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 telnet 命令: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七)

三、“公益社会主义'——重庆经验的核心价值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化经济，由资本自由竞争、扩张和主导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利用资本自身固有的趋利性和扩张性以及私权自由激发的社会活力，保持经济发展动力的可持续。即使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以挣钱为天职而不是以消费和享乐为目的，或者如厉以宁教授所说资本主义已从刚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具有弹性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1]，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资本自由和强势，既可能由产能过剩形成供求关系的失衡，也可能由资本衍生和买卖形成资产泡沫、更可能由垄断造成价格畸形扭曲，使貌似平等的契约实则是资本控制的严重的社会分配和交换不公，从而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劳资冲突、贫富分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是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态势。正是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形成的负面效应，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形成并成为修正和维护自由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指导原则，但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扩大投资增加社会需求总量、平衡社会宏观供求关系、保持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或违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本性。况且政府投资效率和成本产出的考量、纳税者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追问，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的多样性需求，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投资效率和服务能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下，“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矛盾本质上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谁优谁劣的争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期望在保持资本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不是通过节制或限制资本的方式，而是通过利用资本的方式，在不打压和保持资本的活力和效率的情形下，不仅实现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更能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既避免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供求关系失衡、市场垄断和监管实效，又能够科学发挥执政党的领导和政府宏观调控、对市场以及金融监管和价值再分配的效能，尤其是国有经济在公益性经济建设方面的作为，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民生需求方面的桥梁和保障作用，从而能够保持市场的供求关系平衡，实现社会财富在最广大的劳动者中间公平分配，实现人类最大的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富裕。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发展目标。既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又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分化、资本当家，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包含着一个悖论。从资本本性的逻辑来说，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你搞市场经济，资本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中国共产党既然搞了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实践中经过制度探索和创新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逻辑上难于克服的悖论。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了资本的本能和活力又能够克服资本的负面效应的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内在依据是我国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并由这种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更为优越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资本的本能和活力、与广大劳动者的现实民生需求相结合，在资本、劳动和权力三者的关系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配置关系，使权力服务于劳动而不是受制于资本、资本和劳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并由国家权力和法制实现持久性的保障的一种新型市场经济体制。

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的更有优越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是个什么样子？重庆近些年来的探索实践，可以初步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的1985年，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的原则做过多次阐述，概括地说就是两条：一条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条是“共同富裕”。[2]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做了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做出的具体解释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这个解释主要是对全国而言的，对有的地方和产业可以有差别。并且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民经济比重的大小，不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4] 正是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我国的所有制比重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讲，“民营经济目前已占我国 GDP 总量的 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 80％以上，现在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5]那么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否还有其他别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共同富裕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发展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之中呢？重庆的探索和回答是，国有经济企业不是依靠垄断或其他政策优势与民争利，而是依靠国有资产的增值和市场化、股份化的资源整合运作，在民营经济缺乏投资活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扶助民生发展的具有公益性的经济建设领域，发挥投融资、必要的资金保障、解决和带动就业、平衡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

按黄宗智教授的说法，“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它既不是基于官僚经济抉择的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两者特定部分之间的结合。它把高度发展的市场和私有经济当作前提，但它是政府所有的，并以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或公司利润为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公和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连接体。”[6]政府企业的公益性加市场化运作，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增值效应和滚动开发优势，使增值利润成为公益资产，并反馈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民生发展，成为政府财政的第三口袋。这是重庆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强劲发展的根本经验，也是重庆的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和民生建设三者紧密相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凡是民生建设搞得好的地方，都是依靠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把财政的钱主要花在民生需要和公共事业建设方面。比如陕西的神木县的公费医疗、宁陕县的免费教育，黑龙江省富锦市的寄宿教育等等。像富锦市和宁陕县，即使一般地方财政收入才3亿多人民币，也要拿出几千万甚至三分之一的钱用于教育福利开支。[7]以财政收入解决民生需求和公共建设所要的资金，这也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通行的做法，但能不能开辟第三条通道，不是通过高税收和发国债解决高福利问题，而是通过公有资产的市场增值，协助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发展和公共事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崔之元教授认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很有解释力。“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8]按重庆市黄奇帆市长的说法就是：“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9]

作为国有经济组织和现代企业，不仅不与民争利，而且也不在竞争领域参与垄断经营，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和功能作用于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发展和公共事业上面，这样的企业既是国有的、又是公益的、是处于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中间连接体”，这样的一种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以及相应的市场化运作制度，使作者联想到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和黄宗智教授受其启发提出的“第三域”概念，以及秦晖、王绍光、康晓光等教授使用的“第三部门”概念。这些概念创造和提出的共性都是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探讨一种中间区域或一种新的领域。这一区域或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两元对立的预设下，或者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两元渗透的预设下。或只向私人和社会组织开放——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或既向国家开放又向社会开放——黄宗智的“第三域”，或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秦晖等人“第三部门”。[10]这种在国家和社会结合部寻求问题答案的思路，对于解释重庆的国有经济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很有启发。国有经济无论在中央和地方哪个层面，那些无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的存在，确实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但是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一些具有战略性的中央国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企，还必须发挥应有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头作用。在地方国资委管理层面，国企不存在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问题，但存在对区域性经济安全和民生产品供给满足需求的问题，对区域性国企究竟应如何定位？发挥何种作用和功能？重庆国企的功能定位和探索实践，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那就是一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发育和创造出来新型复合性的经济组织。它有四大显著特性：一是政府主管的经济组织。对国资管理机构——国资委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命由国资委作出；二是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组织。重庆国企的主体企业，如“八大投”集团不是以赢利经营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于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发展为目标，凸现了非盈利社会组织的鲜明特性；三是按市场经济以及证券化运作的经济组织。这一特性使重庆的国企与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和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组织区分开来；四是以金融为主体兼具工商业功能于一体的经济组织。这一特性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分工和企业定位相对明确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有一定的区别，属于混合型经济组织类型。这种经济组织的产权政府性、职能公益性、运作市场性和类型混合性，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新类型。由这种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参与甚至主导的市场经济，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鲜明的区分开来了。我把建立在这种经济关系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暂称作“公益社会主义”，以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或经济领域的公益性为显著特征的社会主义。

重庆的“公益性社会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民生社会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绿色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的公益性：一是经济组织的公益性。重庆“八大投”集团为其典型体现；二是政策导向的公益性。“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为其典型体现；三是政府职责的公益性。“五个重庆建设”、“打黑除恶”为其典型体现；四是公务职责的公益性。以“三项制度”“结穷亲”为其典型体现；五是民生建设的公益性。“公租房”“留守儿童特别关爱”“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等为其典型体现；六是创业扶持的公益性。“微型企业扶助计划”为其典型体现；七是文化传媒的公益性。以“唱读讲传”和“重庆卫视改版”为其典型体现。这七大“公益性”的典型体现，生动而鲜活的勾画和显现出重庆正在探索的“共同富裕性科学发展”的内在价值和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特征。这种创新型社会主义的最为核心价值就是“公益性”，也就是共产党人矢志追求的“为人民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创造和升级版；它所蕴含的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超越和克服由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一种超越西方自由和权利资本主义形态的新社会形态。“公益社会主义”有可能将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旗帜。

当然，作者也非常赞赏黄宗智先生对重庆评价的一段话；“重庆的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11]“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这个断语非常好。凡是由地方发育，尚未成为国家制度层面的制度，都可谓“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即使对重庆而言，不仅仅正在探索的公益社会主义本身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且其本身的组织化建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证券化与股权激励和股权开放能否最终解决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的动力可持续问题，目前正在探索尚无经验验证；两翼林权地区农民的脱贫致富计划如何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合作化并完全与市场经济接轨，目前也刚刚在起步阶段；与这些新型的工业体、产业体、园区经济、公益性经济组织管理相适应的市镇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全成形的体制机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市场经济转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之间如何形成制度化的有机结合，目前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党的干部除党性忠诚信念激励外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化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物质激励制度机制。总之，重庆近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探索，只是初步展示了新型的“公益社会主义”具有震撼力的发展前景，“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也仅仅是初步展示出惊人的个性化魅力。前面的路还很长，道路是否曲折，不仅仅取决于重庆人今后的选择和努力奋斗，也取决于我们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取舍和奉献，尤其是中央对重庆创新型探索发展的肯定和支持。

20111019日完成初稿。作者：陈红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1] 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7月版；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版。

[2] 1985 年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1页)同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同上，第142页)同年10 月，邓小平在回答外国客人又提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同上，第149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3页

[4] 见党的十五大报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5] 黄孟复：《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中国商人》2010年第9期。又据黄孟复在2010 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中提供的数据，“十一五”期间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年均增速高达14.3%，已经超过 840 万户，成为我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 74%；私营企业注册资金年均增速达到 20.1%，总额超过 19 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超过 3400 万户，注册资金超过 1.3 万亿元，较 2005 年底分别增长 40.9%和 133%。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年均增长 9.7%，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金年均增长 10.6%。从投资规模上看，2010 年底，民营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 12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 34.5%，民营经济在全部 19 个行业中的 9 个行业投资占比超过 30%，在金融业等国有资本长期控制的垄断行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新技术领域投资规模显著增大。从对外贸易来看，2010 年，我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 4500 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 1 倍以上，五年涨幅超过 200%，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 3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主体。从税收贡献来看，2010 年全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1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 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 2.0 和 12.7 个百分点。五年来，民营经济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更加凸显。经测算，2010 年底我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1.8 亿，较 2005 年底增加 6000 万人，年均增加1200 万人，年均增速超过 9%，成为我国吸纳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参见《民营企业已成中国最大企业群体》，载《中国商人》2011年第3期。

[6] 崔之元教授2011年9月12日赐稿，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开放时代》2011年9月期。

[7] 富锦市委书记刘臣有这样的辩证语句：“财政永远是没钱的，又永远是有钱的，关键是投向何处？”，来源于2008年8月8日国情调研专访。

[8] 崔之元：《局部向整体渐进：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开放时代》2011年9月期。参见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7页。崔之元教授认为，重庆的国资做法在美国也有先例。比如阿拉斯加州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社会分红”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

[9] 赵忆宁、徐恺：《重庆为什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17日。

[10]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域》，载《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秦晖：《"NGO"反对“WTO”的社会历史背景——全球化进程和入世后的中国第三部门》，《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5期。

[11] 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开放时代》2011年9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