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尧知行合一7万元:草书 中国书法艺术的正脉

本书作者田旭中系知名书画家、艺术评论家，任四川省书学学会会长、四川省草书研究会会长。他以10年心血撰成《中国草书艺术史》，本着“溯其源流，理其脉络，论其得失”和“言之有据，论必有理”的原则，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汉字草写历史的发展和演进，书法家的流派、传承关系和风格特点作了详细介绍，图文并茂，资料丰富。他在书中提出了“汉字草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汉字草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正脉和主流”等新观点。

一部书法史，实质上是汉字草写艺术的历史。中国汉字的历史多悠久，汉字草写的历史就有多悠久。

汉字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实用，二是观赏。实用导致了汉字的正写，而观赏则导致了汉字的草写。所谓“草写”，即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的主要供观赏的书写形式。

因此，汉字无论演变到哪个阶段都有草写。汉简有草写，如东汉早期《武威汉简》、《永元兵器册》；汉隶有草写，如《石门颂》；三国皇象《松江急就章》则是章草的代表性作品；篆书也可以有草写，如今人韩天衡所作的草篆。

汉字的草写历史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文明演进历史，是中国历代文人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人生信仰、审美情趣物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面对强大的封建政治势力挤压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显得非常弱小、非常苍白。然而人又总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的生命意志，人的情感志趣，人的精神魂魄，又必然寻找一种载体予以宣泄，予以彰显，予以寄托，当诉诸文字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时，那么诉诸绘画和书法（草写文字）就成为逃避现实、回归本体最好的方式。

撩开汉字草写的历史的重重帷幕，透过汉字草写的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士大夫躁动不安的灵魂和超越人生、企望不朽的生命渴求。从“不治他技”“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的张旭，到人生理想破灭，“所期好书数行”的王铎，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人生的无奈与悲怆，还有生命意识和全部精神寄托。当我们今天看到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书家草写墨迹，如孙过庭《书谱》、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时，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先贤彼时不同的心境和信笔挥洒时的儒雅从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说，汉字草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

汉字草写在东汉时已相当盛行，时人研习草写几近疯狂。赵壹《非草书》指责一班士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这一极为形象的批评从反面证明两点：其一，汉字草写至迟在东汉已蔚然成风；其二，汉字草写这种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无限艺术魅力和带给人生的乐趣。

事实上，汉字草写不仅使人们品尝到书法的无穷乐趣，更看到了人的创造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

翻检书法史，我们在汉字草写这样一个恣情纵意的艺术天地，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卓越书法家的创造性劳作，并且成就了自己。汉代的张芝，三国的卫瓘，西晋的索靖，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王珣，唐代的张旭、怀素、孙虔礼，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頫、康里巙巙，明代的宋克、祝允明、杨维桢、徐渭、董其昌、黄道周、张瑞图，清代的王铎、傅山、何绍基；近代的于右任、毛泽东、王遽常、林散之，如果把行书大家放在里面，这个队伍就更庞大了。

梳理和研究汉字草写的历史和现状，并非要抹煞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各自不同的书体特征，而是为了从更深的层面揭示汉字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汉字书写的五体特征仍然可以沿用，在对书家的作品进行说明时，仍然可以沿称真、行、草、隶、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汉字演变过程中存在的正写和草写的客观事实。

汉字草写艺术的历史表明，真正的艺术大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化的训练。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几乎所有汉字草写大家同时也是汉字正写高手。古人云：正如立、行如行、草如奔。焉有未能正者而善行善奔者？所以说到底，汉字正写是汉字草写的前提和基础。汉字正写讲求的是书写的规定性、约束性，而汉字草写则是着眼于书写的抒情性、自由性。它们作为汉字书法的两极，共同支撑起汉字书法艺术的金字塔，它的基础是正写，顶端则是草写。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受古人对书体认识的影响，只是对狭义的草书作过一些研究和梳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笔者认为，为了繁荣书法艺术，实有必要把狭义的草写研究推进为对汉字草写艺术大系统的研究，这样做，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廓清草书的历史脉络，拓宽研究的深广度，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高层面认识汉字草写背后的人文精神。（田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