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chrome 安装包:陈红太: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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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一)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人民网2011年1月11日理论版作者:陈红太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2-1-12

我也非常赞赏黄宗智先生对重庆评价的一段话;“重庆的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 “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这个断语非常好。


        序:关于重庆的崛起,作者已经断断续续的跟踪了近两年的时间。2011年7月4日至12日,作者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调研组成员的身份到重庆做了8天的实地调研。参观了重庆市规划馆和科学发展汇报展,了解“五个重庆建设”、“十项民生工程”和“三峡库区移民”等相关情况;考察和参观了朝天门交巡警平台、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和生猪交易所;参观考察了两江新区规划展示厅、西永综合保税区的规划和富士康生产基地和英业达工厂建设情况;考察了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村的“三项制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情况;参观考察了重庆廉政教育基地和重庆市公安局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听取并了解打黑除恶有关情况;召开了重庆市属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改革创新座谈会;入户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小区,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到边远郊区县彭水、武隆、丰都、大足参观考察了农民万元增收计划、规模化养殖种植加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森林重庆工程、巴渝新居建设、基层党建等情况,并在各县与相关领导和群众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和交流。

本调研报告形成的基本结论是:重庆市近年来按胡锦涛总书记“314”讲话[1]精神进行的科学发展实践探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新类型;这种新类型的基本特征是把“共同富裕”这种社会主义较高层次的追求,寓于更加强调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科学发展进程中,把“公平享有”和“机会均等”有机的统一起来,并使“公平享有”成为“机会均等”的发展动力源之一。正是从这种“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出发,重庆市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尤其是在公有制经济形态和功能的再造、区域洼地和内陆大开放格局的营造、红色政权体制的性质强化和自我更新、鲜明的民生导向型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先进文明的一体化传承、绿色和生态重庆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树。这些创新和建树不仅使重庆创造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奇迹,也使重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中实现了全面的制度机制转型和体制化再造。一种新型的有别于传统的具有公益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重庆已经在西南内陆地区孕育成型。这种“公益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无论它的将来命运如何,都必将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1990 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至于何时“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心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6万亿美元,人均GDP 4000多美元。但同时,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18上升到2009年的0.47,并且在10年前就已经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据世银 2009年统计显示,中国贫富收入差别已接近达到1:13,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状况早已突破合理界限,[5]“共同富裕”问题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后,就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中心课题”。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是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发展性回应。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五个统筹”,不仅包含着发展的目的性、原则性,也包含着发展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五位一体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目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发展的原则性,即发展的正确思路和方法。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把发展的目的性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发挥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和资源优势,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内含着中国发展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所谓“发展的包容性”,也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中使用并倡导、并在2010年9月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系统阐述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和内涵。其基本精神包括三方面:一是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务;二是以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保障人人获得发展机会的平等;三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用胡锦涛主席的表述就是“三个应该”[6]。这三者排序,“机会平等”先于“成果共享”,也就是说,“形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因为没有制度保障的机会平等,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难免受到伤害,也就缺乏了“成果共享”的发展基础和前提条件。

   “包容性增长”概念是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该概念强调的“增长”,摒弃通过再分配形式来“劫富济贫”,而是主张通过扶贫或是益贫(pro-poor)、生产性就业(productive employment)、提升人力资源能力(human capabilities)和加强社会保障(social protection)等途径,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中,均衡分享社会财富。因此“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也就是更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的平等是既能保持资本的活力又能够保持群众创业积极性的平等,在国家和社会创造的机会平等中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7]这样的一种增长概念,与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主张的“维齐非齐”[8]以及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真平等”、也就是初始起点的平等[9],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

所谓“发展的多样性”,是指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在进入21世纪初,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城乡和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以及与环境和资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实现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对于各地区和单位来说,面临的问题五花八门、大小轻重缓急各有不同。对于已经率先跨进现代化门槛的先发地区和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它们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以新经济形态的高科技以及体制创新和高附加值、集约化经营和绿色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于那些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多是为如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愁和如何深入市场化以盘活和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如何加大开放的力度以利用外部和世界资源。创新驱动和要素驱动以及两者的优化结合始终是缠绕不同发展地区和单位需要破解的难题。

从中国和各地的实际出发谋发展,对于各地区和单位来说,由于面临的发展主题不同而导致了中国各地发展的多样性。广东和深圳要追赶亚洲几小龙,而对于云南和贵州等地主要是如何摆脱贫困救济,包括重庆在设立直辖市时,40个区县中,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绝对贫困人口360万。尽管经过十几年的大力扶贫,目前仍有30来万温饱还成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10]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社会共同体,一个省甚至一个地级市,就相当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地域乃至发展规模,由各地探索创新实践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和经验也是完全客观的和必然的。深圳市经济以民营高科技为特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面向世界新经济的竞争;深圳常住人口1035万、临时居住的人口300万、户籍人口仅仅251万[11],其劳资冲突和公民维权矛盾突出,如何管理和服务好这1000万非户籍人口,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相当突出。湖南长株潭地区历来以重化工业为主,优势产业多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有60%左右为高耗能企业,这个地区除娄底市有少量的煤储量外,能源基本靠外地供应。这种重工业能源消耗高与没有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长株潭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所以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主题。浙江台州市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初形成先发优势,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不到半亩地,人们只能挑着货担走南闯北谋发展,结果锻炼出一大批眼界开阔、精通市场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改革开放30多年,台州完全依靠人力资源优势创造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神奇发展的业绩。前几年提出的“三个台州”的构想,实际上又遇到了土地要素的约束;工业扩张需要建设用地,土地哪里来,填海造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土地和发展空间的约束始终成为台州发展的先天缺陷,向外部拓展成为台州新一轮发展的必然选择。成都市和重庆市都是远离沿海一两千公里的内陆地区,又都面临区域城乡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二元对立问题,如何创新对外开放格局和进出口贸易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实现本区域加速发展和如何利用市场化机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拓展效应,使城乡资源实现有机互补,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实现落后地区的较快发展,成为这两个内陆地区的首要问题。国务院之所以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放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先行先试,就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探索的对外开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经验,将对相类似的许多内陆地区,具有普遍的引领和借鉴价值。

上述地区域情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发展主题不同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发展的多样性”意味着各地区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最适宜的发展模式,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与其他地区以至域外进行竞争。从作者所能掌握的信息资料来判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各地几十年持续发展形成的一般性经验,大致可以用“包容性增长”来概括。保持体制的开放性和创造活力,利用资本追求市场增值自发选择的动力以及产业凝聚和政策等优势形成的“洼地效应”,保障权利和自由的法治和机会平等以及政府对创业和择业的扶持,中国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潜能的体制性保护。但“包容性增长”不是对“科学发展”的全部经验性诠释,它只是作为“科学发展”的一种常规类型,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也面临一系列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重庆在2008年以来进行的以“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为显著特征的科学发展试验和探索,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甚至超越于沿海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另一种科学发展类型。这种科学发展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这种发展类型不仅更加完善了“科学发展”的实质要求,而且更加鲜明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上述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发展,就能够更加深切的理解中国“发展的多样性”的扩张性存在。“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与“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具有内在要素的同一性和排位偏重的差异性。“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偏重发展过程中机会平等的价值,以平等的参与自由和权利保障实现结果的共享;而“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强调的则是发展享有的平等,偏重的是发展结果平等共享的价值,以公平的享有促进参与自由和保障权利平等的实现。用现在通俗的比喻,前者是“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公平分享蛋糕”,后者是“在公平分享蛋糕的过程中做大蛋糕”。可见两者在“科学发展”的总体要素框架内,不仅都是以大开放为发展动力,而且在“做大蛋糕”和“公平分享蛋糕”的问题上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优先次序和因果关系有差异。

“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面向世界寻求资源供给,以民间的自由发展保持其社会活力,以企业的创新驱动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执政党和政府要做的就是为经济开放、社会的自由发展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创造一个安全、公平和法治的发展环境;通过政策和要素优势吸引外资、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投资体制扶植高科技和绿色经济的成长以及中小企业的创业升级转型,培育壮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强化政府对价值的再分配职能,通过二次分配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和满足公共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抑制并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这就是所谓的“在开放和机会均等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并共享发展成果”。这种发展类型的基本结构是,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靠经济开放、社会自由和企业创新,发展的保障和公平靠政府的财政分配和依法治国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再造,内在价值是全球化、市场化、社会自由、公平竞争、人权优先、法治保障,强调和偏重的是发展的开放性、发展过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发展成果共享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的追求,共同富裕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最终实现的愿景。

“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不仅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的产物,同时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就寓于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把发展结果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内涵在发展的过程中,让发展的目的性与发展的过程性两者直接统一起来。因此“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更强调和偏重的是发展结果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也就是在“共同富裕”中谋发展。这种类型的科学发展目的性更强、发展的成果可以直接与发展的过程挂钩。但这种科学发展类型有一些刚性的限制性条件。比如创新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发展新高地、具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保障、财政收支保障、政策取向保障、公益企业保障、社会结构保障、文化共识保障等等。这众多方面的保障,必须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再造来供给。这种发展类型的基本结构是,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仅靠经济开放、社会自由、企业创新和政府区域性洼地的营造,更需要国有公益性企业保持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培育并壮大出政府和市场之外可调节经济运行的“第三只手”[12],民生支出、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由政府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保障,更需有“第三财政”[13]——也就是由“国有公益性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金融周转、项目实施和市场化运作,以实现民生导向和公共建设的目标。政府国资委将在这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决策和组织角色。同时,开放的创新智慧、政权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和为人民服务性质、社会民意导向和支持等政治社会化因素,也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不仅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包容性增长”的经验突破。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14]“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5]可见从先富带后富,是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策略性和规律的揭示。“包容性增长”虽然强调了在保障机会均等的同时共享发展成果,但共同富裕毕竟是在增长的不断积累中努力接近的一个愿景,并没有把“共同富裕”的结果追求与“科学发展”的过程追求完全的统一起来。只有“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才把“共同富裕”特别鲜明地寓于在“包容性增长”或“五个统筹”之中,在实现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进程中,也同时体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薄熙来书记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闭幕会的一段讲话说得很直白但很深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博采众长,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往欧美、日韩派了很多考察团,虚心学习,受益不少。现在中国发展壮大,得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但所有这些经验拢一块儿,独缺‘共同富裕’这一条。‘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果把这篇文章做好了,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创造历史,就会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6]


[1] 指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作的重要讲话。总书记重要讲话概括起来就是“314”总体部署:明确了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提出了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交办了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是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为新阶段重庆的发展导航定向,勾画了蓝图。10年前的3月14日,是重庆直辖的法定日(6月18日是重庆直辖的纪念日),那是一个“314”。现在,总书记为重庆新阶段的发展制定了“314”的总体部署,又是一个“314”。这是历史的巧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374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0—111页。

[4] 欧洲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参见《世行:中国财富差距近1:13 1%家庭掌握41.4%财富》,《法制晚报》2010-08-25。

[5]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参见《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2010-05-10。

[6] “我们应该朝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新华网北京2010年9月16日电。

[7] 相关文献可参考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经济学家》2009年第1期;刘嫦娥等:《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2期;王新建、唐灵魁:《“包容性增长”研究综述》,《管理学刊》2011年第2期;《王志章:《包容性增长:背景与概念、印度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乌有之乡网2011年9月3日等。

[8] 《荀子·王制》。分均则不偏,埶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埶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6—727页。

[10] 数据引自苏伟、杨帆、刘士文:《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11] 数据依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新闻通报。

[12] 见《瞭望》文章:《重庆国资:第三财政实践》,新华网2010年04月19日。

[13] “第三财政”的说法最早源于重庆市长黄奇帆。在2010年的重庆国资工作会上,黄奇帆说,他管了7年财政,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见和讯网2011年02月03日08:21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张庆源刘明霞。 

[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6] 《薄熙来:让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在三届九次全委会闭幕会讲话》,华龙网—重庆日报2011年0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