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 icbm:春华秋实：为毛泽东时代正名

为毛泽东时代正名
——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

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日。在主席健在的岁月，中国老百姓会吃寿面，以表祝福。在主席逝世后的一段时间，街头出现了出售主席像的摊位。笔者亲见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买了主席像，小孩要拿，她连忙护住，说别搞坏了。由此可见人民对主席的深厚感情。再往后数年，在主流媒体上，毛泽东思想渐渐式微了，代之以所谓的“反思”。诸如“贫穷落后”；二元结构“欺负农民”；上山下乡是“劳命伤财”；热衷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顾人民生活；毛泽东犯了“晚年错误”，文革是“十年浩劫”等等谬论，把毛泽东时代描绘的一无是处。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对比，这些污蔑渐失市场，证明毛泽东时代是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及文化革命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取得辉煌成就。以下就几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毛泽东时代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卓有成效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社会化大生产的城市经济和小生产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这是农业国的特征，在我国，这一特征反映到户籍上，便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要消除户籍二元性，首先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那就要在农村搞规模经济，形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对接。当城乡一体化后，户籍二元性才能消除。
毛泽东时代实现了第一步，人民公社及国营农场代替了个体经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打下了基础，只是由于国家工业化尚未完成，农业现代化刚刚起步，农村还不富裕，城乡差别尚存，因此未能取消户籍二元性。
改革开放取缔人民公社，恢复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小农经济，因此重现了城乡二元结构。如此一来，非但不能取消户籍，而且社会管理更加离不开户籍。从小孩就读到护照签注等等大事，都得凭户口。现在城乡差别加大，用右派的话来讲，是“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十分地形象。

1、从农业获取建设资金促进工业化

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刀耕火种，生产力十分落后。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取消了地主这个中间商，农民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但农村延续着小农经济，而城市是资本主义经济，妨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消除二元结构，有两条道路，一是资本主义道路，采用类似的“圈地运动”，剥夺农民的土地，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但中国农业人口占八成以上，数量庞大，城市工商业十分薄弱，尚无扩张的需要，无法吸纳巨大的劳动力，根本行不通。二是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进而发展到人民公社，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效应便于发展机械化、电气化，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现代化，二元结构才能消失。显然，这是唯一可行的康庄大道。
利用户籍稳定城乡人口，以利工业化进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国的最大资本就是农业。任何农业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殖民地可资掠夺的话，那就只能从本国农业入手，日本如此，苏联也如此，老牌帝国更是双管齐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经历“圈地运动”和掠夺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不能也没有条件让农民失地，成为生活无着的无产者。也不能像日本、苏联那样对农民课以重税（明治八年，日本地税达收成的80%以上），疯狂掠夺。我国采取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暂时牺牲农民的快速致富（仅仅是不能快速致富而已），以获取建设资金，当工业化后再反哺农业。同时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帮助歉收农民。又因为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如轻工业和服务业，因此城市就业市场极小，所以在工业化前，农民不但要种地，还要兴修水利，人力尚缺，不能随意流入城市，相反，有大量城市居民支援农村。
从农业获取建设资金，就要对城市定量供应，用票证制度保障基本生存，统筹规划，杜绝浪费。

2、人民公社对改变农村面貌的积极作用

人民公社就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的形式，可以避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人民公社的规模经营，方便集中土地、资金和人员提高生产力，从事农田水利、抗灾减灾，兴办工业、教育、医疗，发展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唯一途径。以下是人民公社改天换地的事例。
大寨梯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地处太行山麓，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艰苦。以陈永贵、郭凤莲等带头人的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而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
红旗渠。河南省林县的人民公社，为了改变缺水造成的贫困，不畏艰险，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修建了长达一千五百公里的旷世工程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开建，1969年全部建成，经费的三分之二由公社筹集。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3公里；农渠4281条，总长2488公里；沿渠兴建小型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共有库容2381万立方米，各种建筑物12408座。工程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隧洞211个，总长 53.7公里，架渡槽151个，总长12.5公里，还建了水电站和提水站。成为“引、蓄、提、灌、排、电、景”成龙配套的大型体系。改善了林县的耕作条件。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中国特色城市化。例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即为典型。它们是集体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基础上继续发展，实现了共同富裕。位于苏南的小华西，农民家家别墅、小车、存款、出国旅游。该村有数座大楼，其中一座是328米高的摩天大楼。企业集团涉足食品到钢铁，海运到航空……得益于集体经济和区位优势。这即是公社城市的雏形。如果人民公社再发展三十多年的话，中国会有更多的公社城市翡翠般地镶嵌在神州大地上。
相反，西方的城市化，由于资本对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的需求及对土地的掠夺，导致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拥挤不堪，乌烟瘴气。在几千万人口的墨西哥城周边、在孟买周边……环伺成片贫民窟。华尔街的精英们不会蜗居在布鲁克林区，而是享受于长岛、新泽西的乡野，环境比纽约好得多。

3、户籍并不妨碍自由

世界各国都有户籍或类似户籍的管理，却偏偏拿中国的户籍说事，并且制造出众多奇谈怪论。
一说中国人“不能自由迁徙”。这不符合事实嘛。例如大学毕业分配工作，调动工作，退休后投奔子女等等就是迁徙。是人迁徙到何处，户籍就落到何处，而不是相反。在国内旅行更是自由的，也不需要户籍。再说出国旅行吧，在那个被封锁（被指“闭关锁国”）的年代，世界不接受普通中国人自由前往，并不完全是中国政府禁止老百姓出国。且不说东西方对峙的冷战年代，即使现在接受移民的也只有美、加、澳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日本直到2010年才接受中国游客“自由行”，土耳其2011年才成为中国游客目的地，尚有不少地方中国游客不能涉足。岂不也是“不能自由迁徙”吗？
中国人任何时代都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任何地方，只要“能获得食物”。例如，带着粮票去北京亲戚家居住，亲戚供得起，谁会驱逐你呢？例如，老家来人照顾小孩，长期住在本市，没问题嘛。例如，大学包分配，如果不满意，也可以调动工作，只是政府要统筹规划。如果想“父母在，不远游”，可以选择放弃入学。如果两地分居，则每年有带薪探亲假，报销路费。若不愿当“牛郎织女”，也可以“活动活动”尽快调到一起。
二说“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毛泽东时代人人就业，对于招工，可以选择是否应召，没人强求。已经有了单位，单位给予编制内各种福利，如分配住房、免费医疗、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有必要动辄跳槽吗？现在，不但取消了福利，而且可能是劳务派遣，人事关系在“市场”，聘用单位管工资，雇用人员净身进出，选择职业当然很自由。再看日本。日本是终生雇佣制，是不是做了课长还要跳槽呢？如果日本人不便跳槽，在一家企业干到退休（那真是命好，能得到一大笔企业退休金。如果频繁跳槽，则没有），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当心仪的企业满员时，当然进不去，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现在订单减少，日本企业给多余员工放“无薪假”，等订单增加了再来上班。那为什么不借机辞职呢？显然员工们不那么愿意自由选择职业嘛。
三说“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学业好，可以上高中、大学，就能进本地机关，或者迁徙到外地去了。如果有手艺，也可以进城当自由职业者：保姆、补锅的、磨剪刀的、紧绷子的、理发的、修脚的、做烧饼油条的……。也可以进城做临时工：泥瓦工、木工、电工、保洁工、搬运工、车夫……，同时家里还有自留地。如果有工业区招工，可以变成产业工人。如果报名支援内地或者屯垦戍边，那也可能改变身份。如果服役，去部队干几年，入党提干，成为职业军人，或者转业到企事业单位成为国家干部，即使复原，也可能在家乡谋个差事……。没有束缚嘛。
四说“限制农民个人发展”。各行各业都有农民出身的人物，从工人到教授。特别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度是当不了地主、资本家的，否则要共产党干什么？这大概就是“限制农民个人发展”的意思吧？
五说“农民要当城里人”。在毛泽东时代，笔者从未听到过有农民抱怨当农民的。本人老家在苏北农村，亲戚们分布在几个社队。乡下人进城，走亲访友，来来往往，不但没有类似抱怨，而且还带来食用油、螃蟹、黄鳝等农副产品。如果一个世代农民无厘头地要“当城里人”，可能会有一个市民失业，那是否让他去交换“当农民”呢？他祖辈从没种过庄稼，分不清韭菜和麦苗，这样的交换有意义吗？
六说“知道农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要过天堂般的生活，谁不向往呢？前文已经分析，在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前，不具备让农民弃农经商的条件，这是国家管理的大问题。要致富，就得像大寨、林县人民那样战天斗地，将荒山变良田。就得像华西、南街人民那样坚持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极少数“能人”在私有制下以剥削他人、投机取巧、慷国家之慨可以生活的比大多数人好。例如华西村的吴仁宝一家，早就能成亿万富翁，但他们选择了与乡亲们共同富裕。
生活水平是随科技进步上台阶的。一百多年前的皇家宫殿没有抽水马桶，皇室出门只有马车。而新中国的农民呢？农民在五十年代可以乘汽车旅行，六十年代用上电，七十年代听半导体，八十年代看电视，九十年代住小楼、通电话，两千年代用手机、玩电脑……慈禧太后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4、如今能否自由迁徙由资本决定，富豪很自由，穷人不自由

九十年代初取消票证后，城乡户口依旧，“富起来”后的中国人，要么当农民，要么当市民，二者不可兼得。
取缔人民公社后，两亿农民弃耕迁徙，其中大部分进入血汗工厂，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但他们还是农民身份。国企改制，两千多万下岗职工为了生存到处迁徙，但他们仍是市民身份。在华夏大地上，人群像蝗虫般地流动，书写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要换个地方生活，除非找到更好的岗位，或者很有钱，去享受人生。没本事，没有钱，是没法自由迁徙的。山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也要飞得起跃的上呢。北美地广人稀，澳洲山川锦绣，“自由世界”欢迎您。但是，没本事，穷光蛋，他们是不要的。当卡特总统批评中国“限制人民出国自由”时，邓小平爽快地答应：我马上给你一百万人，吓得卡特“No，No！”脑袋摇的像拨郎鼓。说到底，这个世界就是资本决定自由嘛！
要当市民，就得放弃土地经营权。很多农民宁可“暂住”，也不愿意“农转非”，因为有多少人能获得体面的职业、买得起商品房呢？同样，市民要想当农民，也办不到，农村没有免费的土地！富豪才能租地建农庄，兼做“乡下人”，穷人当不了农民。如果土地私有化，那么富豪当农场主，农民失地，沦为贫民，涌向城市。现在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富人区和贫民区终将形成。城市之间已经见不到婆娑起舞的麦苗，而是满目丑陋的“森林”。
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搞了欧元区，以对抗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卡扎菲打算搞非洲经济共同体，设立非洲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中央银行，也就是非洲一体化，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欧洲很自由，非洲不自由。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运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成长过程中的一段经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组成部分。它并非是什么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而是历史的选择，当然也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不过，当年的知青们对那一段青春年华的怀念，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为了缩小“三大差别”，1965年，毛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1966年毛主席又发出“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以本职为主，兼干别样（工农商学兵），达至人的全面发展。“五七”干校就是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基地。1955年，毛主席肯定知识青年屯垦戍边的创举，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又于1968年12月21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从而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那时期有一千多万知青奔赴祖国各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历史必然性。其一，结束红卫兵运动。因为文革告一段落，要将66~68年积累的革命青年，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源投放到广阔天地的建设中去。其二，调节城市就业的供需矛盾。因为重工业吸纳劳动力少，而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容纳不了暴增的劳动力。又因为实行男女平等，妇女都参加工作，这就挤压了毕业生的就业空间。让待业青年参与农村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的对人力资源的统筹运用。其三，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农村相对落后，边疆亟待开发，正是知识青年一展身手之处，同时得到劳动锻炼，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土开发运动的一部分

任何大国都曾谱写过可歌可泣的拓荒史。中国于1954年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兵团当年总人口17.5万人，官兵10.55万人，农牧团场43个，开垦耕地7.73万公顷，1954年起，兵团开始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上海、天津等地招收知青和复转军人。尤其是上海知青，从最繁华的城市来到几千公里外的戈壁，当年著名的“上海——乌鲁木齐”列车，就是他们足迹的见证。大跃进期间，兵团总人口达72.41万。新开垦荒地56.67万公顷，工业企业达343个，工业总产值6.01亿元。2001年兵团的棉花产量占全国六分之一，是国家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建国初期我国就对黑龙江省的北大荒进行开发，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垦荒史上的奇迹，推动了我国农垦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1958年起大规模开发，数万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及干部，来到北大荒，爬冰卧雪，屯垦戍边，成立了93个农牧场。1968年到1971年大批知青来到黑龙江垦区。到1978年，垦区耕地总面积达到2723.4万亩，比1966年增长42.5%；实现粮豆总产46.9亿斤，比1966年增长51.3%。畜牧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大牲畜存栏达到15.1万头，比1966年增长31.3%。工业生产形成相当规模，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比1966年增长3倍，终于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黑龙江垦区成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和全国最大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基地。
我国在文革期间成立了十多个基于农垦系统的生产建设兵团。广大知青与复转军人及干部职工战天斗地，将全国的荒漠变良田。知识青年参与国土开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美国的西部开发与中国的屯垦戍边异曲同工

按照“精英”们的谬论，美国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殖民地，固步自封地生活，否则就是“迫害”。好在移民们具有开拓精神，他们向大陆进军。
美国的西部开发，是长达二百年之久的领土扩张及人口迁徙运动。完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促成了近代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知识革命，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开发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美国领土扩大了6.5倍。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这对使美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没有西征运动，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西征运动使美国从阿巴拉切亚山脉东侧（英王室规定的西部边界）扩展到密西西比河（独立战争后的西部边界），再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成为横跨北美洲的大国。美国通过1812年的美英战争试图夺取加拿大。通过1848年的美墨战争夺取了西部2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另外，购买了俄国的17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及西班牙的弗罗里达、法国的路易斯安那。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成为美国海外殖民地。通过颠覆王朝使夏威夷成为第五十个洲。在美国西征运动中，牛仔们放弃享乐，一路高歌，一路杀戮（对手是印第安人，英、法、西、墨人，魁北克、安大略人），开疆辟土，与其同行的有非洲黑奴。十九世纪五百多万各国移民涌入美国西部，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血泪斑斑，每根枕木下搭上一具华工尸骨。
对于美国人血腥的西部开发，“精英”们不但没有鞭挞，反而赞其为“光荣与梦想”，却唯独对中国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改天换地不但不给予肯定，反而嗤之以鼻。
对照美国的西部开发，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贯穿于毛泽东时代知青参与的屯垦戍边，其实做的很不够。例如向青海、西藏、新疆移民，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文革中的三线（云、贵、川、陕）建设也是西进的举措，当时大批的上海企业迁往二线、三线，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移居中西部，国家在三线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改善了中西部的经济基础，为后来的第二次西部开发创造了条件。

4、上山下乡运动与西方兵役制比较，看看哪个像“变相迫害”？

与西方的义务兵役制比较，上山下乡运动只是调节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不是法律层面的国民义务。
西方法律规定每个男性的一生中必须服一次兵役。违反者，不能就业，不能从政，不发养老金，甚至要坐牢。如此地严苛，这是不是对人民的变相迫害呢？“自由世界”缺乏人文关怀嘛。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军队环境，那种绝对服从的、集体起居的、吃苦受累的生活，遇到战事还要为资产阶级卖命。军队打骂新兵，体罚违规，很多人有过不堪经历。服役期间可能失去良好的就业、创业机会，退役即失业。这种制度才是没人性！如果逃兵役，可能被终生追诉。这才是迫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必须的，只要有理由，就可免除，过了时间点也就过了。上山下乡规模取决于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当城市扩大招工的年份，毕业生下乡的就少，反之就多。1975年后，每个家庭只要有过一个子女下乡即可。
服兵役三年不等，知青下乡也有期限，国家在招工、升学、征兵（转业成干部，复员回城市）诸方面给予照顾。

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村面貌。队长、会计、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都有知青干过。经过广阔天地的洗礼，他们返城后被安排到企事业单位，成为国家职工，少数人成为精英，另有部分人扎根农村。
对知青来说是人尽其用。就以笔者为例，所在农场的连队有培育良种的业务，连长来自苏北农学院。当年，他得到两万元的科研经费，便委托我这个省城来的小知青，去找门路购买电冰箱、显微镜、扭力天平、计数器等设备，因为这些是当年为防止挪用公款实行的“限制集团购买力”政策控制的商品，或者小地方不易买到的商品。我接受任务后，首先去某高校了解天平、显微镜的相关知识。当时正值暑假，校园里冷冷清清。在实验大楼外遇到一位值班老师，说明来意，由于是知青，老师给予了帮助，打开实验室，介绍仪器参数。有了这些技术储备，采购就方便了。接着跑商业区，带着亲戚朋友的“路条”，走访了某市卫生局，“搬走”一台闲置的天平。更多的是走访乡镇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见识。我见证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式的企业管理，在车间的工位上找到厂长而不是在他的办公室。目睹了乡镇企业是如何因陋就简地制造电冰箱，认识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这以后，我又被选调养蜂班。在养蜂期间要随花季转场各地，要联系蜂箱的运输、安置场地及人员住所。江苏省兴化县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在那里采集油菜花蜜十分惬意。湛蓝的天空，金色的大地，蜿蜒的河流，常见县干部乘汽艇下乡工作。河网密布，深入县城，水质良好，没有异味，一个展览馆居然建在河道上……。
江苏农垦的东兴农场，曾有万名知青，人才荟萃。农场文工团能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话剧、音乐舞蹈节目。后来，知青撤离，农场改制，如今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

三、毛泽东时代初步繁荣昌盛，而非“贫穷落后”

改开之初，精英们展示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西洋镜，发达国家（富翁们）是如何地纸醉金迷，与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形成巨大反差。有“河殇”、“大国崛起”的剥削掠夺之歌，全无“摩登时代”里“卓别林”们的非人生活之景。一面之词蒙骗了中国老百姓，为污蔑毛泽东时代“贫穷落后”培养了民意。
那么作为参照系的发达国家，财富是从何而来的呢？
资本主义四百多年，是靠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掠夺殖民地经济攫取财富。英国本土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而它的53个殖民地，面积占到世界四分之一，其中加拿大997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9万平方公里、印巴375万平方公里，仅这三位的面积之和就是中国的2.23倍，它要什么有什么，自然是“日不落帝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只能靠掠夺农民、剥削工人，后因甲午战争险胜，就获取了三倍于本国GDP的赔款，另加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和台湾，又把中国东三省变成囊中取物的“满洲国”，这才铸就了“大日本帝国”。新老殖民者葡、西、荷、比——英、法——德、日们，当然要什么有什么。几百年间，列强们争夺不断，及至两次大战，世界被瓜分，再瓜分，终于完毕。群狼伤痕累累，“山姆”取而代之，成了头狼，从此与年幼的社会主义“羊群”较上了劲，凭借它们的先发优势，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战线上打响了一场百年战争。
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处于准战争时代。苏联有一部和平时期的“反特”电影。对于在粉碎特务破坏事件中牺牲的战友，一个军官惋惜道：他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另一个军官则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就是战争！新中国更是处于准战争状态。外部帝国主义围剿，内部百万匪徒及潜伏特务破坏，又一穷二白，脆弱的社会主义政权该怎么办呢？

1、毛泽东时代的紧迫任务是强国，不是奢侈！

斯大林路线使苏联只用二十年时间就超越欧洲，一跃成为第二强国，继而打败了法西斯。它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强国之路——实行赶超战略，它告诉历史，这是一条艰辛之路，是一条充满血泪之路。德国、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新中国也不可能例外。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必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治理江河。为国家安全确保民族独立，要重点发展国防及高科技。为提高国民素质，要普及教育。为改善国际环境，要投资世界革命。因此，两代中国人是没有条件奢侈消费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精英反毛的原因。
经过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我国基本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一极。积累了二十几亿真金白银的外汇、几百吨黄金，储备了可供全国人民吃三年的粮食，给“政变者”留下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政府，有了巨大的可资“重组”的财富，这才有资本“改”的痛快、“放”的爽快。
殖民者都是通过武力成为发达国家，然后再用武力压制落后国家。新中国也必须维持一支庞大军队才能抵抗侵略，保障国内建设。
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七场大小战争：抗法援越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东南沿海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苏边境战争、西沙海战。还进行了平叛战事、长达十年的剿匪战事、反特战事。战争花费不菲，仅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就达九十多亿元，在随后的十多年中以矿产品、农产品来偿还欠苏联的债务。数次战争牺牲了二十几万军人，伤残无数，抚恤金也是一大笔开支。如今的中国人能够昂首挺胸，一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靠的是前辈们的流血牺牲。
新中国的援外是一大笔开支。美国在热战中发了大财，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挽救资本主义，同时以“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世界，打响了冷战。毛泽东针锋相对，也履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祖训，援助周边国家、非洲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援外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十年间，输送金额达271.36亿元和18.15亿美元，提供长期低息贷款39.5亿元，提供相当于8.26亿元的物资。结果是，美国退出亚洲，中国被“抬进”联合国。
而按照“精英”们的理论，这么多钱，就应该“今朝有酒今朝醉”，消费享受掉。因此，他们诅咒毛泽东要“当穷国领袖”而“不自量力”。
新中国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非但不能奢侈浪费、大肆挥霍，还要厉行节约，艰苦朴素。即便如此，在公有制基础上，人民享受到基本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福利，生存无虞。对于尚不富裕的生活，劳动人民与国家同甘共苦，为能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光荣和幸福。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有限的生活资料，以低廉的物价让市民共享，国家实行票证制度——每一位市民都享有确保生活的定量供应，每人一份，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那些污蔑计划供给的人，正是抱有优越感，要多吃多占，当年没做成人上人，而今发泄仇恨的阶层。他们因失去上等人地位，把人人平等诅咒成“共同贫穷”。

2、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经济发展迅速

赶超战略迅速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状态。不是林立果胡诌的“经济停滞”，更不是胡、赵等妖言的“崩溃边缘”，而是货真价实的突飞猛进。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的“贫油国”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以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路程。

3、毛泽东时代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并非“缺吃少穿”，更遑论“饿死人”

以下是文革时期，笔者所居沪宁一带的民生情况，可以窥一斑见全貌。因为这里是所谓的“重灾区”，尤其上海是“四人帮”王、张主政，更能说明问题，看看革命者是否“不顾人民生活”？
吃：家家都有米缸，存着几十斤大米。除了米面、食用油、棉沙糖、猪肉、豆制品、布匹这些基本生存物资凭票外，其余食物随便买。例如水（海）产类、畜产类、家禽类、野味类、蔬菜类、瓜果类、调味类、干果类、糕点类、糖果类、饮料类。当然，某些紧俏品牌如高档香烟也会临时发票。政府建设养鱼基地。笔者所在中学曾经参加过在本市郊区的挖鱼塘义务劳动。笔者从小就做家务，买米打油换煤气。有次放学后帮家里买菜，4分钱买到一大篮子空心菜，十分地便宜。一次在马路边看到小商贩卖猪油，同行的人问：“要什么票？”答曰：“钞票！”著名的大白兔奶糖、椰子糖，行销发达国家。玩具饼干、苏打饼干、桃酥、金果、云片糕等等是百姓家常备。媲美可乐的水果味汽水、物美价廉的酸梅汤、穿街过巷叫卖“冰棒马头牌，马头牌冰棒”的马头牌冷饮，是消暑佳品。每天清晨，卫岗牛奶送到家门边。笔者在苏南地区学农，常去小镇上买奶糕和伊拉克蜜枣当零食，只要有钱，想买多少能买多少。在苏北下乡期间，去农民家里采购年货，买黄豆、花生米，有次还买了一头活羊。要说那时“吃不饱”，怎不见面黄肌瘦者？医院何以门可罗雀？
穿：六七十年代合成纤维异军突起。过来人都知道“的确良”衬衫，是文革时期上市的涤棉织物。文革时期，上海纺织工业开发了诸多新产品。例如：涤棉细布、府绸、卡其，中长仿毛织物。涤纶缝纫线，腈纶针织纱，纯棉针织纱，防羽绒布。190士林蓝布（“结婚蓝”，文革中的时髦商品），孔雀牌印花横贡缎，宫灯牌涤棉烂花布。井冈山牌色织纯棉精梳泡泡纱，金驼牌色织涤粘中长仿毛花呢。腈纶膨体针织绒线、印花绒线、小珠绒线、粗节绒线等30余种绒线。凹凸花型羊毛衫，彩色簇绒腈纶毯，高级羊绒花呢、驼绒混纺花呢。金熊牌全化纤无纬针刺造纸湿毯，牙签条单面花呢嵌线花型产品。用涤纶、人造羊毛、绢丝混纺织成的涤盈绸，俗称“三合一”，凉爽绸、涤爽绸、金雕缎等合成纤维新品种。双绉、电力纺、花绉缎、花双绸、乔其纱、青春纱等产品。仿马王堆（文革时期出土）丝绸，仿汉唐壁画、青铜器等图案的真丝印花绸，真丝绡类轻薄型产品青春纺，金三杯牌真丝印花绸。锦乐缎、锦裕缎、锦益缎、满花绸及金雕缎被誉为“五朵金花”。……不一一列举了。上海的三十几家“国棉”及数十家针织、印染企业，文革时期大搞技术革新及设备改造，生产新产品。部分企业迁往内地，帮助中部地区发展。笔者参观过江苏农垦位于淮安市的纺织厂，也参观过兴化县某公社的巢丝厂，见识了抽丝剥茧的工艺。要说那时“穿不暖”，怎不见衣衫褴褛者？纺织品商店何以熙熙攘攘？
用：机电产品：五十年代百姓家里有“熊猫”牌或“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六十年代普及了半导体收音机，与世界同步，超前台湾。七二年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进入家庭，彩色电视也已开播。1969年上海研发电视机，1970年研发彩电。供应市场的品牌有：春雷牌、飞跃牌、凯歌牌、金星牌、上海牌、星火牌、东海牌、友谊牌23厘米到49厘米黑白、彩色电视机。南京有二十几家无线电元件厂，为几家大型军工电子企业配套，满市场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元器件是一大景观。手表：1970年，上海手表厂一家就生产了228万只SSIA型机械日历表。那时期上海的四家手表厂出品了：上海牌、钻石牌、解放牌、沪光牌、海狮牌、宝石花牌SSIA、SS1/1、SS4A、SS4H-K、SS4B、SS2C、SS4C、SS6P、SS2B型各式机械表，统一机芯的ZSH、ZIH、ZSH/1、Z1SH、ZCSH、ZSE型各式机械表， 偏中心的SIMA型，快摆的SS1K型 ，超薄的X31B、SSA5型各式女表。海鸥DF相机（1971年出口）及红梅相机比较著名。日化用品：蜜蜂牌雪花膏、百雀灵牌润肤霜、工农牌蛤蜊油、蜂花牌檀香皂、美加净牌洗发香波等护肤品，海鸥牌洗净剂，白猫牌、佳美牌洗衣粉等物美价廉。七三年开始供应液化石油气，铺设煤气管道。“三转一响”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文革时期的婚嫁必备。
玩：节假日本市游园或外出旅游。各个城市都有大小公园，周日，公园里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文革时期的某日，笔者去玄武湖动物园玩，在孔雀馆，几只孔雀面对游客的期待不理不睬，有人喊了声：再不开屏就贴你的大字报了！人们一阵哄笑。国内旅游业于七十年代再次兴起。笔者也于1975年乘坐“东方红11号”邮轮三等舱（共分五等，哪有什么平均主义啊？）溯江而上抵达九江，第一次游览避暑胜地庐山，领略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境。
乐：看看电影、戏剧、球赛，玩玩扑克、麻将、游戏。下下象棋、军旗、围棋，打打篮球、排球、乒乓。有电影院、剧院、礼堂，有工人文化宫、军人俱乐部、少年宫，有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有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有干部疗养院、工人疗养院、温泉疗养院，有全国运动会、省市运动会、行业运动会——让人们从中找寻各自的乐趣。那时候喜欢看球赛，看电影，单位经常放映露天电影。有人说文革时期只有八个样板戏？且不说这样板戏都是艺术精品，其他艺术类型的作品也是丰富的。例如：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等；音乐：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小提琴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等，每年一集的《战地新歌》收集成百上千的歌曲，电台有“教唱歌曲”节目。电影：《红雨》、《春苗》、《青松岭》、《艳阳天》、《金光大道》、《山花》、《决裂》、《火红的年代》、《创业》、《海霞》、《南海风云》、《向阳院的故事》、《阿勇》、《闪闪的红星》等等。进口电影有《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战斗的永灵》、《回故乡之路》、《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等等；

4、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贫穷落后

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并不富裕。除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非洲、南美、南亚诸国至今也是落后状态，不但缺乏制造能力，还有地方战乱不断。“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人民生活及其简朴，物资贫乏。六、七十年代，台军士兵每月只发十五元工资。台湾大城市至今仍然使用煤气包，私人住宅家家屋顶扛个水箱，自备增压水泵，显然基础设施不如大陆。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互会促进了各国经济发展，朝鲜的GDP直到1970年才被韩国超过。欧美老百姓住板房、领救济金的不在少数，失业率居高不下。
毛泽东时代援助穷国，同舟共济。后来，挽救西方，接受经济殖民。所谓的“四小龙”八十年代经济腾飞，怎么腾飞的？八十年代正是中国不顾一切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海纳投资，促成他国产业转移和升级，提供巨大市场、廉价劳力、资源、土地、基础设施、现成品牌及环境牺牲，为全世界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及宵小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扶助了面临困境的资本主义。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无须模仿弹丸小国的出口加工经济模式，拿西方经济学当令箭。决不该外资赚大头，“工厂”赚零头，财富应留在中国，开放市场要等价交换！

5、所谓贫富，工薪家庭的人口是主要因素

经济学家们论述贫富，却不提人口因素。毛泽东时代的家庭，三四个子女常见，多至八九个，还要抚养老人，因为老人们从旧社会来，大多没文化、没工作，当然负担重、显贫穷。如今年轻人似乎富有，因为养独生子女，而父母是毛泽东时代的“单位人”，不但不要抚养，还能资助。所以不能光说“改革开放富起来”，而应该说（老人的）公有制福利加（自己的）一胎化政策降低了生活成本。
有如下事例可佐证：
笔者外婆家的邻居八太太，有九个儿女，最小的女儿，邻居们叫她“小九子”，笔者叫她九姨娘。统统养大成人多不容易啊。
某银行的原部长是老资格地下党，副厅级干部，其家庭生活水平，不如一个副处级干部的高。原因是，夫人带来三个子女，又生了四个，一共七个。而处长家只有三个子女，这一对比，部长就不如处长了。某日，处长夫人前去部长家做客，部长要以糖果点心招待。就见其打开加锁的厨柜，小心翼翼地取出。部长家平时将零食锁起来是怕孩子们偷吃，可见其生活之窘迫。本来工资差别就不大，再加上人口的多寡，处长家就富裕多了。
某社员家庭上有老人，下有七女一子；而另一户社员家庭上无老人，只有一子一女，那么这两户人家的生活水平当然是天壤之别。
一位台湾朋友有兄弟姊妹五人，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打临工，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很清贫，家里经常吃面条，没什么菜肴。一枚刚上市的口香糖五个孩子轮流嚼，然后放入水里，下次还可以嚼，不如大陆同等情况的生活水平。
如今，421家庭比比皆是，“小皇帝”们要啥有啥，大人们似乎也给得起。不过，毛泽东时代赚下的人口红利就所剩无几了。

四、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战略

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毛主席仍然强调农、轻、重的比例，关心人民生活。
为减少种植棉花的耕地，必须增加合成纤维产量；增产粮食需要加大化肥用量；提高生活质量需要新型日化产品。主席决定暂停载人航天项目“曙光”工程，“先做好地上的事情”。七十年代初，我国抓住因第三次科技（工业）革命引发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于1972年制定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计划，后扩大到51.4亿美元。
其实，我国也是第三次科技（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在原子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只不过我国是跨越式发展，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就已经跟上第三次科技（工业）革命浪潮。
西方发达国家需要转移一部分产能，正好为我工业化所用。于是一次就引进了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等项目。这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34个大型项目（笔者的一位熟人是南京栖霞山化肥厂项目的工地副总指挥，省委书记许世友是总指挥。笔者去工地参观过）。到1982年，其中26个民生项目全部投产，开始反哺农业，造福人民。

五、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基于人道主义，不是肉体消灭

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绝不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翻版，而是公有制共同富裕的社会。与传统剥削观念及制度彻底决裂是空前困难的事业，随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包括革命的同路人。对于专政对象及路线之争，毛泽东奉行的是思想改造，而不是肉体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的专政模式。而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往往是以消灭人为特征的（没工夫跟你啰嗦）——
乔治·华盛顿的“白人至上”，大肆屠杀印第安人；
彼得一世的“俄国欧化”，处死保守派，包括太子；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国王路易十六及封建贵族送上断头台；
阿道夫·希特勒的“雅利安种族纯洁”运动，把犹太人赶进毒气室；
苏联推行“斯大林模式”，七十万人“受害”。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东欧各国跟着抓捕“铁托分子”；
蒋介石的“清党”，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人运动。退居台湾后，强化剿共，三千多人被处决，数万人坐牢。暗杀台独分子、镇压民主运动；
李承晚、朴正熙及全斗焕在南朝鲜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屠杀十万左翼人士，将政敌以通共罪处决，残酷镇压民主运动；
苏哈托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疯狂镇压印尼共产党及政敌，三十万人死于非命；
奇亚·哈克上台后，将巴基斯坦前总统阿里·布托送上绞架；
皮罗切特及其他南美军事独裁者，在美国策动下推翻左翼政权，纷纷政变上台，遏制了南美诸国的共产主义倾向，几十万人被屠杀、被失踪、被关押；
罗马利亚走资派走一个程序，立马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
中国……“审判”革命派，判处毛主席夫人死刑（后改以死缓）；数十万革命派或坐牢，或处决，或剥夺生存权，其中就有毛主席侄子毛远新；
……
世界各国在推进工业化时期，哪个不是将政敌从肉体上消灭？！
唯独毛主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教育人，改造人。对此，带着俸禄蹲了几天“牛棚”的反社会主义（违宪）分子居然还要哭诉。如果毛泽东不那么仁慈，而是像上述政客那样干脆，那么他们连蹲“牛棚”的机会都没有！毛泽东也不必要苦口婆心地“犯晚年错误”了！
建国后，毛主席唯一的“挥泪斩马谡”，是党内两个大贪污犯，以儆效尤。对于战犯，一个不杀，思想改造，若干年后特赦。对于右派，毛泽东指出全国不超过五千人，要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工资待遇不变。负责人却搞出五十多万。文革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教育人民，路线是“抓革命、促生产”，政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了对抗革到自己头上的革命，走资派力图将水搅浑，派工作组把文革引入斗群众的歧途，并且挑起派别互斗，在北京将数千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官二代的“联动”助纣为虐，揪斗师生，搞“破四旧”、打砸抢，被中央文革小组制止。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者把一切过错统统推到故人身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地建立官僚资本主义。

六、结语

当年恢复联合国席位，西方记者挑衅道“你们能造什么？”乔冠华回应：过去，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掌声）！从洋油、洋灯、洋钉、洋皂、洋布、洋车……什么都带“洋”，到什么都能造，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全赖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否则，乔冠华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人类历史证明，只有强国，民族才能兴旺。历朝历代开疆辟土，打下辽阔疆域，死了多少人？彼得大帝东扩，康熙未能北上，从而确定了中俄版图。明治天皇“每天只进一餐”，在黄海打败了中国。大清割地赔款，备受凌辱。毛泽东不愿重蹈覆辙，“连续七个月不吃肉”，把中国带进大国行列——赢得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有一句“名言”：“死去的印地安人就是好印地安人”。按照人权法案，他及他的前任们都是反人类罪犯，但他们却受到后人的尊敬，乔治·华盛顿更被捧为国父，首都以之命名。而在儒家文化鼻祖的中国，却弥漫着对追求民族独立和共同富裕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造谣污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人民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既然否定毛泽东，那么如果毛泽东是错误的，如今的中国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天堂。反之，就说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时代当能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