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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高耀洁(2011-12-04 20:58:26)
转贴]周筱赟
高耀洁，女，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多年来共花费近百万元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尊敬：200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发表讲话向高耀洁教授致敬；2002年，英国前首相梅杰为高教授颁发“亚洲之星”奖；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和高教授单独面谈三个小时；同年入选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高耀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正因有了高耀洁的出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为之大变，无数艾滋病人和孤儿的命运得以改变。
※ 一 ※
宽广的大洋，把我们隔得如此遥远，整整隔了半个地球，我的黑夜就是她的白天。浮槎万里，乡关何处？她喜欢吃的河南烩面和馒头，那里都能吃到吗？她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糖、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肝硬化等疾病，在那里，会有好转吗？
我和高耀洁教授相识，至今已近9年了。一想到她在风烛残年远走大洋彼岸，便牵肠挂肚。
那天是2009年11月24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当天晚上，我突然看到媒体报道高耀洁医生已经抵达美国，大感惊讶。因为几个月前，她还告诉我，她住在北京一位好心的老干部家中，之后我们陆续保持邮件联系。我忙去信问她，她确认了已远走美国的消息，解释说“前一段没有与你联系，主要是怕连累你”。每次我的工作环境遭遇困难，甚至我的电话欠费停机，她总会特别担心我的处境，尤其怕因她而连累我丢了饭碗。我总是故作轻松地请她放心，但她仍难免不安。
我此前只知道她为了避开当地的骚扰，于当年5月6日只身从郑州的家中出走，辗转于国内多个城市，但从不知还有美国之行的计划。现在，她远在太平洋的那一端。宽广的大洋，把我们隔得如此遥远，整整隔了半个地球，我的黑夜就是她的白天。浮槎万里，乡关何处？她喜欢吃的河南烩面和馒头，那里都能吃到吗？她一直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糖、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肝硬化等疾病，在那里，会有好转吗？
记得是2002年5月，我还是一个在大学读研的热血青年，看到媒体开始出现对中原艾滋病疫情的报道，便给高教授写了信，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她回信要我别去，可我还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当时，高教授和老伴郭明久还住在经三路的老公房内，刚进高教授家坐下不过十几秒钟，我还没开口说话，她第一话就是“你快走！”我当时还懵懵懂懂，但看情况明显不对，马上跑出门，到路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就跑了。事后得知，2002年是她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就在我去找她之前不久，有一位记者去她家，她当时正好不在家，但随后那位记者就不见了。高教授非常担心我出事，所以坚决把我赶走了。
此后，她多次到上海高校讲演，每次都提前通知我见面。从此与她有了频繁的联系，偶尔帮她做一些助手性质的工作。2005年，我作为责任编辑，经手出版了她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她对此书的编校质量非常满意，在各种场合谬赞不已。
我最晚一次在广州见到高耀洁教授，是2008年9月。7月初，老人就从郑州的家中出走，先后在武汉、成都、广州逗留，由当地的亲戚、朋友接待。然后经香港赴菲律宾，参加以菲律宾前总统拉蒙·麦格塞塞（Ramon Magsaysay）命名的基金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当9月9日回到广州时，她已是离家两个多月了。
老人见到我，显得特别高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走路时，我搀扶着她，她紧紧握住我的手。以前，她走路是坚决不要人搀扶的。最为知名的一次，是她入选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当她沿着台阶一步步蹒跚着出场时，主持人白岩松两次伸出手想搀她一把，都被她固执地摆手拒绝。那年她77岁。白岩松后来回忆说：“高耀洁蹒跚着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的时候，作为晚辈，我下意识地要去搀扶她。可是，两次，都被她执著地拒绝了，这两次拒绝，让老人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又高大了几分，却也催着我自己的眼泪向外多走了一段路程。然而事过很久，每次回忆那拒绝，我都凭空的会觉得更加有力，这可能就是感动的力量。”
老人的步履蹒跚，一是因为幼年曾缠足又放脚，二是心肌缺血经常导致双脚浮肿，三是两腿关节都有骨刺。我曾问她是否可以做手术切除骨刺，她说都81岁了，没啥意思了。因为在“文革”中遭武斗受伤，绝大部分胃被切除，她需要随时喝热水，不能吃水果，也无法喝牛奶，而那次她告诉我，她现在连猪肉、鱼肉、鸡肉也没法吃了，一吃就拉肚子，只能稍微吃一点牛肉、羊肉和蔬菜。
吃饭时，我注意到老人左侧脸颊上有一点划伤，她用手摸了一下，我说回去照一下镜子看看。老人突然捂住脸，说：“我不敢照镜子啊！”老人说她今年的精力远远不如去年了，每天吃了饭就是睡觉。我问为什么会嗜睡，她说这就是衰老的表现。我虽然安慰了她几句，但心中倍感酸楚。
※ 二 ※
临别时，吴仪副总理拉着高耀洁的手说：“我比你小十岁，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找我。”她亲自送高耀洁出门，一直把高耀洁送到宾馆大厅，看着上车才回去。
高耀洁退休前是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以妇科手术的技术精湛而著称。在80年代初，她就曾作为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赴北京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与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座谈。但在我见过的所有关于她的媒体报道中，包括她的自传《高洁的灵魂》中，她从未提及此事。我是正好在她家看到一张集体合影，她才与我约略说起。我没想到，她那么早就是名医了。
她于1990年退休后，依然保留了处方权，她治疗妇科肿瘤和不孕不育症的疗效远近闻名，治疗成功者又介绍亲戚朋友前来，以致慕名求治者不断。据我所知，好几位知名媒体人的妻子就是经她检查治疗而生育成功（姓名涉及隐私，我就不说了），而全部花费不过是二三十块钱的西药费。由此可见，如今遍布神州大地的所谓不孕不育专科医院，即便不是骗子，利润又该是如何之巨呢？她若要以此发家致富，易如反掌。她曾告诉我，她所在医院原药剂室的工作人员，现在竟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医院的后勤人员，现在也自称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到处做广告。
如果没有1996年4月7日的那次会诊，世间大概就只有病人口中相传的妇科名医高耀洁，也许便没有此后公众视野中那个抗击艾滋病的斗士高耀洁了。那天下午4点，她应学生之邀，会诊一名入院16天无法确诊的女病人巴秀英。她发现，这位从无吸毒史、性乱史的42岁农村妇女身上，竟然有晚期艾滋病人的特异症状——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carcoma）。经中国医学科学院检测，病人的HIV抗体呈强阳性。她是因妇科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确诊后，巴秀英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病啊？俺不想死啊！”在视艾滋病为吸毒者、性乱者才有的“脏病”的当年（也许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认为），谁能想到输血竟会感染艾滋病呢？
从此，高耀洁教授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防艾之路。她用她那双颤巍巍的小脚，踏遍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了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揭开了因大规模商业采供血行为而导致艾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她收到过上万封来信，尤其是其中省外乡村医生的反映，让她坚信国内的艾滋病绝大多数是血液传播，且在农村呈局灶性发病。
曾有人批评她的结论仅限于中原地区，殊不知她曾于2004年率15名志愿者赴南方五省（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秘密调查，所见所闻，无一不是“血祸”！她曾反复强调，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血浆经济初期，中原地区的农民，很多都是成群结队赴邻省山西卖血。甚至有人被血头、血霸骗去囚禁，连续几天抽血，直到被活活抽死。他们因贫穷而卖血，因卖血而感染，因感染而更加贫穷。而卖血所得报酬甚是微薄，最为普遍的价格，不过是每500毫升的血浆45－50元，甚至更低。
阎连科创作的反映艾滋病村真相的小说《丁庄梦》（改编的电影《最爱》2011年上映）的缘起，便是高耀洁向他讲述了“倒血”的细节——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他就说：“倒倒吧。”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有人认为，农民卖血现象如今已在中华大地销声匿迹，并因此批评高耀洁的观点过时。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地区也曾发生。据《新民晚报》2010年12月29日报道，上海青浦区的吴某与青浦区白鹤镇江南村干部高某约定，由吴某组织他人冒充该村人员献血，吴某被法院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而一旦冒充成功，这些健康状况不明的血液就将以被冒充者的名义流入血库，随时输入不知情的患者体内。
十余年来，高耀洁一直坚持“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的观点，她甚至对吴仪副总理当面直言不讳，某艾滋病权威说中国艾滋病主要是静脉吸毒传播，高耀洁直斥“这是他们在骗你！”
那是2003年12月11日，在河南考察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约见高耀洁。高耀洁被接到郑州市北郊的黄河迎宾馆，迎接她的是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本来这些领导还想一起进入吴仪副总理的房间，但全被拦在门外，只让高耀洁一个人进去。高耀洁一走进房内，发现除了吴仪副总理外，她身后还有两位40岁左右的男士，她心里有些紧张。吴仪副总理当即对她说：“今天这里没有本地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这两位是我从北京带来的秘书。”
高耀洁并没有谈个人的际遇，而是介绍了这些艾滋孤儿（高耀洁将父母感染艾滋病死亡后留下的未感染的孤儿称为“艾滋孤儿”，与感染的“艾滋病孤儿”相区别）的悲惨境遇，以及艾滋病防治领域假医假药泛滥的情况。吴仪副总理问高耀洁：“你认识曹××教授吗？她说，中国艾滋病主要是静脉吸毒传播，占了60%到70%。”高耀洁说：“这是他们在骗你！我认识曹××，她是骗人的。中国哪有那么多人静脉吸毒呢？你今天到文楼村，那里有几百名艾滋病病人，你可以调查一下有几个是静脉吸毒传染的？”
吴仪副总理说：“曹××教授说的可能是边疆地区，那里主要是静脉吸毒传播。”高耀洁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三年收到了将近一万封群众来信，可以证实边疆地区，像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区，多数也是卖血和输血传染的艾滋病。我不否认静脉吸毒和性是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但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
临别时，吴仪副总理拉着高耀洁的手说：“我比你小十岁，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找我。”她亲自送高耀洁出门，一直把高耀洁送到宾馆大厅，看着上车才回去。
这次单独约见近三个小时，显示了中央高层对艾滋病疫情的重视和对高耀洁抗艾行动的支持。尽管吴仪副总理单独约见高耀洁一事，当时没有任何本地媒体报道，但从此，再也不抓来采访她的记者了，她的电话也不再打不通了。然而，高耀洁坚持血液传播的观点依然为某些地方官员所嫉恨，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吸毒传播或性传播，在传统道德看来，这是感染者咎由自取（当然，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而血液传播，不管是卖血还是输血，当地政府部门至少难辞监管不力之责。
曾有当地卫生官员当面指责她：“河南的艾滋病就是你高耀洁吵出来的，其他省的农民也都是卖血得的艾滋病，但人家聪明，没有人吵这事。就是因为你一吵，人家都只记住河南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确实是实情。卖血导致艾滋病在农村地区蔓延，这不是河南一省的情况，艾滋病村，更非文楼村独有，高耀洁在新书《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专设一节“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涉及从北到南、自东向西十余个省份，但这些省份艾滋病疫情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那里没有敢于说出真相的高耀洁。她木秀于林的存在，影响地方形象，影响招商引资，这怎能不让利益相关者痛恨呢？
大约在2005年，我亲身经历高耀洁被地方官员咒骂：我在郑州一条河边的排档吃饭，一名与我相识的当地人事部门的小官僚，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当我的面痛骂：“高耀洁就是个精神病！河南根本没有艾滋病！”
2006年，高耀洁在老伴病重期间，找了个女大学生帮忙照料病人。有一天，她突然哭着告诉高耀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到学校找到她，要她随时汇报高耀洁的动向，并要给她400元钱。小姑娘吓坏了，哭着跑掉了。
高耀洁的到来，会让当地基层干部如临大敌。曾有一度，在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村子里，如果有人举报高耀洁来了，村干部会奖励举报者500元钱，而举报记者只有50块钱。她一说起自己能比记者值钱这么多，就笑得合不拢嘴，满脸皱纹。媒体展现的几乎全是高耀洁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个风趣幽默、爱讲笑话的人。她曾对我说：“现在的一些村干部，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和她说话，常常会被她逗得哈哈大笑。但这笑声中，也满含苦涩。
高耀洁把那些疫情严重却声称不存在艾滋病人的地区称为“黑洞”，她说她去打“黑洞”，还从未被举报过，所以现在也还没人拿到过500元钱。村干部来抓人，还会有农民给她通风报信，把她藏到玉米地里。
打开尉氏县的“黑洞”，是高耀洁的得意之作。2001年，高耀洁听说尉氏县三个乡的艾滋病疫情相当严重，她和两个记者刚到尉氏县邢庄乡，迎头就遇到了乡长。乡长非常客气，称天色已晚，没什么可看，表示用车送他们回郑州。三人只得上车，等车开到开封郊外，高耀洁就说到了，三人下车、吃饭，在五块钱一晚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天刚亮，搭车重回尉氏。在用一盒烟、一顿饭“收买”了一名当地三轮车夫后，他们一下子发现了7个村，每个村都有十几户人家有艾滋病人。
高耀洁教授说过，正确的预防知识是艾滋病的最好疫苗。她自费编印的防艾宣传小报，一概免费赠送，累计印数高达130余万份，远超国内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
2003年年底，卫生部在通报中承认“瞒报疫情严重”，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2000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3.9亿元。此后，国家正式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对自愿初筛艾滋病病毒者可免除检测费、对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进行母婴阻断、对艾滋病遗孤进行免费教育、对感染者提供关怀和生活救助。这些，已非她作为妇科医生以个、十、百、千位数计算的救死扶伤，而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改变，犹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厥功至伟。
河南的上蔡县文楼村如今已经是闻名遐迩的艾滋病村，在外界对文楼村还知之甚少时，高教授从2000年开始去过5次，但后来她就发誓“这辈子不会再踏进文楼半步！”“除非是我死了抬着我的棺材去，那就由不得我了。”因为随着文楼名声日隆，它已蜕变成为政绩工程、样板工程，证明艾滋病人全都得到了免费治疗、艾滋孤儿全都得到了救助。高耀洁不愿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她可以被噤声，但绝不会说谎。她一再说过：“宁可死，也不能说瞎话。死可以，但是不能说假话。说真话，有危险，遭罪得很。”为此，她遭遇过死亡威胁，有人打电话给她，扬言要杀她全家。她对着电话说：“那你来杀吧！”在山东阳谷县的黑血站，村干部大骂她是混蛋，她义正词严地回答：“你才是混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这样的宏大词汇从他人口中说出，或许会显得矫情，但在她那里，却是如此自然。
高耀洁十数年如一日，凭一己之力救助中国的艾滋病人和孤儿，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200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发表讲话向高耀洁教授致敬；2002年，英国前首相梅杰为高教授颁发“亚洲之星”奖；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和高教授单独面谈三个小时；2007年，时任美国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亲自致信国家领导人，称高教授能出席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颁奖现场是巨大的荣耀……
本文刊载于《白纸黑字》一书。该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鄢烈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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