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岛手游直播:那时的大学时光

 我快毕业时在已离校工作多年的清平大哥宿舍墙上看到：“倾杯对箫鼓，拔剑无生死，少年愁梦里，红袖不解诗。”纸面泛黄积灰，墨迹却酣畅淋漓，我一见便无比喜欢。     我调侃陈空，人家诗仿佛少年豪士江南春风，你诗却如日暮失途老手颓唐。他说这就对了，你是解人。     他曾数次计划来京一游，可终因提不起兴致未能成行。     那天我们谈到入夜，他告诉我跟校方起了点口角，建议裁削某课，说该课教的人不信，学的人不信，倚仗了权力迫使他人教和学的人更不信，一层皇帝新衣，误我子弟十数年青春，有这时间还不如让孩子们多学门外语或者谋生技能，哪怕是多上点公德课学些人际礼仪为人处世也好。我说你这就不对了，你不让孩子们上这课，人家怎么过考试够毕业拿文凭？他说我当然知道要考试，我的意思是准备好应考材料给学生发下去，定时安排辅导答疑即可，也可汇集疑难集中串讲解答，反正这些垃圾背熟了考完之后谁不是是全忘到爪洼国去了，腾出课时来教点对孩子的人生真正有益的东西，我们这个学校性质有点擦边，有办法做到。我说你这是要砸人饭碗呀，人会跟你拼命的，权力部门更是容忍不得。他说没有错，有些东西，就是靠喝人血才能够活着。我们都无语。但我没为此事担心过他，我去过他学校，也见过校长，校长是个颇有见地的明白人，不会难为他。     我又道，如今时政清明，经济腾飞，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我青年才俊，何必负气自弃？他回过头来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只错乘了时空机器从八世纪乱窜过来的类人猿，他说你难道不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的那些血汗工厂里的小妹妹，不记得从小和你一起玩泥巴的那些兄弟了？     当时年幼爱折腾，就是那么热闹，其实到头来都被文学害了。文学，本不必是要当专业来学的。我跑到文学那边还读了硕士博士，到后不但因了人事与文学圈日益疏离，连最后找饭碗，都宿命般的又转回到汉语这一头来了，而且，如今与我关系最好，甚至说对我人生帮助最多的大学同学，也都是来自一年级的汉八五。     老褚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文学出版社，工作算是对口。两年后的1991年9月，他把所有的诗稿丢进了校园北部朗润园的一间厕所，然后自沉于校外的万泉河，遗体随流水飘进清华园才被发现。     上大学时，诗歌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还相当崇高，不拘文理各系都有高手。虽然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被吟诵，但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上一代人的歌唱了。时代最强的声音来自崔健，诸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最后一枪》，既简单又深刻，我觉得崔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诗人。稍后还流行过齐秦，仍然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歌手。中文八五的写诗圈子，领头人是郁文。郁文在生活中多不为同学所喜，但他对这个年级的文学风气却实有引路牵头之功，不可磨灭。我在日常中对人对己都比较随性不太苛求，初识郁文看到他书桌上挂了鲁迅集离骚的对子：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就知此人有大志，对他心生敬重。大二时他组织我们搞了一个“蓝社”（名字是我取的），并编辑系里资助的学生文学刊物《启明星》，除了他，写诗的还有阿渡我和从文献专业转来的西塞（李晓彤），另外两个成员孙翔写小说沈涛写评论。三年级时转来很多同学都写诗，有的多少有点玩票性质，老褚和阿渡却不是。郁文其实很爱才，但那时似乎还不太看好老褚，比较认几个老人儿。后来我接编了一期《启明星》，又给校报编一版诗歌年选，把这些同学都拉上了。那时郁文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1989以后的两年，老褚的成长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我的东西偏工丽精致，有时在旧诗词中取点巧，阿渡那时冲淡略兼朴讷（郁文说有陶风），而老褚后来的力量让人咋舌，我最喜欢他那首《誓言》，沉痛而决绝：                 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
                 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
                 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
                 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

                 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
                 爱情、行为、唾液和革命理想
                 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
                 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但我对于我肢解后的那些零件
                 是给予优厚的希冀，还是颓丧的废弃
                 我送给你一颗米粒，好似忠告
                 是作为美好形成的据点还是丑恶的证明

                 所以，还要进行第二次分裂
                 瞄准遗物中我堆砌的最软弱的部位
                 判决——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
                 哪怕第三、第四，加法和乘法

                 全部扔给你。还有死鸟留下的衣裳
                 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
                 这些权利的姐妹，也同样送给你
                 用它们继续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      大学毕业后，剩在北京写诗的同学就阿渡老褚和我三个。头半年还好，我也常去看他们，阿渡就睡办公室里，老褚则有点飘荡，还很长时间住地下室，他们也有时拉我去见些诗友比如师大中文八五的一帮人，但是越到后来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一起弄了个双人刊物《厌世者》，编印的东西甚至都不愿意给我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我不思进取水平下降，也许不小心何时刺伤了朋友，虽然我自觉没什么可以傲人，也不太会轻慢人。其实我的生活只比朋友们多了一个恋爱，可这个恋爱也两年前就开始了。时代的沉重和苦闷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我和我的硕士同学们每天在厂里跟民工同吃同住同苦力（都没有技术啊），最后熟练到俩人能轻易把一台装好箱的大型空调（不是家庭用的）抛上去码得比几个人还高；我女朋友在同一家工厂的冲床下拣冲件，一次她刚起身暂离，机床突然抽疯沉重的铸铁部件四向飞散，事后只能庆幸命大。     终于有一天，阿渡和我在同学李东的宿舍爆发了口角，开始也是普通话题，大概扯到诗，我说“诗不是人生的全部”（我的意思当然不是人生还应有恋爱啊学业啊求职等等），阿渡就手把一支啤酒瓶在桌上磕碎了，冲我大嚷：“等你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再说吧！”以后情形更不可逆。虽然我一直不明这句怒吼的上下文，当时彻底就懵了哪里还敢问，但如今想起来就要笑的是，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惶恐于将来要是真做了那个系主任，不就应了好友对我的愤怒诅咒，到那一天我岂不更无法面对这个朋友？因为我自己确实在做春秋大梦有朝一日书念到头争取留下来的，朋友的愤恨并非全无应验的一点点可能呢……     虽然也有这点少年愚妄的惶恐，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我最伤感的还是友情的状况。为此我专门写信给老褚求他帮忙，老褚也回了一封长信，说，“你信中所说的那种"田园式的情谊"也许根本就并不存在”。这封信也是至今保留下来老褚在我处的唯一文字。手头还有一张老褚的照片，是毕业时送给我的。他站在长白山的天池边，背后是布满乌云的阴霾长天，背着背包的老褚站成一个“人”字形，表情坚定而茫然。最后跟老褚的告别，在北大西去不远的西苑医院，从大门外左侧小院进去的一间屋子里。我已经看不到他的脸和眼睛，他的脸上敷了一层很厚的石灰般的东西，只有脸型还是他的。在那里我仿佛还看到隔壁院子里拴着几条大狼狗，现在记忆不能确认，也许是幻觉，但是那天我肯定听到了狼狗的叫声无疑。     老褚弃世前，与我的来往事实上已经极少。他的遗稿由阿渡整理好，在同学友人的帮助下发表出版。内心沉痛的阿渡自感对老褚求死未能尽到朋辈守护之责，十四年后在年级入学20周年聚会上还忍不住嚎啕大哭。     老褚来自黑龙江萝北县----不知何故我总把这个萝看成繁体的梦，并以此和他开过玩笑----跟阿渡跟我一样，本质上都是农民子弟。他大名叫褚福军，后以戈麦名世。      可老褚也还不是我们大学同学中第一个死者----那是游进。游进毕业回川，年底得下基层，临行在成都一家餐馆吃饭，出头制止小混混调戏女服务生，被一刀当场捅死。凶手家里似乎有点小背景（哪个敢出手杀人的小流氓大流氓老流氓没点背景呢），游进是省台的记者，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了个“见义勇为好青年”的名号。搁在今天，这点哀荣能否得到都是难说。     游进为人热情豪爽，那个时代优秀青年的质地，善良，真实，正义，理想，他身上都保有，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就中止于美好的青春，带着一份血色。他死后，班长杨军主持募捐及联络家属事宜，我负责款项和信函的收发各务。其时同学们大学刚毕业，工资每个月也不过百十块钱，所以款额琐细，十元二十元也颇常见。钱多钱少又有什么用，只是都见一片故人之心。本系的熟人，游进之后12年又有一个死在四川，那是汉八四的嵇永强，毕业后也作了记者，赴川采访遭遇车祸。嵇是他们年级的文体委员，我们刚入学时常过来联系比赛和活动，长身白皙，斯文秀气，是让人喜欢的洁净漂亮男子。     那个时代年轻的死亡过分集中，以至游进和老褚的死，即使如此之近，也几乎没有了彻骨的触动。而对于写诗的圈子来说年轻的死尤为集中，老褚是自我污毁般的弃绝（据说更早还有一个诗人先用白纱布裹好全身然后割开血管的惨烈壮丽），若往前追溯，有同系师兄骆一禾，在一次可悲的街头超级聚会中突发脑溢血倒下，送医不治，还要往前追溯的话，则是另一个北大前辈师兄，诗人海子，在那个寒冷的春天，在山海关。海子之死，即使不算源头，也是这一系列中最具原发震撼性的。     有一段时间，我写东西几乎都以四个字作为最后一行结束全诗，老褚对此深恶痛绝。那时我没好意思告诉他，这个，影响来自骆一禾诗中我最喜欢的那首：                 又闻雨声                 那水里的浪花盛开                 你那葱青的小屋顶依旧                  阳光晒暖后背                 飘着春雪                 一种早早的感觉                 使我期待你                           你是才惠的青草                   初通人性 诗的名字叫做《美丽》。海子的诗呢，如今谁都能在签名档上贴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喂马，劈柴”什么的，而在我印象中最初的冲击力来自《海滩上为女士们算命》：                 你不用算命                 命早就在算你      就像据说老褚死前数天曾在某个窗外徘徊淋了半夜雨一样，也有些许涉及女子的有关海子死前的传闻，其实，对于一个能够赴死的坚强灵魂来说，这些又有什么关系。人生的苦痛和绝境，本就有无数种因缘纠结在一起，要找根源，恐怕还在于生命所存续的那一段时空。海子的死，岂止是抗议，更是一个预言----     那是三月将尽的初春，大城里的暖气早已经停掉了，而温暖还在遥远的南方。那个春天，山海关旁漫无尽头的铁轨一定格外冰冷。      1989年混乱的初夏，在爱护孩子一样爱护学生的老师家睡了两天地毯之后，我带着女朋友和她妹妹以及另外一个她们同乡的北医一年级女生穿越城市来到北京站，我肩负着把三个女孩子送回家乡的重任。票当然买不到，因为根本就不卖。     两个和一群同伴挤坐在一堆编织袋上的年龄与我们相仿的民工，站起身来走向我们，递给我们四张站台票。他们说的头几句话，我永远不会忘却，但我现在还不能复述。然后他们告诉我，凭站台票放心进去，站务人员看到你们是学生肯定放行。他们已经在站前广场坐了快一天了，买好了十几张站台票（一张车票可购一张送人站台票），我们不是他们主动送票的第一伙学生。     我当时责任重大，慌不择路，急于进站求证，连他们是哪里人都忘了问。不过没关系，我这一生中都有把握知道他们是谁。     三个女孩子回到山东海边家中，我也在女友家住了十来天。后来我才知道，在南方的老家小城，早已传说我的死讯，以至于母亲接到我来信，都坚信是我同学或友人代写的。半月之后我回到老家，向父母证实了我的存在。现在想来，原来，年纪青青的我也已“死”过一回，在亲人的惶遽之中。其时其地，举国何处，又没有这样心急如焚，望眼泣血的父母呢？     七月下旬，我们毕业级还必须从各地赶回北京，填充空荡荡的校园，来完成我们的毕业式，一个被强制的成人礼。散伙饭在饭厅吃完，又在宿舍楼里持续了三天。三天里，楼道，水房，寝室，随处都是喝醉了坐卧的人，随时可以听到嚎啕的哭声。三天后，人和行李渐渐走光。那一年，老褚和阿渡22岁，我女友21岁，我20岁。      1989年，海子选择了25岁生日的第二天。1991年，老褚在24岁走向25岁的路上。1994年，我25岁，在这一年和前一年连续遭遇人生的困境，写了首十四行《门前》：                这曾经是我最幸福的回忆                我生存，凭着你陈旧的面容和爱                这唯一的阳光                像灵幡一样照耀在我的头顶                   现在我真想把自己的脑髓取出来                浸在清水里，让欲望开花                让回忆悲鸣，让血肉洗净我                万丈红尘中泥污的表情                  我吃完最后一片面包                我留下最后一颗子弹                我点亮了最后一根火柴                当它燃尽，黑暗将重新把你封锁                当你看到我遍地的旌旗倾伏                我将把今生轻轻放过“现在我真想把自己的脑髓取出来浸在清水里”一句，来自那时（或者更早）另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的少年时代朋友的来信，所幸他后来努力走了出来，坐火车离开了自己的生活。     而那个跟我们一起回到海边家里，让父母悬心落地的北医（今北大医学部）女孩子，却于一年后的一个小小意外中，在游泳池中丢掉了年轻美好的生命。当那年轻的生命在水里完成最后一次呼吸，瞬间涌过脑海的人生记忆，有没有那个大城，那个广场，那个车站？      那个夏天过后几年的又一个春夏之交，同样在那个车站，在那个广场，同样有一群倚靠着编织袋疲惫不堪的我的同龄人，其中有一个不时抬头张望附近的一个地铁出口。     而我，本来应该从那个出口出现在阿远的面前的。阿远，是我一起长大的儿时伙伴。     我的家乡永新，是赣西罗霄山区的一个小县，历史上只出过两个有点小名的人，都是女的，一个是唐玄宗宫里的歌伎许和子，另一个就是贺子珍。     我直到七岁多，随母亲在各处乡间小学颠簸，然后母亲才调到父亲（在县城工作）家乡的村小，所以基本上算个外乡人，打架或嘻闹时，保护陪伴我的都是些同宗同脉的堂兄弟，不过到后来也有了不少其他宗房支脉的好友，阿远和他哥哥就是。我家既住在乡下，兄弟姐妹又多，母亲支绌为难，加之祖辈都是务农，生活和一般农人的孩子全无两样。不过家中只有祖母的一份地（我们叨父母的光都是“商品粮”了），农活不算繁重，记忆最深的就是上山打柴，有时清早起来打一趟柴回来上学，下午放学后再去一趟，而假日很可能就要上三趟山。即使后来我去县城上中学了一有假必回乡，打柴挑水仍然是每日要务，我不在时妹妹们就要担当这些事。几千年来木柴是永新乡间唯一的燃料，最近有几年没回乡下，也许换成烧煤了也未可知。其时阿远，是一起上山最多的同伴。阿远家有个不知何故跑去香港的叔叔，一有来信我就去他家帮忙认繁体字。那跟内地不同的信封样式和色彩，那些邮票上的戴冠女王，使我朦胧意识且又具体感知到另外世界的存在。     这些童年的朋友，一般能念完小学，顶多也就到初中。我最要好的房下堂兄黑朵，去外村卖手艺捉蛇为生，黑朵的二哥跑到各地居然能给人辨音调琴（完全不懂音乐）后来又回老家开三轮摩的到末进了山里林场，阿远的哥哥种田烧炭。我大学毕业后阿远出去做了民工，同年我在一家出版物上看到了家乡同龄人的面孔，照片下注的文字是“外出打工谋生的人在永新车站”，出版物和文章的名字早已忘记，唯有这行字，记得如此清晰。     我们偶有书信联系。这次也是，他来信说去东北做了半年木匠回赣某日在北京转车，本想来看看我，但又听说车站离北大太远，怕时间不够就算了。我复信告诉他，我去车站，大抵某时会从某个地铁出口出来到广场找你。但结果却是我因一点说不出口的私事爽约了。     他的信没有说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我每次在车站广场迈过这些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人们，每次在街头路上碰到这些衣衫褴缕头发蓬乱的人们，总是涌起一股心酸和愤恨：他们来建设城市，城市却嫌恶他们。我总是感到，这些满面倦容目光茫然却自觉地行走于街道一隅的人中，某一个就是我那位好兄弟。     这些乡下人，遭受着千百年来最为敲骨吸髓的剥夺，罄其血肉筋力供养着他们所尊敬的城里人或是进了城的另外乡下人，又有千百年来最为卑鄙猥琐的策略法度由那些进了城的另外乡下人所规制，来限定阻挠他们。他们善良，本分，朴实，短知缺识，牧民者若能有与他们同样的善意，再加一点点爱心，珍惜他们的纯良，保护他们的权利，教育他们知识，他们本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国民，再艰难辛劳的工作，无不完成得很好，足可为国家实现任何伟大进步理想。然而事实，却正如一先贤所叹恨，乡下人照例希望好好活下去，而官吏们的千年古方又照例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更有甚者，朝朝代代，这些可怜乡下人，轻信各种甜美架空的许诺，为欲取权力者付出无数子侄弟兄乃及自身的性命。     1999年，我逃避浑如臭鱼败絮的私生活逃在了韩国，又接到一封多年未见的阿远来信，信本来写到北大，是在国内帮我打理烂尾后事的好友转寄的。信中说：      “……我遭受了极大的冤屈，没有哪里可以告诉。我能想到的人只有你。你要帮帮我，还给我事情的正理和公平，帮我申冤……”那天晚上我一夜无眠，泪流满面，在异国的地板上躺到眼睁睁看异国的阳光照进窗户。当然，我不只是为阿远哀伤，也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无能，为我自己的破碎人生。     其实在家人的电话里，我已经知道了阿远的事。阿远终究回到家乡，一边务农一边做他的木匠。具体不知何故，无非是征粮缴费之类吧，阿远的父亲和村长（支书）起了口角，村长较年轻，也是晚辈（全村都是同姓一祖），动手打了老人耳光，并嚷嚷“你有三个儿子算什么，那三个东西都是狗婆蛇”（狗婆蛇就是四脚蛇，家乡土话中视人无能没用的蔑语）。正在做活的阿远从他处赶来，村长依然出言难听呶呶不休，阿远道“你再骂一次！”，村长何惧这个，当然再骂，或许不忘更增一些轻蔑和刺激；阿远又喊那句话，如是两三次以后，阿远手中的木工扁凿便对面扎了过去……人死了，阿远只有逃亡。家族复仇者把阿远全家的家当都搬出来一把火烧了，房梁锯到将断未断，阿远父母兄弟都无法，只得抛地弃屋举家迁往外乡投亲靠友。一方是升斗小民，一方是草芥微吏，哪家又何尝不是悲剧？村长好像还是唯一男丁，身后孤儿寡母的凄凉，想都想得到。这一切，无非源于一点平时倚了势仗了毫末小权予取予求作威作福的可悲惯性，悲剧的始作俑者，原不在这当事的凄惨双方。阿远与我固然亲近，而那可怜死者，也不算疏远，撇下大家都是同族不说，死者的妻弟正是我高中同班女同学的丈夫，而那女同学的妹妹，又正是我的初恋女友。我若真是个大人物，又该帮谁？所幸，我不是。     阿远的信里给出了可靠的联系人和地址，可我没法回信。我帮不了他哪怕一点点忙，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更不能虚妄给他无端的希望，因为我清楚，如果他看到这点缥缈幻想而露头攀求，结局只有一个。     多年以来，对阿远的歉疚让我联想到更远，它仿佛一种宿命，又仿佛一个象征。几千年来，传述延续这个文明的读书人无不来自农人，且不但以此自居更能以此自豪，而近百年家国民族的巨变中，前一种情形似乎还好，出身仍然多是乡土，后一种则似觉可忧。我的意思，并不是愿读书人应该要把自己当农民，而是痛恨于前者对后者的欺骗，背叛，以及此后无责任的抛弃。除此我没有更多的话能说，因为我实实在在就是那前者的一伙，只好在这里抄一段七十年前沈从文先生写的话，对象不同而道理自同：     “读书人的同情，专家的调查，对这种人有什么用？若不能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 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      我比沈先生晚生六十七年，却没了他那份乐观，我单薄而坚固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愈是年青，易于轻信蒙蔽之外，往往愈不懂得恩义，自奉唯恐不足，还有更可惧的一点，无有是非善恶之心。等到能明瞭人间的各种恩情，应该图报，懂得怜惜，爱重与己同样的任何一件生命哪怕草木蝼蚁，也知道这世上确有个是非道义在，眼底看穿各种把戏和讹诈，却又往往如我一样，到头不免为生活所打垮，莫可奈何，百无一用，成了个废人。     与本文之悼伤不合……然而，在我心里却如明镜一般：阿远的性命或许还在这片土地的某个角落存活，而阿远，却无论作为个体还是象征，运命早已判决灭弃。     大约四五年前，我最近一次回到故乡，中饭后我离开亲戚家，越过小河，上了一个小山丘半腰，在那所紧锁的颓败空屋门前站了许久（其实是栋新屋，阿远兄弟成人后努力盖起的）。午后村静，无人过往，唯有邻家一名村妇立在自家台阶上，狐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连不去。我估算她的年纪，知道她是外村嫁过来的，就放弃了要报出我幼时乳名的打算，只对她点点头说，“这家人都搬走了啊？……”她也点点头。我忍泪转身下坡。      在我识得的后辈当中，也有了两个死者，都是外国人，是我的学生。一个女孩子叫留美，却来中国留学，善良而友好。其时我刚刚留校教书，自负年轻，往往跟学生混得很熟。所存唯有一张照片，那是带了学生去京郊参观，我们坐在一个乡村小学的花坛上，我左边是一个年岁比我还大的韩国学生，留美笑着把头倚靠在韩国大哥的肩上。留美回到日本后不久就病死了。另一个男孩子，姓小野，似乎在04年，小野也死了，是因病，也只有一张照片，02年夏天我从日本回到南方去苏大看朋友，大家一起吃饭，小野在后排微笑站着，手扶在坐着一位苏大老师的肩上。虽然很遗憾极少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给自己人上课，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领会或许不那么凄苦的人生……我更喜欢看他们用我的母语写出来奇妙而可爱的文字，比如：     “我们终于上了最高。都是累了，我们找到和坐石头，一起，看一天的太阳向下走……”     早先十年，初识陈空他向我索赠，又说，“活泼泼的今人新诗，课上跟学生聊聊更有一种新鲜生气”。我当时毁家破壁，生活播迁，心绪无宁，便写给他这首《独自一人在去碧云寺的路上》：                  一滴清水落在我的额上                  使我感到还有另外一种                  人生的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在阴影中窥伺我，期待我                  放弃此岸，离去，或者归来                  用一把刀，一段绳子                  一种彻底堕落的冲动                  也可以是一根头发丝                  系住我残留的灵魂                  度过来生的漫漫长夜                  梦见此时此地的                  阴翳，长路，冷漠，激情，和点烟的手陈兄后来没去讲这篇东西。他说，面对那些活泼泼的年轻生命，我怎么讲。多年以前，当我又一次感到人生走投无路，也不是没转过星毫的荒唐念头。但我软弱，并流露给了同学阿渡。阿渡出于关切和好意，又似乎流露给了与我那时的生活密切相关之人。相信也与阿渡的期待相反，末后我得到了那个人的一通嘲笑。其时，以及现在想起来，我都毫无怨言，我当然就是活该。但我也没有羞惭，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这件事，是多么艰难沉重，就像老褚的诗里说的：“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