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起一念灭什么意思:中国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开放空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01:51:35

中国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开放空间

作者:许锡良

来源:爱思想

来源日期:2012-1-12

邓小平当初搞改革的同时,实行开放政策,这是非常明智的。唯一遗憾的是,开放的力度远远不够大,范围只是搞了几个沿海的城市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领域只限于经济、科技与管理,开放的层次很不够。最重要的开放是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从而慢慢达到制度层次的渐变,但是,这个领域,邓小平用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定论给予了严厉的拒绝。

  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是经济、科技与管理的根基,如果根基不变,而只是在表层变革,那么要想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变化的逻辑也很清楚了,中国的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度,越来越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所谓国有,其实就只是少数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有。

  关起门来搞改革的失败教训是毛泽东的“文革”给予中国人的。“文革”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变革,但是,那时的变革是在“自力更生,艰难奋斗”的前提下来做的。“文革”提出的口号是“革封资修的命”。封,就是要打倒的孔家店,孔孟儒家所维护的专制皇权那一套,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法治思想与生活方式。修,就是指当时的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文革”时所反的内容来看,把当时所有可资改革的社会思想资源都反掉了。其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红太阳如日中天,中国红太阳的升起,个人狂热崇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分析“文革”反对的封、资、修,便会发现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文革”时所谓反封,不过是去破坏孔孟之类的文物,但是对其思想与价值观是完全继承下来了。打倒孔孟圣人,成就“伟大导师”,打倒帝王将相,成就“伟大领袖”与“伟大统帅”,这种反封方式,表面上反,骨子里却是最为彻底的封。反封的目的与效果,其实不过是打倒一个旧圣人,树起一个新圣人,打倒一个旧帝王,树起一个新帝王而已。不仅旧帝王要反,就是连旧帝王光绪皇帝树起来的道德典型也要反,因此,毛泽东建政伊始便急忙发动“批判武训”的运动,然后再树起自己的道德典型:雷锋。也就是店还是那个店,但是招牌与店的主人必须变换了。

  因此,“文革”反“封”是表面的,虚假的假,反“资”才是真的。毛泽东生前死后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敌视是始终如一的,不同的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程度上会有所缓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给西方文化贴的一个总标签,戴的一个大帽子,其核心就是民主制度与法治秩序,在思想层面就是自由、平等与人权思想。八十年代每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要批西方的人性论、人权论与民主论,这恰好证明了“自由化”核心所指便是指这一套民主法治思想与制度。

  至于毛泽东在“文革”所反的“修”,就是指对马克思的修正主义。这个帽子的产生,是因为中苏交恶,中苏两党互相指责。实际上是苏联老大哥想控制中国小弟弟。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国际共运地位那是要服气的。但是,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上重量级人物,只有毛泽东了,还要毛泽东屈服于接班的新手赫鲁晓夫,那怎么可能?而赫鲁晓夫又仗着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资历与实力,还想驾驭中国,驾驭毛泽东那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因此“文革”时的“修”,其实是中苏两党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际话语霸权的结果。“修”是中苏互相指责的用语,都指责对方违背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

  “文革”时“反封资修”的动机与目的以及实施的效果,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促成毛泽东成为“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人超级帝王。这倒是与他的一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文革”是关起门搞改革,改出来的结果。这个教训对邓小平是有着切肤之痛的。因为“文革”时他自己就是被当成第二大走资派而被打倒,并且弄得家破人亡。这是邓小平下决心彻底否定“文革”的人生阅历资源,也是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的动力来源。事实证明,在中国关起门来搞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邓小平改革之前第一件准备工作就是打开国门,搞特区,引进外资,派留学人员国外学习,自己亲自到美国与日本参观访问。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与一百多年前日本人搞明治维新时的开放程度与开放方式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然显得小家子气太浓。日本人为准备维新前后准备了大约十年时间,派各个行业的精英,深入欧美体验观摩,对所派不合格的人员,随时调换合格者。学习的范围不仅有科技、文化、教育,还有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大量翻译国外著作,引介不同思想流派的学术思想。提出并实施“脱亚入欧”的开放政策。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就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今天福泽谕吉的头像还被印在日元最大币值的万元大钞上。

  在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应该对比日本当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中国的积弊更大,历史更为久远,国情更为复杂。日本有学习外来文化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中国向来有“天朝大国”的中心之国的梦想,学习外国的文化,心理障碍更大。日本明治维新十年便可以实现社会的基本转型,二战战败之后仅五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美国人制定的宪法的制度转型。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始,至今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仍然艰难曲折,困难重重。

  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关门的思想势力非常顽固,非常猖獗。在国外办孔子学院,搞文化输送渗透,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劳民伤财的政策。花掉数以千亿计资金,去在国外搞数百孔子学院,钱花得实在冤枉,那是一种“雅腐”,资金浪费与腐化,完全是一个无底洞。那些孔子学院能够取得什么成效?能够向人家输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为中国赢得什么声誉?有这笔钱,不如引进几个常春藤大学到中国合作办学。一个民族的希望在教育,当自己不懂的时候,虚心承认,承认落后,然后充满信心地去学习,把人家真正的好东西学到手,这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是民族自卑情结,这恰恰是一个民族仍然富有生命活力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充满自信的表现。日本人的“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并没有让日本人变成欧洲人,日本人即使在美国人制定的宪法之下学习美国,也没有把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搞掉,相反他们反而更加充满自信。中国人的自信心应该重建,中国人的自信心不应该仍然建立在对圣人的崇拜,对祖先的迷信上,而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学习能力与创造能力上。

  文化没有纯洁不纯洁之说,文化的意义在交流中保持生命活力,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单独自洽保持生命力。西方文化是二希文化,即古希腊与古希伯莱文化,还有罗马文化的大融合的产物。一种文化千年不变,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至今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而已。

  文化也不存在反渗透的问题。文化的本质就是互相渗透,互相借鉴,在渗透与借鉴过程中得到重生。文化更不存在什么侵略不侵略的问题。如果打开国门,开放环境,任由国人去选择,相信每个国民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生存与幸福的那种文化价值观。因为文化并不神秘,文化不过是人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当一种生活方式不适合于时代的发展的时候,改变陈旧的生活方式,以更利于自己的生活是很有必要的。今天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还要让中国人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儒礼制时代,那么怎么可能?让中国乃至世界重新回到孔儒时代,那不是痴人说梦?一个传统农业文明与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文化要来改变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为主流的当今世界,那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吗?如果孔儒真的有生活力,在开放的西方国家,人家自然会选择,也用不着你去把孔子学院建在人家的家门口。你那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有等差关系的仁爱,比起人家的自由、平等、博爱其实并无优势可言。建立在等级秩序上的所谓礼仪也与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礼节是丝毫不相容的。

  中国需要更加开放的空间。许多人以台湾为例说中国孔儒传统在台湾,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台湾的生命活力恰好在比大陆更加开放。至今有一百四十个国家对台湾免签。台湾不限制任何思想言论,不排斥任何国家的文化进入台湾,台湾至今热烈学习的对象仍然是日本与美国。哈美情结与哈日情结非常浓厚。开放的台湾,还有开放的香港让这些地区充满生机活力。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华人中素质最高的。国民素质不高,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的产物,而制度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国民的眼界被限制了,他们看不到更美好的,自然认为自己就是最好的,有这种认识当然是没有改革的动力了。国民素质不高,不是不要民主法治的借口,而恰恰是缺乏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环境的结果。一个农村人从来没有见过交通红绿灯,你要他不闯红灯是不现实的。一个从来不知道细菌为何物的人,你要他不随地吐痰,那也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来临的时候,国民素质就提高了,制度变革也变容易了。开放就是最好的解放思想,就是开眼界,开了眼界,你就会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样,然后你心中就有梦想了,有了梦想,就会有动力,人的生命意志力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动力会纠缠人的一生,甚至世世代代纠缠下去。中国只要保持并且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开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开放,一切良性的改革自然会到来。每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说话的权利。因为要相信,人性是趋向于安全、自由、富足与幸福的,让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然天性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中国便充满信心与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