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资源站吧:李兵：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

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

　　自1987年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以来，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已经历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加上“台独”分裂势力的恶意操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普选制度等民主形式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黑金政治”、“民粹主义”等民主乱象折射出台湾“民主”政治严重异化的现实。

　　一、台湾“民主”演变的几个阶段

　　台湾“民主”的演变，按时间和特点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专制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台湾主要依靠美国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渡过难关，在美国暗中指使下，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潮在岛内广泛传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联合台湾本土政治人物，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引起国民党惊恐。蒋介石以涉嫌判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向西方民主制度过渡。这一阶段，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党外势力日益活跃，他们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相继发生的“保钓运动”、“美丽岛事件”、江南案等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促使台湾当局加快社会民主化进程，台湾从此由极权社会走向自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机纷纷组建政党。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迅速实现“本土化”，民进党势力急剧膨胀。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执掌国民党党政大权，两年后，开始主导“宪政改革”，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和本土化”。至2000年，共进行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废除“万年国代”，改选“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李登辉把扶持“台独”势力，作为延续其“台独”理念、终结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不仅公开支持“台独”分子返台参加竞选，而且取消了打击“台独”的法律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第100条”，公然鼓吹“两国论”，推行“务实外交”，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统一进程。

　　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蓝绿对决、社会分裂，政党轮替执政成为常态。2000年选举，民进党首度执政，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2004年选举，“两颗子弹”透视台湾“民主”乱象。2008年选举，马英九胜选，执政党再度轮替。2011年11月，台湾地区举行“五都”选举，国民党止跌企稳，保住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民进党则继续在高雄市和台南市占据优势。通过这几次选举，可以看出台湾“民主”政治的新变化：极端的“台独”路线不得人心，经济与民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两岸关系趋于务实，促进“三通”、走向双赢，成为大多数民众的愿望；用低俗的语言肆意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遭到谴责，选民表现出一定的成熟和理性；台湾主体意识正在形成，本土化路线成为两党共同遵循的准则；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绿北蓝板块，两党制逐步成型，政党轮换或许成为常态。

　　二、台湾“民主”演变的动因

　　促成台湾“民主”发展、变化的原因错综复杂，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势力影响台湾“民主”的进程，最终体现在岛内蓝绿阵营力量的消长、主流民意的变化等方面。

　　（一）台湾“民主”演变的外在因素

　　1．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民主运动看似由偶然事件引发，却是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众政治诉求的客观反映。比如1986年3月，铁腕统治菲律宾长达22年之久的马科斯，在阿基诺夫人领导的菲律宾民主运动中黯然下台。世界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民党独裁统治陷入窘迫、孤立的境地，而一些国家激烈的政治变革更使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撼。蒋经国为缓解岛内外强大的压力，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权衡，开始实施多党制、普选制、分权制衡等民主制度，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式竞争性政党政治开始初步形成。

　　2．中国大陆对台政策转变

　　台湾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的内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也实现由“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转变，直接促使国民党放弃战时专制体制，进行政治改革，有力地化解了两岸的敌意，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促进了岛内民主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统一，但始终不承诺放弃武力，围绕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等事件，与“台独”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更好地把握对台斗争的主动权，2005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把反独与促统当成两个步骤来推进，把“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震慑“台独”、遏制“台独”、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美国对台湾的干涉与控制

　　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掺杂着美国的影响，是美国长期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执行“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结果。美国根据自身利益的要求，在不同时期对台湾进行的政策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台湾“民主”发展的方向、性质与进程，是台湾“民主”演变的外在动因之一。

　　首先，主导台湾“民主”的进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将台湾作为冷战的前沿和遏制中国大陆重要的棋子，并没有对台湾当局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但为了安抚国内的民众情绪，一直在物色可能替代的人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不断缓和，美国转而更加关注台湾的民主状况。世纪之交，台湾政党轮替，背后一直由美国这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

　　其次，迫使国民党当局接受西方民主形式。美国为促使台湾建立西方式民主，专门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1985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保障人权的233号提案。不仅如此，美国还直接扶持台湾的党外势力，向他们提供经费和活动场所，邀请他们到美国接受组党能力培训。

　　再次，加强对各政治派别的控制。美国从台湾撤军后，积极物色政治代理人。对“台独”势力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姑息、纵容。美国暗中插手台湾政治斗争，打压国民党内主张统一的力量，一度包庇、扶持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另一方面约束、限制。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是有限的，是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当李登辉鼓吹“公投”、“正名”、“制宪”、“去中国化”，屡屡冲撞大陆的政策底线，陈水扁有关“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形同虚设时，美国与他们逐渐拉开了距离，特别当台湾当局大力推动“入联公投”，企图挟持美国与中国大陆兵戎相见，支持其法理台独时，美国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态度，并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阻止。

　　最后，吹嘘台湾“民主”的示范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抓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以台变华”战略。西方官员及媒体大肆宣扬台湾所谓的“民主、人权”的成就，企图让台湾“民主”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

　　4．日本对台湾的渗透与侵蚀

　　日本通过多种方式向台湾渗透，特别是通过支持“台独”势力来诱导台湾“民主”政治的演变。首先，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51年，“台独”分子廖文毅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东京正式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公然打着“台独”的旗帜，分裂中国。“台独”分子还在日本的支持和庇护下向台湾岛内侵蚀。其次，暗中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日本把“台独”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次给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为其“台独”言行提供支持。再次，以在台湾投资、办企业为幌子，寻找代理人，在选举中直接资助“台独”势力。最后，日台军事合作日趋紧密，已经具备军事同盟的雏形。在过去，日本为了维持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直接刺激中国。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加快，以及中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摩擦不断，日本感受到极大的战略压力，从而秉持更加强硬的态度，不仅明确把台湾海峡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而且企图借助台海问题来遏制中国。

　　（二）台湾“民主”演变的内在因素

　　1．经济发展状况

　　在台湾，经济发展及变化对民主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朝鲜战争爆发，给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以喘息的机会。蒋介石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休养生息，使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初步巩固了统治地位。随后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加工贸易，获得经济腾飞，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发展直接带动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比例迅速扩大。198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297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中产阶级已占到总人口的40%。

　　二是民众扩大民主权利的愿望和诉求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台湾教育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台湾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占24.9%，居世界第五。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等提出独立的政治主张，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扩大民主权利，废除“戒严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三是推动了政党政治的轮替与发展。民进党执政八年，不断玩弄“政治议题”，无视台湾“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封闭保守、拒绝“三通”，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绝大部分民众收入下降，致使民怨沸腾。而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能高票当选，与他顺应民意、主打经济牌密切相关。马英九以“拼经济”为竞选主轴，提出了明确的“六三三”政策，即经济成长率6%、民众所得每人每年3万美元及失业率降至3%以下，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2．政治文化的作用

　　长期以来，台湾形成的奇异的、极端化的政治文化，对岛内民主政治演变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党的基本政治立场分明，非理性色彩浓厚。台湾蓝绿双方都有两成左右的“铁杆”支持者，这些民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容易对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形成压力，迫使他们作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民进党的一些重要人物本来是想向中间路线靠拢，但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对，不得不继续打“悲情牌”、“恐共牌”，攻击“两岸共同市场”就是“一中市场”，却与大多数民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诉求相背离。另一方面，一些民众对台湾“民主”政治感到失望，表现出政治冷漠倾向，如投票率持续降低。以“立法委员”选举为例，1992年的投票率是72％，2001年降为66％，2008年又降至58.5％，十几年降了十多个百分点。一些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中间选民，对政治乱象感到失望和不满，开始主动远离政治生活，对政治议题漠不关心，选举时不愿参加投票。这些民众的缺位反而更凸显出极端势力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3．选举活动的双重影响

　　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影响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选举活动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台湾“民主”具有“选举带动”的特质。从一党专政到建立选举型政党政治，从权力垄断到通过选举来分配政治、社会资源，在形式上体现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国民党当局本来想在维持“中央”集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选举，推行地方自治，巩固社会基础，但出人意料的是，党外势力却不断地滋生蔓延，为建立反对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单纯把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又阻碍了台湾“民主”品质与内涵的提升。选举毕竟不等同于民主，选举的普遍化也不代表政治的民主化，特别是台湾各类选举存在泛滥化、低俗化、狂热化、暴力化的现象，凸显出台湾西式民主空洞化、虚伪化和卑劣化的本质。台湾的选举已经沦落为政客不择手段谋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比如，选举加深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每次选举都变成意识形态的对决。选举议题紧紧围绕省籍、族群、悲情、统“独”等方面展开，充斥着人身攻击、谩骂、造谣、抹黑。蓝绿民众间的矛盾和隔阂，随着一次次选举而不断强化。

　　三、台湾“民主”的本质、特征

　　台湾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隐患，在国外敌对势力、岛内“台独”势力的共同操控下，逐渐发生异化和扭曲，如民粹主义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势力张狂、政客道德沦丧等，严重偏离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轨道。

　　（一）民粹主义致使族群撕裂

　　近20年来，台湾“民主”最大的特征是民粹主义泛滥，突出表现为，政党恶斗、族群对抗、社会分裂、民生凋敝。台湾社会的撕裂和对抗程度不断增强，有着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在台湾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形成不同的族群，他们为争夺土地、水等资源相互械斗，结下仇恨。国民党军队败逃台湾后，先后有200多万人迁往台湾，使资源争夺更加激烈，台湾的本省人感受到来自外省人的压迫，在原有矛盾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省籍矛盾。在蒋介石、蒋经国时期，台湾的族群问题和省籍矛盾相对平缓，但是在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恶意操纵下，族群问题逐渐凸显，社会对立开始加剧。李登辉为获取权力、巩固权力、排挤异己，强化政权的本土化色彩，大肆鼓吹和兜售“两国论”。民进党为赢得占人口80%的“本省人”的选票，将“台独”政治主张粉饰为“民主化”、“本土化”，把民进党装扮成“爱台湾”的本土党，把国民党称为“卖台湾”的外来党，通过强化悲情回忆、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获得民粹多数，以此达到夺取权力、控制权力的目的。此外，台湾一些政客故意曲解民主政治和选举，把民主等同于选举，把选举简化为选票，把选票结果作为多数暴力的依据，作为不择手段获得选举胜利的借口，进一步践踏了民主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