、灵魂和星球来的”那些人严加谴责。康歇的威廉反驳说：“他们对自然力量一无所知，想用他们的无知来捆住我们的手脚；他们拒不给予我们研究的权利，并判定我们只配像粗野的笨蛋那样没有理智地盲从。”

一些从前的伟大人物受到高度赞扬和普遍欢迎；人们把他们基督教徒化，把他们当作知识的象征，奉为“学者伟大的神话式的先祖”。

所罗门是通晓所有东方的和希伯来科学的大师，不仅是旧约中的“智者”，也是诠释学的杰出代表，在他倡导下出现了神秘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是掌握一切奥秘的大师，科学之谜的维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是研究者的典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对探求新奇事物的执着（这是科学之母），传授给了他。古代伪托的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叙述印度的奇观的信，四处传播。普林尼的传说重新为人称引。根据这个传说，亚历山大任命这位哲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主任，并将数以千计被派到世界各地作考察旅行的人供他指派。据说对知识的渴求是他旅行和远征的动力。对他来说，彻底测量地球还不够，他还想要研究其他一些要素。他坐在飞毯上，迅速飞越空中。首先他让人制作一个玻璃桶，然后他用这个潜水舱的前身沉入海洋，研究鱼类和海底植物的习性。“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内卡姆写道，“他没有把他的观察结果留传给我们。”

最后是维吉尔。这个维吉尔，他本该在《牧歌》第四首“里宣告基督转化成人身圣保罗似乎曾在他的墓边祈祷，他也应该在史诗《埃涅亚斯》中，把古典时代的知识汇总集成。沙特尔的伯纳德把维吉尔史诗的前六卷，犹如《创世记》，当作科学著作来评述。传说就这样形成了，它导致但丁笔下令人钦仰的形象，并导致《神曲》的作者在探索地下世界时尊称为“敬爱的导师、先生和大师”（TUduca，tu signore e tu maestro）的人物。

这一研究精神还启发了沙特尔学派的另一倾向，即理性精神。在通向新时代的阶梯上，科学精神的这两种基本态度常常表现为对立的状态。对12世纪的学者而言，经验只达到现象与表象。科学必须避开这一点，通过推断掌握真理。我们将回顾这一分离，它曾重重地压在中世纪科学的头上。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沙特尔学派这一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对沙特尔人来说，自然首先是孕育万物的、不断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它是繁殖之母（mater generationis）。12世纪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就立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蓬勃兴旺和繁荣发展的世纪。

但自然也是宇宙，一个有机的和合理的整体。它是规律的网状系统，规律的存在使得宇宙的理性科学成为可能与必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观主义的进一步的源泉：世界的理性天赋；世界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尚未理解，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协调和谐。沙特尔人对宇宙中秩序的要求甚至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否认泰初的混乱。康歇的威廉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这样评述创世的过程：“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象给一个巨大身体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浑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沙特尔人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从今以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解释。物理体系反对圣象体系。沙特尔的梯累就这样工作着，打算按照物理学法则和字面意义（secundum Physicam etad litteram）进行圣经经文的研究。阿贝拉尔在他的《创世六日记注释》（Expositio in Hexameron）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这种信念给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一些问题。这涉及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对沙特尔人来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但他也注意他给予自然的规律。他的全能力量同决定论不矛盾。奇迹在自然秩序内部发挥作用。康歇的威廉写道：“这不涉及上帝愿意创造什么，而涉及对此进行研究，进行理性的解释，昭示上帝的目标及理性。毫无疑问，上帝无所不能，但问题是，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毫无疑问，就像蠢笨的庄稼汉说的那样，上帝能够把树干变成一头小牛犊，但上帝真的曾这样做过吗？

就这样，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象论的批判——这是每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继续发展着。就像彼埃尔·杜恩指出的，这门科学，使基督教自从它传播以来就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科学那样，把自然、天体、现象界当成众神，而是看作上帝的创造物。现在接下来的一步是提高这一创造中的天赋理性特征的价值。于是如同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对一种在天意制约下具有独立和次层原因的有序存在的要求，来反对把宇宙作呈像论的解释”。在12世纪肯定还存在着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但“沙特尔精神”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不仅是在引申意义上，因为它曾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而且主要由于它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对沙特尔精神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象和中心。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 Deus 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圣格雷高里采用的传统说法是，人是上帝创世的一个事故，是上帝偶然创造的一件代用品，一种应急的补救，目的是用来代替反叛后堕落的天使。与此相对，沙特尔从圣安瑟尔姆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

在一篇著名的文稿里，欧坦的贺诺琉斯把沙特尔人的命题通俗化了。他一开始就说明：“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而我所理解的世界是天、地和宇宙包含的一切。要是相信如果众天使继续留在天空，人类就不会被创造出来，那是荒唐愚蠢的，正像我们读到的，正是为了人宇宙才被创造出来。”

我们顺便强调一下，中世纪的神学在讨论天使，以及甚至关于天使的性别时，差不多总是在想到人；对未来的思想界来说，再没有比这表面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争论更为重要了。

沙特尔人首先把人看成是天赋理性的生物。在他身上产生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有活力的统一，它是12世纪知识分子的基本学说之一。在我看来，与此有关的还有他们对动物的强烈兴趣——因为动物被当作人的陪衬。“兽－人”的对偶是这个世纪的重要比喻之一。在古罗马的动物故事书这个怪诞的源自东方的宇宙里，传统的想象世界由于它的象征主义而接受了它，经院哲学家们看到了一种颠倒的人文主义。另外他们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并把一种新的模型交给哥特式雕塑家，那就是“人”。

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对这一人文理性主义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翻译家和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尔，他是伟大的西班牙浪游者之一。

阿德拉尔答复一位提议正是要同他讨论动物的传统派人士说：“同你讨论动物，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向我的阿拉伯老师们学到的就是要把理性当作准绳，但你如同奴隶满足于服从道德化权威的锁链。应该怎样来描绘这种权威，除了把它描绘成锁链？愚笨的被人用锁链牵着走的动物不知道，人们把它们牵往何处去或为什么要牵着它们，而只满足于乖乖地顺从拴紧它们的绳索。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像动物一样是轻信的俘虏，听任自已被书本的权威用由危险的信仰组成的锁链牵着走。”

他继续说：“亚里士多德想要开玩笑时，就靠自己圆熟的机智，在听众面前，为用辩证法的论证替错误辩护，而听众却反对他并且坚持真理。因为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都确信得到辩证法的帮助，并能挺直身子走，但假如没有辩证法，它们就会绊倒，不能保持平衡。因此新时代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向这门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们求教。

巴斯的阿德拉尔甚至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下去。他几乎相信，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自身，从他们自己的理智的宝库里，已经创造了理性的本质元素，但他们经常用古代人与阿拉伯人的名义来加以掩饰，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使一般习惯于听从权威的神学家接受他们的大胆的议论——尽管这些没有公开发表。阿德拉尔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犯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它不接受任何可能产生于新时代的东西。每当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并打算把它公开时，我就把它归于别人名下，并解释说：‘这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使人们彻底相信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想法推到别人头上：‘这些都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况，也就是免得人们认为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自己的想法，我只好装作我是从自己对阿拉伯学术的研究中得到这些想法的。倘若以上所说的话会使落伍的神学家们感到不快，那我自己并不想由我来开罪他们。我在普通百姓那儿看到真正的学者的命运。因此我不是在为我的事业努力，而是在替阿拉伯人的事业出力。”

最为新鲜的是，这个天赋理性的“人”，这个能够研究和理解由创世主本人理智地加以安排的自然的“人”，就他来说自身也被沙特尔人看成自然，并顺顺当当地结合进世界秩序之中。

作为小宇宙的人

这样，作为小宇宙的人的古老图像得到新生，并获得一种深刻的意义。关于世界和人的类似，大宇宙和人所体现的小宇宙的类似这一论点经历了从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到里尔的阿兰的发展。撇开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四大要素，并把大、小宇宙的类似弄到荒唐的地步），这个观点是革命性的。它推动了对人的整体，首先是对人体的考察。巴斯的阿德拉尔的科学大百科全书详细地介绍人体解剖和生理学。这与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相伴随，并支持了医学和卫生学的发展。这个重新被赋予肉体的人，以全副精力投入人类爱情的发现。这是12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这是阿贝拉尔悲剧性地经历过的，也是狄尼斯·德鲁日蒙那本著名的和引起争议的著作的主题。这一作为小宇宙的人生活在和世界的协调一致之中，处在一个由他再造、与他和谐的宇宙的内部，以及建立与世界联系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前景在他面前展现；这一切由欧坦的贺诺琉斯，也许更多地由一位非凡的女性、修女院院长宾根的伊尔德伽普及化了。后者在罕见的著作，如《西维亚书》（Liber Scivias）和《预言书》（Liber divinorum operum）里，把新的理论同传统的修道院的神秘主义搀合起来。其中还包括很快就到处闻名的小型插图，使得这些著作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这里请读者们注意一张小型插图作。品，它带着一种对肉体形态的爱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作为小宇宙的人，它表明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并不需要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也能达到把对形式本身的美学偏爱，同注重正确比例结合起来的水平。

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的最终信条，无疑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他能够用理智把握自然，也能够通过行动改变自然。

“工场”和“工匠”

生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12世纪知识分子，根据这张插图，把宇宙看成处于手工作坊嘈杂声包围之中的巨大工场。这个把世界当作工场的恬淡寡欲的譬喻，在更为活跃的感应场中，以更大的效应，被重新接受下来。赖歇斯堡的盖霍赫在他的《论神的建筑》（Liber de edificio Dei）一书里，谈到“这个巨大的、包括整个世界的工场，这种类型的宇宙的车间……”。（illa magna totius mundifabrica et quoedam universalis officina）

人在这一建筑中，作为漫游的和劳作的手工劳动者，占据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在上帝和自然之外，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创造者工匠（homo faber）。康歇的威廉说：“每个作品都是创世主的作品，自然的作品，或是竭力仿效自然的人类手工工匠的作品。”

这样人类社会的图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赋予12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自身意义的观点来看，它必然会把所有人类劳动者包括在内。通过这样为劳动恢复名誉，以往受到蔑视的人，将被吸收到人类国度这个上帝国度的图像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波利克拉替库斯》（polycraticus）中把农业工人归还给社会：“他们是在农田、牧场和园林里劳作的人”，然后是手工工匠：“他们是纺羊毛工和制造所有其他机器的工匠，制造水器、铁器、铜器和其他金属器具的人。”这一观点超出了旧学校七种人文学科的范围。新式教学不仅必须给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等新的学科提供位置，而且也必须给科学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人类职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位置。圣维克多的雨果在他的教学大纲《大纲提要》（Didascalion）里采用了这一新观念。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他著名的定理中发展了这一观念：“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他还补充说：“人们通过人文学科到达科学的家乡，而每种人文科学都表现为一个城市阶段。”第一座城是语法学，第二是修辞学，第三是辩证法，第四是算术，第五是音乐，第六是几何，第七是天文学。到这里一切还都是传统性的。但这一路程尚未结束。第八座城是物理学，“希波克拉底在这里把草本与木本植物、矿物和动物的天性和本质传授给朝圣者”。第九座城是力学，“朝圣者从中学会了金属、木材和大理石的加工，学会了绘画、雕塑和所有的手艺。在这里尼姆罗德建成了他的巴比伦城门，所罗门盖起了他的寺庙。在这里诺亚完成了方舟，传授了修筑城堡的技艺和怎样用不同的织物纺织。”第十一座城是经济学。“它是通向人的家乡的门户。在这里地位与尊严得到安排，职能与秩序得到区分。急于奔向自己家乡的人们在这里进行学习，以便根据功绩进入到天使的等级中去。”12世纪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奥德修记”最后就这样以政治学作为结束。

个性

我们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个性和气质，沙特尔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与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和康歇的威廉则首先是科学家——这方面他们是“沙特尔精神”最独特的倾向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12世纪抛弃了束缚住如此众多的人的咬文嚼字的幽灵。阿贝拉尔写信给爱洛依丝说：“我对理论学说的关心，更胜过对雄辩口才的关心；我专心致志于描述的清晰，而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藻堆砌，注重词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是修辞的华丽。”这一原则也是翻译家们所运用的，漂亮的异教学说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切斯特的罗伯特写信给彼得·维尼拉比利说：“我对您构筑您奇妙的大厦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既不作很大的削减也不作变动，除非这有利于理解……我也没有试图为这种可憎与可鄙的材料镀上一层黄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另一方面，更接近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清楚，是个可爱的有教养的人。他虽然是个沙特尔人，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竭力试图保持二者的良好平衡：“就像不受理性启示的雄辩术是轻率与盲目的，语言笨拙的科学也是同样地虚弱和独臂的。人会沦落为畜牲，要是不让他们使用学会的雄辩术。”

吉尔伯特·德·拉波雷是位思想家，也许是12世纪最彻底的形而上学家。他也成了固守传统的人士和圣伯纳德的牺牲品，但他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妨碍他振奋无数的学生（里尔的阿兰，亚眠的尼古拉都被认为是拉波雷一派学者），和在他的普瓦捷主教管区激发民众和教士的热情。

影响

沙特尔主要培养了一批先锋战士。在巴黎，在阿贝拉尔掀起的潮流之后，信奉传统宗教学说的温和派人士开始吸收消化一切能从革新派那里获得的不会引起丑闻的东西。这方面首先是主教彼埃尔·朗巴德的著作及彼得·康默斯托的著作，后者喜欢读书的劲头是出名的。朗巴德主教的著作是《教父名言录》，康默斯托的是《教会史》——一部关于《圣经》所包含的哲理与史实的系统阐述。这两本书以后都成了13世纪大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正是通过它们，少数勇士的发现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多数人的运用。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这一知识分子类型只有在城市范围内才能得到发展。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城市和新的知识。12世纪末的圣日内维耶伏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特凡，为神学中“辩论”（disputatio）课程的侵扰而震惊：“人们在糟蹋神圣的学说的同时，公开争论神性之谜和基督下凡……三位一体被割裂开来，并在十字街头撕成碎片。有多少理论，就有多少谬误；有多少听课班，就有多少丑闻；有多少公共广场，就有多少对上帝的亵渎。”他还把巴黎的教师们称为摇唇鼓舌者（venditores verborum ）。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scolarum 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研究和教学

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他知道，他是第一批从中获益的人。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应该能写成这本书，因为我必须在公共学校里击溃我的对手们阴险的攻击。”

工具

在宇宙这个大工场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这些书使我们同中世纪盛期的口头转述相隔有多么遥远呵！巴里的吉劳德说明道：“今天不会阅读的教士，就像不会打仗的贵族。他们面对一本儿童读物，就像面对一份剧院说明书一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明白书是教士的工具。铁匠还懂得网是捕鱼的工具，渔夫也知道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虽然他们各自不会别人的技艺，不懂得别人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术，却还能叫出这些工具的名称……”

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

第二章：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1）

13世纪概况

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这是城市发展的机构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城镇地区赢得的政治自由和在商业领域中获得的地位，都反映在社团组织里。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凡是它加强的东西，联合的组织随即使它们僵化。作为对一种进步的追随与认可，它们突然显现出来，随即陷入衰败之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3世纪的大学，它们没有超出一般的常规。人口的增长已达到高峰，但随后的发展比较缓慢，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很快不再增加。大规模的垦荒浪潮，为养活过剩的人口获得了必要的土地，它曾一度遍及各地，随后又停顿下来。建筑的热情，替那些为新精神所鼓舞的基督教徒，建成了一个新的教堂网络，但伟大的天主教时代随着这个世纪而告终了。大学的繁荣依据同样的图式发生了变化：波伦亚、巴黎、牛津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而大学的“方法”——经院哲学，除了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哈勒的亚历山大、罗杰尔·培根、圣波纳梵图拉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不再给自己建造更加灿烂夺目的丰碑。

知识分子在城市国家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面，仍表现出无力为未来作出抉择。

在一系列危机中，人们可能把它们当作成长的危机，而实际上它们是成熟的标志，知识分子把许多革新的机会轻易错过，而是去适应社会结构和知识风尚，并在其中逐渐停顿下来。

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我们并不全然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是否确实是最早的事例。这是不足为奇的。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反对教会势力

首先是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部属。教学从属于教会。学校的领导人，即大主教，早就把这方面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下属，13世纪一般称为“校董”（scholasticus），而今逐渐更多地叫“总监”。他是不情愿放弃他的权威的。但在这一权威不再有绝对威力的地区，在修道院占有强大的教育地位的地区，教会势力再次成为大学社团组织的反对者。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

1213年在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准许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1219年，在托钵修会的教士进入大学之际，大学总监试图反对这一权力上的更换。结果他失去了他最后一点权力。从1301年起，他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在1229到1231年的大罢课期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

在牛津，居住在120英里外的林肯大主教，越过他的大学总监，主掌学校行政，而奥瑟尼修道院院长和圣弗里茨瓦德修道院副院长只是担任名誉职位。但不久这位总监被大学所接受，他由大学选举，成为大学的而不是主教的中间人。

波伦亚的情况复杂一些。教会长期以来对被当作世俗事务看待的法律教学不闻不问。直到1219年，波伦亚的副主教才接任大学主席一职；看来他行使的就是大学总监的职权，有时候也就被称为总监。但事实上他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他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和对教职员们遭到的侮辱表示宽宥。

反对世俗势力

另一方面是反对世俗势力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王室的斗争。统治者曾试图取得对社团组织的控制，它们将为他们的王国带来财富和声名，同时它们也是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他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城市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通过13世纪王权的进一步集中，他们的臣民已更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威。

在巴黎，大学的自主权是在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以后才终于获得的。在这场争斗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圣者”路易九世和卡斯蒂林的比安卡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恢复与扩大“奥古斯都”腓力二世1200年就给予大学的特权。

在牛津，大学于1214年在被革出教门的“无地王”约翰短期退位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最早的自由。1232年，1238年和1240年，在大学和国王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冲突以对一部分大学支持西蒙·德·蒙特福而感到惊恐的亨利三世的退让而告终。

但还是同样发生了与地方政权相对抗的斗争。地方上的市民们不喜欢看到大学人士摆脱他们的管辖，他们为某些大学生扰乱治安、拦路抢劫和入室偷盗而感到不安，极不情愿地容忍教师和大学生通过下列办法来限制他们的经济力量，要求他们交纳租税，尽可能多地征收粮食税，在进行贸易时照章办事。

1229年在巴黎，国王的警察因学生们和市民发生冲突，使用了暴力。在牛津，在1209年愤怒的市民由于一件妇女谋杀案蛮横地绞死两名大学生之后，大学于1214年才迈出了取得独立的第一步。最后在波伦亚，大学与市民们的冲突越演越烈，以致到了1278年，地方当局所管辖的实际上仅限于城市。波伦亚大学1158年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赐予教师和大学生以特权后，就由远方的皇帝执掌着最高统治权。地方当局强制教授们在一个城市终身居留，让他们之中一些人当上公职人员，并且干预他们职称的授予。地区副主教的任命限制了对大学事务的这种干涉。一系列的冲突，触发了罢课和引起了大学师生迁往维琴察、阿雷佐、帕多瓦和锡耶纳等地，这迫使地方当局作出了让步。最后的斗争发生在1321年。从此大学不再受地方当局的干涉。

大学是如何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呢？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从大学成员的存在中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是一批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主顾，并为培训顾问与官员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教育场所，还是造成赫赫声望的基础，因此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强硬方法不会不奏效。

教廷的支持与利用

此外还有一点；大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盟者；罗马教廷。

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但主要是英诺森三世和格雷高里九世才保证它的自主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库尔松的罗伯特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指责巴黎大主教有失职之嫌，并逼迫法兰西国王及其母后让步的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教谕《知识之父》（Parens 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早在1229年枢机主教就已致信巴黎大主教：“一名博学的神学者就像迷雾里明亮闪耀的晨星，他应该用圣者的光辉照亮他的家乡，并使纷争平息下来。但你玩忽的不仅是上述责任；正如可靠的人们告诉我的，由于你的阴谋诡计，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感谢圣灵的仁慈，它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已冲出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迄今为止它一直是在那里有力地传播的。这个潮流将由此遍及其他更多地区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

在牛津，英诺森三世派遣的另一名使节，枢机主教图斯库隆的尼古拉，努力为牛津大学的独立打下了初步基础。英诺森四世把牛津大学置于“圣彼得和教皇的保护之下”，以反对亨利三世；他委托伦敦主教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保护牛津大学反对国王的干涉。

在波伦亚，贺诺琉斯三世委派庇护大学反抗地方当局的副主教，担任波伦亚大学最高职位。1278年，城市承认教皇是波伦亚元首，波伦亚大学也终于获得了独立。

这一教皇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无疑，罗马教廷承认了知识分子各项活动的重要性与价值，但它的干预并非是无私的。它取消的只是对大学的世俗管辖权，为的是将大学置于教会管辖之下。这样，知识分子们觉得，面对一股把他们驱策到世俗控制之下的强大潮流，为了获得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帮助，他们只好走依附教会的道路。虽然教皇解除教会在地方上对大学的控制——这个世纪的人会如何评价主教们对知识界裁决的意义，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完整的——，但只是为了让大学臣服于罗马教廷，遵从教廷的政策，把教廷的控制与观点强加给大学。

因此知识分子现在就像那些新的阶层，归顺庇护他们以使他们服从的罗马教廷。众所周知，这一教皇的庇护，在十三世纪期间，改变了托钵修会的性质及其原来的宗旨。另外我们还知道，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鉴于他创立的修会背离了原来的方向，从此以后投入了当时的权力斗争，残忍地迫害异端，推行罗马教廷的政策，因而他提出保留意见，并痛苦地告退了。对知识分子来说，独立的时代，满怀无私地献身于研究与教学的精神的时代，同时也结束了。1229年，明确地根据教皇反对异端学说的诏令，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图卢兹大学。此后，所有的大学都受到这种一步一步增加的压力。面对时常是专制横暴的地方政权，大学肯定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成功地扩大了视野，增加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但是它也屈服在一再对它表示慷慨大度的那另一个权力之下。当然，大学为取得这些成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是它却显然变成了教皇的走卒。

大学社团组织内部的矛盾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谈谈大学社团组织的特点，说明大学社团组织在社会内部根本上的两重性以及使大学社团陷入的结构性危机。

它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纳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它们是在宗教世俗化的运动中出现的，从属于教会，尽管它试图在组织上脱离教会。

这一组织的目标是地区的垄断，它从民族的或地区的繁荣中获得极大好处（巴黎的大学就不可分割地同卡佩王朝政权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牛津的大学与英格兰君主政体的强大有关。波伦亚的大学则利用了意大利教区的活力）。大学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又是国际性的：由于它的成员是来自所有有可能的国家的教师和大学生，由于它活动的性质，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由于它的眼界开阔，主张普遍教学的自由（licentia ubique docendi），要求有到处进行教学的权利，规模宏大的大学的毕业生享有这种权利。它和其他社团组织相反，没有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权。它的领域是基督教世界。

此外，大学组织冲破了它的诞生地城市的范围。不仅如此，同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一样，大学还在经济领域同市民进行斗争，有时甚至还采取暴力斗争。

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会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

13世纪末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爱尔兰的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

大学社团组织的组成

巴黎的大学社团可作为一个例子。13世纪期间它规定既包括管理方面的，也包括职业方面的组织结构。它由四个学院组成：“艺术”，“政法”或“宗教法’（教皇贺诺琉斯三世于1219年禁止民法的教学），医学和神学，它们构成大学内部数目同样多的社团组织。所谓高等学院，也即法政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是由院长（Dekan）为首的名誉教师团或董事会（Regenten）领导的。艺术院规模要小得多，它是按民族系统组成的。教师和学生大致上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划分并组织起来。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法兰西、皮卡尔德、诺曼底和英格兰。每个民族归一个受董事会管辖的代表（Prokuror）领导。四个民族的四个代表襄助艺术院的首脑即院长（Rektor）。

但大学在这四个学院上面还有总的机构，不过它们的组织一向极为松散，因为这几个学院很少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讨论。除了大学院墙外的普雷·奥·克勒克运动场，不存在任何涉及整个社团组织的地产或建筑问题。跟各学院和各民族一样，大学在把它们作为宾客接待的教堂或修道院聚集开会：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在多米尼克修院或圣弗朗切斯各修院，在圣伯纳德修会即西妥教团的大厅，更多地在马修修会的斋堂。大学在这些地方举行董事和其他教师参加的全体会议。

13世纪期间终于形成大学的首脑，艺术院或人文学院的院长。我们还得回顾一下使艺术院成为大学领袖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于该学院的成员在人数上的明显优势，他们具有的精神面貌，而更多地是该学院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作用。对大学财务具有支配权的“艺术家们”的院长是全体会议的主席。13世纪末他已是大学社团组织公认的首脑。他在同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最终成功地保住了这个位置，这些斗争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叙述。但他的权威始终不时地受到限制。他可以参加下一轮竞选，但目前只能有三分之一学期的时间再行使他的职权。

这种组织结构情况，其他各大学中都存在，只是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牛津，院长不止一个。校长（Kanzler）是大学领导，而且如我们已看到的，不久校长就改由大学同事们选举产生。从1274年起，在牛津，“民族”的制度被废除了。这点从招生完全按区域性质来办可以得到解释。从此以后，来自英国北方的人或波利勒斯人（Boreales）——包括苏格兰人——和来自南方的人或澳大勒斯人（Australes），——包括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不再分成不同的社团组织。

在波伦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教授们不属于大学。大学社团组织只包括学生。教师组成“博士学会”。实际上波伦亚区分为几个不同的大学。每个学院形成一个自己的组织。但两个法律大学——民法的和宗教法的——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包括所有一切方面。13世纪期间，这一优势地位由于这两个大学组织实际上的合并而加强了。大都是由一位研究院长领导。如同在巴黎，院长从各个民族中产生，民族在波伦亚十分活跃，并且是多层次的。各民族组成两个联盟，“阿尔卑斯山南人”（Citramontaner）联盟和“阿尔卑斯山北人”（Ultramontaner）联盟。每个联盟分成不同数量的许多系——“阿尔卑斯山北人”联盟有16个系——，各个系由在院长身边起重要作用的督导（consiliarii）做代表。

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在教会的某些地区性限制范围内和有向教皇上诉的权力，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

学习研究的组织工作

大学的规章规定学习的组织工作。它们规定学习期限，学期的教学大纲，和考试的各项条件。

关于学生年龄和学习期限的说明可惜不够明确，而且经常是矛盾的。它们还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动，从有些地方显出的一些迹象，我们可以猜想，实际与理论有时相距甚远。

首先：人们在多大年龄和根据什么条件上大学？上大学的年龄肯定不是很大，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语法学校是否属于大学？书写在进大学之前就已学会，还是如伊斯特凡·哈依纳尔说的，它是大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之一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中世纪几乎不划分教育阶段，中世纪的大学也不仅是高等学校。我们现在的小学和中学课程，一部分就在大学的范围内讲授，或者受大学的监督。学员制度——有关情况还会在后面谈到——更增加了这方面的混乱，按此制度，它的成员从八岁起就上学。

可以说，各大学包括艺术院的基础教育，期限为6年，从14岁到20岁间进行；在巴黎，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作了这样规定。教育分两个步骤，大约两年后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atus），学习期满获博士学位（Doktorat）。医学和法学的学习肯定是在20岁到25岁间进行。巴黎的医学院的第一部章程规定，取得医学执照或医学博士学位需要六个学年，而且是在获得艺术硕士以后。最后，神学要求很长期限。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规定，需要八个学年，并且至少要到35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实际上神学院学生的学习时间看来整整需要15-16年。最初6年他只是个听课者，然后需要进行神学实习：用另外4年长的时间讲解圣经，再加两年长的时间讲解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

大纲

由于课程基本上由对经文的评注诠释组成，章程也提到大学练习课程中所用的著作。这里提到的著作的作者，也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动的。在人文学院占主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至少在巴黎大学，那里几乎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而在波伦亚，他们只选用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通过研究西塞罗的《论创造力》（De Inventione）和《支持赫伦纽斯》（Auctorad Herennius），来学好修辞学，他们也重视数学和天文学的教学，主要学习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书，也学习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法学专业学生则以《格拉蒂安教令集》为基础教科书。在波伦亚他们还加上《教皇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克莱门书》和《罪行录》。民法方面的评注，是关于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集的《法学江纂》——分为三卷：“旧法编”（Digestum Vetus），“基本法”（Infortiatum），“新法编”（Digestum Novum），以及法典和被称为《小汇编》或《汇编》的论文集，后者包括“法制”（Institutiones）和“案例”（Authentica），这是查士丁尼法典补编部分的拉丁文译本。波伦亚大学还补充一部伦巴底地区的法规集《封建法典》（LiberFeudorum）。医学院用的是《医学论》（Ars Medicinae），这是非洲人康斯坦丁在11世纪编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集，稍后还加上阿拉伯人的重要著作：阿维森纳的《医典》（Canon），阿威罗伊的《科里杰特》（Colliget）或《治疗学》（Correctorium），拉泽斯的《奥曼索尔》（Almansor）。神学家除圣经以外当作基础课本的，有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和彼埃尔·康默斯托的《经院哲学史》（Historia Scholastica）。

考试

考试和获得学位同样是有所规定的。这方面每所大学也都有自己的惯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动。这里有两个典型的学校大纲：一个是波伦亚大学法学专业的，另一个是巴黎大学人文学科专业的。波伦亚大学的新博士取得学位，要经过两个步骤：个别考试（examen或examen privatum）和公开考试或答辩（conventus，cinventus publicus，doctoratus），后者可以说很像一个授职典礼。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个别考试前一段时间，由本民族的督导介绍给院长。申请者向院长保证，自己符合规章条例所规定的条件，并且不会试图对主考人行贿。考试前一星期，一名教师把他领带到波伦亚副主教面前，并保证他具备应试资格。考试前这天上午，申请人在听完圣灵弥撒后，来到博士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给他两份供评注用的文献片断。他回到家里准备作评注，然后于晚间在一个公共场所（通常在大教堂），面对博士委员会和列席的副主教（他不能进行干预）宣读。评注宣读完毕，他回答博士们的提问，接着博士委员会退席并进行表决。多数同意就通过决议，由副主教宣布结果。

如果申请人通过了个别考试，他这时还只是一个获得应试准许证的人，只有在公开考试以后，他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并作为教师授课。此时他将被隆重地引入大教堂，在那里发表讲演；他还要做一个关于法学问题的报告，随后针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学生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他第一次在大学的辩论中充任教师的角色。然后副主教隆重地授予他授课准许证，另外还有人把他荣任这项任务的奖励品交给他：一个讲椅，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

年轻的巴黎人文学科学生还必须经过一段预备阶段。虽然不是明确规定的，但基本上可说学生要通过以下第一次考试即“大考”（determinatio）才能进而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us）。“大考”前还有两项考试。首先学位申请人必须在12月举行的“问答”（re－sponsiones）中同一位教师展开讨论，然后在次年的四旬斋期（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进行考试。考试通过后，他才可以参加“预考”（examen determinantium）或“学士学仅考试”（baccalariandorum），这时他必须证明他符合规章规定的要求，并且应该通过回答教师委员会的提问，表明他已掌握大学大纲中规定的著作。下一步才是“大考”：在四旬斋期间申请人要讲几堂课，以此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

第二阶段是为了获得大学授课许可证和博士学位的真正考试。这里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和回答总监或副总监领导下由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通过的学位申请人几天以后在隆重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这时申请人要发表一篇报告（collatio），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大约六个月后他在“试讲”（inceptio）——相当于波伦亚大学的“答辩”（conventus）——过程中正式成为博士。“试讲”的前一个晚上，他参加一个隆重的讨论，那被称为是他的“初夜”（Vesper）。在“试讲”那天，他在学院全体人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第一次讲课，并得到他的学位荣誉证件。

大学的规章最后还包括整整一大套规定，它们跟在其他社团组织里一样，确定了大学社团组织的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这些规定确定了集体的节假日和娱乐活动，同时也给它们定下了界限。伴随着考试而来的是馈赠、娱乐和宴会（用考生的钱举办），以庆祝团体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和新成员的加入。同在酒宴时一样，资格最老的一帮成员的会饮（potaciones）是仪式中的庆祝活动，社团组织通过它来体现出自身根深蒂固的团结。知识分子的骨干就在这些游戏娱乐里显现出来，每个国家在某些场合还要拿出自己的传统特色：在意大利是芭蕾舞，在西班牙是斗牛。

此外还有规章上没有正式明文规定的礼仪，即新大学生、通过考核者和第二学期学生，用我们的话叫“毛头小伙子”，在进大学时要经历的入学仪式。我们是通过在15世纪末才出现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文献《学者宣言》（Manuale Scolarium），了解这些仪式的，从中我们能够获悉这些大学生风俗早年的起源。引导新生入学，称为“清扫”典礼，意即去掉年轻人粗俗的习气，或者甚至他们野蛮的兽性。人们取笑新生身上有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使人想起野猪的獠牙。人们要卸掉他想象中的双角和肉瘤，给他洗澡，挫掉他的门牙。在一个滑稽摹仿的忏悔仪式中，他终于招认了那些希奇古怪的坏习惯。这样，未来的知识分子摆脱了他的来历，他的这种来历与当时讽刺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与粗野的笨伯形象非常相似。从野蛮到开化，从粗野到城市文明，在这种仪式中，原始的蒙昧被分解了，差不多成为内容被掏空了的躯壳显露出来。这种仪式使人想起的是：知识分子将要摆脱乡土的氛围，农业的文明和蛮荒的世界。人类学家对教士们的这种心理分析或许会有一些话要说。

大学的虔信

规章也规定大学组织应该完成的敬神动作和良好行为。它们要求大学组织的成员，参加一些礼拜仪式，加入到一些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去，并经常做某种祷告。

位于首要地位的，无疑是对佑护圣徒的朝拜，首先是大学生的庇护人圣尼古拉，医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庇护人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在大学的想象世界里，圣徒和有关职业的世俗人紧密融为一体的社团趋势，带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性重新出现了。人们特别喜欢让耶稣出现在博士们中间，而圣徒们被赋予教师的特征，披上后者的长袍。

大学的虔城笃信同巨大的精神潮流相关联。十四世纪巴黎“圣母”学会的规章，就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们参加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参加“基督复活”的游行的情况。
　　在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方面，从13世纪起出现的唯灵论倾向，经过调整后，适应了由城市中人规定的社会的职业环境。职业道德成为宗教优先考虑的范围。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专门行业，忏悔神父的各种手册，尽力根据职业的不同，规定忏梅与赎罪的内容，并列出与解释农民、商人、手工工匠、律师等不同人的罪责。它们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和大学成员的罪责。

但教士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满足于在圣像朝拜的潮流里随波逐流。有时他们试图引导这一潮流，或者在其中另辟蹊径。在这方面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中间的圣母崇拜，是富有教益的。它极有生命活力。从13世纪初，在大学界就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贞女玛利亚的诗篇和祷文，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巴黎大学教师加兰的约翰的集子《玛利亚之星》（Stella Maris）。这一圣母崇拜，在一个因哥利亚德的影响本质上是男性的和独身的环境里，引进一个女性代表，它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不足为奇的。但知识分子崇拜玛利亚有其特殊性。这一崇拜一直与神学密不可分，并导致关于童贞女受孕的激烈争论。当邓斯·司各特为童贞女受孕热情辩护时，它在教义的根本点上同圣托马斯·阿奎那发生冲突。顺便提一下，后者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的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圣母崇拜者圣伯纳德的立场。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愿意对圣母崇拜保持理性上的共鸣。看上去他们像要阻止圣母崇拜骤变为情感式的膜拜，并在努力思考和热情冲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加兰的约翰在《玛利亚之星》的前言里，真诚地揭开这一倾向：“我根据传说故事汇集了圣母的神迹，这些故事我是在巴黎的圣热内维耶伏图书馆发现的。我为巴黎大学我的学生们，用诗体把它们写下，这样它们显得生动可亲……本书材料上的来源是光荣的圣母的神迹。但我也补充了物理学、天文学和神学的事实……最根本的动因来自对基督的持久不渝的信仰。为此，它以神学、尤其物理学和天文学为前提。”正如人们看到的，大学成员还希望在这颗圣洁之星下寻求科学之光。

工具

作为专业人员，13世纪大学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个完整的工具箱。作为作家、阅览者和教授，他身边到处都是他的各项活动所必需的工具。巴黎教师加兰的约翰在他编着的词典里写道：“教士需要下列器具：图书，一张斜面桌，一盏带油的夜灯和一个蜡烛台，一个提灯和一个漏斗形墨水瓶，带有一支羽毛笔、一条铅丝和一把直尺，一张桌子和一条教鞭，一个讲课用凳，一块黑板，一块带有括刀和粉笔的浮石。斜面桌（pulpitum）法语叫‘吕特灵’（lutrim），顺带还应考虑斜面桌刻着一条条凹槽，以便把桌面固定在适合阅读的高度上，因为书是放在‘吕特灵’上的。刮刀（plana）是铁制品，是使用羊皮纸的人用来准备羊皮纸的。”

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别的工具，虽然不是每个教士都会用到，但它们都是辅助工具，例如誊抄人员的工具：其中有卷羊皮纸的工具和一个小辊子，借此可以找到抄写时中止的地方。

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员，装备了一大批工作用具，这使他远远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教士，后者主要进行口头讲授，只需要极少一点材料，以抄写稀有的手稿，这方面首先考虑的是雅致美观。

虽然口头练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图书已成为教学的主体。只要看看知识分子工作用具范围的广泛，就能理解，为什么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这位禁欲主义的倡导者，除了反对别的一些事外，还要反对知识分子的活动呢。这是因为对这项活动来说物质配备必不可少，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作为工具的图书

大学的图书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图书。它是由一个全新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背景产生的。它是另一种文明的表现。就像亨利·皮伦纳曾指出的那样，文字书写本身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斜体字适应这样的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文字。（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小写体字是适应知识阶层需要的文字，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并由他们来传播。这是很典型的，13世纪上半期，除小写体字外，重新又出现斜体字，这意味着到了一个因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普遍要求文字革新的时代。”狄斯特雷修士的出色著作曾叙述13世纪发生在图书出版技术领域里革命的整个规模，这一革命的场所就是大学的图书工场。

教师和学生不仅需要阅读大纲规定的著作，教授的讲课内容同样必须记录下来。学生们自己记笔记（relationes），其中有些笔记流传下来。除此之外，教授的讲稿要发表，而且还必须尽快问世，以便考试时可以应用。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卷”。让我们从狄斯特雷修士的著作里摘录一节：

“准备传播的著作的第一个正式副本妙在四开页的分册上，这些分册各自独立。每本由折成四页的熟羊皮制成的分册叫‘卷’（Pecia）。抄写者们依次使用它们，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样本’（ex－emplar）。假如有一本60卷的著作，在一个抄写者单独完成一个独立副本所需要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卷册，就足以让40个抄写者同时完成40份在大学监督下经过润色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正式的文本的抄本。”

正式讲课稿的发表在大学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64年帕多瓦大学的规章明确载明：“没有‘样本’就没有大学”。

图书在大学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同旧式的手稿相比，羊皮纸生产有了改进，产生了更薄、更柔韧、更少泛黄的纸张。在技术发展最快的意大利，羊皮纸张非常薄，并且洁白有光泽。

书的开本也在变化。早先它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对开本。“这样大的尺寸只适用于必须保存在修道院的手抄本，它们只在那里有。”但从今以后图书要经常考虑到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的需要。它的开本变小了，变得更便于随身携带。

书写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写字体取代了早先的字母。字体的变体从大学中心区开始，再遍及其他地区；有巴黎式变体，英国式变化和波伦亚式变体。这也与技术进步相称，那就是不再用芦苇杆写字，而改用禽鸟的羽毛管，一般是鹅毛管笔，它使得“更轻快和更迅速的工作”成为可能。

书的装璜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美术字体和花体首字母被成批生产出来。法学手抄文书往往样式豪华，因为法学家大多属于富有阶级；但大多数贫穷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书籍，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用花体首字母。抄写者经常使原来应该有装饰字体和花体首字母的地方留出空白，囊中羞涩的买主就这样把誊抄本买走，而富裕的顾客可以让人在相应的位置再画上字母。

除了这些相当有趣的细节外，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简略记号（必须加快抄写速度），这是编码化、类型化和索引化的进步；有时还有缩略语表，而且越来越倾向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为了便于加快查阅速度，人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知识分子这项职业的发展迎来了手册的世纪，也就是随身携带和随手使用的图书的世纪。这是书写文化流通及传播加快的清楚标志。最初的革命发生了：图书不再是奢侈品，它变成工具。这与其说是印刷术引进之前的一次新生，还不如说是一种创造。

作为工具的图书，变成了产业的产品和交换的商品。在大学的校园内外，产生了整整一个由抄写者（他们经常是些以此谋生的穷苦学生）和书商（stationarii）组成的阶层。大学的发展建设迫切需要他们，他们也作为完全正当的劳动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享受大学成员的特权，并且受大学管辖。他们扩充了大学组织的成员的数目，替它增加了一支完整的辅助工匠队伍。知识产业有它附属的和派生的产业。有的生产者和商人成了显赫人物。除了“职业专门是贩卖一些常用书籍的手工工匠，（另外）产生了一批国际性的出版商”。

方法：经院哲学

知识分子这种技术人员除了自己的工具，还有自己的方法：经院哲学。著名的学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蒙西诺尔·格拉勃曼，已经叙述了经院哲学的成果和历史。谢纽修士在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导论》里，也对此清晰地作了阐明。我们试图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一经院哲学的总体形态和影响范围，几百年来它一直被人诋毁，而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则很难对它有所了解，因为它的技术的一面使人非常厌烦。让我们以谢纽修士的话作为准绳吧：“思考是一个穷极精微地确定它的法则的‘专职’。”

词汇

首先是语言的法则。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词语赋与权利和力量的意义，并努力确定词语的内容，因此著名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充满了中世纪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根本上涉及言词、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与人们指责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相距不远，顺便说一下，经院哲学在13世纪有时候是这样，以后则常常陷入这种情况。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授们想要知道，他们所谈究为何事。经院哲学则立足于语法。经院哲学家是沙特尔的伯纳德和阿贝拉尔的后继者。

辩证法

然后是论证的法则。经院哲学的第二层是辩证法，这是方法的一种汇集，这些方法从知识的对象中提出问题，然后说明这个问题，对反对者的攻击进行申辩，使问题得到解决，并说服听众或读者。这里的危险在于论证的内容空洞——不再是咬文嚼字，而是夸夸其谈。辩证法需要一种实在的，不仅来自言词，而且也来自思想的内容。大学成员们也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后继者，约翰作了说明：“逻辑单独一个是贫血虚弱的和无生育力的；如果它不和别的什么交配，就结不出任何精神的果实。”

权威

经院哲学依赖圣经经文。这是一种信奉权威的做法，它把以前文明的两个方面贡献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是基督教学说；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阿拉伯世界而来的丰富的古代学说的思想宝藏。它是机遇的产物，再生的成果。它消化吸收了西方国家以往的文明。圣经、教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人，这些是知识的陈述，是著作的材料。这里的危险在于重复，在于鹦鹉学舌，在于奴才般的亦步亦趋。经院哲学家从12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对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和思想进步的敏锐感受力。借助于这些材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他们在地基之上又添加了新的楼层和独特的建筑。他们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后继者，也是站在古代人的肩膀上，为的是看得更远。图尔奈的吉尔伯特说：“如果我们局限在已发现的事物上，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理……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主宰，而是向导。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它还没有被人整个地占有。”这同“一切都已被人说过了，我们来得太晚……”的悲观论调相对比，是多么令人赞叹的理智的乐观主义！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

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经院学家们阐释了圣经中没有阐明的内涵，这鼓励信徒们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新约·彼得前书》3，15）他们响应圣保罗的号召——对圣保罗来说，信仰是”未见之事的确证”（argumentum non apparentium）。（《新约·希伯莱书》11，1）从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奥弗涅的威廉，到为神学科学作出最确切说明的圣托马斯，经院学家们都提到了神学的理性，由信仰启迪的理性（ratiofide illustrata）。比起圣托马斯提出的如下原理：“上帝的恩惠并不是让自然消失，而是让自然趋于完美”（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sed perficit），圣安瑟尔姆意义深远的概括“信仰寻求理智力”说得更为清楚。

对经院哲学来说，理性完成于理智力，其闪电扩展为明灯。再没有比经院哲学更少蒙昧主义属性的东西了。

在这个基础上，经院哲学在大学的工作范围内，通过它特有的评注方式发展起来。

练习课程：“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

经文的“评注”（lectio）是基础。这是一个深入的分析，从细扣“字词”（littera）的语法解析开始，进而达到提供“意义”（sensus）的逻辑的说明，最后以阐明科学与思想内容（sententia）的诠注作为结束。

评注就会引起讨论。辩证法使得有可能超出对经文理解的范围，并处理理解经文过程里产生的问题；于是经文退居对真理的探求之后。诠注由一系列疑难问题所取代。经过相应的处理过程，“评注”（lectio）转变成“研究”（quaestio）。大学知识分子就在这一时刻诞生了，这时他对只是一份基础材料的经文“提出疑问”，这时他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determinatio），是他思想的成果。

在13世纪，“研究”甚至完全脱离经文。它是独立存在的。在教师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下，它成了讨论的科目，从此它成了“辩论”（disputatio）。

曼东涅修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段经典的描述：“当有教师举行学术辩论时，学院里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师和学土们开设的课程全都取消。只有主持辩论的教师简短地讲一点课，直到助教们到达，然后开始辩论。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学院全体学士和辩论教师的学生必须参加这一练习课。其他教师和学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选择，不过视辩论老师的名望和讨论的课题而定，参加人数无疑相当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长主教们，以及其他途经巴黎的教会人士们，看来都非常喜欢这一激动人心的论战。辩论是教士们的竞赛。

“辩论的题目事先由提出辩论的教师确定。这些题目在规定日期内通知学院的其他部门……

“辩论在该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上他不是辩论人。他的学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学习这种练习课程。来自不同的方面的异议，一般首先由在场的教师们提出，接着由学士们提出，最后也许由大学生们提出。学士解答列举的各个论点，必要时教师给予支持。简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辩论过程，但这只是第一部分，虽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动的部分。

“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固定程序提出，没有驳难的异议，最后形成相对地说不是那么有条理的教学材料——但与其说它们是战场上的残骸，不如说它们是建筑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继这一预备讨论后，是第二步的‘主导论证’。

“在第一个讲课日，当时人们这样说，也即主持辩论的老师能够宣读讲稿的第一天（因为星期日、节假日或别的原因可能会妨碍第二天继续辩论），教师在自己所在学校，再次把头天或前几天辩论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首先他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把针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异议，按照逻辑顺序或依自然次序列出，最后确定它们的最后措词。列举这些异议后他就自己的理论作若干论证，然后再就辩论的问题举行了一个内容多少增加了的讲学报告，这是‘论证’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他逐一答复针对他论点的理论所提出的异议，这样练习课就结束了……

“由教师或听众笔录下来的‘论证’，形成文稿，我们称为‘辩论之问题’，它们是‘辩论’的最终文本。”

在这一范围内，同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形式：随意性辩论。教师们每年可以举行两次会议，他们在会上即兴发挥，讨论“不论什么人提出的不论涉及何种题目”（de uuolibet ad voluntatem c…us－libet）的问题。格罗吕伊主教关于这一练习课程有以下的描述：“会议大约在四、五学年间或第六学年开始举行；不管怎样都在早晨开始，因为可以长时间地进行下去。它的特点正是在于它的随意与即兴式的方式，以及在会上飘荡着的捉摸不定。它是一种辩论的会议，论证的会议，像其他许多别的练习课程一样；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主动权教师转到助手们手里。在通常的辩论中，教师事先通告题目，事先加以思考和进行准备。在随意性辩论中，谁都可以随便提出什么问题，而这对接受提问的教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敌视的或好奇的问题与异议，跟往常一样，会从各个方面袭来。人们可以怀着善意征求他的意见，但也可能试图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逼使他探讨他极不愿意谈起的棘手问题。有的时候是好奇的陌生人或不安份的家伙，有的时候是心怀忌妒的对手或好奇的教师，试图让他陷入困境。有时候问题十分明晰与有趣，有时候问题又含义双重，确实叫教师感到实在为难，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外延及真实内涵。有些问题都是属于光明正大的纯知识领域；另一些问题却主要含有政治性的或诽谤性的用意……所以谁要是打算经历一场随意性辩论，那他就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决断能力，和几乎有通晓万物的学识。”

这样，经院哲学严格遵循理性法规，作为学术上严谨的教师和创造性思想的激励老而发展起来。西方思想借助理性的法规已取得显著进步，理应永远保留它的印记。当然，这是就13世纪由机智和严谨的思想家们所运用的、处在全盛时期和繁荣兴旺的经院哲学而言的。中世纪末期那种狂热的经院哲学，它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谟、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视。巴曼克式的经院哲学，也势必引起马勒伯朗士的厌弃。但经院哲学的精神与传统融合进西方思想新的进步过程中。不管笛卡尔怎么说，他得力于经院哲学的地方就很多。艾金纳·吉尔森在其所著的那本重要著作的结论部分写道：“如果不坚持把笛卡尔主义同经院哲学对照起来看，就无法理解笛卡尔主义。笛卡尔主义鄙视经院哲学，但本身又植根在经院哲学之中；因为笛卡尔主义采纳了经院哲学，由此人们可以认为，笛卡尔主义从经院哲学中汲取了养料。”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资还是靠领地？

然而同样由于经院哲学这一武器，13世纪的知识分子却要面对许许多多捉摸不定的苦恼，并且必须作出一些困难的抉择。这种矛盾状况在大学一系列危机的发展过程里表现出来。

第一类问题是物质性的。它们造成了深远的后果。

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生活？一旦知识分子不再是由自己的团体关心的修士，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生活费用。在城市里，食宿、衣着和装备问题都令人操心，书籍是昂贵的。从现在起，大学生活越长，费用就越大。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教师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学生或者靠助学金，或者靠教会薪俸。工资可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助学金可以是私人赞助者的赠予，或是经由公共机构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提供的资助。

在这些解决办法后面，有着不同的责任。第一个基本选择是工资收入与领地收入之间的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像个工匠，像个生产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靠他的职业，而是他能够从事这项职业为生，因为他是领年金者。由此决定他的整个社会经济地位：他是劳动者呢？还是特权阶层的一员？

在这第一个选择中，体现出另一种虽然程度有限，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意义。

作为工资收入者的知识分子，在学生们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商人；在地方当局或封建王侯给他工资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官员；而当他依靠赞助者的捐款生活时，他就是某种类型的仆役。

知识分子在依靠教会薪俸生活的情况下，同他担任的特殊角色相联系，能够得到一份领地，这使他成为一名专业化的教士；或者他能够继承一份领地，这就已经把他同另一种牧师角色，即教区神甫或修道院神甫联系在一起。随之他变成了在担任教会职务外偶而为之的知识分子。

从12世纪以来，人们部分地根据地区和时代的条件，部分地根据个人的处境和心态而作出抉择。

但仍可以确定总的趋势。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这样的解决方法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最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惯例，他们觉得自己就属于城市。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学说，就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成品。他们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许多辩解的理由，它们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的辩解理由是，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报酬。忏悔神父的手册确认了这一点：“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们（collecta）的金钱。”大学成员们经常向人提起，1382年帕多瓦大学的法学博士们是怎样公告于世的：“依照我们的观点，劳动者不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报酬是不理智的。因此我们宣布，凡以学校名义接受一名学生参加自己的讲解答疑的博士，应该从这名学生那里得到三磅啤酒和四瓶葡萄酒，或一枚杜卡特金币，作为对他工作的认可。”由此也就发生了教师们对不情愿付钱的大学生的不满。波伦亚大学的著名法学家奥多弗雷杜斯就曾写道：“我今通知你们，明年我将以我过去一贯表现出来的同样的认真态度，完成份内应尽的专业课教学，但我不想提供额外的专业课，因为学生不是好好付钱的人。他们希望长知识，而不想付钱，正像俗话说的：‘人人愿意增长知识，谁也不愿为此付出点代价。’”

就学生们方面说，他们首先努力争取从自己的家里或慈善家那里得到资助，这是我们根据他们那些或者是真的或是在通信手册中作为例子引用的信件中得知的。

教会，特别是教皇们，把处理这一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他们宣布一项原则：教学无偿。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知识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对这种观点来说，教学是教士天职（officium）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圣伯纳德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稿中，把教师们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turpis quaestus）。

教皇们因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宫教廷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已宣布“教学无偿”的原则，他的继任者时常引用这一决定。与此同时，每个天主教大教堂附近都应开设一所学校，它的教师靠授予领地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

由此教堂也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绑在一起，因为知识分子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这样一来，教皇们卓有成效地阻遏了或至少延缓了知识分子转化为世俗教徒的运动。

这样一来只有甘心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虽然有教会极其顽固的阻力，在大学以外肯定仍然还有世俗的学校，不过这些世俗学校不从事普通教育，只限于技术性的、主要是为商人需要开设的课程：书写，会计，外语。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划分开来了。由此教会从英诺森三世代表的立场中，获得了它的重大影响力。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里说：“每个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教学，因为他需要通过教学，把他发现是背离了真理或道德的正确方向的兄弟，引回正道。但布道，也就是公开的宣讲，只有另外的专门人员，也即主管灵魂拯救的主教和教堂神父以及修道院院长，才能承担。”在这个重要著作里，这位“教廷之王，”尽管对新事物抱着怀疑态度，还是承认了因普遍的发展而形成的教会机构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必然差异。这种看法，无疑存在于一个充分基督教化的社会的具体历史联系中。但教会的最高层人士，至少在教会的布道者中间，承认了教学的世俗性质。众所周知，这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世纪数目众多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世俗教徒。尽管如此，他们也向教会索要领地，这就给中世纪和大革命前旧社会制度时代的教会造成了一个巨大负担：教会收入与采邑分配给了世俗教徒。此外，在每个学校中心分给一个教师特殊领地的做法，很快显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领地，这增添了教会的另一个苦恼：神甫们没有固定任职地点。

最后，教会的态度加剧了那些通过教学寻找非宗教性任务的人的困难，尤其是民法与医学。它们经常被迫处在非法的境况之中，因为首先是学习法律的热潮虽然中止了，但这一领域仍不断受到教会高层人士的攻击。罗吉尔·培根对此解释说：“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质。谁投身于这样一门粗俗的艺术，谁也就脱离了教会。”由于民法无法正式在大学中出现，一系列负有强有力地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命，但却丝毫没有直接的宗教性质的专业，在今后几个世纪之久就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章: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2）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争——促使他们努力从知识上扎扎实实地武装自己。弗朗切斯各修会的教士们很快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规模不差上下的是修会内部也有一些人影响日益增长，使修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弗朗切斯各的立场。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起先教团的修士们受到热烈欢迎。1220年，教皇贺诺琉斯三世称赞了巴黎的大学，因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会教士参加到它的教学工作中来。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巴黎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252－129O年间，尤其在1252－1259年间，1265－1271年间和1282－1290年间。牛津大学受同样问题的侵扰要稍晚一点，在1303－1320年间和1350－1360年间。

这方面最尖锐和最典型的冲突，1252－1259年间发生在巴黎。在圣亚茂的威廉的事仲中，冲突达到了顶峰。尽管事情错综复杂，却颇有启发意义。

有五个方面的人参与了这一事件：托钵修会和它属下的巴黎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师，罗马教廷，法国国王，和大学生们。

在斗争的高潮阶段，非僧侣教师、圣亚茂的威廉，在一本题为《新时代的危险》的小册子里，公开对教团兄弟们展开猛烈抨击。他受到教皇谴责，尽管有一部分大学人员强烈反对，他还是被判处流放。

哪些责难是世俗化教师用来攻击托钵修士的呢？

在第一阶段，从1252年到1254年间，事情差不多纯然只是对大学社团组织方面的责难。世俗化的教师指责托钵修士破坏大学的规章。这些后来者过去并没有取得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就获得了教师头衔，并讲授神学。1250年他们争取到教皇的恩准，除在神学院之外，从圣母修道院的总管那里得到在大学授课的“准许证”。在大学规章制度只允许向他们提供四个教席中的一个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并实际上占有了两个教席。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大学罢课的情况下还继续授课的做法，这破坏了大学的团结。1229年至1231年间，他们这样做了，1253年罢课时又一次这样做，而罢课是罗马教廷认可的和章程中规定的权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师还指责教团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学成员，他们与大学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他们扣留学生，把许多人押去过修士生活；由于他们靠布施生活，他们不要求学生为上课付钱，并不感到真正受大学成员物质需求的约束。

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实的责难。它们意义深远。它们很说明问题。大学成员很快已意识到这种双重附属的不可协调性：一方面附属于某一教团，尽管它带有新的作风；另一方面又附属于某一社团组织，尽管它带有很多教权主义色彩和自己的独特性。

托钵修士是缺少人文学科基础教育的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费用对他们不成问题，罢课的权利对他们毫无意义，这种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也不是科学劳动者，因为他们不靠教学来维持生活。

教皇英诺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参与了上述论争。他对托钵修士破坏了大学的规章感到震惊，在1254年7月4日责令他们要遵守大学规章然后于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谕《暂行法》（Etsi animarum）中限制了两个教团在大学里的特权。

但英诺森四世的继承人，曾经是弗朗切斯各修会护卫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颁发了教谕《反隔离》（Nec 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诏书，并于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谕《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确定了托钵修士对大学成员的彻底胜利。

斗争重新爆发，变得更加激烈，并转移到另一个层次：这已不再是社团斗争，而成了教义斗争。世俗化教师圣亚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还有像吕特勃夫（以他反映时事的诗歌）和约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说《玫瑰传奇》）等作家，从攻击教团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础入手。

人们指责托钵修士非法行使教士的职能，其中有非法主持忏悔和葬礼。他们伪装虔诚，实际上追求享受、财富和权势。《玫瑰传奇》里出名的福克斯-桑勃朗这个人物，就是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最后人们指责他们宣传异端邪说：他们的福音新教的贫穷的理想同基督的学说是对立的，并且给教会造成了衰颓的威胁。论据是挑衅性的：作为证据，世俗化的教士们举出了部分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十分信奉的弗洛拉的约西姆的预言。他预言，1260年将是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新的建立在贫苦法则上的教会将取代现有的教会。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博各桑东尼诺的格哈特，于1254年发表《永恒福音绪论》，进一步发挥了约西姆的思想，这给世俗化的教士们提供了新的炸药。

世俗化的教士们无疑做过头了。说什么诽谤啦，阴谋啦，原本只是着眼于败坏教团声誉，却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圣彼纳梵杜拉，甚至人们很难指责他对大学抱有敌意的圣托马斯·阿奎纳都驳回了他们的基本论点。

事情还有它本身的为难方面。大多数教皇太幸运了，可以依靠裁决来满足忠于他们的教团的要求，同时又可更牢固地控制住大学；他们战胜了世俗化教士的反抗。法兰西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完全站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一边，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点措施来反对托钵修士。吕特勒夫因而愤怒地指责他是托钵修士手心里的玩物，不捍卫对法兰西王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学的权利。大学生们显得动摇不定，许多人欣赏托钵修士所讲课程的长处，并进而为他们人格的光辉和他们学说的各种不同新观点产生了好感。这些复杂矛盾的情况使冲突更加混乱，从而使这场冲突在历史学家眼中也模糊不清。

新的精神在这场两个派别的争斗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托钵修士与知识分子运动的基础——社团集体的观点格格不入，他们从社会和经济的基础上破坏了一个新的知识劳动者阶级的希望。但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新的阶级中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后者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要求。除了托钵修士的某些成员，像把经院哲学推向高峰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找不出更出色的代表。英诺森四世本来可以在他执掌教权的末期，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把托钵修士的酵素限制在大学组织里，这样大学组织本身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他的继任者也没能胜任这项使命。

但这一斗争以新的形式，显示了大学精神同一部分修士理想的全部对立，后者被托钵修会重新接受，并获得生机，但也被推到了极端。

贫穷问题事实上是在双方都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贫穷的信条起源于禁欲，禁欲是对现世的否定，是面对人类和自然的悲观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同大多数大学成员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产生了冲突。而且更主要的，由于提倡贫穷，结果在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和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那里造成了行乞的风气。对于这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这点上他们代表那时所有劳动者的态度，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论，这些劳动者的大多数反对新的教团的行乞行为。圣弗朗切斯各和圣多米尼克宣讲的福音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很难把一种使人联想起贫困的状况当作理想提出来，何况全体劳动者正试图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约翰·德·墨恩说道：“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至少在没有哪一部我们的法规中，会说基督及其信徒四处流浪时，有时像乞丐一样乞讨面包：他们不愿意行乞（巴黎的神学家当时却这样教人）。

“……一个健康人，如果没有生计，就必须用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即使他是个教徒或甘愿服侍上帝……圣保罗要求使徒们靠劳动来挣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用以下的话禁止他们进行乞讨：‘靠你们的双手劳动为生，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

在这方面，全体世俗化教士和持修会修士间的争执进一步发展成为斗争。大学的问题被挤到次要位置。尽管如此，巴黎的教师经过斗争中的多次失利，虽然并非始终能以正确的武器进行斗争，至少一直在努力确保自己特殊地位，但他们不得不在1290年的巴黎宗教会议上，聆听教皇特使、后来任教皇博尼法佐八世、枢机大主教贝诺瓦·坎塔尼下列措辞强硬的训词：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能看清楚，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干了蠢事。他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他们的权利解释上述特权。难道他们真的认为，罗马教廷会不加思索地就拱手让出这样重要的特权？难道他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他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声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是愚蠢至极的笨蛋，他们用他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决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任何特权。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把你们的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能使你们这些教士心里喜欢，相反，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对整个宇宙有益的。你们或许以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作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依照服从的义务原则，以取消一切官职和采邑作为警告，禁止所有教师今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对神职人员的特权进行布道宣讲、讨论或作出规定……罗马教廷与其宣布特权无效，宁可砸烂巴黎大学。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与学说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大学成员难道未曾拯救过任何灵魂？他们的教学难道该受到这样的毁谤？日后的博尼法佐八世将会知道是怎样为自己树敌的。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代人的危险

经院思想的矛盾也是严重的，并在自身中孕育着危机。

作为理性的、但以古典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自身很难始终摆脱古典思想的束缚，把问题从陈旧过时的历史背景上转移到当今现实的环境中来。圣托马斯自己就多次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俘虏。不管怎样，人们凭基督教自身以前形成的学说的帮助来阐明基督教原理，并试图使其适合当代问题时，引起的矛盾还是比较小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我们只来谈三个例子。

正如我们试图指明的那样，对大学成员来说，再也没有比劳动问题的界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看成劳动者的。但对古人来说，劳动在根本上是手工劳动、奴隶劳动，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古代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劳动受人鄙视。圣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奴役劳动的理论，而吕特勃夫这位最穷困的大学生诗人，则骄傲地宣称：

“我决不是手工工匠。”

经院哲学不懂得为手工劳动保留它的位置——这是个重大的恶习，因为当它把知识分子特权化的劳动孤立起来的时候，它自己就参与了对大学地位基础的破坏，同时把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隔绝开来——而恰恰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同其他劳动者是休戚相关的。

知识分子的职业作为精神冒险和狂热地追求新奇的职业，即使它本身必须能够允执厥中，在接受古人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方面——这一道德从希腊人的“执中”（unonYayav）里产生了贺拉斯所谓的“宝贵的中庸（aurea mediocritas）——并不能获益。但经院哲学仍经常显露出一种折中的道德，这是市民化和市侩消极态度的标志。《玫瑰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没有任何需求的人，当他日复一日饱食终日时，会满足于他的所得和不再想到他会有匮乏……调和折中就是满足：这就产生了许多美德。”视野闭合，合理的志向也就渐渐消逝。

在13世纪生气勃勃的世界里，经院哲学完成了自己划一规整的工作，但它未能摆脱古典时代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理论，这一理论低估和阻碍了人类劳动的创造力。

约翰·德·墨恩说：“艺术没有创造十分真实的形式。它聚精会神地跪倒在自然面前，乞求和哀告着自然，像一个缺少知识和力量，但忙于效法自然的乞丐和流浪汉；自然会教他们，去把握自然之物中的真理。他们看着自然的模样工作，因为他们喜欢创作这样的作品；他们学自然的样儿，但他们天份不够无法创造出任何有生机的东西，尽管它们看上去纯朴天真……”

很遗憾，这里我们所有的艺术，都将成为照相了。

自然主义的尝试

经院哲学寻求上帝与自然的联系，但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大学中继续保持着生命力的哥利亚德传统，以它原有的特色延续着，只是减少了挑衅性，而增加了自信性。在约翰·德·墨恩那里，如同在里尔的阿兰那里，自然和天才不再满足于伤感的叹息。《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是一首对自然永不枯竭的繁殖力的颂诗，是对无限制地听从自然法则的做法的热情敦促，是向毫无约束的性行为的召唤。婚姻在这里受到冷落。由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限制，就像鸡奸一样，被作为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

“婚姻是一个可憎的束缚……大自然并没有神经错乱到这等地步，以致马洛蒂仅仅是为了罗比逊才安排到世界上来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还有为玛丽叶特安排的罗比逊，或阿格涅斯，或佩雷特；大自然替我们——对此不该有怀疑，乖孩子——替一切人安排了一切人……”

《玫瑰传奇》还以拉伯雷的风格，作了著名的长篇激情独白：“我的先生们，让上帝保佑你们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不知疲倦地听从自然天性的召唤；只要你们出色地创造自然的杰作（工作），我就原谅你们所有的罪孽。要敏捷得像松鼠，轻快得像鸟儿！加把劲儿吧！活动一下你们的五脏六腑！跳跃吧！别让你们冷却或发呆，挥舞起你们所有的工具……干起来吧！愿上帝保佑你们，爵爷先生们，干起来，并让你们的旧面貌焕然一新。脱掉你们的裤子，让它迎风招展，或者只要你们乐意，脱得精光赤条条，但别使你们太热也别太冷；用你们的双手举起你们犁铧的扶把儿……”以下写的文字就未太有失体统了……

这样一个沸腾汹涌的生命力在向敌人挑战，在向死亡挑战。不过就像凤凰一样，人类也始终是从焚烧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在死神的肆虐以后，总有幸存者留下。“死亡吞噬凤凰时，凤凰仍继续活着；即使死亡吞噬掉千万只凤凰时，凤凰还保留着生命。这只凤凰是一个普遍的形式，它反映了个体的自然力，而当它不赋予其他人以生命时，它也就整个地消失了。宇宙的所有生物都有这个同样的特权：只要有一个样本还存在着，它的种族将由于它而继续生存，死亡也就永远够不着它……”在这自然对死亡的挑战中，在这一人类永远再生的史诗中，在这个狄德罗式的活力论中，哪里还有基督教的存身之处，还有什么“悼念来自尘土与回归尘土的经文”（Memento quia pulvis es et in pulverem reverteris）的位置呢？

这一自然主义也可以进而发展成为卢梭式的社会理论。约翰·德·墨恩在他关于黄金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的描述中，把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弊病来描写，同时用原始平等的乐园来取代，在这个乐园中没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他能守护茅屋，消灭罪犯和为申诉者实施公平，其权威没有人敢于冒犯；他们聚集在一处，以挑选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强壮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为他们的王侯和保护者。他立下誓言，在每个人都向他交纳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条件下，他将维护权利，保护他们的家园；而大家也心甘情愿这样做。他长期以来恪守自己的职责。但狡猾的奸贼看他孤身一人，就纠集一起，经常偷盗别人的财物，以此骚扰他。为此民众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承担起捐税的职责，使王侯手下增添几位军官。他们自己共同纳税，向王侯交地租和贡赋，并把大量土地献给他。这就是世界上国王和诸侯的由来。我们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这一切，他们把这些古代的事实留传给我们，为此我们对他们怎么感激也不过分。”

信仰与理性的艰难平衡：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阿威罗伊主义

13世纪的知识分子会知道维持另一种平衡，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吗？13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探索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理性主义意义完全不同，经院哲学的理性也有不同于斯达吉拉的其他渊源，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仍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进行的。

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不再是12世纪人们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主要是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现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译家，人们进而了解到他还是位物理学家，着有《尼可玛伦理学》的道德学家，以及形而上学家。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释。从一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学家，特别是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评注。这些评注把亚里士多德推向了极端，尽可能地让他远离基督教的学说。

进入西方国家的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相反，至少有两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还有更多，因为每个、或者说几乎每个评注者都有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但在这一运动中显示出两种倾向：一个是多米尼克修会的重要学者、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同圣经互相统一起来的倾向；一个是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发现并承认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他们准备同时遵奉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圣经。他们为此发明了双重真理的学说：“一个是天启的真理……另一个只是纯粹哲学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里是我作为哲学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为上帝不会说谎，我同意由他启示的真理，并通过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启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阿尔贝都·马格努斯从另一角度作了说明：“倘若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当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发，认为他不会有错。但如果人们确信他也是一个人，那就毫无疑问，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能会犯错误。”圣托马斯深信，阿威罗伊“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曲解者”，而阿威罗伊主义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说：“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已完成各门科学，因为迄今为止，也就是在十五个多世纪里，还没有一个后来者能够对他的著作有所增补，或在其中发现什么重大错误……亚里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仅有对阿尔贝都和托马斯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强烈反对，还有对阿威罗伊主义的强烈反对。这一强烈反对是由圣奥古斯丁学说的信奉者提出的，他们以柏拉图为权威，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然而，尽管圣奥古斯丁是经院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但主要的经院哲学家们坚定地反对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新奥古斯丁主义。对他们来说，学院派的隐喻式思想是对真正哲学的严重威胁。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写道：“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见解时，他反对的主要不是基础，而是形式。因为柏拉图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形象化的，并且他以譬喻示教；当他举例说明灵魂是一个循环过程时，他在词句的意义之外又放进了某些别的东西。”托马斯主义反对这样的混乱思想；在整个13世纪，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奥古斯丁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义的所有革新进行斗争，并维护保守立场。在13世纪，他们的策略主要是把亚里士多德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把圣托马斯同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托马斯主义一直紧接着阿威罗伊主义遭到攻击。

13世纪始终贯穿着反亚里士多德的攻击，这在当时是大学的危机所在。

从1210年起，巴黎的大学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1215年和1228年罗马教廷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十分正统的图卢兹大学从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为了吸引学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将在该校讲授。事实上禁令在巴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受到裁决被禁的图书仍列在教学大纲里。托马斯主义出色的理论体系似乎已解决了问题，但阿威罗伊主义的危机又将对一切提出质疑。一大批人文学院的教师，由西格尔·德·布拉邦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领头，讲授着包括阿威罗伊在内的哲学家的激进论点——亚里士多德已成为哲学家的典范。除了双重真理，他们也讲授——否定创世的——世界的永恒性，拒绝承认上帝作为事物起因的特权——上帝仅是终结原因——，并否定上帝对未来偶然性的预知。有一些人——这在西格尔本人那里并不明确——赞成行动的悟性的独立性，并进而在个体的层次上否认灵魂的存在。

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在1270年已对阿威罗伊主义者作出了判决，圣托马斯也离他们远远的，并从他的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抨击。1274年他去世后，掀起了一个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大规模攻势。这个攻势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拜宣布的双重判决中结束。

斯特凡·坦比尔列出了一份有219条被判为异端邪说原理的目录。那是一个庞然杂色的混合体。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阿威罗伊主义的论点外，大约有两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亚德激进派继承人中流行的见解，它们为阿威罗伊主义者所吸收——

第18条：哲学家不应该赞同未来的复活，因为这种事不可能通过理智进行检验。

第152条：神学建筑在传说的基础上。

第155条：人不必要为自己的葬礼操心。

第168条：节欲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条：完全放弃肉体的结合，对美德和人类都是有害的。

第174条：基督教的法规，就像别的宗教一样，有传说的成份和谬误之处。

第175条：这是科学知识的障碍。

第176条：幸福属于现世，而不属于来世。

这一“要目”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多米尼克修会丝毫不加理会。罗马的埃吉丢斯解释说：“人们无需为此操心，因为这些说法并不是在巴黎的全体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只是受某些浅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学院的一个世俗化的教师，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对这份目录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消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发表和它不同的见解。

虽然禁令并没有怎么得到遵从，阿威罗伊学派还是因此被夺走了自己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肯定死于非命。他的死亡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据说他是在意大利被囚禁后遭到谋杀的。这位神秘的人物，由于但丁而获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圣托马斯和圣波纳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里：

这是西格尔的永恒之光，

他在福亚累街讲授知识，

用三段论推导不受欢迎的真理。

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尔，是一个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这个圈子在一段时间里是巴黎大学的灵魂。

西格尔实际上代表了人文学院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管人文学院曾经有过何种声誉，它是大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人文学院里，实施的是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学院。

在那里，人们接触到贫穷的教士，他们还没有得到讲课准许证，并且更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博士学位，用他们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使辩论富有生气。在那里，人们同城市民众，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关心谋取神职的薪障，也最少去理会，是否会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不快。那里世俗的精神最活跃，人也最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结出了它全部的果实。就在那里，人们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死当作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流泪痛哭。就是这些“人文学者”，在一封动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这位多米尼克修会杰出博士的遗体，这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人文学院的阿威罗伊学派中，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最为严肃的理想。达齐恩的鲍依修斯申明：“哲学家（他这样称呼知识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规蹈距，正直、坚强而大度，温和又慷慨，庄重典雅，遵守法规，摆脱娱乐享受的诱惑……”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出自恶意、忌妒、无知与愚昧”的迫害。

“宽宏大量”——这个伟大词汇昭告于世了。就像高梯尔修士出色地描写的那样，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了高尚的最高理想，这一理想在阿贝拉尔那里，就是首创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对人类使命的热情，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是对人的技能的信赖，它是帮助人类力量完成人类使命的唯一保证。”它是一种“典型的世俗的唯灵论，它是为那些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再像僧侣主义唯灵论的门徒那样直接寻求上帝，而是通过人类与现世。”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

除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还有其他难于实现的统一，那就是理性与经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首先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是以杰出的学者、牛津大学的总监与林肯的大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术界，其后则有以罗吉尔·培根为首的牛津大学的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们。罗吉尔·培根在他的《大著作》（Opus Majus）里确立了他们的纲领：“拉丁人已经在语言、数学和透视法方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现在要研究实验科学提供的基础，因为没有实验数据，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任何东西……如果尚未见过火的人，在理论上得出结论说火会燃烧，它会改变与毁坏事物，那他听众的心灵并不会得到满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进火里以亲手验证结论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经验，心灵就会安定，并在真理的光芒中获得想息。这就是说，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这里经院哲学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经验论破土而出了。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特别是医学家以及同他们有关的外科医生和眼镜匠，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阿威罗伊说：“没有事先的理论研究，仅仅通过实践掌握的实用性外科手术，就像农民和所有文盲的外科手术，纯粹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它不是真正理论性的，事实上也就既非科学又非技术。”但他同时也申明：“医生经过理论学习以后，必须始终坚持实际操作。课堂讲解和论文仅仅教了外科学和解剖学的一小部分知识。事实上这两门科学所包含的内容，只有很少一些能在讲课中描述。”

难道经院哲学在它主要试验科目之一中，正在遭遇陷入抽象化的危险吗？

虽然经院哲学的语言——拉丁语，仍然是一种活的语言，因为它适应当时科学的需要，并且看来表述了所有的新东西，但是它放弃了利用充分发展的日常口语丰富自己的机会，使知识分子疏远了普通教徒，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思想感情。

经院哲学继续纠缠于抽象的、永恒的真理之中，并开始失去同历史的联系，同自己的使命以及自身的运动及发展的联系。当圣托马斯说：“哲学的目的不是为要了解人们思考过的东西，而是为了认识事物的真理”时，他贬斥了一种仅仅由哲学思想史组成的哲学，但他同时不也肢解掉了思想的一个范围？

经院哲学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冒险，是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家政治。13世纪末大学教师们接受了教会的和世俗的高层职位。他们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成员，顾问和部长。这是一个博士、神学家和法学学者的时代。一个大学的共济会，梦想领导基督教界。这一点由约翰·德·墨恩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作了说明：“知识分子不止是诸侯，也不止是国王。”罗吉尔·培根认识到，科学是一项集体的工作，因而设想了一个巨大的学者团体；他同时希望，大学成员和当时的统治者们一起来规划世界的命运。他吁请教皇，主动组建这样一支先头部队。针对1264年预兆着会发生瘟疫与战争的替星出现，他呼吁说：“对教会而言，那该多么有用，如果在这种时候由学者观察研究天空的状况，并通知高级教士和王侯们……在基督教徒中间，既不应该有这样一场血洗，也不应该有这么多被送入地狱的灵魂。”

这是一种隐藏着危险的乌托邦思想的天真愿望。对知识分子，人们也必须说：“鞋匠，别把上下颠倒……”（Sutor，ne supra）。虽然可以肯定，科学归属于政治，但如果学者最后作为政治家结束自己的生涯，很少会有好结果。

第三章: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1）

中世纪的衰落

行将结束的中世纪是转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长，接着由大饥荒和像1348年那样的瘟疫所加剧的衰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为西方经济提供贵金属方面发生的麻烦，造成了先是对白银然后是对黄金的需求，战争又加剧了这一需求——这就是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形成了货币形式，这动摇了社会关系。在这一发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城市各阶级之间产生了分化。当现在受剥削日益严重的手工业行会在某些区域（弗兰德、北意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趋向无产阶级化，同时生活条件下降到农民大众水平时，同时靠刚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各项活动与新被吞并的地租为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同旧的统治阶级：贵族、修会修士和最上层的世俗的教士结成一体。他们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种骤变的形势，使之有利于他们发展。在这个调整转变的过程中，各项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权力急速扶植经济势力。它将使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维持几百年之久。那是一个王侯的时代。人们只要为其服务，成为其官员或廷臣，就能获得财富、权力和荣誉。过去的大人们懂得这一点，跟专制政治与君主制度缔结了盟约。同时又有受王侯庇护的新的权力人物挤到他们中间。

在这一背景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的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

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变化

中世纪末期的大学成员，最终在归属劳动阶级还是加入特权集团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西方国家，将有几百年之久的时间，不再有任何的知识劳动者。或者不如说，理应得到这一名称的是地方学校的无名教师。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革命运动中，例如1378年佛罗伦萨梳羊毛工人的骚动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们在知识分子运动中没有占据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学成员没有放弃他们从有报酬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不仅如此，在这个艰难时世里，他们顽强地抓住这点不多的收益。他们越来越贪婪地要求大学生为听课付钱——教会在这方面最终已无力干预。他们增加关于赠礼的规定，这些赠礼是大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送给教师的。他们对大学里所有可能增加他们负担的开支都作了限制。可以无偿地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苦大学生的数量，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减。15世纪初在帕多瓦，每个学院只有一个这样的大学生。这是个带有理论意义的措施，包含着教会所捍卫的原则。它近似富有的商人从其盈利中为救济穷人而向上帝捐献的金币。

与此同时，原来涌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流逐渐停止，他们曾经是各个院校的活力所在。从此以后，他们之中能上大学的，只有那些得到一个庇护者供养并由此紧紧依附于他的人，或者是像维庸那样满足于把求知置于次要地位的流浪汉生活的人。

在帕多瓦，有一个关于民法博士学位的引人注目的决议，鲜明地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关系的这种变化。一项来自1400年的规章的新规定，引入了受教师们欢迎的大学权利中的浮动工资制度，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助学金被固定在一定比率上。这一大学政策因而适应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于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由于物价上涨，管理机关和雇主们尽力冻结工资。他们毫不承认生活开销和报酬之间的相应联系，而这种联系能够导致引进浮动工资制度。另一方面，享用地租、利息和赁金的人，通过以实物结算，或把以结算货币单位确定的支付数目变成实际货币，经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同生活费用的价格相适合。

这一例子表明，大学成员已转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说领主的或也是资本主义的收入生活的社会阶层方面。

大学的成员们多数靠以上这种方式的收入，来积聚自己的财富。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教会的领地，但也涉及不动产：房屋与地产。波伦亚大学的《规章》尤其表明了13世纪末令人注目的大学财产的结构。教师们已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尤其是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挣得也较多的教师，不过这种状况偶尔也适合于教师的大多数。此外他们还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样，热衷于投机事业。他们变成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把钱借给急需的大学生，作为押金，他们收取价值比借款高两倍的抵押物：书籍。

弗朗西斯科·阿库尔修在布特里奥和欧梅托拉拥有财产，还有一所漂亮的别墅，别墅的浴室带有一个液压供水的轮型装置，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在波伦亚，他和他的兄弟们有一所带塔楼的华丽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厅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经营一家商社，商社在波伦亚和国外从事图书销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贷，以致他临死时不得不请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这一请求照例被满足了。

老奥多弗雷多的儿子，阿尔贝托·奥多弗雷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non paeciol，ma sovrano）放高利贷者，除了许多地产，他还在一家亚麻企业里拥有股份。

1326年教师乔万尼·丹德利给了女儿诺弗拉600个金波罗尼尼的嫁妆，这是个惊人的数目。

但由于他们积聚货币，以及货币贬值与危机不断的中世纪末期的种种金融变化，这一收入带来了封建赋税与地租方面的亏损。许多大学成员的财富减少了，房屋与地产相继被出卖。因此他们寄希望于谋取别的方面的赢利：学费与考试费。因此也产生了一部分大学人员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更新。同样也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最终把大学成员推向新的财富中心，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

然而大学人员的更新，由于大学成员要求根据继承权雇佣人员的倾向，部分地中止下来。早在13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阿库尔修就已经为博士们的儿子们，请求在波伦亚大学得到空缺的教师职位的优惠权。但地方当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但成效不大。当1397年法学家学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博士学位只限于授给一个波伦亚市民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计在内。由此他们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帕多瓦，人们于1394年宣布，一个博士，只要他属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即使世系中有一员不是博士也无妨。1409年规定，一名博士的儿子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的形成，导致知识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大学人员成了一种特权阶层。

正像马克·布洛赫出色地描述的，大学成员们为替自己建立贵族体制，不得不求助于通常社会阶层与个人为进入贵族社会而使用的手段：他们过贵族式生活。

他们用他们的衣着和他们职位的标志，搞起贵族的象征。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现。金指环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们在“正式集会”（conventus Publicus）或“开学”（inceptio）的日子献给他们的帽子，也日益变得不再是职务的标志，而成了荣誉的象征。他们身披长袍，被风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经常还带着银鼬皮衣领，更重要的还有在中世纪作为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的长手套。规章制度对博士学位申请人为参加考试而赠送博士们的手套数量要求得越来越多。波伦亚1387年规章的一段文字规定：“申请人有责任在取得博士学位前的适当时间，在教堂司事那里为教师学会的博士们送去数目足够的手套……这些手套必须有一定的长度与宽度，以便盖住手臂的中段。它们必须用上等鹿皮制成，足够宽松，保证双手能轻快和舒适地套进去。所谓上等鹿皮货，是指一打手套里至少有一双要用23（里拉）可以买到。”

博士学位通过后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贵族趣味的内容：芭蕾舞，戏剧演出，体育竞赛。

大学成员的住房变得豪华富丽。他们之中最富有的，像阿库尔修，其住宅有塔楼，这理论上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他们的坟墓都是真正的纪念碑，就像那些至今仍在装点着波伦亚教堂的纪念碑，它们或者进而被安置在开阔地方。

波伦亚大学的院长们很快按规定过上贵族式的生活，其中人们也可偶然发现有出自勃艮第公爵家族或巴登伯爵家族的人员。他们获得携带武器和可以由五人卫队护送的权利。

那些较少受到尊重的“人文学者”至少也取得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大学生是够富裕的，他们还可以找人替他服兵役。

教师的头衔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起先在12世纪，“师长”（magister）是手工业的师傅，工场的领导。学校老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他的头衔标志着他在劳动建设中的作用。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荣誉头衔。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堂表姐妹，她从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往巴黎写信，没有用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3世纪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教师们并不教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学生怎样让人叫‘拉比’。”根据福音书，“拉比”是对主人的称呼。14世纪，“师长”就被人家跟“主人”（dominus）一样看待了。

波伦亚的教师们在文献里被称为“高贵的人”（nobiles vin）和“头等市民”（primarii eives），平常则称为“法学家”（dominilegum）。大学生称呼他们爱戴的老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一位语法学家，米诺·德·科勒，甚至对他的学生解释说：“大家如此渴望对知识的占有，比占有其他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穷人从卑贱中提拔起来，它使一般平民成为贵族，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它还使贵族成为优秀分子，胜过一般平民。”

从此以后，知识又变成占有与财富，变成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

就像惠钦亚极其尖锐地指出的，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知识、信仰和骑士精神是维特里的菲利普的百合花冠（1335年）中的三朵百合，人们可以在布契考的马雷夏尔的实用手册里读到：‘由于上帝的意志，有两样东西就像两根柱子，为着支持神及人的法律秩序而竖立起来。这两个支柱就是骑士制度和知识，它们彼此配合得十分协调。’”1391年，弗鲁瓦萨区分了佩剑骑士和“法律骑士”。皇帝查理四世拥抱巴尔特尔，并授予他在波希米亚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发展趋势的顶点是，1533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布巴黎大学的博士为骑士。

人们懂得，这样身份高贵的要人就不会甘冒被混同于劳动者的风险。这就是说，根据《丧失身份法规》要放弃贵族称号，这是一项在法国尤其牢固，路易十一没有反对成的法规。知识分子赞同公众意见，对手工劳动表示极度鄙视。就像亨利·豪塞尔中肯地指出的，这一点到了人文主义时代，还会由于从希腊－拉丁作品滋养起来的偏见，变得更加恶劣。从此以后，12世纪和13世纪城市里那种把人文的和机械的技艺综合为普遍的物力论的渴求，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经院哲学中已露端倪的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相脱节的危险，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医学界人士那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医师－教士和药剂师－调料商之间发生了分化，外科医生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14世纪，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公告和命令，认可外科医生的分化。第一道公告由“美男子”腓力四世签署，1311年发布。从此以后大家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穿长大褂的外科医生，根据章程（其中我们熟悉的最早一个章程是1379年制定的），他们必须持有中等会考的证书或准许证，从而形成了外科医生贵族阶层；另一方面是理发师，他们理发刮脸，做些不起眼的外科工作：他们出售油膏和药草汤剂，放血，敷贴伤痛膏药，整治驼背，他们也给癌疡开刀。两个不同的兄弟会——宗教模仿社会组织——把他们分别组织在一起：对前者是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兄弟会；对后者是圣格拉勃茂兄弟会。不难理解，医学科学家阶层和开业医生阶层之间，科学界与技术界之间的这堵隔墙，会给科学的进步设置什么样的障碍。

学会和大学的贵族化

大学的贵族化也在学会的发展中反映出来。这里需要正确地说明学会的意义。作为慈善基金会，学会一开始只是为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敞开大门的，它们也不是后来被改造成的教学中心。虽然以后有些学会为自己争取到某些课程，导致如1257年罗伯特·德·索邦建立的学会同神学院合并，并以此命名巴黎大学；虽然以后牛津与剑桥的大学分化为学会，它们按照至今仍大部分有效的体制成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总的来说，学会并没有充任人们事后试图派给它的角色。有许多学会很快就出了名：同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一起的有哈库尔学会（1280年）和纳代拉学会（1304年）；1307年由阿尔博诺兹枢机主教在波伦亚创立的西班牙学会；牛津的巴利奥尔学会（1261－1266年），梅尔顿学会（1263－1270年），大学学会（1280年左右），艾克塞特学会（1314－1316年），奥利尔学会（1324年），女王学会（1341年），新学院学会（1379年）。林肯学会（1429年），1438年为悼念百年战争中阵亡的英国人的亡灵而创立的众英灵学会，圣女学会（1448年）；剑桥的彼得家园学会（1284年），国王会堂学会和米歇尔家园学会（1324年），大学学会（1326年），彭勃洛克学会（1347年），贡维耶学会（1349年），三一会堂学会（1350年），基督圣体学会（1352年），上帝家园学会（1441－1442年），国王学院学会（1441年）、女王学院学会（1448年），圣卡德琳娜学会（1475年），耶稣学会（1497年）。尽管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大楼，像自成中心的教学机构明显的组成部分，它们仍然跟人们习惯上把它们想象成的样子截然不同。它们成为领地统治的一种中心，租用或购买房屋，起初是在较邻近的地区，然后转向乡下和周围的农村，对它们进行商业性的剥削。它们承担起城区的执法任务，管理周围街道的交通。在它们的房舍里，尤其在巴黎，居住着大批高级官员的家庭，特别是议院的高级官员家庭。就这样，索邦神学院区变成了巴黎城的“法学苑”。学会倒退到早先修道院的作风。它们是大学贵族化的结晶，体现了他们封闭性的特征，同时还把大学成员及教学内容上的宽容态度，都变成了一种——主要是法官式的——寡头独裁。

这样，大学本身转化成暂时固定的权力机构，变成了所有主，它们在经济上的操心超过了社团事务和领地主权方面的经营管理。大学社团组织以前的荣誉标志，印章，现在变成了贵妇人的武器。

经院哲学的发展

与上述这一会社团体的发展相应的，是经院哲学的平行的发展，后者甚至否认自己的基本要求。我们将从14世纪和15世纪极端复杂的哲学与神学中举出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它们已离开13世纪经院哲学的立场。这就是由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奠定基础的批判的和怀疑的思潮；由牛津的梅尔顿学会成员和巴黎的博士们（奥特雷柯尔，布里丹，欧雷斯默）发展为经验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还有阿威罗伊主义，它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和尧顿的约翰起就主要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下文将谈到），伟大的异教领袖威克利夫和扬·胡斯也部分地采用阿威罗伊的学说；最后是反唯智论，它很快使得中世纪衰亡时期的整个经院哲学黯然失色。它产生于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理论中，并在十五世纪经由彼埃尔·戴利、热尔森和库萨的尼古拉而得到普及。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通过弗朗切斯各修会杰出的博士约翰·邓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纳1350），神学同经院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问题，发生了争论。正像戈顿·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随同被抛弃的是把创造物同神性统一为一体的努力。圣奥古斯丁的门徒和圣托马斯主义者虽工作方式不同，但都曾致力于这种统一。对此还需补充的是，在14和1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比圣托马斯的思想流传更广，当时的思想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邓斯·司各特第一个把理性从信仰的事里驱逐出去。上帝是这样自由，他是远离人类的理性的。上帝的自由变成了神学的中心问题，并且从此以后它对理性来说是无法接近的。威廉·奥卡姆继续了这项工作并通过把司各特学说的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备了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分离。他区分抽象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不同，抽象的知识“并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存在的事物是否存在或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否不存在……直观的知识则是这样一种知识，我们通过它认识到，存在的事物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并不存在。”正如保罗·韦伊诺指出的，奥卡姆理论的逻辑，无疑并不一定通向怀疑论。认识过程并不是必然以认识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真理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得以达到：证据只涉及人们可以凭借经验加以确信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属于玄想的范围，不带有任何可靠性，最多不过是可能性。但这一原理经过奥卡姆本人着手应用到神学上去，导向了怀疑论。因为上帝只是由于它的万能得以阐明，现在“它变成类似某种不可确证的东西，它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结果必然是，理性从此之后既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而且信仰只能退出讨论的舞台，让出地盘给事实，或者屈服于统辖整个非感性领域的怀疑。”

凯·米夏尔斯基曾详尽地说明，奥卡姆学说的信奉者是怎样从上述原理出发，把哲学和神学进一步发展为批判主义与怀疑论的。大学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迄今为止一直起着神学学说试金石作用的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评注，现在越来越被鄙弃。奥卡姆以后，“问题”的数量减少了，并越来越集中在“上帝的万能”和“自由意志”上。与此同时，自然与神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可以不依靠“神恩”，实现上帝要求的一切。每一种教条主义的学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善与恶不再必定相互排斥。人类的力量只能与自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并与经验对照。

在另一方面，奥卡姆学说的反对者，像牛津的托马斯·布拉德瓦蒂纳，也走上同样的道路，提出同一类的问题。他们的权威主义，使教义的权威成为所有真理与全部知识的中心点，导致对理性同样彻底的排斥。正像戈顿·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一怀疑主义神学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从此以后，通向唯意志论的道路畅通了，它将以丑化和反常的形式宣布权力欲的合法性并为封建王侯的专制制度辩护。最后一点顾虑一扫而空，卡勃利尔·毕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声明要为他的老师奥卡姆辩护，不管怎样他没有背叛他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一门神学不能为信仰提供一点理解和论据，那将是可耻的。”或者如彼埃尔·戴利，他提出一个纯修辞学的保留意见：“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和十分有益的，如果不能以可信的论证为它辩护和给予它支持，那是不合适的。”

经验科学的局限

上述批判主义学说，构成梅尔顿学派成员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的基础，如威廉·哈埃脱斯伯里和理查德·斯旺斯赫德——另外也体现在格罗塞特斯特和罗吉尔·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奥托雷柯尔的尼古拉，约翰·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欧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们满足于经验：“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这些教师被称为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伟大学者的先驱：如曾是巴黎大学校长的约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为他同纳伐拉的约翰娜的所谓骇人听闻的私通，以及他那头著名的驴。据说他“预见了现代动力学的基础”和给物体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动力”（impeto）概念和笛卡尔的“运动质”。“当人投掷标枪时，一根轻的木制标枪和一根重的铁制标枪，它们长短大小一样，形状一样，并以一样的速度运动，铁标枪会飞得更远，因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推动力更强大。”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则以他的重力理论，“影响静力学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激励列奥纳多·达芬奇、卡尔达诺和伯纳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欧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认识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运动和坐标的应用，有人说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驱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论述这些问题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远远超过哥白尼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这些是有争议的观点，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学者很有灵感，终究长期一直没有结果。在寻求成果的努力过程中，他们的灵感由于中世纪科学狭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碍。那就是缺少科学的象征主义，这种科学的象征主义本来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围内容易应用的形式把握他们的科学的原则；还有无力把理论发明拓展到实际应用中去的落后的技术；以及阻碍“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明确的科学抽象的神学专制。靠了亚·柯伊莱，阿·勒·迈耶尔，安·康贝斯，马·克拉格特和盖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纪学者们逐步展示了他们的奥秘。但他们似乎只是败坏了理性主义的声誉，后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反唯智主义

他们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唯智主义。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对中世纪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纪最后一篇重要的经院哲学总论的作者，库萨的尼古拉，起而捍卫埃克哈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博学的无知辩解。“智者们告诫我们，最大危险来自思想家对奥秘的传达，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习性的权威所奴役，因为长时期循规蹈矩产生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放弃习惯；犹太人、萨拉逊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难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由于日积月累而成为他们习惯的见解当作法规看待，并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今天亚里士多德学派压倒了一切，把矛盾的冲突看作谬误邪说，只不过因为对这一原理的接受能够通向神秘主义神学。在那个学派里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并同他们的学说原理相对立。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向高峰攀进，那将是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宗教皈依……”库萨的尼古拉在捍卫埃克哈特长老的学说以后，用以下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给你寄上这些说明，供你阅读，并且只要你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传给别人阅读，以便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内心的热情而萌芽生长，并让我们自己提高到观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为我已听说，依靠你热情的努力，这一在全意大利热心人士中间传播的种子，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抽象推论将会战胜全体哲学家所有那些钻牛角尖的恶习，尽管放弃传统的习惯很难。千万别忘了，让我经常从你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教益。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进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靠一种神圣的养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这方面我依赖的是博学的无知，并不断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仅仅超过遥远的图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们衷心向往与永远赞美的上帝，在我们从这个尘世获得解脱的时候，让我们最终达到它。阿门。”

14世纪中叶，理查德·菲兹劳尔夫就已经把他自己背离哲学而向信仰主义神学的皈依，作为一个事例提了出来，并在向基督作祈祷时进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祷告说：“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当作导师之前，我懵懂无知地听着哲学家们的喧嚣，听着他们反对你的废话，那里有狡狯的犹太人，大胆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质的萨拉逊人，和无知的亚美尼亚人……”他在自己的《总论》里有意识地把经院哲学的论据搁置一边，只用圣经的经文。

从此以后，正如我们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敌人。菲兹劳尔夫同样写道：“从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论证中，它们只是对极度虚浮的人才显得有深刻意义……”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彼埃尔·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显而易见的论证的理由……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见。因此那些顽固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

约翰·热尔森也这样认为，他是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另一名著名的校长，《仿基督论》一书据信是他写的，书中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这种虔信反映在热尔森和戴利虔诚的布道词和神学小册子里。这样知识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义的唯灵论。人文主义唯灵论的近代献身者（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举例来说，就有伊拉斯谟。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从13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西班牙重新从伊斯兰教徒的占领下收复而带来的进步，由于伊比利亚王朝统治的巩固，出现了教学机构。它们之中虽然有些是从以前就存在的学校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不再是自发的和像波伦亚、巴黎、牛津各大学那样逐步形成的。它们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之下创建的真正公共性质的学校。

在巴伦西亚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失败以后，在1220至1230年间，由于莱昂的阿尔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现了萨拉曼卡大学。它的存在，通过1254年阿尔封索十世的诏令——阿尔封索十世号称“贤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和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谕，最终得到了认可。接着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学（1290年），莱里达大学（1300年），佩尔尼昂大学（1350年），韦斯卡大学（1354年），巴塞罗那大学（1450年），萨拉戈萨大学（1470年），帕尔马·德·马略卡大学（1483年），西奎恩礼大学（1489年），阿尔卡拉大学（1499年）和巴伦西亚大学（1500年）。从14世纪起，这一创办大学的浪潮遍及中欧、东欧和北欧。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学作为第一所罗马帝国的大学，由教皇克莱门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来促进他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大学还有：1365年由鲁道尔夫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创立，1383年由阿尔贝特三世重建的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虽然它由两位教皇克莱门七世和乌尔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发表教谕宣布成立，它的真正问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学的危机而成立的莱比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特里尔大学，它在1454年就宣布成立，但真正存在是从1473年开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1455-1456年）；巴塞尔大学（1459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它虽在1459年就获得教皇庇护二世教谕的批准，但从1472年起才开始正常运作；此外还有美因茨大学（1476年）和蒂宾根大学（1476－1477年）。在同一时期，于1425年创办的卢汉大学吸引了勃艮第地区的学生。1364年由卡西米尔大帝建立的克拉科夫大学，1397至1400年间，在符拉第斯拉夫二世雅吉罗在教皇博尼法佐九世的支持下重新修建。在佩奇，1367年起就开始讲授教会法；于1389年建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在1410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繁荣，1465至1467年间成立了普雷斯堡大学。

瑞典于1477年成立第一所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丹麦是在1478年建立第一所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统治着英国的学界时，英格兰的国王们相继建立三所大学：圣安德鲁大学（1413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1451年）和阿伯丁大学（1494年）。在意大利，往往是因为教师和大学生脱离波伦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时在摩德纳、雷齐奥-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韦尔切利、锡耶纳和特雷维索部出现了大学。由腓特烈二世作为反教皇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那不勒斯大学，只繁荣于腓特烈二世统治时。其他各所大学，只有当获得意大利各王公的支持时才有重要性，他们想把大学当作自己公国的装饰品。这些大学中最重要的是1222年建立的帕多瓦大学，它从1404年起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大学。早在1244年，英诺森四世就在教皇宫廷建立了一所大学，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皇们试图使它富有生气，一如他们要巩固他们在教皇国的统治权一样。锡耶纳从1246年起原有一所大学，由于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的诏令，和1408年教皇格雷高里十二世赐予的特权，它重新进行修建。在1248年徒有其名地建立的皮亚琴察大学，1398年乔万尼-伽里·维斯康提予以复兴，使其名实俱全，成为米兰共和国的知识中心。对建立于1361年的帕维亚大学，也在1412年得到维斯康提这方面的推动。在1349至1472年之间，佛罗伦萨大学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中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洛伦佐大公更喜欢把1343年诞生的比萨大学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学所在地。1430年埃斯特家族使1391年在费拉拉建立的一个大学获得了新生。从1405年起，皮蒙公国拥有一所命途多变的大学——都灵大学。阿拉贡与西西里的国王，豪华者阿尔封索，也于1444年，在教皇尤金四世的支持下，在卡塔尼亚建立了一所大学。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法国大学地区分布。除了在12世纪就已成为重要学校中心的巴黎、蒙彼利埃和奥尔良的大学之外，除了其历史至今尚不清楚的昂热大学之外，前文已谈到，还在1229年为着同阿尔比教派的异端邪说作斗争而成立了图卢兹大学。其他地区，大部分由于与军事有关的原因，只出现一些短期存在的或不知名的大学。博尼法佐八世在1303年就已建立的阿维尼翁大学，只在教皇住在该地期间，有过一段相应的繁荣期。1332年成立的卡欧尔大学只在一个短时期开过课。由王位继承人昂贝尔二世建立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在1339年以后只是勉强维持着；皇帝建立的奥朗日大学在1365至1475年间谈不上有更大成就。从1407年起，普罗旺斯的路易二世——照蒙彼利埃各民族的用语——把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吸引到了艾克斯。由勃艮第公爵“善心人”腓力在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下成立的多尔大学，在1481年关了门。王位继承人即以后的路易十一在瓦朗斯创办了一所大学，从1452年起授课，课程限于法学。路易十一作为国王，还在1464年，在他的家乡布尔日建立了一所大学，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创办了一所大学，该大学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国在由英国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时，出现了三所大学，它们以后将相当繁荣。英国人方面是卡昂大学（1432年）和波尔多大学（1441年），法国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学（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学是医学专业知名的学府外，巴黎大学继续是法国各地或法国影响范围内国家的重要知识中心。

然而，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普厄尔·基勃勒曾对14和15世纪大学中多民族现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大学成员和政治

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总体发展中。在这个总体发展里，中世纪末期的重要大学成为政治力量，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时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学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族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这些民族从此以后为民族情绪所左右，最终适应国家新的民族结构。下面我们就奥卡姆和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阿威罗伊主义政治学说，布拉格大学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学的政治作用简短讨论一下这一发展。

乔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纪末期世俗精神的诞生》中，恰好就威廉·奥卡姆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论点和政治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奥卡姆和马尔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纪上半叶，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一道，为反对教皇制度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进行了共同的斗争。

从他们作为论战者和政论家的活动中，产生了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响他的其他传统也很容易辨认出来。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教会和世俗权力分离的原则，亦即皇帝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反对教皇谋取世俗的统治权。在哲学上它涉及阿威罗伊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并在社会哲学方面导向经验论，这种经验论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主义，因为它致力于把政治从道德中解放出来，把个人意志置于极客观的现实之上，把社会秩序归结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约来代替自然。此外还有法学家们和克朗·杜博瓦－诺伽累的影响，后者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围，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辩护，而同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这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份替君临一切的国家申辩的辩护词，它坚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础上的国家的自主。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证论观点导致已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权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纵欲，如果您反对这一世俗统治，那您自己就堕入了永恒的地狱……”全能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权力，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的统一。国家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和审判权。它是君临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图范围内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统治。最后，世俗的国家并不满足于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它自己要求承担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这个领域的权利。它最终废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所有真正的差别：“这肯定不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事务……，去创造和规定宗教信条，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人——不管他们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职人员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已经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这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了。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严格的宗教问题……”以下语句，人们会以为是路德写下的：“所有不属于内心的恩赐生活的一切，所有教会生活的一切，都属于现世和归国家所有。所有执行现世的道德法规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教会而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理论，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将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马基雅维里和路德，霍布斯和卢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现。

但奥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马尔希留，最终未曾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把整个全人类，至少也要把整个基督教社会在一个世俗帝国中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从而他们同基卜林党人的传统划清了壁垒。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这一点上，帕多瓦的马尔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对但丁来说，皇帝反而应成为国家根本统一的重建者。经院哲学的政治学尝试把已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扩张到全人类的范围。马尔希留的政治学则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多样性。在《和平的维护者》里人们可以读到：“大家都在问自己，如果所有在一个‘公民国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语言和道德界线分隔的地区中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这是否会更好。看来大概会是如此，这第二种解决办法会得到贯彻，并且人们必然会在其中觉察到一种天意的影响，这种天意要限制人类不确定的扩展。人们可以同样从中得出结论，大自然通过引起战争与瘟疫以及在人类的脚下设置重重困难，来限制这种扩展。”

虽然奥卡姆和阿威罗伊的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代表一种远远超出十四世纪条件的极端观点，但它仍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因为它们符合理性思考转向政治发展的研究这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一趋势接受国家统一的结局，同时又从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向分离表示屈从。它选择的是地方分治主义。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这一趋势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识。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学是在纷乱之中建立起来的。像所有大学那样，布拉格大学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但很快就面临被德意志的教师与学生占有的危险，他们的人数激增，在教会大分裂期间，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巴黎，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快。对他们的特性和勤奋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们处在对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磨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矛盾冲突完全建立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捷克人从下层阶级，即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获得支持，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贵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扬·胡斯，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立了一种哲学与神学学说，这一学说在许多方面要归功于牛津与威克里夫。他还把大学同布拉格人以及波希米亚民族联结在一起，用他的演讲艺术与热情鼓动他的听众，也给软弱的波希米亚国王文采尔四世造成有效的压力，结果引发了冲突。这场冲突以1409年通过的有利于捷克人的“库特纳·霍拉”国王诏令得到裁定。“各民族”的比例关系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大学所有的成员必须宣誓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大学，并在莱比锡建立一所独立的大学。这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民族的大学诞生了，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
　　巴黎大学与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的道路，则布满障碍。

巴黎大学：大学政治的光辉与污点

在大量英格兰人因百年战争而退学和大量德意志人在教会大分裂时离开以后，巴黎大学已经在其结构中趋向于成为一所法国人的学校。至迟从“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期间开始，巴黎大学就在政治上发挥了第一流的作用。查理五世称它为“国王的大公主”。它正式出席法兰西教会的全国神职人员大会和各等级联合会议。由于，在“铅锤党人”起义期间在艾金纳·马塞尔、巴黎人和宫廷间发生了争论，巴黎大学应邀做过居间调停工作。它还是特鲁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

巴黎大学享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声誉，这不只是它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给它带来的，同时还因为所有在整个法国与外国担任要职的教师，继续同它保持着紧密联系。

此外，巴黎大学也和教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强有力地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越来越可观的恩惠约束着巴黎大学。从现在起，巴黎大学每年都给阿维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 nominando－rum），一个满载教师姓名的书卷，大学以此带着获得教会领地的期望为教师们恳请教皇赐给物品或恩宠。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这一平衡。巴黎大学最初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但后来就对教廷越来越多的干扰感到厌烦，也操心起教会的重新统一来。为此它敦促法兰西国王暂时不再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以便通过让对抗的教皇逊位来结束教派分裂。同时，巴黎大学又充当先驱，主张宗教会议对教皇具有制约权，和民族教会相对独立于罗马教廷的高卢主义。前一个主张在基督教界为巴黎大学带来了很高声望。但后一个主张迎合了一种摆脱教皇制度的努力，仅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影响。

它的成功最终看来十拿九稳。巴黎大学充当领导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似乎庄严地确证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学成员在那里的举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兰的大学成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领地的问题上站在教皇党一边。当时他们所考虑的，肯定是从这方面看来更好地体现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尔宗教会议（顺便提一下，英格兰人在这次会议上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却以巴黎大学的失败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次宗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次是全法国性的危机，大大地动摇了巴黎大学的地位。

查理六世统治的混乱，在巴黎发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动以及接下去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领土分割中达到顶点。巴黎变成了英国国王的首都。无疑巴黎大学没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公爵从传统上同巴黎大学相敌对的托钵僧团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强烈谴责了为谋杀奥尔良公爵作辩护的让·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英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教师离开了巴黎，追随在王位继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尔日形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内阁，并挤满了在普瓦捷新创办的大学。
　　但留在巴黎的人员，起初勃艮第化，继而又向英国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学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贞德的暴行。通过把自己摆在同她——不顾热尔森的反对——对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帮了它外国主子的一个忙。它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这种社会舆论，就像《巴黎资产者》所流露的，对这位奥尔良少女极端仇视。它也表现出，那批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普通少女伟大光荣的天真与纯洁的无知，是多么无能，无法抛弃他们那学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学对贞德进行了审讯，并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对英王亨利六世通报了它的判决。

焚烧鲁昂女巫贞德的柴堆灰烬，给巴黎大学的声誉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尽管巴黎大学支持他们的高卢主义政策，并决定拥戴国务诏书。

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国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维耶枢机主教执行的新的改组行动。1470年路易十一强使教师和学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它成了国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第三章: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2）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

花费好几个夜晚，

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学者，像德米特留·恰尔孔蒂拉和马尔克·莫索洛等，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这里，贝萨利昂的影响比在波伦亚还要深远。

正在出现的领地政权促进了这一潮流。在佛罗伦萨，除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院，大学里还有卡马尔杜利修会修士昂布罗修及奥里斯帕、盖利诺和费莱佛在讲授西塞罗、德兰斯、琉善、品达、狄摩西尼、普罗丁、普罗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从伦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罗伦萨大学迁移到比萨以后，很快就在那里开设诗学、演说术、数学和天文学的讲席。维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维亚采取同样的措施，它将在15世纪和意大利战争期间促进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请当时研究希腊文化的学术领袖之一西奥多·伽扎，担任费拉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在罗马的知识界，由于费莱佛，埃诺克·达斯柯利，阿吉罗普洛和西奥多·伽扎讲授的古典文学，充满着同样高涨的热烈情绪。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义并非不受欢迎；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纪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周围，形成了一个受意大利影响的——从佩脱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选的人文主义圈子。早在14世纪初，在牛津、伦敦和巴黎讲学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评注老塞内加的《诵读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内加的悲剧，及提图斯－李维的历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两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赠送给牛津大学，传播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牛津大学准备让林纳克、格罗辛、柯莱特与托马斯·摩尔教课。大学还在期待着伊拉斯谟的到来。

法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蒙特勒伊的约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贡底尔·柯尔、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等同巴黎大学联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约翰在致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的一封信中，把热尔森总监当作人文主义者来赞扬：“……你按照自己的声誉，没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这我随手就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而我则一直十分惊奇，你没有追随巴黎大学名望卓著的总监这位有杰出教养的人的道路。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即你们两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贡献的领域。我指的是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它们首先建立在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规则上，靠它们人们才掌握了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如果没有它们，那么表达——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标——就会没有效力、空洞、贫乏……”1470年把印刷术介绍到索邦神学院的学会中来的神学家纪尧姆·斐西，是贝萨利昂的一个朋友，他试图把自己对佩脱拉克的钦佩和对圣托马斯传统的尊重融为一体，并盼望柏拉图主义的重新复兴。教会法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受佩脱拉克鼓舞的人文主义者，并同佛罗伦萨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讨厌让·斯坦彤克为首的蒙塔古学会野蛮纪律的伊拉斯谟，他在巴黎大学期间仅仅留下了对那里讲授的陈腐的经院哲学的鄙视。但人文学科教师、枢机主教勒莫瓦内学会的教授雅克·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巴黎传播一种形式最纯粹的人文主义，对此人们可以参阅奥古斯坦·雷诺德的出色描写。

虽然人文主义主要攻击的是迂腐僵化的经院哲学，虽然大学成员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义所吸引，终究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通过人文主义，原来因其语言和风格不像哲学家而未受阿尔贝都·马格努斯重视的柏拉图重新得到了承认，并且由于柏拉图是位诗人，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精美版本，但他的心仍为诗人与神秘论者而激动。他的理想是玄思冥想的知识。他出版了《秘藏丛书》——采用马尔希留·费契纽斯的译本——它们是伪托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莱蒙·卢路的思想录，圣维克多的理查德的神秘主义学说，宾根的圣伊尔德伽和吕斯勃吕克的著作，最后是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他使自己成为博学的无知的信徒。

甚至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最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严谨的古典语文学家洛伦佐·瓦拉，也于1457年3月7日在罗马多米尼克教堂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布道中，阐明他同托马斯的方法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把我的想法完全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采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情。”对瓦拉来说——对勒费佛尔·台塔普勒也如此——真正的神学是圣保罗的神学，圣保罗从来不像腹中空空、哗众取宠的哲学家那样（per philosophianm per philosophiam et inanem fallaciam）说话。

哲学应该藏身于修辞学与诗歌的裙裥里。它的尽善尽美的形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

15世纪上半叶，有一位经院哲学家和一位人文主义者，彼此就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问题发生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争论。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优美语言的回溯

列奥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新译本。正如他所说的，这一重译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以前的译者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不像据信为圣托马斯工作的缪尔贝克的威廉，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差，错误触目皆是，文辞殊不雅驯。

枢机主教阿隆索·伽西亚·德卡塔日纳，身兼布尔戈斯主教和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对此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

正像这位枢机主教正确指出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形式与内容而展开的。对人文主义者来说，形式是高于其他的一切；而对经院哲学家来说，形式仅仅是思想的女仆。

阿隆索·伽西亚写道：“我所反对的是，虽然列奥纳多运用了足够的语言技巧，但他很少显出有哲学文化的修养。”他着重指出人文主义者由于追求绚丽的辞藻而造成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曲解，并为以前的译者辩护，他进而说明以前译者的意图：“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还尽可能地对它如实作了阐释，他似乎既不缺少最高度的典雅，也不乏最优美的修饰，如果他想要使用它们……但旧的译者，更多地执着于哲学的真理，为了避免错误，不愿做过多的修饰，而新的译者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前的译者明白，拉丁语并不具有同希腊语一样丰富的表达方式。”

他还给人文主义者上了一堂历史语言学的课：“拉丁语不仅经常向希腊人，而且也向野蛮民族和全世界所有民族借用语言修辞手段。以后拉丁语也以同样的方式用高卢语和德语的词汇丰富了自己。如果有相应的简短与精确的口语词汇，那最好还是用这些词汇，而不要重新启用古典语言里冗长的委婉措辞。”

经院哲学家让·迈尔作了同样的回答。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奉者和人文主义者针对野蛮愚昧和哥特人的嘲笑激怒了他，他说：“科学不需要辞藻绚丽。”

可以肯定，经院哲学的拉丁语已濒临死亡，不再能为一门自身已僵化的学科充当表达手段。大有前途的各种口头语言，正在赢得自己的尊严，而人文主义者也已准备好在这方面帮助它们。但是人文主义的拉丁语最后还是使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人文主义使科学失去了它除了数字和公式还能拥有的唯一的国际性语言。人文主义使拉丁语成为精英的老古董。

贵族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帜下，尽管他为著书立说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语言艺术散发出通宵达旦的油灯气味。他为内行的人写作。当伊拉斯谟发表《阿达契亚》后，他的朋友们就对他说：“你泄露我们的秘密！”

确实，人文主义者诞生于其中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那种激动不安的，对一切人开放的，同时推动所有的技术，并愿意在一种共同的经济中联系起来的城市建设的环境。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建设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人文主义的环境是团体、是封闭的研究院这种环境，而当真正的人文主义征服巴黎之时，它不是在大学里教学，而是在精英机构“王家学者学会”里教学，它是未来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

人文主义者在王侯的宫廷中如鱼得水。看来阿隆索·伽西亚在同列奥纳多·布鲁尼的语言学论争中，就已预感到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文雅’是用来表示那种在语言和实际中都向往荣誉的‘人性’的。‘市民’则是表示那些习惯于下跪、褪下自己风帽致敬，就是在自己同类人中间也拒不接受优先地位和前排座位的人。不过我们也称他们为‘宫廷人士’。或者假如你因这个称呼在民法中另有意义而不喜欢这个称呼，并允许我使用市民口语，我们就管他们叫‘宫廷侍从’，并把‘文雅’称作‘宫廷礼节’，或者采取骑士用语的说法，叫作‘宫廷气派’。”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巴尔塔萨·卡斯蒂格利昂将把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概括为“廷臣”（IlCortegiano）了。

词源学在这里充分采用它的完整意义。我们从城市世界（urbs）转到宫廷世界。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不仅是在知识结构上，而且主要的也是更突出的是在社会地位上。

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阶层和富豪们庇护的环境中。贡底尔·柯尔是法国和诺曼底的税收官（在诺曼底他同纳伐拉的查理一起发了财），是伯利公爵的秘书。他也是公证人，然后当了国王的秘书，税务总监，国王的两个司库之一，大使和特使。人民仇恨他，卡博什党人洗劫了他在巴黎的住宅。作为富裕市民的儿子，他已经能长期从事研究，然后利用他的资产和官职，急剧扩充他的财产。他被封为贵族，有权征收桑斯地方许多房屋的房租，有一份位于帕隆的带有葡萄园的领地，还在巴黎的维伊叶·杜·坦普尔路有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他生活豪华气派，僮仆如云，地毯壁毯充堂盈室，有骏马良犬猎鹰，是一叫寻欢作乐的浪荡子。但这不妨碍他以古人的方式称赞“圣洁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他是以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为首的查理六世“恋爱宫廷”（CourAmoureuse）中的一员。蒙特勒伊的约翰有许多庇护者和官职，他是国王、王太子、伯利公爵、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秘书，喜欢当着熟人的面夸耀他的这些交往、熟人们阿谀奉承他说：“你在宫廷中发挥影响，与其说是为你自己，更多地是为你的朋友们。”同时他得到大量的教会薪俸。只是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他才甘当光棍汉：

先生，你这是为我们好，上帝保佑！

你把我们从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上帝保佑！

他在致枢机主教萨琉西的阿弥策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满意得无以复加”。他有“大量的图书，足够用一年的储存品，许多的住房。衣服、马匹、艺术品、多得不可胜数。他是一个单身汉，有许多无与伦比的朋友们”。接着他策划一个计谋，企图获得一份肥美的领地。

王侯们给自己保留着文明的生活。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人文主义者在清静中工作。此外他们还隐瞒他们的额外工作。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贵族的“悠闲”（otium）。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写信给蒙特勒伊的约翰说：“不要由于这高贵与光荣的闲散感到羞愧，伟大的思想家们始终从中得到乐趣。”

回归乡村

还能有什么地方比乡村更适宜从事这种精心选择的、好学敏求的闲散呢？在这里完成一个循环，使知识分子从城市回到乡村。同时，这里也充分体现出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新富起来的市民和王侯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或简朴或奢华的别墅与宫殿。在卡列格吉，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研究院就同梅迪契的别墅毗邻。

蒙特勒伊的约翰、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和贡底尔·柯尔都拥有三幢别墅，他们退隐到别墅，忙于业余的人文主义研究。蒙特勒伊的约翰称赞谢利修道院的幽静，克兰芒斯的尼古拉欣赏芳丹·奥·布瓦修道院的清静。他们在那里重新发现了圣伯纳德那样潜心内修的人，只不过手捧的是西塞罗与贺拉斯。蒙特勒伊的约翰解释说：“你会逃离宫廷的豪华和城市的喧嚣，在乡村居住，喜欢空谷独处。”

伊拉斯谟所著的《虔敬的盛宴》就是这样开头的：

优昔波斯：此刻周围的河谷草地多么青翠葱绿，让我们看了满心喜悦！我真不明白，会有这种人．他们喜欢待在烟雾弥漫的城里。

狄摩修斯：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鲜花与绿色的草地，泉流与小溪；即使他从它们旁边经过时并非无动于衷，他更喜欢的也还是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楔子会挤掉别的楔子一样，一种乐趣会推开另一种乐趣。

优昔波斯：你大概是指高利贷者和别的贪得无厌的敲竹杠的家伙吧。

狄摩修斯：也指这些人，不过不仅仅是他们，我的好朋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无数其他的人，包括神父和修士，他们为了牟利，通常喜欢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他们在这方面并不遵照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的学说行事，而是学瞎眼的叫化子的样，叫化子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感到最自在，因为他说：哪里人山人海，哪里最好讨到东西。

优昔波斯：就让叫化子去多得好处吧；我们是哲学家。狄摩修斯：就是世界大智者苏格拉底，比起乡村来，更喜欢城市，因为他必须认识自己内心的欲望，在城市里他可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乡村虽有树木与花园，泉流与小溪，足以赏心悦目，但它们不会说话，不能给我们有任何教益。

优昔波斯；苏格拉底所说的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你一个人在田野里闲逛，尽管大自然依我之见并非一言不发，而是到处以千百种声音向一个个人叙说，如果它遇到一个目光敏锐而又博学多识的观察者。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造物主的智慧与美德更能传达绿色自然光彩照人的风貌呢？但是就在那种乡村的孤独偏远之中，苏格拉底在那里给学生们讲了多少斐德鲁，他自己又从他的那班学生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

狄摩修斯：在这样一个社会，除了避居乡村，没有别的更叫人高兴的事。

优昔波斯：我们何不壮胆一试？我在城郊有一份小地产，它不大，不过倒是个名副其实的珍宝匣。我想邀请你们明天去那里进餐。

狄摩修斯：我们人太多了。会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吃个精光。

优昔波斯：绝不会！整顿饭都是蔬菜，就像贺拉斯说的，一顿不用买什么的饭。葡萄长在我自己的园地里，黄瓜和甜瓜也不花钱长大。无花果、梨、苹果和硬壳果都由树木献上——要是我们可以相信琉善的描写，那就像在“幸福岛”上一样。最多再添上一只鸡舍饲养的母鸡。

狄摩修斯：那好，这我们就不想拒绝了。

科学与教学的脱节

这样，人文主义者背离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职责：同大众的联系，以及科学与教学的结合。人类的文艺复兴肯定会长期地带来一种孤傲工作的成果。它的科学、观念和杰作，将为人类的进步提供给养，但在一开始那是个退步，是个倒退。甚至印刷术，在它普遍推广书写文化之前，一开始也是对思想传播的束缚。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独占了丰富的文化。别的人仅仅获得了经院哲学的只言片语，那是事前在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中世纪的教士和人文学科学者传给他们听的。极有可能，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才第一次出现一门艺术，它以也许是有争议的形式，但完全带有说教与布道的意图，尝试着使民众参与文化生活。

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当时绘画中描绘的正在工作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反差。一幅画中是个正在讲课的教授，被学生们围绕着，被许多长凳簇拥着，长凳上挤满了听众。另一幅画是个孤独的学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在这间宽敞的、陈设富丽的屋子里他有许多地方，他的思想就在其中自由翱翔。

这一边有学校的喧哗，大厅的尘土，以及面对共同工作的环境的漠不关心，然而——那一边的一切都是美与享受和谐，平静和充裕。

新版后记

一本历史著作，在首次问世27年以后，未作改动又重新出版，这可能显得自视过高。但我认为，本书所述的关于中世纪学校与大学世界的见解，在根本要点上丝毫没有过时。相反，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中心观点，从1957年以来，一直不断地在得到证实与充实。

这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义在于，把注意力从机构转向人，从理念转向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和思想品质，并把中世纪大学的这一现象置于一个历时长久的联系之中。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的关于“这个知识分子”或“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仅仅是、也不能说仅仅是一种时髦。如果人们选择一种严肃的比较方法，不把注重类型与结构的协调一致的社会学要求和历史学研究割裂开来，并强调环境、变化、转折、断裂、差异和与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的交融，那么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弃了对我以前借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学、社会学和语源学的这个概念作一理论的附带解说，今天在这里我也不想涉及这个问题。

但事非偶然，最近几年里关于过去时代“知识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现在葛兰西的意大利。阿尔贝托·亚索·罗萨作了有关的概要综述；在热那亚的一个研讨会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时代；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乔万尼·塔巴科在社会的机构和统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确定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位置；论文发表在埃诺第出版社的一册旨在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意大利历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兰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识分子”上来。我感到非常愉快，乔万尼·桑蒂尼在一项对12世纪末继波伦亚大学而建立的意大利第二所大学摩德纳大学的诞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对我1957年出版的书作了比我更好的阐发：“‘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入进行研究。”

劳动分工，城市，新的机构，一个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纪盛期表现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间，这些就是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观的根本特征。

典型的中世纪知识分子原型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是他们同城市的联系。学校的发展是10至13世纪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来修士的修道院学校，和原则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继续是世俗教徒的大学生的开放的城市学校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但我本应更突出地强调城市学校与大学对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尽管由圣弗朗切斯各亲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中间发生了关于贫困与知识的争论，托钵修会仍很快就跻身于城市的学界。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修会教团（普莱蒙斯特莱教团，西妥教团），通过在13世纪就已相继在大学城里为本教团的见习修士建立的学会，转而信仰了大学的学说。

新的知识分子是市民和专业人员。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时间的人”，他们作为“出售文字的人”，必须克服知识属于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赠品的传统陈腐观念。继美国中世纪专家盖恩斯·波斯特之后，我也强调了大学全体教员和大学生在职业与社团方面的特点。除了普厄尔·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对大学职业物质的、技术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了更确切的界定。

我本来还应该在这种联系中，对作为上层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学教学大纲的革命性特点，强调得更充分些。西方国家过去只知道三条通向权力的道路。一是出身，这是最重要的；二是财富，直到13世纪，除了在古代罗马，它仍然还是很次要的；三是选举，它微不足道的意义局限在古代希腊村社的公民中间。原则上基督教教会向所有的人都开放通向教会荣誉的道路。事实上，教区、修道院的官员，教会的显要职位，如不是由贵族本人，大多数也由贵族阶层的成员来担任。虽然青年贵族，以及不久还有市民阶层的孩子们，构成了大学生和教师的绝大部分，但大学制度也使得许多农民的儿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致力于对“贫穷”的大学生进行研究，是意义深远的。在由米歇尔·摩拉和他的学生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的贫困类型学研究中，大学中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对贫困的实际和环境的分析，超出了传闻轶事性质的范围，让·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们作了说明。我原来首先应更好地指明，这一社会地位的上升，是靠一个对西方国家崭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实现的，那就是考试。西方国家于是——以一种谦恭的方式——同一种制度发生联系，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见，应当从比较的观点加以研究，这就是同中国的科举制度的比较。

这一职业的、社会的和机构的发展，导向一个目标，即权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不背离葛兰西的模式，虽然这模式确实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13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专制——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培养“高等官员的场所。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尽管自己的局限，由于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和大学的“自由”，还是或多或少成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直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3世纪和14世纪的四名重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不同的环境中，并通过他们当时的特殊的个性，明显地展现了中世纪高等学校领域的“批判”态度的丰富多样性，这四个人便是阿贝拉尔，托马斯·阿奎纳，西格尔·德·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该对大学“权力”的形成过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当时我还未曾看到赫伯特·戈伦德曼1951年就已发表的论文《教会·王权·学校》。我本来也应该在教会、君主制度和大学这三种力量中，认识到乔治·杜美吉尔所强调的那种三重职能的制度。除了宗教的职能和政治－战争的职能外，知识的职能也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种职能的一个方面，即富裕和生产经济的一个方面。这是在理论上为知识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像商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取利润。脑力劳动者从13世纪以来为了分享教会权力（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为了发挥政治影响（这在巴黎大学从13世纪末就表现出来了）的努力，表明了他们的意愿，面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出身所受到的歧视，不惜任何代价，同手工劳动划清界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巴黎知识分子吕特彪夫，在“圣者”路易九世的时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样我把这种新的精神劳动，解释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范围内的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就不会犯时代错误。接着我在那些从许多教师和大学生中一跃登上科学与思想的创造的顶峰，并获得遐迩闻名声誉的人士中间，挑选了几名法国人。也许没有把通俗作家、编纂家、百科全书作者包话在内，是一个过失，因为他们上完大学以后，在受过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众百姓中间布道的时候，传播了经院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杂碎。许多东西在这里都取决于主观的视角。今天被人藐视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曾是精神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播了思想，还发展了思想。杰出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谢纽修士，他首先开辟了本书采用的研究道路，他对出身意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尔·朗巴德（死于1160年）不太赞赏，后者的《教父名言录》，把圣经改编成学校常识性质的语录汇编，到13世纪成为神学院的基本教科书。但我觉得正像那位嗜书如命的巴黎牧师会成员彼埃尔·康默斯托（“吞书者”）一样，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识分子。康默斯托通过他的《经院哲学史》和其他作品，使当时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对后来的教师与大学生则是基本的手头工具书。另一方面，把同“圣者”路易九世关系密切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博韦的樊曾兹，也归在13世纪杰出的知识分子之列，我是不赞成的；他的《巨镜》（Speculum Majus），并无任何思想独创性，无非是照抄当时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准备在下一代人中间传播这些知识的文库。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师会的另一个成员罗伯特·德·索邦计算在内，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词）大多并未发表。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于替12名贫困的神学生建立一个学会，也就是后来的索邦神学院的核心，以后他还把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该学会，这是13世纪最重要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这位罗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维耶的嫉妒，因为他不得不和罗伯特分享同“圣者”路易九世的信赖。这位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提醒罗伯特，他是农民出身。罗伯特是个第二流的社会“有机组成的”知识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种子。

现在我更犹豫不决，是否要在中世纪的思想界划出13－15世纪本来意义上的大学成员和“文学之士”之间的界限。我已把吕特勃夫同《玫瑰传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约翰·德·墨恩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作为巴黎大学以前的大学生，都曾在自己著作里反映13世纪巴黎大学的意识形态斗争，体现“大学精神”的某些重要特点：“理性化”的趋势（但还不能说是“理性主义”），社团精神，反教士主义（主要针对托钵僧团），表示异议的倾向。如果我曾对中世纪末期的知识分子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追溯到边缘大学生弗朗索瓦·维庸。但我仍然懊悔，没有给一些受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影响的伟大“作家”以应有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神学或科学。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的真正天才；还有乔叟，他兼有科学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尽管他的声望主要归功于后者。

我更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褒扬12世纪预示城市运动中的文化的作用的职业知识分子——不过这一次涉及的不是思想界的顶峰，而是它的基础。除了一些教授语法和修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主要是法官、律师和公证人这些城市政权里的“手工劳动者”。今天，除了经济与严格地说来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人们越来越正确地承认了中世纪城市本质上和职能方式中的文化要素。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城市形成史上，商人不再担任独一无二的角色，或许甚至不再担任最重要的角色。所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文字知识、法律专业知识、首先是罗马法方面的知识，以及通过讲授“自由的”和有时是“机械的”艺术而使城市得以维持下去，尤其使意大利的“城市公社”（Comune）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人，都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城市成长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及社会的专业集团之一。中世纪城市的政权与形成，主要归功于他们。

自从1957年以来，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不曾改变我当初确立的框架的情况下，丰富了我们关于中世纪大学及大学成员的知识。要是把它们补充进我的著作，会导致对我自己的文本作一番几乎是全盘的修订。此外，附录的“参考书目”列出了最重要的论着，阅读这些论着能充实我这本书。

接下来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三方面里的一批新的论着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是文献资料方面。内容全面的书目已经出版。另外，这些书目使人们有可能对因比起“重要”大学而黯然失色，或者地理位置比较僻远，因而至今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大学中心获得更详细的了解。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篇幅的目录学工作，在中世纪知识分子史研究中引入了定量的观点。上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来自瑞士、列日地区或苏格兰的大学成员的名册，有助于历史的大学地理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为社会史、公共机构史和政治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最后，出版物以及对某些原始资料所作的计算机分析报告，紧接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研究工作不断问世，由此人们就有可能审核修订一些观点。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位日本研究工作者，在索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蒂耶尔的帮助下，提出了一篇新的行将发表的关于15世纪巴黎大学里来自英、德民族的博士生论文，这篇论文在描绘中世纪末期衰败中的巴黎大学上，其贡献不仅仅是笔调更为细腻多采。本书这一新版的参考书目，除了少数例外，不包括文献出版物方面的参考资料，因为本书虽以耗时费力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基础，但并不以专家为对象。然而在这里我依然要感谢那些学者，他们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科学工作条件虽有改善而他们的任务却得不到丝毫减轻的今天，仍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并时常以他们的敏锐见识，为历史学家进行新的阐释与提出新的问题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进展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研究领域。人们知道得越来越详细，教师与大学生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怎样生活，如何穿着打扮，吃的和喝的是什么，怎样安排他们的时间；人们了解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嗜好，他们的性生活，他们的消遣娱乐，他们的死亡和遗嘱，有时还有他们的葬礼与墓碑。当然人们也对他们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用具，对他们在发展思想技巧方面的作用，他们对手抄文书和后来的印刷书籍的态度，了解得越来越详细。塞恩格已经说明，大学的研究班是怎样在使中世纪的读者取得了从大声朗读讲稿，进而发展到目视的、默不出声的阅读的进步。一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类学正在形成中。

最后，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在13世纪以后则日益是在重大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当时有一个与英国占领者合作并处死贞德的巴黎大学）；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十三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

在这番不无遗憾的罗列结束处，我想强调一下，大学的作用在历时性方面是特别巨大的。这一论着的题目是12世纪和13世纪一种新的“社会-职业”类型的出现与胜利。至于中世纪盛期，我只当作这一题目的史前史，蒙昧的和断断续续的史前史而提到，而大家不再敢称为“中世纪衰亡期”的14世纪和15世纪，我也仅仅称之为衰亡和对前有模式的背离。

我肯定过于仓促，把中世纪盛期描述得太灰暗、太漫画化了。加洛林王朝在自己的初期，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完全背离那些可比的模式和所谓的“黄金时代”（mutatis mutandis）即中世纪全盛时代的模式。我并不想否认“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理性的现实，即使它的份量被夸大了。但我认为，在加洛林时代的教会和君主制度下，学校与思想家或观念制造者的性质及职能方式，是截然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文化中的学校与思想家或观念制造者的，而且前者的传播未曾超出有限的贵族——教会的和世俗的——阶层。人们的确应该对10世纪和11世纪社会中城市学校的职能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在列日、兰斯、拉昂等地，知识传授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朦胧的东西，预示着经院哲学的到来，但其中从人文学科到五个院系专业（艺术、医学、民法与宗教法、神学），从知识（sapien－tia）到科学（scientia，包括神学的科学），存在的断裂多于连续性。在维罗纳的拉特尔、吉尔伯特或圣安瑟尔姆的身上，体现出12世纪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定特点，但他们在其中思考与从事教学的主教教堂，并不是在12世纪形成的大学社团组织。为了举出一些巴黎人的例子，人们在从彼埃尔·朗巴德，彼埃尔·康默斯托，彼埃尔·坎特尔转到哈勒的亚历山大，奥弗涅的威廉（虽然他也是巴黎大主教），加兰的约翰等不同人物的时候，面对的是另一种“教师”的类型。当人们转而登上塞纳河的左岸，从巴黎城区来到拉丁区，从大教堂学校来到大学讲师的各所学校，距离不过几十或几百米远，景色却有好几十年的根本性改变。

正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同一个机构范围内，有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我的论着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充分的，不过近25年来的研究工作可以在这里帮助作出卓有成效的补正。是的，学会讲授的大学课程不同于13世纪没有单独的教学楼的大学的课程；是的，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学说，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学说（当然，这比起新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历史图表所作的描绘简略而不全面）；是的，“理性”在中世纪终结时具有与其全盛期不同的形式。是的，曾经有过大学的危机，它构成了14世纪和15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就像这个总的危机一样，大学的危机在1348年黑死病蔓延之前，在13世纪到14世纪的过渡时期，早在1270年至127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显然是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信仰问题判决的后果。是的，确实不错，作为例证，迷惑了中世纪末期社会的信仰新模式“近代神学”（devotio m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个富商的儿子格哈德·艾鲁特，于1374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学术成功后，回到亚尔嫩附近的一个卡特蒙斯修道院，并表明对大学的强烈敌意。根据他的看法，科学只是无用的东西、贪欲的工具和灵魂的堕落。只有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才带来拯救。是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人文主义者，出现了，他们试图取代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往往战胜后者。但有一个因素，我们如今慢慢地认识得更清楚了，却也造成了混乱，那就是有些并不否认他们的成长基础的大学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文主义者，热尔森与库萨的尼古拉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不仅如此。大学世界在地理上的扩展，在没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况下，改变大学的景观。新的大学出现在日耳曼的国土上（维也纳大学，1383年；爱尔福特大学，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维尔茨堡大学，140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等等），出现有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134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1364－1400年），而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各地大学的繁荣也就不用说了。新的大学是按照波伦亚大学或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建的，以院系或“民族”为体制，以教师和大学生为两个主要部分，等等。但它们常常同城市、国家、宗教保持着新的联系（布拉格大学的胡斯运动，克拉科夫大学的改变立陶宛人信仰的运动，帕多瓦大学的阿威罗伊主义，等等）。

虽然古典的经院哲学日趋僵化，尤其是神学和教会的控制通过审查制度使得许多院系缺乏生气，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兰的讨论克拉科夫大学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经院哲学显得要比记载的有活力和创造性，并具有较高的水平。上大学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规模大的老牌大学情况也是如此。此外，雅克·维尔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这方面的偏见。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冲突必须重新加以界说。在印刷术的传播过程中，大学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

更多数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在这一方面，有多篇关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极富教益的研究论文。

尽管如此，这种为中世纪末期大学局部恢复名誉的做法（顺便说一下，如果放弃传统的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划分开来的做法，并把到14世纪的中世纪就视为中世纪，一切就简单得多），有关14和15世纪大学社会面貌的丰富信息，是同大学界的一种实质性发展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和大学讲师不再拥有对精神生产与高等学校课程的垄断权。像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的圈子，学会，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都在新的卓越的条件下领会与传播一种大部分是新鲜的知识。大学自身日益重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它们为国家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和学校教师，他们之中献身于较实用而较少虚名的职业的社会新阶层，努力追求一种更适合他们职业等级的知识。大学也为宫廷培养人才，宫廷确保了个别脱离教学的科学家的面包和荣誉。中世纪来自城市和大学工作，并为统治今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的那类知识分子消失了。

雅克·勒戈夫     1984年11月

中世纪大事年表

1100－1166年　伊尔-埃德里西在世

1121-1158年　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被译成拉丁文约

1121年　阿贝拉尔发表《是与非》

1126－1198年　阿威罗伊在世

1140年　格拉蒂安编纂《教令集》

1141年　桑斯宗教会议，阿贝拉尔受到判决

1143年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翻译出版

1144－1203年　里尔的阿兰在世

1145年　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阿尔-卡里兹米的《代数学》

1146年　圣伯纳德在韦泽莱号召组织第二次十字军

1147年　前《熙德之歌》流传

1148年　兰斯宗教会议，吉尔伯特·德·拉波雷受到判决

1154年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授予波伦亚大学教师与学生特权约

1155-1170年　德国诗人托马斯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

1160年　法国诗人贝卢勒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尼伯龙根之歌》流传

1163年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止修士学习医学与法律

1163－1182年　巴黎圣母院建成

1167－1227年　成吉思汗在世

1174年　教皇塞勒斯丁三世授予巴黎大学教师与学生特权

1177年后《列那狐传奇》开始形成

1180年　巴黎圣母修会建立第一个学会：“十八人”学会

1197年　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

1200年“奥古斯都”腓力二世授予巴黎大学特权

1206-1280年　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在世

1208年　布道僧团成立

1209年　第一个弗朗切斯各（方济各）修会成立约

1210-1295年　罗吉尔·培根在世

1214年　牛津大学获得第一批特权

1215年　库尔森的罗伯特为巴黎大学制订规章

1226－1270年　“圣者”路易九世在位

1221－1274年　圣彼纳梵杜拉在世

1224-1274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在世

1230－1250年　阿威罗伊著作被采纳进西方国家各大学的教学大纲约

1235-约1284年　西格尔·德·布拉邦在世

1235－1315年　莱蒙·卢路在世

1240年　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可玛伦理学》

1245－1246年　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在巴黎讲学

1248－1254年　“圣者”路易九世进行第一次十字军讨伐

1248-1255年　圣波纳梵杜拉在巴黎讲学

1252-1259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讲学

1254-1323年　马可·波罗在世

1255年　伏拉沁的雅各出版《新的亚里士多德——珍贵的使徒传说》

1257年　罗伯特·德·索邦在巴黎建立了一个神学家学会

1260-1327年　埃克哈特长老在世

1265年　圣托马斯完成《神学大全》

1265－1321年　但丁在世

1266－1268年　罗吉尔·培根发表《大著作》、《小著作》与《第三著作》

1270年　天主教会对西格尔·德·布拉邦和阿威罗伊主义进行第一次判决

1276年　约翰·德·墨恩发表《玫瑰传奇》第二部

1277年　天主教会对托马斯学说与阿威罗伊学说进行判决

1282年　亚当·德拉哈勒发表《乡巴佬与木头人的凯旋》

1291年　十字军东征在东方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阿卡（帕雷斯丁纳）陷落

1293－1381年　约翰·吕斯勃吕克在世

1294年　教皇塞勒斯丁五世当选，被称为“圣灵派的教皇”约

1300－1361年　约翰·陶勒尔在世约

1300－1365年　亨利希·绪索在世约

1300-1368年后约翰·布里丹在世

1304－1374年　佩脱拉克在世

1309年　教皇克莱门五世将教廷迁到阿维尼翁

1312年　但丁发表《地狱篇》

1313－1375年　薄伽丘在世

1329年　埃克哈特长老受到天主教会的判决

1337年　百年战争开始；奥卡姆学说由巴黎大学进行第一次判决

1337－1410年　弗鲁瓦萨在世

1340－1400年　乔叟在世

1346年　克莱西战役

1349－1353年　薄伽丘写成《十日谈》

1376年　蒙彼利埃学院开始每年得到一具尸体以供解剖

1377年　教皇格雷高里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

1379年　牛津大学成立新学院

1387－1485年　弗拉·安琪里谷（奎多·德·彼德罗）在世

1395年　热尔森任巴黎大学总管

1401－1464年　库萨的尼古拉在世

1402年　扬·胡斯任布拉格大学校长

1405－1457年　洛伦佐·瓦拉在世约

1420年《仿基督论》（传为热尔森所作）发表

1424年　奥里斯帕任波伦亚大学第一位希腊语教授约

1425－1431年　扬·凡·艾克完成《神秘的羔羊》

1430－1470年　弗朗西瓦·维庸在世

1431年　教皇尤金五世在罗马大学推广人文主义研究

1433－1499年　马尔希留·费奇诺在世

1440年　库萨的尼古拉发表《论博学的无知》

1450年　谷登堡在美因茨开办第一家印刷所

1450－1537年　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世

1453年　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1463－1494年　皮柯·德拉·米兰多拉在世

1466年　巴黎大学设立希腊语教席

1466－1536年　伊拉斯谟在世

1469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子斐迪南王子结婚

1469－1527年　马基雅维利在世

1470年　巴黎大学推广印刷术

1475年　皮克奎尼撤军：百年战争结束

1488年　巴托洛缪·迪亚士航经好望角

1492年　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美洲；天主教众国王占有西班牙格拉纳达

1497年　列奥纳多·达芬奇完成《最后的晚餐》；伐斯柯·达·迦玛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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