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 etc passwd:中山装还能作外交礼服吗？

原驻外大使王延义

原驻外大使汤铭新

原驻外大使郑达庸

原驻外大使程瑞声

原驻外大使刘新生

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马保奉

外交官在会上探讨中山装创新
在日前召开的“红都与中国外交官联谊座谈会”上，外交部17位前驻外大使、参赞，就中山装在外交上的贡献、中山装能否担当外交礼服的重任、中山装如何创新等展开了热烈的座谈。会后，记者又专访了红都集团首席技师高黎明，听他谈了对改良中山装的看法。
曾长期在外交场合担当国服重任
原驻外大使程瑞声：缅甸总理曾两穿中山装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曾三穿缅甸服装访问缅甸，成为中缅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马保奉：1961年，越南方面向我驻越南大使馆表示，希望邓颖超同志给胡志明主席做中山装，并将一套单中山装和一件棉上衣样品带给邓颖超。当年4月衣服做好后，邓颖超让外交部信使带到越南，并附了亲笔信。另外，朝鲜金日成主席也经常穿中山装。中山装在亚洲曾有很大的影响力。
原驻外大使郑达庸：我第一次与中山装结缘，是上世纪50年代随中国代表团访问埃及。代表团里郭沫若及其他成员凡出席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人们一见这身穿着便知来自中国。
后来，我到外交部工作，在国外看到请柬上有“请着正装”字样时，就穿中山装出席，因而留下一个概念：中山装就是我们的“正装”、“国服”或“民族服装”。
原驻外大使鲁培新：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山装作为“中国服装的象征”，伴随着外交官们一路走过来。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一位大使要向在驻国总统递交国书，对方传来消息：“我们总统要穿礼服，希望你们穿国服。”当时那位大使没带中山装，赶快给国内打电话让送过去。
原驻外总领事王泰平：我从上世纪 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在国外正式场合都是穿中山装，像递交国书、参加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葬礼等。
中山装曾是带给日本华人最好的礼物，他们穿上后很自豪。有一个华侨向我提出，想用西装换中山装，我看他很真诚，就送了他一套。就连一些来做客的日本人，也很羡慕我们穿的中山装。
原驻外大使刘新生：我讲一个自己亲历的小故事。1993年，我在文莱任大使时，出席文莱苏丹的生日宴会，这是一个很隆重的纪念活动，要求穿国服或民族服装。当我穿着中山装出现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既说明了我们国家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出与会者对中山装的认可。
原驻外副总领事吴钟华：我从1963年到外交部工作，在八九个驻外使馆工作过，中山装是必穿的，现在参加活动也穿，我就是喜欢中山装。
原驻外大使王延义：1984年，我被派到德国汉堡建总领馆。汉堡的很多活动，包括家庭宴会都要求“着正装”，我就穿着在红都做的中山装出席。1994年，拜会奥地利总统的中国外交官，武官穿军装，其他人穿中山装。当时有一个商务参赞没带中山装，就没能参加会见。
是否适合继续担当外交礼服
原驻外大使汤铭新：中山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山装严谨、大方，又不失周正，能体现中国人的风采。我赞成中山装作为国服，建议国家领导人出访、接见国内外代表团；外交官在国外递交国书、出席国庆招待会等场合身着中山装。
原驻外大使郑达庸：有些中国人认为，“请着正装”就是不穿T恤、马甲或衬衫，便穿着西装出席。这在西方是错误的，西方的“正装”、“礼服”指的是燕尾服，而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穿燕尾服，我认为还要提倡穿中山装。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其实服装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天我征求了七八位大使的意见，问他们中国应不应该有国服，他们一致表示应该有。
原驻外大使时延春：1965年至1985年20年间，我主要是穿中山装。改穿西装后，那几套中山装或送人或穿不下了，现在没有一身合体的。我认为重振中山装作为国服，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如：中山装冬天穿还行，但夏天穿起来很热，衣兜装东西也不方便。然而，像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服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建议集思广益，设计一款能代表国家形象、又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国服。
原驻外副总领事吴钟华：我提倡中山装作为我国的国服，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原驻外大使王永秋：几年前，我出国参加一个活动，要求穿礼服。因为个子没有西方人那么高，穿上燕尾服后感到很难看。有人要给我照相，我说：“别照了，还是中山装好看。”我建议外交部推动中山装早日成为我们的国服。
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马保奉：在需要穿着礼服的外交礼仪活动中，目前仍应选择中山装，但中山装不景气，说明它无法长久承担国服重任。从长远看，我们这样的衣冠大国怎能满足现状？设计新国服，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中山装怎样与时俱进
原驻外大使郑达庸：1、建议领子改宽一点、软一点，增加舒适度，但不能是立领，那就和日本的学生装雷同了。2、下方的外贴兜应改得实用些。3、整体长度再加长些，看上去会更得体。
原驻外总领事王泰平：中山装的设计庄重典雅、落落大方，只是它的4个兜不实用，一装东西就显得鼓鼓囊囊，有碍观瞻。前不久我曾和外交学会副会长黄星原谈起这个话题，他说成龙的服装，设计了近20种样式，都是从中山装变异而来，尽量克服中山装的领子太高、太硬，兜不实用等缺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既能做到穿起来轻松随意，又不至于给人以刻板、守旧的印象。
原驻外大使王延义：中山装的领子和兜都需要改良。同时我建议多几种变型，包括正装、便装，适合不同的场合穿。
原驻外大使陈笃庆：中山装需要与时俱进，不改动确实很难适应今天的要求。应增加实用性，还要平民化，让老百姓也青睐。
原驻外大使陈永成：追求舒适、休闲是世界性趋势，建议红都多开发一些便装，以便平日里穿用。
红都集团首席技师高黎明：红都一直担当着为外交官做服装的任务，现在大部分是来做西装的。我看电视时注意到，一些外国大使到中国来递交国书，穿的是本国的民族服装。当时就想，我们中国的大使在递交国书这样的场合，还是穿带有中国元素的中山装比较好。
到目前为止，能够代表中国的外交礼服只有中山装，因为中山装是最具中国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服装。
听了17位外交官提出的关于改良中山装的建议后，红都非常重视。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良的尝试，像中山装的领子以前追求硬实、挺拔，现在改得软了一些，宽松度也加大了；以前用的面料以华达呢、哔叽为主，现在选择高支纱的面料，里料也比过去的好，穿起来更加舒适、美观。但贴兜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贴兜是中山装的特色所在，不做贴兜就与军便装的样式雷同了。

中山装里的政治含义
http://www.sina.com.cn
http://news.sina.com.cn/o/2011-04-18/051522310446.shtml
薛凯洲
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标准课程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辛亥革命》一课中，“孙中山与中山装”内容是这样介绍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感到西装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传统的衣衫等又不能充分表现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于是他就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请裁缝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把立领改成翻领，前面开四个口袋，每一个口袋上各加一个‘倒山行’闭架式的袋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中山装的基本样式。”那么，这个裁缝是谁呢？
中山装是上世纪初至今，中国男子的主要服装样式，可以说是“国服”。中山装的设计者是台山籍越南华侨革命家黄隆生。《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说：中山装是“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设计、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但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改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华民国成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革命党人服装繁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因而有人建议统一服装，但穿什么又意见不一。孙中山先生见难以定夺，便委托黄隆生设计制作新式服装，要求既要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又要适合世界潮流。
黄隆生1870年生于广东省台山市斗山镇，少年时代去越南河内，学习做鞋技艺，后来改学裁缝。由于技艺高超，成为河内有名的裁剪师，后来开设了隆生服装店，成为当地裁缝的佼佼者。黄隆生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民主革命，参加了同盟会，积极带头宣传革命，发动侨胞捐款，购置枪械支持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流落河内。民国初期，黄隆生受孙中山之命，缝制出后来被称为中山装的新式服装。他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学生制服为基样，设计制作了一套新式服装，即今天所见到的中山装的基本样式。孙中山赞扬“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的革命党人以身着中山装为荣。
中山装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孙中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融于服装之中，给予中山装设计以特有含义。其前襟的4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其左上口袋倒写“山”字形留有插钢笔的位置，象征以“文”治国。对襟有5粒纽扣，象征“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以及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其衣袋上的4粒纽，象征人民有“选举、创制、罢免、复决”等四项民主权利。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中山装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不容分裂。
辛亥革命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常穿用这套样式的服装出席各种场所，为世人所瞩目，故称中山装。民国18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资料：中山装的由来
http://news.163.com/06/0602/07/2IJKU8960001126S.html
在清朝（1644—1911年），中国男子都是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改变，但基本式样仍保持着原有的状态，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剧变，而且也促使服装的变革更为迅速而明显。中山装就是在这一变革中诞生的。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18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由来，据说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样式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服装在实用上亦有缺点。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河内由广东人黄隆生开设的洋服店，为了节省外汇，并能体现中国国情而授意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参考了西欧和日本服装式样，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而设计缝制成的。但是，也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钮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后来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款式：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钮扣，后背整块无缝。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如依据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而确定上衣前身设4个口袋，依据国民党区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而确定前门襟为5粒钮扣，又依据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确定袖口还必须有3粒扣子等。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中山装素以其特有的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华人的青睐，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视中山装为自己的日常服装。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作为礼服用的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款式风格相得益彰，使服装更显得沉稳庄重，而作为便服用的面料，可选择相对较灵活，可用棉布卡其、华达呢、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邢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