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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云若小说中看“梨园”

石英
  • 发布日期: 2012-01-06 00:00
  • 作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天津言情小说家刘云若的作品。那是1947年在故乡,十几岁的孩子赶上了“土改复查”。我们村出外经商的大都是“闯关东”,却全是中小户,没有发大财的;真正的几户大财主都在天津做事,有的开绸缎庄,有的经营房地产,而且他们主要人丁都在天津,在家乡只有部分土地、房产和浮财。土改还好,一旦“复查”了,这些财主家必然不能幸免。而“复查”最大的“特色”是分浮财。我家是中农,不被分也不能分“果实”。赶巧,这些在天津发财的主儿有子弟也喜欢看小说,最便利也是最多的就是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农会长知道我最爱看书,而贫雇农则谁也不要这些书,农会长就对我说:“你喜欢,就拿回家去看吧。”

于是,我就抱了一大摞小说回去,记得有《春水红霞》、《燕子人家》、《红杏出墙记》等三四种,而且,人家这位刘作家一部书动辄写好几卷。一部《春水红霞》好像就有上、中、下三册。这些现代言情小说,与更早时接触到的中国古典小说一起,成为我童年、少年时期文学的启蒙作品。尽管刘先生在书中所描写的都市生活看起来比较陌生,但同时也觉得很新鲜,很有吸引力;尤其是他小说中所反映的“梨园行”内幕种种,也加深了自小喜爱京剧的我的更大兴趣。

在刘云若先生的小说中,显现出他对梨园行非同一般的熟稔,对这个行业的“细部”如数家珍般的内行。尤其在《春水红霞》这部厚厚的作品中,更直接透视了天津“三不管”内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包括对赌局、烟馆、妓院、戏班等的展示,揭露了旧时代这些角落中的惊人阴暗。其中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这就是作者不仅是爱戏、懂戏而且是极了解唱戏的人。在我看来,一涉笔于此,他绝不说外行话。在这部小说中,他提到了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京剧舞台上的真实人物如程继仙、陈德霖、雪艳琴等。当然为了文学作品描写上的方便,也用了某些分明是化名的人物。记得有一位坤伶主角×行云老板,贯穿其间。由于作者熟悉生活原型,应该承认他的许多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还记得他描写的一个妓院“大茶壶”(所谓“龟奴”)作为花脸唱腔的爱好者,在为“客人”送茶时必哼《牧虎关》净角的一句唱,说是还很有点金少山老板的原汁原味。这一两个细节,就把当时社会底层小人物愚顽自得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仍是与“梨园”行有关的。这就是一个买办大亨兼黑社会老大式的人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到了极点,竟挖空心思从捧角到将一位年轻俊俏的男旦掠至家中,加以阉割,藏于密室内,待这位被摧残者伤愈后,大亨又将他打扮得珠光宝气,以“五姨太”(或七姨太,此点记不准了)的身份出入交际场中,并令这位叫安啸珠的伶人与其他姨太太姊妹相称,出双入对,由他恣意玩赏。与之同时,小说还交叉写了大亨、武生演员王千寿和另一位姨太太之间的关系与纠葛。作家刘云若对以上惨无人道的暴行和极端丑恶的行为虽不是直露地批判,但显然也不是欣赏的态度。反正当时在我这个少年的心灵中,加深了对这个不熟悉的社会环境的认识,对恶霸式的富豪的强烈憎恨;特别是深怀对那个被蹂躏的男旦的悲悯之心。不知怎么,直到现在那个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血淋淋的场面仿佛还能浮现在眼前……

刘云若先生的小说使我认识了“梨园”世界,使我初步认识了天津,也使我远距离地认识了包括达官贵人和资本家的“上层社会”。显然,他的作品在当时还不如张恨水的小说那么“火”,其影响力也并不很广。但也许是个“缘”吧,我读他的小说却比读张恨水的作品要早几年;在这之后的几年,我才读到了现代作家鲁迅、巴金和茅盾的小说,但比读赵树理的小说要晚些,而我读的他写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李有才板话》。

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来天津后,刘云若先生似乎还在。听我的一位老同学说,他和刘先生同住在河北路××里(具体地点也记不清了);还说刘先生“笔头子很快”,能同时给两家以上报纸写连载作品。那时,天津作家协会已经成立,第一批会员就有刘云若的名字。记得我上大一时,乘四路汽车经过河北路,在一个胡同口,看见一位不同凡常的小老头在那里背着手溜溜达达。我当时还在猜想:也不知是不是刘先生?

有时候,想象比真实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