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net命令不可用: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六)

 第九大创新举措——领导干部“三维一体”年度综合考核评价机制。从2004年起，中组部开始研究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浙江、四川和内蒙古三省进行试点。此《考核办法》构建了一套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指标突出对人口资源、社会保障、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党风廉政、群众满意度等约束性指标的考核，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行为的刚性约束；考核方式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实绩分析、综合评价等六个环节，其中，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均为创新；考核过程更强调体现民意，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把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等群众直接感受到的工作状况与成效纳入到民意调查，深入了解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公认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这套《考核办法》，中组部于2006年下发试行，并在近年来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得到普遍运用。2007年中组部又研究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部分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试点。十七大后，为尽快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2008年底，中组部又在天津、广东、宁夏等9个省区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商务部等29个中央部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年度考核试点。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2009年6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并以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同时，经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与《意见》一起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新机制。[1]2009年中央下发的干部考评新机制，人们一般把它概括为民生、民主、民意——“三民原则”。“民生”规范和凸显了领导干部“应做什么”，“民主”则规范了考评干部“应该怎么做”，“民意”则规范考评干部的“判断标准”。民生、民主、民意“三位一体”，形成了领导干部考评新机制相互连接的有机链条；并以科学发展观贯穿其中。[2]

 重庆市探索实行的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三维一体”综合考评机制，始于2008年。所谓“三维一体”是指将“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测验”三个考核参数有机结合，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地对领导干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且把这种考评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所谓“实绩考核”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考核；所谓“民主测评”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执政能力水平和勤政廉政情况进行综合测评；所谓“民意调查”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工作绩效、公众形象的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进行随机调查。

    重庆市实行分类考核制度，划分区县、部门、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三大类，并制定相应的年度考核办法；再根据自然条件、功能定位、发展基础等因素对区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作进一步的细化分组设置。在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项考核中，实绩考核（包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绩、党的建设实绩）权重最大，区县序列占75％（经济社会发展占60，党的建设占15），部门序列占60％（现已调整为占50分），高校序列占50％。民意调查的比重，部门序列从2008、2009年的占10%提高到现在的占20%。区县考核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对其实行诫勉；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免去现职。部门考核领导班子被确定为一般、领导干部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实行诫勉谈话；领导班子被确定为差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一般、领导干部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进行组织调整。

改进民意调查方式是重庆市新考核体系中最具创新的探索。过去的民意调查就是会议民意调查，重庆市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调查问卷由市委组织部设计，委托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独立开展。调查内容分城镇和农村两个部分。城镇部分将区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转化为包括家庭收入、机关办事作风、政府帮助就业、困难户领取低保、社会治安、看病就医、绿化卫生、道路交通等8项内容；农村部分转化为包括家庭收入、乡（镇）村（社）干部办事态度、农村公路交通、困难户领取低保、党员干部关心困难户、饮用水状况、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国家种粮直补等13项内容。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样本按各区县常住人口的1‰抽取，不事先通知各区县、不借助当地任何力量，由各调查组人员直接走村入户和打电话实施。[3]2009年3月，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开始实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调中心完成了22万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实际成功样本25641个；走访了40个区县、111个乡镇（街道）、275个村（居委）的3276户居民，获得入户调查成功样本2849个。为确保调查的真实有效，调查范围尽可能覆盖更广的区域，调查员在调查时被要求每个村最多采样10户，每户被访者距离下户被访者直线距离不得少于50米。最终的入户调查和电话调查的结果，两种调查方式在同一问题上的误差约3％，说明通过两种调查方式取得的数据是一致的，调查结果客观真实可信。[4]为确保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市委组织部派员全程参与、现场监督。在每个区县电话调查结束后，即邀请该区县领导到民调中心听取电话录音。在入户调查过程中，进行交叉监督，同时收集整理入户调查过程中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09年考核，全市有21名市管干部被诫勉谈话，5人被调整交流，4人被免去现职，而更多的考评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工作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赢得了荣誉和提拔重用。[5]

第十大创新举措——微型企业创业扶持计划。2010年6月，重庆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10】66号），这是我国省一级地方政府首次发布扶持微型企业的规范性政策文件。[6]时间刚好相隔一年，2011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在全国性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并具体规定了十五类行业和其他未明列行业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确定的三种类型企业标准。“微型企业”正式从小企业中划出，纳入国家政策规范和扶持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范围。重庆关于“微型企业”的地方政策为国家出台“微型企业”正名开辟了先河。何谓“微型企业”？重庆规定“雇员（含投资者）20人以下、创业者投资金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微型企业”。工业和信息部四部门下发的通知是按行业不同确定了不同的划分标准。从业人数最少的是批发业5人以下，人数最多的是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等20人以下，其他行业则10人以下；营业收入则从1000万（批发业）到50万（农林牧渔业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不等。世界各国对微型企业的划类标准也不尽统一。比如日本制造业按雇员标准人数是20人以下，其他国家大多都在10人以下。[7]

重庆为什么要对微型企业进行特别扶持？从一般意义上说，微型企业不仅是我国民营企业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8]它在吸纳就业、消除贫困、推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造就民营企业家、开辟和探索市场、传承传统技术等方面，以及像我国在市场经济发育中扮演的主体角色和推动作用以及放大效应等等方面，都起到其他企业不能替代的作用。[9]微型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穷人的企业和为穷人提供就业的企业，也是造就伟大企业家的母体和摇篮。据有的学者研究，微型企业之所以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原因在于微型企业单位投资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产值使用劳动力(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10]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体处于欠发达或发展困境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这些与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娱等息息相关、能够使大多数人增收致富的微型企业。正是这些千千万万、星罗棋布的微型企业，成为支撑经济正常运行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税收和财源。[11]除了上述一般性理由之外，重庆特别扶持微型企业有两点可观察到的重要考虑：一是以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无论激活内生力还是扩大消费、减少贫困、缩小基尼系数，都首先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12]所以重庆市市委2011年7月通过的的“共富十二条”第一条，就是“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重庆市扩大就业的思路是“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和支持微型企业发展。2010年6月通过的“民生十条”第九条规定：“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力争新增微型企业6万户。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并通过税收返还、融资担保、规费减免等措施扶持创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二是受我国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经验启发，区域经济活力与社会成员财富与市场主体的多少成正比。按黄奇帆市长的看法，“重庆与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于市场主体太少。我们3200万人，企业数约20万户、个体户70多万个；而浙江4000多万人，有企业80万户、个体户220万个；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60多万户、个体户120万个。‘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若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规模，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体量，社会成员的财富来源就会受到局限。”[13]

微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金问题。重庆市对微型企业的特别扶持，黄奇帆市长的解释是：“我国抓民营经济，发展大企业要解决的是与国有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发展中小企业要解决融资难问题，而发展微型企业是要解决资本金问题，因为很多的草根阶层、低收入群体有一技之长，想搞一个企业，但缺乏资本金，没有注册资本条件，就无法做企业。为此，重庆市政府最近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不管是大学生、教师、还是文化工作人员，还是民间的下岗工人、农民工，只要注册一个微型企业，如果出10万元的资本金，政府就补助3万—5万元的资本金，不合资，只送钱，完全是一个资本补助。同时，政府还会与银行合作，用政府信用或担保公司担保，帮助企业进行1∶1的贷款。此外，在其经营过程中，政府还将实行一个资本金的税收优惠，意思是如果你的资本金是10万元，政府将退还10万元的税收。”黄奇帆还给人们算了笔账：“假如一个人拿10万元做资本金注册一个微型企业，政府退税退了一个资本金，贷款贷了一个资本金，再补助半个，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了30万—40万元，这个微型企业很快就催化起来了。如果全市有5万个这样的企业成功了，带动的将是100万人就业。可能过几年，这一批微型企业里会出现一大批中小企业，说不定10年以后，还冒出几个大型企业。”[14]到2011年6月止，重庆市已发展微型企业1.1万户，注册资本金10亿元，共发放财政补助资金3.8亿元，其中市财政2.6亿元，区县配套1.2亿元。共解决了10万多人的就业问题。[15]

[1] 《中央启动考“官”新模式：“民意分”加重成亮点》，中国日报网2009年11月3日；《中组部负责人就印发和实施【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及三个考核办法答记者问》民心网2009年10月30日。

[2] 《注重民生扩大民主体现民意：中国官员考评新机制凸显“三民”原则》，新华网2009年06月30日。

[3] 相关事实资料由重庆市委组织部提供。

[4] 参见《重庆：干部“年检”过“三关”》，《人民日报》2009年12月08日记者侯露露报道。

[5] 同上。

[6] 在地方政府文件中，最早使用“微型企业”名词的是辽宁省抚顺市。如《抚顺市组建发展微型企业服务中心方案》（抚再组发［1998］3号）；《关于创办微型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抚再组发［1998］4号）等

[7] 欧盟、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都在10人以下，意大利1-19人，墨西哥1-15人。参见陈剑林：《微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第13页。

[8] 以欧盟为例，1998年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其中，雇员在1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又在中小企业总数中占据了的93.4%。参见陈剑林：《微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第1页。

[9] 参见陈剑林：《微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研究》2007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第6—10页；王良洪：《国外的微型企业及其作用》，《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

[10]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印度，至少90%的工人以微型企业的工作为生，微型企业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净值和700/0的国内收入;在菲律宾，一半以上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受雇于微型和小型企业;墨西哥的微型企业创造了32%的国内生产总值和64%的就业机会;泰国的制造业和贸易/服务部门，微型企业和小企业占所有公司的97%以上，微型公司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服务/贸易部门总就业人数的71%;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在非洲占2/3。参见王良洪：《国外的微型企业及其作用》，《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

[11] 参见王良洪：《国外的微型企业及其作用》，《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

[12]《黄奇帆详解<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人民网-《重庆日报》2011年07月25日。

[13] 同上。

[14]《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招商证券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央政府门户网站-《重庆日报》2010年10月23日。

[15] 重庆市委综合办2011年6月提供材料《重庆情况》（内部资料），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