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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人口学说史上，以“新人口论”一文卓然立世的马寅初先生在岁月激流的淘洗中依然是砥柱中流，成为后人后学追慕的先贤圣哲。学追慕的先贤圣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世间的真、善、美不仅不会被历史遗忘，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现其耀眼的光芒。
马寅初的精神风骨
第一，注重调研，实事求是。马老的观点不是想当然的空穴来风，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深刻地体现了民本思想，完美地结合了理论和实际，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世间的真、善、美不仅不会被历史遗忘，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现其耀眼的光芒。
马老作为爱国爱民的一代学界领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早有时日。早在1920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人口增长率计算问题的论文。1928年在“现代新经济政策”演讲中，他即对人口的迅速增长表示惊诧，并提出了“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移民，教育”等主张。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马老于次年前后三次到浙江视察，走访了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太高了。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
在调查的基础上，马老于1955年写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1956年，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的机会，再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之后当“新人口论”遭遇非学术、不公正的批判之后，也正是因为相信文章是建立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之上，是完全地从国情出发的，所以马老坚信真理在他那边，也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检讨。
第二，独立思考，虚心做人。马老身上完美地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最初，马老在征求“控制人口主张”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反对，认为这和马尔萨斯的主张无异。马老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收回发言稿，并继续调研、修改和补充。在向国家提交新人口论建议之前，马老曾特意在北大大饭厅公开演讲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主张，虚心征求师生意见以完善自己的观点。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2期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重温的价值，铭记的意义第三，坚持真理，铁骨铮铮。
中华先贤、儒家亚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大智即大勇。当年，蒋介石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令举国景仰。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马本初先生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马寅初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经济系的马寅初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文收入了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关于北大传统的概括，历来五花八门，而马老的说法最为别致，不但涵括“精神”，而且包括“主义”。
在马老眼里，为了国家与社会，“虽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就是“北大之精神”而且“永久不死”，可以说抓住了根本。“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老的精神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附带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精神不愧为20世纪的中国留给21世纪的人类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仁者留其名。如果马老当年屈服了，马老还是我们心目中的马老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气概成就了马老的伟大。马老以其傲人的风骨在暴风骤雨、泰山压顶的严峻岁月里坚定地实践了“求利当求国民利，求名当求身后名”的非凡抱负。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两个深刻见解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根据新的形势，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马老以下两个深刻见解：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按马老的原话说：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国家没有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所包含的真理，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马老的主张，认真考虑马老“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回想20世纪70年代，“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如何深得民心！正处在历史关口的中国大陆需要大声疾呼“计划生育文明”。
孟子的“仁政”主张对我们在计划生育政治的层面上落实民本思想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启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仁政”即“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的大同理想中包含了温暖的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现实和未来，我们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
马老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呢？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他主张“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造成不公。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五则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最初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主张计划生育的发言也得到马寅初先生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新人口论”给我们的启示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的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勇于继承马老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马老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例如，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
众所周知，1957年5月，马寅初先生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957年7月，在“新人口论”一文中再次强调：“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③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的确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社会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 ，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即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和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的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著述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也是马老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⑤马老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关照女性的意识在“新人口论”中表露无遗。马老以上海国棉二厂为例说明，生育率太高所导致的工人住房拥挤、要求困难补助，因妇科疾病而造成缺勤、家务繁重和营养不良导致健康不佳，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以及降低了政治上的进取心等。他实际上谈到了妇女的发展、健康、权利以及生育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如果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那么站在战略的高度，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控制问题变成投资问题、开发问题、控制问题、保障问题、发展问题、补偿问题等复合的问题。
我们学习马老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量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民权的尊崇和维护是衡量未来人口计生工作质量高下的根本尺度。中华民族需要维护、保障和促进的是全体人口的生殖健康权、民主话语权、自由流迁权、女胎平等的出生权、女孩平等的受教育权、成年人口的生育决策权、成年人口平等的婚姻生育权、成年人口平等的劳动参与权、计划生育家庭的亲情幸福权和计划生育老人的家庭养老权，等等。权利保障发展，自由促进发展，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穆光宗教授，男，1964年生于浙江。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方向的法学博士学位。2000.9-2001.8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海外学者交流项目资助赴汉城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访学从事东亚和东南亚家庭养老制度变迁研究。1985-2004年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年被聘博士生导师。2004年底调入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人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若干地方院校兼职教授和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先后主持和主要参加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生育文化评估指数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及其公益救助研究、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和对策研究、中国计划生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龄问题国家报告等。
穆光宗教授先后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等。
时间：2008-4-14 来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第2期
马寅初的精神风骨
第一，注重调研，实事求是。马老的观点不是想当然的空穴来风，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深刻地体现了民本思想，完美地结合了理论和实际，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世间的真、善、美不仅不会被历史遗忘，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现其耀眼的光芒。
马老作为爱国爱民的一代学界领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早有时日。早在1920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人口增长率计算问题的论文。1928年在“现代新经济政策”演讲中，他即对人口的迅速增长表示惊诧，并提出了“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移民，教育”等主张。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马老于次年前后三次到浙江视察，走访了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太高了。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
在调查的基础上，马老于1955年写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1956年，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的机会，再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之后当“新人口论”遭遇非学术、不公正的批判之后，也正是因为相信文章是建立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之上，是完全地从国情出发的，所以马老坚信真理在他那边，也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检讨。
第二，独立思考，虚心做人。马老身上完美地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最初，马老在征求“控制人口主张”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反对，认为这和马尔萨斯的主张无异。马老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收回发言稿，并继续调研、修改和补充。在向国家提交新人口论建议之前，马老曾特意在北大大饭厅公开演讲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主张，虚心征求师生意见以完善自己的观点。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2期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重温的价值，铭记的意义第三，坚持真理，铁骨铮铮。
中华先贤、儒家亚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大智即大勇。当年，蒋介石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令举国景仰。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马本初先生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马寅初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经济系的马寅初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文收入了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关于北大传统的概括，历来五花八门，而马老的说法最为别致，不但涵括“精神”，而且包括“主义”。
在马老眼里，为了国家与社会，“虽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就是“北大之精神”而且“永久不死”，可以说抓住了根本。“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老的精神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附带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精神不愧为20世纪的中国留给21世纪的人类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仁者留其名。如果马老当年屈服了，马老还是我们心目中的马老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气概成就了马老的伟大。马老以其傲人的风骨在暴风骤雨、泰山压顶的严峻岁月里坚定地实践了“求利当求国民利，求名当求身后名”的非凡抱负。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两个深刻见解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根据新的形势，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马老以下两个深刻见解：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按马老的原话说：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国家没有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所包含的真理，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马老的主张，认真考虑马老“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回想20世纪70年代，“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如何深得民心！正处在历史关口的中国大陆需要大声疾呼“计划生育文明”。
孟子的“仁政”主张对我们在计划生育政治的层面上落实民本思想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启示.。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仁政”即“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的大同理想中包含了温暖的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现实和未来，我们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
马老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呢？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他主张“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女造成不公。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五则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最初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主张计划生育的发言也得到马寅初先生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新人口论”给我们的启示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的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勇于继承马老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马老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例如，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
众所周知，1957年5月，马寅初先生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957年7月，在“新人口论”一文中再次强调：“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③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的确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社会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 ，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即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和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的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著述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也是马老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⑤马老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关照女性的意识在“新人口论”中表露无遗。马老以上海国棉二厂为例说明，生育率太高所导致的工人住房拥挤、要求困难补助，因妇科疾病而造成缺勤、家务繁重和营养不良导致健康不佳，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以及降低了政治上的进取心等。他实际上谈到了妇女的发展、健康、权利以及生育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如果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那么站在战略的高度，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控制问题变成投资问题、开发问题、控制问题、保障问题、发展问题、补偿问题等复合的问题。
我们学习马老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量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民权的尊崇和维护是衡量未来人口计生工作质量高下的根本尺度。中华民族需要维护、保障和促进的是全体人口的生殖健康权、民主话语权、自由流迁权、女胎平等的出生权、女孩平等的受教育权、成年人口的生育决策权、成年人口平等的婚姻生育权、成年人口平等的劳动参与权、计划生育家庭的亲情幸福权和计划生育老人的家庭养老权，等等。权利保障发展，自由促进发展，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穆光宗教授，男，1964年生于浙江。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方向的法学博士学位。2000.9-2001.8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海外学者交流项目资助赴汉城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访学从事东亚和东南亚家庭养老制度变迁研究。1985-2004年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年被聘博士生导师。2004年底调入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人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若干地方院校兼职教授和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先后主持和主要参加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生育文化评估指数研究、我国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及其公益救助研究、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和对策研究、中国计划生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龄问题国家报告等。
穆光宗教授先后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等。
时间：2008-4-14 来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