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网首页手机版:王建国：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

　　摘要：无可讳言，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的确存在严重失误。但是，不能就此把拖延转移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共中央。11月24 日以后，中共中央一直要求皖南新四军转移。 12 月16 日以后，更是以急切的语气要求项英迅速渡江。项英在紧要关头没有紧密配合中共中央的决策，他对新四军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学术界流行这样的观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一再借故不执行... ...”①笔者仔细披阅了相关资料，觉得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人。本文拟就项英在皖南时期的主要“错误”进行探讨，敬请指正。 　　一、“向南发展”是不是项英自作主张？ 　　过去一般认为，”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是项英”一再抗拒“中共中央决策的根本原因。陈毅也批评项英”毫无根据地提出天目山计划、浙江计划、黄山计划……“②那么，”向南发展“的主张是如何形成的？是否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考察。 　　1937年12月30 日，中共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项英”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陈毅支队置于皖南。“③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从”重心“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皖南战略地位高度重视。 1938 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一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④，项英被任命为书记。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把在上述区域内发展共产党力量的重任交给了项英。既然如此，项英对上述区域格外关注也就是职责所在。 　　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新四军行动原则致电毛泽东”到定(达)广大的机动地区(即上浙苏皖边境) ，以令自由进迫(退)……“①次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浙苏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吻论者在引用这段资料时，总是略去“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③其实，这句话非常关键，尤其是“集中”二字，实际上规定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同时说明毛泽东与项英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21 日，毛泽东在致长江局的电报中特地强调“苏浙皖赣边区”是“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④从“皖南”一“浙苏皖边”一一“苏浙皖赣边区”的表述变化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将越来越多的南方区域纳入了战略视野。这是很正常的，东南分局的成立本身就表明中共中央对上述区域的重视。1938 15 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军党[部]及三支队(以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出一部队到天支[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咱 28 日，项英致信陈毅”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⑥应该说，这样的构想本身就是对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贯彻。否则，中共中央和陈毅为什么都没有表示异议？ 　　如何看待项英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仍然”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发展华中“的决策，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向南发展的构想。全会结束仅二十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于 1938 12 日致电项英，督促项英就向南发展采取实质性措施”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助产婆“，”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⑦ 1940 19 日，中共中央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新四军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二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③ 日，毛泽东询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向东会合陈毅为有7“⑨黄桥战役爆发后，毛泽东于 10 日致电项英”向南深人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⑩，仍然把向南发展作为选项之一。在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以后，中共中央于 11 17 日这样致电项英”华中局领导华中和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闽浙赣边可建立一中央局或分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距皖南事变结束仅十余天，中共中央即于 1941 28 日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对皖南失散力量……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苏南方面望胡、陈速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均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南发展的战略构想。 　　令人遗憾的是，论者不仅指责向南发展是项英的个人主张，而且还存在双重标准。 194028 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部队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我们在苏南敌后充实力量后，再南进天目山脉，西取黄山山脉是比较稳当的事…... “②可见，陈毅主张集中新四军主力于苏南，然后再向南方发展，与项英的分歧仅在于立足皖南还是立足苏南。学术界一直批评项英有向南发展的企图，而对陈毅向南发展的主张只字不提。项英、陈毅都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将陶勇、叶飞部南调， ((叶飞回忆录》对项英要求其南下的电文详细记录，而对陈毅要求其回江南仅用”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③的模糊语言带过。应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对项英是有失公允的。 　　二、项英有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决策？ 　　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这样总结”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 ...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人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④这里的负责同志当然是指项英。那么，如何看待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华中”的范围。当时的“华中”是指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苏、皖、鄂、豫地区，特别是津浦路以东的地区。⑤换言之，“华中”并不在东南分局负责的区域之内。 　　专注东南区域的项英没有注意到华中地区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也没有对华中给予足够的重视。请看毛泽东 1938年5月4日致项英电文“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人苏州、镇江、吴淤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人江北。”⑥电文中的“还应准备分兵......再分兵……”的表达方式，表明毛泽东只是注意到了这些地区，尚未下决心发展这些地区。再看毛泽东致项英电文“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支小队。”⑦“将来”、“力能顾及时”、“准备派出”、“一支小队”这样的表述方式，足以说明当时毛泽东对华中地区的看法。可以肯定，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③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对华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既然中共中央还没有决定发展华中，那么，丧失发展华中机遇的责任自然就不能由项英一人承担。 　　论者强知 ：1939年2-3 月，项英曾经与周恩来“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⑨(一说“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叭，后来又拒不执行。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耐人寻味。按理来说，周恩来是向项英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怎么又和项英“商得”一个“一致意见”？这样做置中共中央于何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此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实施“发展华中”战略。这可以在刘少奇的叙述中找到佐证 为了打开华中局面， 1938 11 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①但此后“发展华中”依旧没有起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刘少奇承认“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施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转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②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总结，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注意。 　　“一致意见”本身也需要推敲。首先“一致意见”有不同表述，其次论者在引用“一致意见”时，多未交代出处，只有《新四军征途纪事》指出是依据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③可以肯定的是，“一致意见”至少不应该与《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相抵触。笔者查阅全文，发现只有“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咱一句，可以说和”向北发展“(即”发展华中“)有关。全文突出强调”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 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 那个地方只有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⑤非常明确，周恩来与项英的”一致意见“应该是如何发展江南。论者在引用时多省略”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这个限定句。⑥省略了这一句，也就回避了”华中“并不包括江南这个事实，同时也就将周恩来提出的发展江南三原则转化为发展华中的三原则，自然也就会得出项英违背”一致意见“、抵制发展华中战略的结论。 　　论者通常把”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2-3个营从皖南过江……项英仅让张云逸个连过江吻，以及 1939年4月项英向中央提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会使得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③，作为“项英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的证据。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毛泽东的电文是 11 10日发出的，而赖传珠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到一团上课 小时之久，喉咙有些难受。下午 时半到家里，与张(云逸)谈去江北的准备工作。”⑩他 11 17 日的日记又记载“晨 时，张率特务营出发到江北。”@接到电文当天，新四军军部就着手准备张云逸渡江，而且一个星期内张即率特务营出发，这样的行动速度，怎么能说项英在抵制发展华中？那么，如何看待张云逸仅带两个连的部队过江？这还要看毛吃东的电文。毛泽东的电文是询问“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并非命令。既然如此，“项英仅让张云逸带 个连过江”就不能作为“抵制”中央方针的证据。况且，张云逸率领的精锐部队特务营。至于向中央提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只能算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主张不提口号不等于反对开辟根据地。项英的真实意思是“今天江北不在张扬而在求实利与实效，以便发展与强大”。①再说，如果项英抵制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怎么理解他在3月30日向毛泽东主动提出的“拟在江北设指挥部或办事处”？② 　　考察这一时期新四军的活动，项英是重点发展江南区域，同时兼顾华中 应该说，项英的行动是符合中共中央精神的。发展华中之所以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力气发展华中。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项英曾经抵制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 　　三、皖南新四军转移为何难以决断？ 　　论者强调“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其北移... ...如果项英昕从中央指示，在5月，或6月，或10 月，或 12 月北移……就有可能避免这一惨重损失。”③实际情况如何？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考察。。 　　1940年3月29 日，中央军委致电项英产在华中为新四军摩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④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到军部转移问题。不过，”万不得已时“的表述，意味着中共中央只是把转移作为应付突发事件的预案。项英表示”渡江，绝对不可能·…..向东，某方已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⑤对于中共中央而言，项英这样回答是在预料之中的。一来因为中共中央只是说在”万不得已时“北渡，二来是因为项英不久前致电中共中央：“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⑥使中共中央感到意外的是，项英还一再请求将在华中活动的叶飞、陶勇部南调。 　　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已下决心打开华中局面，项英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项英于4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军部留皖南……亦无法解决人、枪、款的问题。应即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作战略协同。”⑦5月5日，毛泽东回电产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③项英打算在皖南留一个团，毛泽东特地强调”力量不要太弱“ “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并不愿意放弃皖南。 　　也许正是因为中共中央不愿意放弃皖南，才使得本不愿意离开皖南的项英产生动摇。 5月29日 日，项英还欣喜地向中共中央报告与顾祝同“谈判结果”产“皖南留一团于铜、繁地区并留指挥机关一部。”6月12日，项英却致电中央：“此间情况甚急”，“彼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不外以军事力量来各个击破皖南与江南之企图。”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均现在看来，正是因为项英的犹豫，使得新四军军部丧失了最佳转移时机。粟裕痛心地说“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云岭仅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三个团去接应他们，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犹豫起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