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 与 贼 
看到这个题目，有些人可能就感到不大顺眼：“官”与“贼”，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而且，“官”与“贼”，针锋相对，“官”是抓“贼”的嘛，怎么相提并论起来了？诸君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部野史记载了一件官场趣事：某年某代，福建出了一个海盗，名叫郑广。既然当海盗，自然就干了许多杀人越货的坏事。不知何故，有朝一日，他良心发现，金盆洗手，向官府投降了。官府感念其主动来降，不计前嫌，竟还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官职。那些通过科举或其它什么途径获取了一顶乌纱帽的官员，当然很是看不起这个海盗出身的同僚。于是，经常找茬儿刁难他。一次，郑广和一批官员参加一个节庆宴会。众官员欺负他没读过几天书，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故意邀他赋诗。郑广知道众人欲出其丑，也不服输，遂摇头晃脑，信口吟出打油诗一首。诗云：
文臣武将满朝班，
惟独郑广不一般。
诸位是，
先做“官”来再做“贼”；
郑广是，
先做“贼”来后做“官”。
众官员听罢，举座尴尬，哑然失声。
虽然官做的时间并不长，郑广大概也嗅出了一些官场腐败的味道。仗着当年做海盗时练就的傻大胆儿，他竟然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某些官员“先做'官’来再做'贼’”的人生轨迹。岂不令人哭笑不得？这个故事，只见于野史，其真实性无从查考。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野史的作者是赞同郑广观点的。否则，也就不会这样照录不误了。
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位叫臧哀伯的政治家，曾不无心酸的慨叹：“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不知这是总结了多少倾家覆国的教训才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吏治的正邪清贪，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安危治乱，因而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对吏治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论述吏治的文字，也就连篇累牍了。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撰写的《送薛存义序》，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和前面提到的郑广的观点，就有某些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只不过柳老先生比起那个郑广来，毕竟学识渊博、见识深远，所以他的论述就要深刻、犀利得多了。
《送薛存义序》一文，是柳宗元参与唐代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被贬职逐出京师，到了偏远的永州（今湖南永州、广西全州一带），做了永州司马之后写的。这位胸怀大志、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虽然斗不过唐王朝已成痼疾的腐败吏治，但他对贪官污吏的仇视和愤慨，始终像岩浆一样在胸中奔突。文中的薛存义，既是他的同乡，又是他的下属，还是过从甚密的契友。在薛存义因故离开自己的任所时，柳宗元把满腹的忧愤注入笔端，撰写一篇序文以赠之。短短二百余字，笔力雄健，思想精深，正气凛然。令贪官为之卷舌，令污吏为之吞声。
为了使对贪官污吏的鞭挞更加有力，柳宗元采取正面立论的手法，首先高屋建瓴地阐明了自己对官吏职责的看法：“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就是说，各级官吏都是老百姓拿出自己一定比例的劳动收入而雇佣的仆役。老百姓雇佣仆役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请个上司”，“找个婆婆”，一味地驱使、奴役自己，而是让他们为自己服务的。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柳宗元才对“早做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兢兢业业地为老百姓办事的薛存义褒奖有加。把老百姓比作主人，把官吏视为仆役，这种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当然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虽然在封建社会中，也曾有过吏治清明的繁荣盛世，但无论如何“清明”，吏治也不会超脱阶级的壁垒：官吏总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干部才能成为“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尽管如此，柳宗元的这个观点，仍然比之古代其他思想家探索官民关系的许多论述，都更接近于真理。在我国的古代思想史上，永远闪烁着先知的光芒。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的制高点，柳宗元笔锋一转，立即开始了对贪官污吏的口诛笔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的官吏，“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某些官员，拿着老百姓提供的俸禄，却不给他们办事。岂止是不给老百姓办事，反而还盗窃他们的钱财。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官员所为，而是“天下皆然”。寥寥数笔，那帮贪官污吏的丑行，跃然纸上。在柳宗元笔下，“贪”即是“盗”，贪官就是盗贼。——真该为这种入木三分的见解而击掌叫绝！你看，把贪官比作盗贼，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的观点与那个郑广的看法不是如出一辙吗？郑广讥讽某些官员“先做官来再做贼”，亦官亦贼，官贼一体。柳宗元则痛斥某些官吏“受其直，怠其事，又盗其货器”。处在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角度，却殊途同归地把古代贪官的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官吏其表，盗贼其里”。在这两位古人的眼里，“官”与“贼”的概念不是统一起来了吗？所不同的只是，郑广的打油诗，直白得让人喷饭；柳宗元的妙文，深刻得令人击节。
这些古人思想的锋芒，穿透了多少个世纪的历史帐幔，时至今日，仍不失为我们观察、分析当代社会现实的一面“风月宝鉴”。不必讳言，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机体中，确实存在着那么一批“受其直，怠其事，又盗其货器”、“先做官来后做贼”的贪官污吏。他们拿着人民提供的薪水俸禄，却懒于为人民做事。他们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胆大妄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或索贿受贿，中饱私囊；或化公为私，疯狂攫取国有资产；或巧立名目，鱼肉百姓。他们的卑劣行径，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玷污，使国计民生遭到了极大的戕害。他们当面是官，背后是贼；台上是官，台下是贼；白天是官，夜晚是贼；明里是官。暗里是贼。岂止是“贼”，他们已经或正在结成无数个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官官相护的盗贼集团。这样的丑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得还少吗？简直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当年，柳宗元和郑广鞭挞和讥讽的古代贪官，和这些现代贪官相比，无论是鲸吞公共财富的胃口，还是巧取豪夺的手段；无论是以各种金字招牌遮掩罪行的狡诈，还是声色犬马、挥金如土、花费公款如同淌水一样的豪奢，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自愧弗如”，“弗如远甚”。这些现代贪官的罪行，且不说为神圣的党纪国法所不容，即使倒退千年，也是一切志在治国安邦的开明政治家们所断然不能容忍的。据史书《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贞观6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污麦麸数石（几口袋麦麸，充其量仨瓜俩枣的事，能值几个小钱？）。唐太宗见微知著，小中见大，紧抓不放。“太宗赐其麸”，然后命令他背着这几袋麦麸游行于街市，羞辱本人，以儆效尤。当然，用今日的法制观点来看，游街示众，其方法固然不足取。但唐太宗眼不容沙，痛恨并严惩贪污的英明、果敢，却深为后人嘉许。今天，对于那些已经危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现代贪官，党和人民当然要无情揭露，严厉打击。否则，党纪国法的神圣权威安在？共产党的先进性、原则性安在？民心又何以体现？民意又何以伸张？
尽管柳宗元老先生对贪官污吏作了义正词严的申讨，尽管郑广对“先做官来后做贼”的丑行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尽管他们的申讨和嘲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民心民意，但在封建制度下，终究压不住贪官污吏日甚一日的喧嚣。“贪”者自“贪”，“盗”者自“盗”。对此，海盗出身的郑广自然是一筹莫展，提不出进一步的见解。但柳宗元却心如明镜。就在这篇文章中，他无可奈何地说：“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何哉？势不同也。”柳宗元算是看透了这一层：老百姓之所以“莫感肆其怒而黜罚”那些“官贼”，是因为当时“民”与“官”的关系，毕竟不同于“主仆”啊！柳宗元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比，“势不同也。”虽然这位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不可能提出用发动群众、健全法制的办法来惩治“官贼”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他把希望寄托在为官者“良心”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谴责上，说是“有达于理者，得无恐而畏乎？”这种期待，当然只是一个善良的文人虚幻的梦想而已。在封建官吏中，认可“官吏即民仆”思想的有几人？恐怕“寥若晨星”不足喻其鲜见；能为自己的“官贼”行径感到羞耻而“恐且畏”的又有几人？恐怕“九牛一毛”不足喻其稀缺。古往今来，汗牛充栋的史籍中，谁能够找出一个贪官因为“良心”发现，在自我谴责中弃旧图新、幡然改过而变成清官的先例？似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吧？
当然，我们无法苛责于柳宗元老先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他能够提出那么深刻、透彻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出类拔萃，足以被后人奉为“先哲”了。
今天，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毕竟不同于封建制度了。党的根本宗旨，国家的根本大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干部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不再是莫可奈何了。近些年来，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加强和健全法制的方法，毫不手软地揭露各种腐败现象，依法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当然，反腐倡廉的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十分艰巨。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国之命，在民心”，“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但是，既然“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重新恢复建国初期那种清新、健康的吏治和廉洁为民的党风。倘若柳宗元老先生能够重生，他一定会挥舞凌云健笔，再写一篇序文，称颂党和国家打击腐败现象，严惩“官”中之“贼”的英明决策和果断措施，称颂这旷古未闻的政治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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