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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文化若干问题探研
发表日期：2010年9月7日  作者：薛　菁   编辑：skylt   阅读：242   【字体：大 中 小】
摘　要:本文对闽都文化的内涵与历史分期作了初步探讨,着重论析了闽都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其成因,认为:闽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以及长期为“都”的历史地位塑造了闽都文化内陆性与海洋性兼具的特质,培育了闽都文化和合儒雅的精神气质、崇礼重教的文化传统、稳健谨慎的生活态度以及经世务实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闽都文化;内涵;历史分期;特质
一、闽都文化界说
闽都文化即由闽都———福州人创造的文化。它至少应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从地域范围而言,闽都文化植根于福州地区;其二,从文化的主体而言,闽都文化由福州人创造;其三,从时间上而言,闽都文化深受2200多年历史的浸润。然而, 2200多年的历史沧桑,“福州地区”、“福州人”的内涵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关于闽都———福州
闽都,即今福州市(含五区: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二市:福清、长乐;六县:闽侯、闽清、永泰、平潭、连江、罗源),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无诸受封于西汉中央王朝为闽越国王,便仿效中原地区于今福州市冶山一带建造都城,谓“冶城”,从此揭开了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序幕,“冶城”遂为闽越国都①,是为福州市前身。此后的2200多年中,福州作为八闽首邑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惟建置与辖区屡有变化,其沿革大略如下:
据迄今考古发现的资料看,远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福州地区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商周时期,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逐渐形成,福州成为闽越族的活动地区之一,属“七闽”之地。
秦并天下,于先秦闽越国故地设闽中郡,福州属闽中郡。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在楚汉战争中佐汉有功,被西汉中央王朝正式分封为闽越王,并在闽中故地重建闽越国,福州属闽越国。
无诸逝后,其后代屡屡发生内讧,与汉廷关系也日益恶化,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国为汉武帝所灭,历92年。后又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卷54《东越列传》)
后来,一部分逃避迁徙的闽越人又回到故里,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于此地复立冶县,属会稽郡,县治在今福州。冶县是汉朝推行郡县制过程中在闽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它的建立成为汉朝统治势力正式渗入福州的标志。
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冶县被一分为五,即侯官县、建安县、汉兴县、南平县、建平县,仍隶属会稽郡。可见其时冶县范围颇广。为此增设都尉进行具体事务的管理,谓南部都尉。《八闽通志》云:“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光武罢都尉,后又分冶县东南二部都尉,按《三山志》注云:‘东曰临海,南曰建安’。窃意分东瓯地为东部而治临海,分闽越地为南部而治建安,故此后东瓯不复来属,直至唐宝应元年,一来而遂去也”(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卷1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国时期,崛起于江东的孙策统一吴地之后,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发兵攻打会稽。孙权即位后又先后对闽中发动四次战争,最终占领闽中。为了巩固其在闽中的统治地位,孙氏撤消南部都尉,于永安三年(260年)改设建安郡,此为福建历史上最早设立的“郡”,是福建从县级管理单位升至郡县管理单位的标志。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分出部分地区新置晋安郡,所辖县有八:原丰、侯官、新罗、温麻、晋安、同安、宛平、罗江。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是一位颇有责任心、有作为的地方官,也是福州历史上第一个建筑郡城的人,其主要功绩是扩建冶城、改筑子城和开凿东西二湖,为时人所称颂(徐景熹主修:乾隆《福州府志》卷47《严高传》)。严高扩建的子城,面积比原来的冶城大了好几倍,基本奠定了福州城池的雏形,适时,福州已经成为闽中的第一大城市。
西晋末年至南朝,中原地区政局动乱加剧,福州地区的建置沿革也因之较为频繁。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领县五,省新罗、宛平、同安三县,寻复故”(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上册),卷1《地理》)。萧齐建元二年(480年)复改为晋安郡,因此,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建置沿革》称:晋平郡之名,主要用于宋末齐初,也许只存在几十年。萧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析出晋安郡南部置南安郡,《隋书?地理志下》载:“南安旧曰晋安,置南安郡”。陈永定元年(557年)升晋安郡为闽州,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福州始为刺史治所。光大二年(568年)改为丰州,福州仍为州治所。这是福建建置沿革的一大转折,福建开始自成一州,已经具有了相当于近代的最初的省级机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朝在福建设州,非人口增加的缘故,实为突出闽州刺史陈宝应的地位,而且到处设州亦为当时的一种风气。
隋开皇九年(581年)改丰州为泉州(因境内有泉山之故),废建安、南安二郡为县,隶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大业二年(606年)复名闽州,次年又改称建安郡,郡所在闽县(今福州),辖区范围大体近于今福建全省。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建安郡为建州;四年,移建州州治于建安(今建瓯);六年,析出建州部分地置泉州(今福州),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五县。唐睿宗垂拱二年(686年),置漳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设闽州都督府。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州城西北有福山,改为福州,闽州都督府遂为福州都督府,“福州”之名称自此始,沿用至今。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置福建经略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福建”之名由此始,其行政建制亦于此时基本定型。后来,福建经略使先后改名为福建都防御使、都团练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等,驻地均在福州,由此表明福州作为福建省的中心地位在唐朝已经确立下来,实际上起到了今天省会的作用。
唐朝末年,王潮、王审知兄弟割据闽地,乾宁三年(896年)福州升为威武军。贞明六年(920年),福州升为大都督府。期间,王审知在福建统治29年(897-925年)中,政绩非凡,其中对福州的城市发展贡献尤著,为后人所称颂。天后年间(901-904年)王审知亲自筹划,领导福州拓城工程,在晋朝“子城”的外围另建一座新城,谓“罗城”。梁开平二年(908年)又在罗城南北各筑一城,谓“南北月城”,把罗城夹在中间,人称“夹城”。至此,“三山”被围进福州城内,也因此成了福州的别称。罗城建成后,原来住在城外的百姓也搬到城里,分置在街道两旁,又以高墙相互隔开,称为“坊”,今天福州的南街、南后街一带的坊、巷,就是当时罗城的居民区。可见,“三坊七巷”在王审知治内已经初具雏形。王审知逝后,其长子王延翰继位,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建大闽国,自称国王,定都福州。长兴四年(933年),其弟延钧称帝,改元龙启,更名。此王朝寿命极短,由于兄弟纷争,内讧不已,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即为南唐所攻灭,闽国亡。天福十二年(947年)吴越大败唐军,福州遂归吴越统治,复称福州威武军。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改称福州彰武军。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军入闽,取得对福建全境的管辖,改福州彰武军为福州威武军。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将全国州郡划为15路(以后又有增加),在地方上实行路(道)、州(府军监)、县三级体制,福建路于此时设立,驻地在福州。北宋福建路下辖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升建州为府,福建路领一府、五州、二军,福建始有“八闽”之别称。两宋时期,福州城池又有所扩展,据《三山志》记载,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昱为加强防御,在罗城、夹城的基础上,有增筑东南夹城,称“外城”。此后,又多次坠毁、修复。两宋时期不仅频繁修筑城池,还非常注意城市绿化。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张伯玉任福州太守,号召按户遍植榕树,“熙宁以来出现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榕城”作为福州的别称更是闻名遐迩。南宋末年政局动荡不安,宋恭宗德二年(1276年),蒙古贵族铁骑南下,首都临安府被攻破,恭王赵显被俘,其皇兄益王赵日正等人由海路南下福州,在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的拥戴下即位,改年号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临时首都。
从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元朝开始统治福建,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下辖八路:福州路、建宁路、延平路、邵武路、泉州路、兴化路、漳州路、汀州路。此后,行政机构名称屡有变化(一度改为“宣慰司”),省治亦在福州、泉州二地迁来迁去,但主要还是在福州。
明朝建立以后,初年沿袭元制设福建行中书省,惟改八路为八府,省治在福州。不久,朱元璋便在地方推行军政分离的政治体制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司”,掌民政与财政,与“都司”(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和“按司”(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合称“三司”,最终完成了明初地方一级的行政机关由行中书省到三司的过渡,中央权力得到加强。“布司”下设府、县二级机构,福州府仍为福建布政使司的治所。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又恢复被废为县的福宁州,与八府并列,至此,福建合计有“八府一州”。鉴于明朝倭患猖獗,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唐代夹城和宋代外城的基础上重砌石城,称“府城”,一直沿用至辛亥革命以后才被陆续拆除。明末清兵入关,明太祖八世孙唐王朱聿键率明残余力量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入闽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定都福州,升福州府为天兴府,号“福京”。这是继南宋之后福州又一次成为行都。
南明隆武政权仅存11个月即为清军所灭。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清军占领福州,逐渐扩展对福建全境的统治。在地方行政体制上承明制,惟复改天兴府为福州府,为福建省治所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台湾府,划归福建。
民国时期,地方行政体制变化频繁,但福州始终为福建省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激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为此,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抗日反蒋力量,于1933年11月在福建省政府礼堂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都福州,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这是福州继五代大闽国都之后再次为国都。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之下,十九路军遭到镇压,“闽变”失败,福州复为福建省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州市政府于1946年元旦正式成立,直辖于福建省政府,为福建省会。1949年8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市,福州正式宣告解放, 8月26日福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其行政区划历经20多次变动,至1983年实行以市带县体制,福州市下辖鼓楼、台江、仓山、马尾、郊区5区和闽侯、连江、长乐、福清、永泰、闽清、罗源、平潭8县。90年代后,郊区改为晋安区,福清、长乐改为县级市,至今福州市辖5区、2市、6县。
综上所述,闽都“福州地区”之建置沿革十分频繁,所辖区域屡有变动,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五代以来其主体范围基本稳定在闽江下游入海口的福州平原一带,所设州(府)、县亦相对固定,迨至清代,福州的建置基本定型,福州府辖区大致与今福州市辖区相同。与此同时,福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其城池屡经扩建、拓展,从闽越王的冶城、西晋太康三年扩建的子城到唐末王审知扩建的罗城、五代闽国的夹城,福州城规模基本定型。而后宋代在此基础上又增筑外城、明代重砌府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促进了福州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其在福建历史上始终居中心地位。
(二)关于福州人
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其著《福建六大民系》中指出:“福州人一般是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1]。这里主要是指福州人的分布范围。然而,从福州人族群构成看,福州人则是在中原汉人与古闽越人长期融合、同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福建省一个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从历史上看,福州人的形成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结束于唐末五代时期,与中原汉人此期间发生三次大规模南迁入闽的高潮息息相关。
第一次高潮是三国孙吴时期。自建安元年(196年)吴太平二年(257年),崛起于江东的孙吴集团先后五次派军队入闽,确立起了对福建的统治地位,并于永安三年(260年)建立了建安郡。随军的将士留驻定居福州,或携家眷,或与当地人通婚,由此揭开福州人形成的序幕。据《侯官县乡土志》记载,现在福州的一些重要姓氏,就是在此期间迁入的。譬如:郑氏,三国郑胄仕吴,守建安,留居闽。詹氏,汉詹疆与吴将贺齐战后,族姓留闽居焉。胡氏,三国固始人胡综仕吴,其子孙迁闽。何氏,汉建安中何雄拒孙权战后,子孙留居闽。赵氏,东汉赵日丙从东阳来习为越巫疗病,居霍童,其后人迁省(郑祖庚纂修:《侯官县乡土志》卷5《版籍略三?氏族》;《闽县乡土志》叙2《版籍略三》)。
西晋末年,永嘉“八王之乱”,中原板荡,江东衣冠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迁入闽中,形成中原汉人南迁入闽的第二次高潮。迁入福州的姓氏有:林氏,晋永嘉间林禄领晋安郡守,遂家焉;东晋黄门侍郎林颖由西河迁闽。陈氏,晋陈熙守晋安,家于闽。陈羽父子即其裔也。黄氏,晋司马南浮固始人,黄允随徙辗转入闽,居侯官。邱氏,六朝邱祚随宋昌国守阮弥之入闽,后领郡,遂留居。胡氏,东晋胡方生守晋安,其族人胡昶亦官于闽,值义熙之乱皆留居焉。刘氏,晋刘琨魏昌人,继严高守晋安,遂家焉。王氏,东晋王导从弟彬领建安守,遂由琅琊迁闽;齐王增由中原渡江入闽,居焉。李氏,晋兴宁间,李崇守晋安,家于闽。吴氏,梁吴惠竟(《闽县乡土志》作“吴惠觉”)守建安,留居;建宁后人迁省。杨氏,晋永安中杨岱为晋安太守,留居焉。周氏,东晋周闵守建安,子孙有留闽者(郑祖庚纂修:《侯官县乡土志》卷5《版籍略三?氏族》)。
隋唐五代时期,外来移民入闽不绝,尤其是唐中叶“安史之乱”后和唐末黄巢农民起义,中原地区战乱愈演愈烈,局势日趋恶化,南下避乱入闽的中原汉人遽增,掀起中原汉人入闽的第三次高潮。史载随王氏入闽者多达三十六姓,显著者有:林氏,唐谏议大夫林希旦由济南迁闽;光启初林穆又由固始随王氏来闽。陈氏,唐陈政以将军开漳居之孙言永官光州留居固始,后人又随王氏入闽。詹氏,唐光启间婺源詹必胜从王审知攻福州,阵殁,子孙家于闽;同时又詹敦仁者亦随王氏来闽,后隐。刘氏,唐末有固始人刘存随王氏入闽,居凤冈,刘宅八贤皆裔也。张氏,唐季张睦自固始随王氏入闽。王氏,唐季王潮率其族姓入闽,今之开闽王即王潮之嫡派也,审圭阝后入,别居长乐。李氏,唐宗子有尚芬者居闽。郭氏,唐汾阳王子曜封代公,其裔于咸通中,从王氏入闽;卜居长乐之郭坑,后郭询再迁福清。蔡氏,五代建阳令蔡炉子孙多居会城。周氏,唐末周朴吴兴人避乱来居福州。蒋氏,唐大中间蒋亻召为泉州刺史留居泉,子姓有分居福州者。高氏,唐元和间,苏州高良器任长乐县尉,遂家焉。方氏,唐大中大夫方文振始迁闽(郑祖庚纂修:《侯官县乡土志》卷5《版籍略三?氏族》)。
由上所述,经过近700年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一方面,福州平原得到全面开发,王审知治闽时期,福州已是“氵于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版图既倍,井赋孔殷”(于竞:《敕建琅琊忠懿王王审知德政碑》,转引自徐景熹主修:乾隆《福州府志》卷14《坛庙一》“忠懿王庙”条)的繁荣景象,福州成为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作为福建省一支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福州人正式形成。
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闽江下游及闽东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基础且具地方特色的方言———福州话。“该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同语,整个闽东地区的代表性方言,在今福州市所属5区2市6县通行,今宁德地区所辖的2市5县也能听懂”[2]。因此,“福州人”又为说福州话的居民。
总括所述,“闽都文化”即是由闽江下游和闽东地区一带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创造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其分布范围是以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闽东地区。当然,明代末年,随着大批福州人涌向台湾,流往南洋各地,进而扩展到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闽都文化亦随之流播海外,其凝聚力、影响力绝非行政区划所能界定。
二、闽都文化的特质及其成因
俗话说:“一方水土孕一方文化”。从本质上说,闽都文化是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的复合型、综合性的地域文化,由此决定了福州人的人文性格是以大陆性和海洋性兼具的双重性为特征。这主要是由闽都特定的“负陆面海”、“山海兼备”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长期为“都”的人文社会环境所决定。大致来说,闽都文化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远古至秦汉之际为闽都文化初生萌发时期,闽越文化为此期的高峰;汉代中叶以后至南宋为闽都文化初步形成时期,理学的发展,“海滨四先生”的成就是这一时期的高峰;明清之际至民国初年为闽都文化最终定型时期,船政文化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代表。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如所周知,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塑造有着发生学上的意义,它首先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正如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其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言:“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类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3]不同的经济类型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继而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从广义上说,即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其核心则是人的价值观。
毋庸置疑,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交通工具简陋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换言之,经济愈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发达、生活空间相对狭隘和孤立,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愈大,各地域文化的特质就愈明显。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地域文化大约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且颇具特色,如: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等等,其差异性在经济形态、制度文化、精神风貌、宗教信仰、语言风俗等诸多领域表现出来,惟其如此,许多从事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学者总是习惯地把地域文化的考察锁定在范围相对集中、特色较为典型的先秦时期。
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央集权,作为地域文化特征之一的制度文化的某些特征被同化;与此同时,秦王朝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政策的推行,尤其是汉代中叶以后,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主流思想,地域文化中精神文化的特征也渐渐被吞噬;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或强制性移民,打破了各地域间森严的壁垒,地域文化的主体———原住民被迁徙、被同化、被重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导致地域文化中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特征发生异化。总之,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缘于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文化———中华文化的出现和形成,各地域文化由于趋同性的作用以及儒家和合思想的影响,其异质渐渐淡化、缩小,差异性亦愈加不明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来探讨地域文化的特质,找出个中之异,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地域文化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孕育和形成的,因其形成要素(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是至为关键的因素)的独特性,造成了地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从而为我们挖掘地域文化的特质,辨别其间些微的差别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从自然地理环境考量闽都文化,其“山海兼备”、“负陆面海”的特征孕育了闽都文化的内陆性与海洋性兼具的特质。
据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闽都地区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1965年在平潭县平原乡南垅村壳丘头发掘的面积达200多平方米的壳丘头遗址是闽都地区乃至福建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迨及新石器时代晚期,闽都地区又出现了著名的昙石山文化遗址,据推测,该文化年代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是新石器时代闽都地区最典型、最丰富的遗址。从所出土的文化遗物看,昙石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文化堆积主要有蛤蜊、牡蛎、蚬、蚶等各类贝壳堆积而成,表明其居民“沿水而居”,“讨海为生”,是名副其实的“贝丘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福建省东部沿海一带,与壳丘头文化的承袭关系亦十分明显(石器均以小型石锛为主,器型如石斧、石刀等也极为相似),学术界普遍以之作为闽都文化的源头。降至商末周初,闽都地区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1974年在福建闽侯鸿尾乡石佛头村南部发现的黄土仑遗址即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从该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看,黄土仑文化“代表了闽江下游一带一种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4]它一方面体现了与昙石山上层类型文化明显的承袭关系,另一方面表明闽都地区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据此,专家们一致认为,闽越族至迟于这一时期(即商末周初)正式形成,闽越政权亦具雏形。至汉代闽越国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10年),闽越文化既表现出与中原汉族文化高度的一致性,又保留了自身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成为闽都文化初生萌发时期的一个高峰,闽都文化的特质———内陆性与海洋性相结合———也基本确定下来[5]。
闽越王无诸逝后,其后代屡屡发生内讧,并不断对外扩张,导致与汉廷关系日益恶化,最终于公元前110年为汉武帝所灭,“其民徙处江淮间”,其地“遂虚”,这在客观上为日后汉人与汉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与闽越故地复立冶县,治所在今福州,是为汉朝统治势力正式渗入福州的标志,闽越族人与中原汉人的融合由此揭开了序幕。一般来说,这种融合是互动的,但是,在中原汉人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双方的融合又表现为以中原汉族为主导,闽越地域社会则更多表现为“汉化”或为汉人所同化。伴随着中原汉人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大举南迁,闽越地域社会一方面在政治上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范畴,开始了政治一体化的过程,经济也得到开发而迅速发展,至南宋起,整个“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了北方”[6],闽都经济亦达到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汉代中叶以来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亦以其“主流”、“正统”的面目对闽越文化进行全面改造,至宋代,闽越文化最终从整体上融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中。伴随着“闽中四先生”(亦称“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倡道闽中,福州一跃成为儒学文化的发达地区,被称为“海滨邹鲁”、“理学名邦”,闽都文化继闽越文化之后迎来了其形成过程中的第二次高峰,其内陆性的特质得到彰显。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闽都文化自汉末至南宋虽处在强势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笼罩下,其内陆性特质充分显现的同时,其海洋性的特质依旧保持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于汉代至宋代时期闽都对外交通与贸易可窥见一斑。
从历史上看,闽都具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海外交通、贸易十分发达。早在汉武帝时期,位于闽江口附近的东冶港就是其时闽越国对外海上交通和闽江上、下游航运的重要口岸,“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后汉书》卷33《郑弘传》)。旧交趾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位于今广东、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是汉元帝年间(公元前48-公元前34年)设置的,表明在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大司农郑弘开通从零陵(今广西全州县)至桂阳(今湖南梆州)的“峤道”(陆路通道)以前,交趾一带的贡品,皆从海路“泛海”至东冶港,再转运至江苏沛县或山东登莱,而后从陆路运抵都城。
三国时期,东冶港成为吴国重要的海上活动基地。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岛)、洲(菲律宾)”,建衡元年(269年)于此设“典船校尉”,东冶港成为吴国的造船基地。不仅如此,东冶港在吴国的对外军事行动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史载,建衡元年(269年),吴国出兵袭击交趾,吴王孙皓即派“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今福州)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三国志?吴书》卷48《孙皓传》)。
从汉代至隋朝的800多年间,古东冶港一直是南北海上交通的重要中转口岸。唐、五代时期,福州港则一跃而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成为我国南方的贸易大港,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唐末福州节度推官黄滔在诗中写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亦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①。生动反映出福州商人在沧海中驾大舟追波逐浪,从事贸易,谋求厚利的情景,也是闽都文化海洋性特质的真实写照。王审知治闽时期,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辟黄歧半岛的甘棠港为福州港的外埠,一时间,甘棠港“帆墙云集,商旅相继”成为“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的著名货物集散地,吸引了新罗、占城、三佛齐以至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船前来贸易,为专门管理船舶货物的征税事宜,王审知还设置了“榷货务”(商务与海外贸易机构),表明当时港口贸易的兴盛,福州港成为福建当时与泉州齐名的两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宋代在继承五代闽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福州港开辟了海外航线,海外贸易更加发达,与新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大食及西亚、非洲诸国都有贸易往来,成为“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伏”,“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港口城市。
由上述可见,闽都文化在汉末至宋代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原有的土著文化———闽越文化在中原汉族正统儒家文化的全方位改造下,其固有的内陆性质得到充实、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宋儒理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一时期的闽都文化形态以内陆性为主导。另者,闽越文化传统的海洋性质仍然完好地保留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发挥其内影响力,其中的某些因素亦为中华文化所吸收、承袭,成为其内陆文化的很好补充,进而丰富了中华文化之内涵。
明清以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极端化发展,科举制的僵化,“文字狱”的盛行,“封疆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华文化的发展日趋保守、封闭,乃至处于停滞状态。相比较之下,闽都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却得到凸显,其文化中的海洋性特质的优势得以发挥,从而为闽都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契机。
明代及清初,福州港仍然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3年)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驻舶福州港(即闽江口或长乐县吴航港,永乐十一年改为太平港)伺风开洋,福州港成为“补给站”,其知名度得到大大提高。第二、福州与琉球的友好往来促进了福州港的繁荣,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省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也从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成为中琉册贡往来的唯一港口。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闽都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而得风气之先,大批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家脱颖而出,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上升到精神层面(“物尽天择,适者生存”),闽都文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生而呈现出勃勃生机,最终生成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船政文化。船政文化既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缩影,也是闽都文化最终定型的标志。
综观闽都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贯穿始终,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如果说,闽都文化萌发时期的闽越文化已基本确定了闽都文化双重性的基调,但鉴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低下,地理环境的封闭,其海洋性特质略显浓重一些,那么,汉末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闽越社会得到全面开发,闽越文化也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淫被彻底改造,至宋代福州成为儒学发达地区,内陆性特质成为闽都文化中的主流,海洋性特质略微淡化。降至明清,尤其是晚清以后,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再度得到彰显,而且内涵更加丰富,并将之很好地融进了中华大陆文化的体系之中,船政文化即是内陆性与海洋性特质完美结合的产物,以内陆性特质为基调兼具海洋性特质的闽都文化最终形成。
(二)人文社会环境因素
“负山面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闽都文化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的双重特质,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具有这一特质的地域文化不惟闽都文化一支,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以及福建的闽南等地域文化亦具此特性。易言之,从文化形态上看,内陆性与海洋性兼具的特质为东南沿海诸地域文化所共有①。如此,要甄别个中差异,就必须从对文化塑造有着与自然地理环境同等重要的人文社会环境中去考察。
从闽都文化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看,长期为“都”的历史地位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锻铸闽都文化特质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前所述,闽都福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02年,2200多年来,福州五次为“都”:西汉时期为闽越国国都,五代时期为大闽国国都,南宋和明末时期两度为“行都”, 1933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发动“闽变”,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闽都”。其余时间则或为郡治(西晋时的晋安郡)、或为州治(南朝隋唐时晋安郡先后被称为闽州、丰州、泉州、建州,治所均在今福州)、或为府治(唐开元十三年始有“福州”之称,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明、清二朝亦然),辛亥革命后,福州作为福建省省会至今。由此可见,福州在历史上一直就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从而为闽都文化深深打上了“正统性”的烙印。至宋代,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闽都由“瘴疠蛮荒之地”转变成了“理学名邦”而成为全国“正统性”文化的实践中心。惟其如此,明、清以后日益成长、丰富的闽都文化,其海洋性特质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正统性”的制约,反映在人文精神上,则是福州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尤以晚清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福州籍精英人物为著,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旭、林觉民等,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对比之下,浙江、广东、闽南等东南沿海的地域文化中的海洋性则更多表现为商业性、慕利性,追求财富,冒险犯禁的色彩更浓一些。
此外,闽都作为中原汉人南迁入闽最早的定居点之一,中原汉族文化传统的积淀丰厚,历史悠久,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闽都文化的“正统性”,因此,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崇礼重教的意识十分浓厚。据梁克家《三山志》载:“(福州)得天然之气。和平而无　,燠不为瘴,寒不至氵互;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纡缓,其思强力,可以久安,真乐土也。产惧薄以勤羡,用喜啬得以实华。其君子外鲁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市廛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四民皆溢。虽乐岁无狼戾,能执技以上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丰年治世,气象闲暇,习尚可视齐、鲁。”(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39《土俗类一?土贡》)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亦载:“秦、汉之际,闽越从破秦、楚,击南粤,民乐于战斗,有《秦风?小戎》之俗。迨刘宋与虞愿立学,唐常衮兴贤,而俗初奋于学。然王氏窃据,延至数传,西湖歌舞,士女喧阗,其民习于浮侈。至宋朱子绍濂洛嫡传,福郡尤多高第,弟子阗明圣道,弦诵互闻。盖向之习染,悉湔洗无留遗矣。自兹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又转引林言胥《闽中记》曰:“产惧薄以勤羡,用喜啬得以实华。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入诗画”;“君子外鲁内文,小人谨事畏法,民以鱼盐为生”。又引《万历府志》:“其俗尚文词,贵节操。多故家世族,君子朴而守礼,小人谨而畏法。”(徐景熹主修: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崇礼重教的风气推动了福州文化的兴盛,至宋代福州地区“人文蔚起”,“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材之盛,遂甲于天下。”(洪迈:《容斋四笔》卷5引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据统计,自唐迄清,福州共有进士1159人,仅宋代就有694人[7],占60%。由此锻铸了福州人和合包容、谨慎儒雅的人文性格,与同具海洋性特征的闽南、温州、广东的人文性格大相径庭。进入近代,同为“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其文化精神侧重于实干,即行动上的示范,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一例外,具有明显的冒险犯禁品格。而福州的文化精神(无论是林则徐还是严复)则侧重于理论上的、学理上的探究,表现出稳健谨慎的特性。
综上所述,一个区域的文化特质是根植于该地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之中。闽都文化既是“负陆面海”、“山海兼备”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的产物,又是闽都土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海外文化不断开放融合、创新发展的结果。
三、余论
区域文化研究开发的主题应该是探索、提炼、拓展区域精神,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弘扬城市精神。
从闽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其海洋性特质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闽都文化最终并未能因为其海洋性特质而最终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化,易言之,闽都文化不是海洋文化,而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一支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化呢?窃以为,海洋文化即是以海洋为自然环境和背景而生成的文化,其基本内涵至少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依靠海洋资源形成以海上航运、商业贸易、对外殖民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二,以商业精神为核心衍生出来的民主、平等、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据此,我们说,西方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它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海洋文明的基础上,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洗礼而形成的。
反观闽都文化的生成路径,其文化渊源从昙石山文化到闽越文化,无不具有生成海洋文化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闽越族人精于舟楫之道,创造了海洋性特征鲜明的“舟楫文化”,无疑对塑造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无论是昙石山文化还是闽越文化,其先民“讨海为生”都只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状态下表现出的一种极为原始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闽越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铁器也开始使用,但是,从考古发掘中,闽越国时期的铁器主要集中在并不具备生成海洋文化的福建北部崇安县城村汉城遗址。而且,闽越国时期既没有商业贸易,更不存在对外开拓与殖民,与古代希腊、罗马的情形大相径庭。尤为重要的是,闽越国灭亡后,闽越社会即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闽越族人开始了与中原汉族的融合。在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统治下,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原汉族文化对闽越土著文化进行了全面改造,中华文化的大陆文明因素渗透到闽越文化的海洋文明之中对其进行重构和改组,从而使得闽越文化生成海洋文化的路径发生扭转与阻断,人文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闽都文化正是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形成的,其原有的海洋文明虽未被禁绝,甚至在某些时代还有较大发展,但是,其文化的基调始终与中华大陆文化一致,海洋性则一直处在非主流的亚文化状态,而中华文化的发展逻辑从内部限制了闽都文化向海洋文化发展。因此,归根结底,闽都文化是一支兼具内陆性与海洋性的复合型文化。
通过上述对闽都文化特质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闽都文化内含一种和合儒雅的精神气质、一种崇礼重教的文化传统、一种稳健谨慎的生活态度、一种经世务实的价值观念,从而锻铸了包容和合、稳健谨慎、爱国自强、经世务实的闽都精神。
作者简介:薛菁(1964—　),女,江西萍乡人,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参　考　文　献]
[1]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73.
[2]李如龙,梁玉璋.福州方言志?出版说明[M].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1.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
[4]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报告[J].文物, 1984 (4).
[5]薛菁.关于闽越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 (2).
[6]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南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158.
[7]王耀华.福建文化概览[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