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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真相:第一集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

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开始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一道通辑令遍传国中：有捉拿到季布者赏千金，窝藏季布者株连三族。季布何许人也？他是项羽手下的大将，曾多次跟刘邦过不去，让刘邦难堪。刘邦隐忍多年，一朝大权在握，必诛之而后快。此时季布躲在濮阳一位姓周的人家里，看到通辑令，这位姓周的也顶不住了，跟季布说：“要么你听我的安排，要么我立马死在你面前。” 当一辆大牛车拉着数十个僮仆出现在山东朱家的门前时，朱家看出那个剃着光头，脖子上套上铁圈，一副奴才打扮的人，就是季布。朱家买下全部僮仆，让季布去做田，背后跟儿子说：“种田的事，这人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过你必须跟他一块进餐。”随后朱家就坐上一辆马车去洛阳见汝阴侯，在那里盘桓了数日，才跟汝阴侯说：“那个季布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皇帝捉拿得这么紧？”侯爷就把事情说了。“您觉得季布怎么样？”朱家问。“是个人才！”侯爷夸道。“季布得罪皇帝的时候，是项羽的大将，当时也是各为其主，皇帝要杀项羽的旧臣，杀得尽吗？做皇帝的怎么可以以一己私怨杀人呢？况且现在追杀的这个人很有才干，万一他跑到国外去了呢？当年楚平王就是这么追杀伍子胥的，结果若干年后，伍子胥倒杀回来鞭楚平王的尸。这个道理，您还是给皇上说说吧！”朱家说。侯爷猜测季布就在朱家的家里，但还是跟刘邦说了，刘邦赦免了季布，还给他封了个官。

季布在历史上算是个名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句成语跟他有关：一诺千金。《史记》记载，季布此人，为气任侠，在楚国一带很有名，楚国老百姓有一句民谣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见他当时的名望。不过，作为侠客，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的名头都远不如救他的朱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家可算是中国有史以来以行侠仗义而被树碑立传的第一人。司马迁在《史记》之《游侠列传》中，虽然也把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等列为侠客，但这些人都已被专门立有列传，最早为侠客立传的《游侠列传》记载的侠客首推朱家。

《史记》记载，鲁人朱家，与刘邦同时代，曾救过几百条好汉爷的命，至于一般的人，数都数不过来。脱季布于困窘之中，是他做的众多好人好事中的一件，也让他名声大噪。当时天下有很多人都伸长脖子，想跟朱家交往。朱家除了有很多侠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作为侠客所必须具有的品德，《史记》说他“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而且还“不伐其能”，“诸所尝施，唯恐见之”，而他自己则“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说明朱家周济别人，先从最贫困的人开始，专门救人于危急之中，比自己的事还用心，对自己做的好事，从不王婆卖瓜，施恩不图报，还怕别人看见，本人家无余财，穿得很破，吃得很差，坐一辆小牛车，如此而已。特别可贵的，是他不攀权贵，比如，他所救的季布，后来发达做大官，但他终生没去找过。

尽管朱家是以侠客而被史家专门立传的第一人，但侠客的起源，却要比汉高祖时代的朱家早几百年，司马迁也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可见侠客早就有，只是他没法弄到他们的史料而已。韩非子就曾在《五蠧》中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说明在韩非子的时代，游侠就已经是一个需要反思的群体了。游侠的兴起与春秋战国的乱世有关，冯友兰认为：“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

作为贵族军中骨干的武士，应该算是上层阶级分子，一朝失去爵位，变成游侠，成为底层人士。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造成了游侠们一种普遍心态：“感激轻生”――游侠们对生死看得很轻，但对是否被人尊重，却看得非常重，因为这种尊重，早已连同他们的爵位一同失去了，所以一当被人过份尊重，他们很容易为知遇之恩而慷慨赴死。　　　　　　　　比如，史上有名的刺客聂政，以屠宰为业。韩国大臣严仲子与韩相侠累结仇，听说聂政是个勇士，就前去拜见他，经常办酒席请聂政，聂政的母亲做寿，严仲子送百镒黄金。聂政感激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亲去世后，果然帮他复仇，刺杀了侠累，以死相报。又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中的主角之一侯嬴，本是魏国都城大梁的东门的守门人，很贫困，他替信陵君策划了窃符救赵的方案，还推荐了好友屠夫朱亥帮助完成了这个方案，自己以自杀这样的激进行为，来让信陵君相信他决不会反悔泄秘。他所以如此“轻生”，也是源于“感激”。他“感激”的不是信陵君给了他多少钱财，而是信陵君特别礼遇他，对他恭恭敬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特别看得起他。侠客的这一心理后来形成传统，千古以降，侠客们可以说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 “恐天下英雄耻笑耳！”――只有名声是他们放不下的。

尽管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象聂政、荆轲、侯嬴、朱亥，甚至战国四公子之辈，都可以称作侠客，但这些侠客与后来具备侠义精神的真正侠客却很不同。按照司马迁的看法，侠客应该“救人于难，济人于贫”、“不失信用，不背诺言”、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做完好事之后，还要“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要无条件的解救他人的危难，接济别人的贫困，对办这些事，比办自己的事还要急，为了解救别人，有时要不惜献出生命，还要施恩不图报，不以功自傲，不四处张扬。一句话，行侠仗义，为他人谋利，就是侠客的终极目的，不能为其他目的行侠。

相比而言，早期被泛称为游侠的那些人，基本不具备这种侠义精神，象聂政、荆轲之徒，主要以刺客著名于史，司马迁也把他们归入《刺客列传》。这些人虽然死得慷慨，但基本上都是为报一己之恩，与侠客施恩不图报有根本的不同，除荆轲外，都不是死于什么大义，而是帮人复仇，所杀的对象也不一定罪该一死。至于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和孟尝君，虽然司马迁也把他们算着侠客，但这四人究竟做了多少行侠仗义的事，值得推敲。而且他们行侠，是有别的目的的。以信陵君为例，他救人急难，替人寻仇，目的都是为了这些人为他所用，他帮如姬报了杀父之仇，是因为如姬已经做了魏王的小老婆，后来如姬帮他窃取了兵符，他礼遇侯嬴，而侯嬴为他而死。整个窃符救赵事件，主要都是别人完成的。又比如“脱颖而出”这个典故，主人公毛遂是平原君的门客，在平原君与楚王合纵抗秦的谈判中，是毛遂按剑与楚王谈下来的，相比之下，负有盛名平原君黯然失色。总之，战国四公子都养了一批侠士，他们行侠的目的不是为了行侠仗义，而是为了笼络人心，而且所作所为，主要是手下人完成的，最终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后来，到汉朝时，权贵“五侯”也养了许多侠客，但从来也没有人将他们称着侠客，养侠客的和侠客本身毕竟不是一回事。

真正的侠客和侠义精神的形成与墨家有关。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冯友兰甚至认为墨子及其门徒就是侠客出身。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也有说是宋国人。出身贫苦，曾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不久就认为儒家繁琐的礼节烦人害事，弃之不顾，转而向大禹学习，吸收其简朴刻苦、专心赴公的精神，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并将其发展成为当时的“显学”。

墨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侠客精神形成关系最大的是他的“兼爱”思想。与当时另一大显学儒家的“爱有差等”不同，墨子的“兼爱”思想是无“差等”的，它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这就是说，救人急难，济人困厄，不是看人下菜碟，不是看他将来对我有什么用处，而仅仅是因为他需要救济。对于墨子及其门徒来说，凡是对天下有利的事，都要去做，不管它对自己如何不利。孟子对墨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也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说明墨家确实只要有利于天下，就是搞得遍体鳞伤，也要去做。由于墨门主要由侠士组成，墨子的这种思想，一下子提高了游侠的境界，改变过去游侠的呈狠斗勇，为个人一已恩怨肆意厮杀的渺小格局。

有一则故事，很能说明墨家是如何影响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带私剑者的。墨子有一个学生，叫胡非子，设课收徒，批评无原则地打斗。楚国的屈将子，好勇，听说这事，就带剑把他劫持了，说：“听说你非斗，而我则好勇。你给我说说，说得有理，我就放了你，说得不好，你就得死。”胡非子就跟他说：“勇有五等，你好哪一种？”胡非子一一列出了五种勇，先说四种匹夫之勇，然后说君子之勇。胡非子说：“齐国想吞并鲁国，把它作为齐国的南部地区。鲁庄公急得三天吃不下饭，有个叫曹沫的人，却想办法在军中把齐桓公劫持了，说：'请您退师，不然的话，就请您允许我切断您的脖子放血。’齐桓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曹沫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不怒则已，一怒，就勇退'万乘之师’，救了'千乘之国’，这样的勇，才是君子的大智大勇，才是最高贵的勇。你好的是这种勇吗？”屈将子听后，大受震动，解下偑剑，脱下高帽，请求胡非子收他为徒。

当时社会上象屈将子这样的人很多，而且墨家门徒基本上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所以，墨子要专门对任侠作定义。《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把“任侠”的精神实质概括为“损己利人”。进一步，墨子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是在操作层面上对实践“任侠”进行了勾划，要求侠客为了解救别人的急难，不惜去干己身所厌恶对己身不利的事情。

要想“利人”，常常需要“损己”，要救济贫苦，自己的财产难免受损失，要锄强扶弱，救人急难，有时候还得牺牲自己。可见，任侠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以替天下谋大利为己任的墨子，必然要产生“非乐”思想。可以说，反对享乐，过苦行生活，是任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操守，否则，他自己享受还不够，哪有余财接济别人，更何谈“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自己的一番话也很能说明“利他者”必然要自苦的道理。相传墨子同时代有人跟他说，现在天下大乱，大家都自私自利，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日日自苦为别人呢？墨子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回答：假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都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辛苦劳作，吃的人多，干活的人少，那一个干活的还能不加倍努力吗？

墨子本人就是他的“非乐”思想的极端实践者。今天有一句成语，叫“席不暇暖”，出自于班固的一句话：“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这里的“墨突不黔”说的就是墨子为天下大事终日劳苦奔波，连烧炉灶将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相传墨子坐车到了朝歌，马上掉转车头，不想进这个曾奢靡一时的商朝首都，这就是典故“墨子回车”的由来。墨子本人“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而墨子的门徒过的也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不过，这还不是墨子及其追随者最苦的事。《淮南子》记载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相比关健时刻的“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应该说是一种幸福生活了。

其实，古代真正侠客的生活都很清苦，完全没有后来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优哉游哉的浪漫生活。《史记》记载，朱家 “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另一位大侠郭解，虽然有很多权贵朋友，而且名满天下，仍然“家贫”、“折节为俭”、“出未尝有骑”。这是很自然的，除非有祖先积下巨额财产，否则，一个人要任侠，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心别人了，哪有功夫谋己利，积私财呢？

墨家思想在多方面给侠客的行为打下烙印。比如，墨家的“非攻”思想；在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要想“非攻”，让各诸候国停止杀伐，只有两种方法：助强灭弱，最后达到天下一统的局面；或者扶弱抗强，使强国不敢攻打弱国。墨家选择了后助：扶弱抗强。《墨子·公输》里记载墨子如何与公输般斗智最后说服楚王停止攻宋，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扶弱抗强的精神逐渐演变，后来在侠客中形成一种扶强助弱，除暴安良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