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生活若干准则感想:历史上的今天（7月25日）

高升号事件背后的三国博弈

【澳大利亚】雪儿简思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两舰完成护航任务，从朝牙山返回旅顺，取道丰岛西北海面时，突遭早有准备的日舰拦截围攻。此时，适有清政府租用运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天津驶至，也立即遭到日舰攻击。护航操江号被掳，高升号将士拒绝投降，被击沉，上千名官兵殉难。这件事被后世史家称为高升号事件。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海战的开端，也被认为是大清王朝崩溃的开始。

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清廷希望拉英国抗日

满载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噩耗在第二天（1894年7月26日）传到了驻节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极其强烈地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

宝士德事后评价道，李鸿章“他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他们打了你们的总领事，击沉了你们的船，一点也不把你们公使的调停放在眼里！’”

消息传到北京后，震惊了紫禁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紧急约见英国驻中国公使欧格讷。双方对本次重要会议各自做了记录，但在某些关键细节上有所出入，反映了不同的关切点。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载，当奕劻追问：“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

而在欧格讷写给伦敦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完全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虽然我不如亲王消息灵通，但我仍有重要理由怀疑中国能否成功地抵抗日本突然和强有力的侵略”。

这份由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对于中日冲突已经爆发、且悬挂英国旗帜的商船被日本军舰悍然击沉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政策取向，应作出基本判断。英国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而最关键的是，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

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清廷对英国动向的判断和掌握。

日本政府痛斥海军

日本大本营首先从上海电讯、而非海军报告中得知高升号事件。

接获消息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极为愤怒，担心会因此遭到列强干预，尤其担心引起英国报复，因此痛斥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英国政府的外交档案也证实，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最害怕的是英国因此与中国结盟。

西乡从道被伊藤博文训斥后，到海军部召见海军部主事山本权兵卫。山本随后对舰队送回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将开战的责任推给了北洋舰队。

日本在接到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后，一方面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回复英军，请英方经由外交机关交涉；另一方面也试图约束海军军官们今后应审慎从事，但在舰队内部传达时，受到了东乡平八郎等的强烈抵制和不满。

从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在乎的并非与清军的冲突，而是对高升号事件可能招致英国的干预大为恐惧。《蹇蹇录》记载，西乡从道曾问陆奥宗光：“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牒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陆奥宗光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障碍。”

陆奥回忆道：“最使我国官民大吃一惊的，是我国军舰浪速号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消息。……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有英国国旗的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将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有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7月28日，他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说：“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并提出停止增兵，在前线与清军脱离接触，以免欧洲列强干预。

英国军方要求对日报复

高升号的悲剧传回英国后，舆论一片沸腾，群情激奋，要求政府对日进行报复。此时，巡弋在东亚的英国远东舰队，也做出了不寻常的军事部署：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Edmund Fremantle）不仅派红雀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更是派遣射手舰前往搜寻日本舰队，要向日本舰队问罪。

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

尽管当时出于全球战略（主要是对抗俄国南下）的考虑，英国已经决定扶持日本。但因为长期的“传统友谊”，英国军方和民间都还是将中国作为远东的首要合作对象，在中日冲突中，英国舆论一致认为“抗日援华”既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又符合英国的道义责任。

斐里曼特随即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利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斐里曼特的武装护航计划，引起日本政府的激烈反应。驻伦敦公使青木周藏奉命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斐利曼特的干预不仅侵害了日本作为交战国的应有权利，更与英国政府中立声明中的条款不符。青木要求英国政府下令撤回斐利曼特的这一要求。

三国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从事件发生到8月2号日本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日本走了两步重要的棋：

首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一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没的是一条英国轮船。同时，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据西方历史学家研究所得，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英国在获救者集结的朝鲜仁川以及获救者被送回中国的第一站烟台，收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Lord Kimberley)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就在英国草拟意见的时候,日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英国国际法专家为日本声辩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韦斯特莱克、胡兰德之外，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这几位专家的论调出来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几位专家“卑怯”、“不爱惜自己荣誉”、“违背职业道德”、“寡廉鲜耻”。但他们的论调对舆论明显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英国的海事审判。

1894年8月12日，长崎的第一次听证会结束，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8月14日，陆奥向驻英公使青木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之训令》，表示高升号本身“非法征募”、违反了女王的中立声明，要求青木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当日下午，青木即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饬令臣民严守中立。

8月20日上海举行第二次听证会后，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当时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的枪杆子毕竟是听政府指挥的。在政府的压力下，斐利曼特不久即彻底改变了态度。陆奥在发给日本驻英、俄、美等公使的电文中说：“英国海军司令报告说，他考虑到船的被击沉是有理由的。并建议英国政府不要提出要求。”

罗丰禄的抗争

1894年11月英国作出最后裁定后,到次年的2月5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改由中国政府承担。

1896年4月27日，索赔谈判正式开始。此时，在英国政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其主席、后成为国会议员的克斯威克（William Keswick）就是怡和公司的合伙人，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以外交手段推动其在华的商业目的，而为高升号索赔之事首当其冲。

此时，中国公使龚照瑗因为在伦敦公然绑架孙中山，在英国政府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内。李鸿章亲信罗丰禄以二品顶戴出任驻英、意、比三国钦差大臣（公使）。出身福建船政学堂的罗丰禄，是中国第一批留英学生，文武兼修，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和大英帝国周旋。

深谙洋务的罗丰禄，在高升号事件处理中，一出手就给英国一记猛拳：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索赔要求必须在损坏事实发生后的5天内提出，而印度支那航运公司在事件发生后近两年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主张期限。

根据英国的史料记载，当时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利斯伯利（Lord Salisbury）的高级助手桑德森（Thomas Sanderson）就为此沮丧不已，因为这正是英国的索赔要求在法律要件上的软肋。

1898年8月22日，罗丰禄向沙利斯伯利提交了一份照会，驳斥了英国学者以及司法部的全部观点。他指出：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的。其次，多日在海上航行的高升号，不可能得知在它遭遇日舰之前的数小时，中日军舰之间发生了冲突，既然高升号从未收到任何交战方的正式宣战通知，强加在高升号头上的所谓中立的义务就不存在。他指出，日本军舰惟一能做的合法行为，就是让高升号返回出发港口——实际上，从各方当事人的证词看，当时高升号船长也是如此与日本军舰交涉的，但被日军拒绝。

罗丰禄说，日本和英国的说法中，高升号的惟一“罪名”，就是它反抗了日军的强制行为，但在未得到“任何交战方通知”的情况下，高升号当然可以反抗，而英国政府却说日本人因此有权将其击沉，这是十分荒谬的。

这位中国公使，对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英国向中国索赔的合法性，都予以了坚决的否认。

1899年4月，中国公使和英国外交部继续舌战，但英国拒绝接受中国的观点。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正如英国学者胡兰德分析的，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如果当时中日还未处于战争状态，则日本必须为其非法搜查和破坏高升号承担全责。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

中英两国陷入仲裁困境

中英双方的谈判有点陷入了僵局。鉴于此，1899年3月18日，英国外交部提出以仲裁方式解决，罗丰禄于7月18日向总理衙门请示，北京于12月10日表示同意仲裁。

英国给中国提供了三种仲裁选择：一是海牙国际法庭、二是英国法院、三是选一位有声望和权威的第三国仲裁员。中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请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考特（Joseph Hodges Choate）作为仲裁者。

在双方共同拟订提交仲裁的文书草案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坚持认为日本并非参与仲裁的当事人，其与中英之间所需要仲裁解决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将日本的责任写进草案；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的责任问题恰恰是中英分歧的焦点和寻求仲裁的原因，需要的话，应当将日本也追加为仲裁当事人。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观点被英国粗暴地驳回了。1901年1月18日，英国政府就仲裁事宜在《泰晤士报》刊登公告，表明仲裁的目的只是证明中国是否有错，以确保中国对英国予以赔偿。在英国官方看来，仲裁只是判定中国赔偿的时间和数额而已。双方继续僵持到了1902年4月，英国政府提出和中国做笔交易：如果中国能在草案中放弃对日本的所有指控，则英国同意放弃对中国的所有指控。

但此时，双方却突然取消了仲裁安排。

中国息事宁人赔钱了事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事件，随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与此军国大事相比，高升号的善后事宜显得有点渺小了。

1902年5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与包括新任驻英公使张德彝、庆亲王奕匡等在内的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根据萨道义的记载，中国官员说，大家何必为了高升号这样的小事纠缠不休呢？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可以给予高升号船东“慈善性”的补偿。

几经周折，讨价还价，中国政府与印度支那航运公司终于商定了总数为33,411英镑的“慈善补偿”，1903年3月此款交割。此时，距离高升号沉没正好10年差四个月。

导致中国政府愿意赔钱了事的原因，除了庚子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外，也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年租赁高升号的合约中明确约定，一旦中日有战事，该船必须立即返回上海，合同立即终止，否则，中国政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一个月内以19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该船。奇怪的是，无论是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明确地以此特别条款向中国主张权利。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事件，最后却以民事事件收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说的，“英国政府始而动用公法继而诉诸私法的行为，就好像日本人从未打沉过高升号一样”。

高升号事件影响深远

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中发生最早、牵涉面最广、耗时最长、也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多边角逐。随着高升号的沉没，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展开，旧的大东亚秩序土崩瓦解。新东亚在硝烟、火光和血腥中诞生，并从此与世界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事实证明，日本军方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卤莽行为”，是一把双刃的剑,一旦成功即向西方表明：日本比中国更有实力成为新的远东代理人，这当然也更有助于日本废除其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高升号事件之前，日本一直试图与英国重新签订条约，力图废止不平等条约。这是明治政府前30年奋斗的首要目标。因此，在条约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十分担心军方在朝鲜的任何卤莽行动可能将英国逼到敌对面去，前功尽弃。在明治天皇的亲自协调下，直到英国签订了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次日，日本才决定开战。但此时条约虽已签订，却未换文，因此，日本政府因高升号事件而对军方恼怒亦在情理之中。但英国政府以自己在高升号事件中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新的伙伴的诚意。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作英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的“试错”和调整过程。作为高升号事件的第三方当事人，英国被迫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抉择。英日亲近，甚至结成同盟，对英国来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而且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靠拢。

高升号事件也促成了国际法的重大修改。1907年，受日本再次偷袭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刺激，各国迫切希望规范战争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召开。会议上，英国动议提出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即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战争状态的存在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并且只有在中立国接到通知之后,对它们才发生效力。但由“国际法研究院”提出的、在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的建议，却没有在公约中体现，这最终还是留下了可被利用的破绽。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偷袭飞机到达珍珠港上空时才递交宣战书，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001年，韩国宣布打捞高升号，大量文物“出土”。

高升号上价值8800万美元的600吨银锭，迅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打捞人员在探捞时，同时发现7具遇难中国士兵遗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人、包括中国那些激昂“抗日”的愤青们的重视，惶论任何形式的祭奠与缅怀。

此时，距离那个悲剧时刻，已经过去了97年，而隆隆的炮声似乎早已被人忘怀……(《国家历史》)

附录2：

飞机第一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 

飞越英吉利海峡

1909年7月25日，法国飞行员布莱里奥成为第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这次飞行从加莱附近起飞，降落在多佛堡，历时43分钟。这样，他赢得了《每日邮报》提供的1000英镑奖金,这种飞行是欧洲3个最优秀飞行员的进攻目标，他们是布莱里奥，兰伯特伯爵和休伯斯·莱瑟姆。他们三人都赶到加来海峡安营扎寨，准备尝试一下。但是兰伯特的飞机坏了，无法飞行；他6天前试飞过一次，没有成功。

兰伯特当时驾驶的是一架“安托瓦妮特”号单翼飞机。他于早晨6点40分从加莱附近的桑戈特白垩断壁顶上起飞。天气条件很理想，他飞得相当不错，一直飞到大约1000英尺高空（他说这是一个新的高空飞行纪录）。飞机飞到海峡中央时，突然出了故障。兰伯特缓缓地将飞机降落在水面，然后被一直与飞机并肩前进的一条法国鲁雷艇安全救出。

布莱里奥是4天前到达加莱海峡的，他驾驶的单翼飞机与兰伯特的设计相似，但略小些，带有1个双翼螺旋桨，由3台汽缸的引擎作动力。布莱里奥原打算当时立即就飞行，但因天气不好而推迟了。25日的飞行条件不错，因此，布莱里奥于早晨5点起飞，37分钟之内完成了21英里的飞行。美中不足的是他着陆时受了点轻伤。

这次成功是布莱里奥飞行事业的一个顶峰。1907年，他开始飞行时仅仅飞行600英尺远。第二年，他飞行了近半英里，获得法国飞行俱乐部授予的奖章。飞越海峡以前，他最显著的成绩是1909年7月3日在杜埃飞行中取得的：在4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里，飞行了40多公里。1908年11月，他死里逃生；当他打算在夏尔特尔附近降落时，飞机翻了过来，布莱里奥跳伞得救。布莱里奥被吸收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的成员。

附录3：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回国后，他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山海公学团，新安旅行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培养了大批人才。现择取陶先生伟大一生中的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1927年，陶先生创办了“晓庄学校”，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庄”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晓庄”。

陶先生的创举早已使反动派骨鲠在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便把触角伸向了晓庄。一天，值日的学生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对正在讲课的陶先生说：“蒋介石来了，先生是不是去接一接？”陶先生推了推老式眼镜回答：“你去问问他，是找我有事，还是来参观学校？”说完仍旧继续讲课。一会儿，值日生赶回通报：“蒋介石说是来看看。”陶先生“唔”了一声，略一思索后说：“那……我就不见他了。”蒋介石见这位教书匠居然如此傲慢，耿耿于怀。不久，晓庄被查封，陶先生被通缉，罪名是晓庄通共，有碍风俗。

你还是学社会科学吧

抗战时期，陶先生为造就民族解放一代新人，在重庆办起了“育才学校”，挑选了不少孤儿入学。有一位女学生是朝鲜抗日战士的孩子，才华初露，先生十分疼爱。但当先生得知她是朝鲜孩子时，就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还是进社会组，学社会科学吧，好不好？”朝鲜女孩不解地反问：“为什么？我从小喜欢作文，写诗……”先生耐心地开导：“你的祖国现在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经先生一指点，女孩懂了，她仿佛看见战斗在长白山麓的父亲，正向她致意：陶先生是对的……

并非文字游戏

陶先生还是一位乐观、风趣的大众哲学家。凡是和他相处的人，不论童叟都像铁钉遇见磁石一样，被他深深吸引。

据《新华日报》记载，1938年，陶先生宣传抗日，从海外归来，一踏入武汉就去探望保育院的难童。演说开头，便给小朋友们拆了一个字——“春”。先生说：“春”代表着春风奏乐，花儿伴舞，看见“春”也就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把“春”字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为众，就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你们看，“日”字不在“三”、“人”之下吗?说到这里，孩子们欢呼雀跃，口号不绝。

先生之举，并非文字游戏，而是闪耀着他心灵的光芒。（人民网）

附录4：

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 

英国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已经当上妈妈了

1978年7月25日23时47分，一位重约5磅12盎司（约合2.6公斤）女婴通过剖腹产，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奥尔德姆总医院降生。这位有着蓝色大眼睛，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当时备受世界关注——她就是世界第一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降生的小路易丝·布朗。

26年后，已经“平民化”了的“试管婴儿”像一个个欢乐的天使，走进了“千家万户”，为众多家庭带来天伦之乐。2004年9月4日，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喜嫁新郎，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心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路易丝的母亲莱斯莉，因输卵管有病无法生育——她的丈夫约翰先生则一切正常，医治9年无效后，她和丈夫决定进行世界上首例“试管受精”。1977年，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和斯蒂普特从莱斯莉的体内提取出卵子，将其和她丈夫约翰的精液一起放入一个培养器内，使卵子受精，然后将受精卵重新移入莱斯莉的子宫中，9个多月后，路易丝诞生了。

英国剑桥大学生理学家鲍伯·爱德华兹和妇科专家帕特里克·斯蒂普特，当时发明的“试管授精”技术属于领先地位，其研究一度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

在路易丝坠地前，人们担心试管婴儿的诞生会破坏已有伦理关系，威胁到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有人甚至担心“试管”中培育出的会是畸形怪物。当年的报纸纷纷惊呼——人类“在扮演了上帝”、又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违反了伦理道德”之类的谴责。

出生10个月后，路易丝开始学习走路，3岁时就可以乱跑，聪明活泼的她改变了大多数英国人对“试管婴儿”的观望和反对态度。到今天为止，“平民化”了的试管婴儿像一个个欢乐天使，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当初由“奇迹婴儿”所引发的争议也烟消云散。 

2008年时的路易丝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

附录5：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成立 

关于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到底是哪一家的问题，有数家在争此“殊荣”。一般人的看法是这样：随着1984年7月25日上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各地开始悄悄地进行着企业股份化的尝试。该公司第一批发行股票300万元，其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天桥百货。

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企再也无法掩饰其举步维艰的困窘，股份制改造被认为是拯救国企的良方而受到一致推崇。就在理论界论证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不存在姓“社”、姓“资”的社会属性问题时，沿海的上海、深圳先后推出多家股票上市的公司。

在这些公司中，1986年成立的深圳市发展银行的“原始股神话”推动了中国“股份制改造”运动大规模地进行。深发展的股票最初也是以摊派的方式才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勉强发完。1988年 4月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发展股票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始交易的股票。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后，人们开始注意到市场上股票巨大的增值功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少人认为深圳市发展银行是中国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深圳市发展银行

附录6：

巴塞罗那奥运会 

巴塞罗那奥运会会徽 

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

第25届奥运会1992年7月25日至8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申请主办这次奥运会的城市还有法国的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英国的伯明翰和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1986年10月17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91届全会上，巴塞罗那赢得了主办权。

本届奥运会共有28个大项257个单项，首次列入棒球、羽毛球两个大项，并新增设了女子柔道等20个单项。轮滑冰球、回力球和跆拳道及残障轮椅赛跑被列为表演项目。共有169个国家和地区的9367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女运动员2708人，男运动员6659人。参赛运动员最多的国家是美国537人，独联体472人和德国463人。中国派出251名运动员参加了20个项目的比赛，中国台北有37名运动员参加7个项目的比赛。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全部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南也门和北也门，东德和西德各合并为一个国家奥委会、新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等国的奥委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苏联解体后，原有的许多世界级优秀运动员分散到各个独立的国家里，国际奥委会经过与各方多次协商，终于使他们聚在一起，原来15个加盟共和国除波罗的海3国外，余下的12国组成“独联体”代表队，所需经费靠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和拉取赞助解决。这样，既保证了本届奥运会竞技的高水平，又解决了各个新独立国家的参赛问题。独联体代表团的旗帜则采用国际奥委会的会旗。未出席上届奥运会的朝鲜、古巴、塞舌尔、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阿尔巴尼亚7国也参加了本届奥运会。

由于南斯拉夫的战乱，联合国安理会在1992年5月底通过第757号决议，不准塞尔维亚和黑山地区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及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为改变这种局面，促使这个地区的运动员参赛，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多方奔走，穿梭外交，直到开幕前3天，终于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恩准。但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运动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并不得参加开、闭幕式和集体项目的比赛。国际奥委会得知这个可喜的结果后，立即派专机接运南斯拉夫运动员，使他们按时参加了获准参加的各项比赛。

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有许多特色。其一、在火炬接力过程中，72岁高龄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附近一个小城中，也兴致勃勃地持火炬跑了1000米，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直接参加火炬传递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其二、巴塞罗那奥运会筹委会邀请国外人士参加火炬接力，共邀请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5名选手。其中包括中国6名，中国台北2名。这在奥运史上是第一次。其三、火炬传到主会场后，由1984、1988年两届残疾人奥运会射箭奖牌获得者，37岁的巴塞罗那选手雷波洛（Antonio Rebollo）射箭点火。只见他从轮椅上站起来，用火种点燃箭头，然后准确地射向70米远、21米高的圣火台，圣火随之而起。据说，为了表演这项绝技，他练了不下2000次。其四、在开幕式上，大会特制一面巨幅奥林匹克五环旗，覆盖了会场中的所有代表团，以此象征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团结、和谐与完美。

本届比赛成绩突出的有独联体男子体操运动员维塔利·谢尔博、游泳运动员叶夫根尼·萨多维、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克里斯蒂娜·艾盖尔塞吉和美国田径明星杰基·乔伊纳·克西等。

本届奥运会首次为职业篮球运动员敞开大门，使早已风靡全球的美国职业篮球NBA明星球员得以参加奥运会。以“飞人”乔丹、“魔术师”约翰逊等职业篮球选手组成的美国“梦之队”以极其精彩的表演轰动了巴塞罗那，他们不仅以全胜成绩轻松夺冠，而且把其技艺通过电视传给全世界更多的观众，扩大了篮球运动的影响。

中国此次选派男运动员118人、女运动员133人参加除足球、曲棍球、棒球、手球及马术以外共20个项目的比赛。中国代表团在经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失意后，本次重新发挥出高水平，结果共获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成绩超过了此前最高的1984年奥运会，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中国台北棒球队则获得了该项目的银牌。

水上项目是中国队本届奥运会的夺金大项，其中在女子游泳比赛中，中国队的“四朵金花”庄泳（100米自由泳）、钱红（100米蝶泳）、林莉（200米个人混合泳）和杨文意（50米自由泳）各获一金。跳水比赛中国队也三度摘金。女子跳板决赛中，高敏在分数连续多轮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最终成功卫冕。刚刚在国际跳坛崭露头角仅两年的小将伏明霞则在女子跳台比赛中获胜，以14岁的年龄成为奥运会冠军。孙淑伟在男子跳台项目中为中国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枚男子跳水金牌。

乒乓球项目共为中国代表团增添3金，其中邓亚萍在夺得女子单打冠军后，又与队友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金牌。而王涛和吕林则在男子双打比赛中夺冠。

在体操单项决赛中，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李小双以技惊四座的后空翻“团三周”夺取了男子自由体操的金牌。陆莉则以完美的表现在高低杠比赛中夺金。

在射击比赛中，已是连续第三次征战奥运会的王义夫在男子气手枪项目中终于首次取得了奥运金牌。而女子运动员张山则在与男运动员的同场竞技中，获得了双向飞碟项目的冠军。

此外，陈跃玲在田径女子10公里竞走，庄晓岩在柔道女子72公斤以上级中也各夺得1枚金牌。

中国女篮一路过关斩将，顽强地拼到了一枚银牌。中国的传统强项羽毛球本届首次被列为奥运会正式赛项，但中国队却意外地全军覆没，未能夺取任何单项的金牌。

本届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以4.01亿美元购得，再加上欧洲广播电视联盟、日本NHK、澳洲电视台等相继投资，使筹委会获得六亿多美元的收入。此外，各大厂商的赞助、发行纪念币、出售门票等，使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了盈余。

本届奥运会的经费预算及总投资超过了莫斯科和汉城奥运会，达到了96亿美元。其中扩建国际机场、兴建高速公路等设施占了三分之一，其余主要用于体育场馆的修建和场地整修，大会开始前各种场馆设施均达到了现代化的国际标准。

本届奥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只取名为“科比”的小狗。它是一位西班牙著名画家早在1987年专为这届奥运会设计的。经过5年的宣传与展示，小“科比”的形象已深得人心。

花絮

擅自做主

第25届奥运会组委会与国际垒球联合会协商后，单方面宣布将女子垒球比赛列入92年奥运会比赛项目并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宣传。国际垒球联合会立即致函各会员协会，通报这一“特大喜讯”。国际奥委会对此十分不满，同时重申了它对奥运会比赛项目设置的决定权。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自知理亏，向国际奥委会表示歉意，重申组委会的筹备将严格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金牌得而复失

男子10000米金牌决赛时，第一个撞线的摩洛哥选手因被指控得到队友的“非法”帮助，被取消冠军资格，金牌为第二个到达终点的肯尼亚选手获得。摩洛哥队不服，向国际田联提出申诉，田联裁决金牌归还摩洛哥。不过肯尼亚选手并未为金牌得而复失而气馁，他们不仅在后来的800米赛中包揽了冠亚军，还在3000米障碍赛中独霸金、银、铜牌。4年后，他们再次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风云人物

举重台上的“神童”

纳伊姆·苏莱曼诺尔古（Naim Suleymanoglu）出生在保加利亚，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土耳其人。这个身高只有1米47的小个子很早就凭借举重方面的天赋引起瞩目，他第一次打破成年人比赛的世界纪录时只有15岁。1984年苏莱曼诺尔古16岁时，他成为第二个举起自身三倍重量的人，但是可惜的是，保加利亚抵制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莱曼诺尔古也失去了在国际赛场上扬名的机会，在奥运会结束后几个星期，他曾经举起了超过奥运会金牌成绩30公斤的重量。

1986年，苏莱曼诺尔古来到土耳其，并代表土耳其参加了1988年奥运会。在60公斤级的比赛中，他同时打破了抓举和挺举的世界纪录，并以30公斤的优势夺冠。事实上，他的总成绩甚至比下一个级别的冠军还要高！在8年半的时间里，苏莱曼诺尔古保持了全胜的战绩，但是在1992年欧锦赛上，保加利亚的佩沙罗夫战胜了他，不过三个月后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苏莱曼诺尔古还是获得了金牌，领先佩沙罗夫15公斤。

四年之后苏莱曼诺尔古又来到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赛场，他与希腊的莱欧尼迪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较量，最终还是苏莱曼诺尔古技高一筹，他打破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夺冠。2000年悉尼奥运会，苏莱曼诺尔古试图再度蝉联冠军，不过他在抓举比赛中三次试举145公斤都没有成功，最终没有成绩。

请叫我“魔术师”

传奇篮球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1959- )在他1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魔术师”这个绰号。之后，在三年的时间里，约翰逊带领他的高中队获得了州冠军，然后又带领密歇根州队取得了NCAA冠军，再之后又帮助NBA的洛杉矶湖人队取得了总冠军。

作为NBA历史上身高最高的组织后卫（2米06），约翰逊3次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5次获得NBA总冠军。对于一般球员很难出现的“三双”(一场比赛得到至少10分，抓下10个篮板，送出10次助攻)，在约翰逊身上则像家常便饭一样。

1989年4月17日，国际篮联投票决定NBA的职业明星们也可以参加奥运会，这样一来美国队就组成了一支梦幻般的阵容来到了巴塞罗那，他们被世人称之为“梦之队”，事实上他们也完全配得上这一称号。

而在这支球队中，“魔术师”约翰逊正是两位队长之一。比赛一开始梦之队就表现出了实力上的巨大优势，他们在比赛中没有叫过一次暂停，8场比赛中的平均得分超过了100分，达到117.25分，平均每场净胜对手43.75分之多。最终他们毫无悬念的拿下了那一届奥运会男篮比赛的金牌。

三届奥运四枚金牌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年仅17岁的金水宁（Kim Soo-Nyung）在主场观众面前获得了个人和团体两枚射箭金牌。此后金水宁又夺得了1989和1991年世锦赛的冠军，在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个人银牌和团体金牌之后，21岁的金水宁选择了退役。

在此后的7年中，金水宁结了婚并生下了两个孩子。1999年，金水宁回到了训练场上，并获得了代表韩国参加悉尼奥运会的资格，这一次她在个人比赛中获得第三，从而集齐了奥运会三种颜色的奖牌。而团体比赛中，金水宁和队友轻松夺冠，使自己的奥运会金牌增加到了4枚。

短距离游泳的黑马

独联体的波波夫击败比昂迪，夺得50米和100米自由泳2枚金牌，从而结束了美国人对男子短距离游泳的统治。4年后他蝉联这两个项目的奥运会寇军。 

男子3000米障碍赛的激烈争夺 

林福德·克里斯蒂夺得100米赛跑冠军

（英国运动员林福德·克里斯蒂成为第三位赢得奥林匹克100米赛跑冠军的英国人） 

“魔术师”约翰逊

（32岁的美国篮球名将“魔术师”约翰逊获得奥运会金牌后不禁泪流满面） 

美国“梦之队”

（由乔丹、约翰逊等职业篮球运动员组成的美国“梦之队”，以精湛的球艺和魔术般的表演，轰动整个巴塞罗那） 

谢尔博一人独夺6金

（在第25届奥运会上，体操运动员谢尔博一人为独联体夺得6枚金牌） 

张山在领奖台上

（张山在男女混合项目双向飞碟射击赛中夺冠，成为奥运会飞碟射击史上第一个获得金牌的女选手。因从下届开始，飞碟比赛男女将分开进行，张山又成为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附录7：

库克群岛 

库克群岛地图 

库克群岛国旗 

库克群岛国徽 

库克群岛首都 阿瓦努阿 

库克群岛货币 流通新西兰元 

库克群岛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