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杠杆撬动世界之二–草根经济学家在洛杉矶

(我在国外发表的经济评论是我公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公民外交使我文章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我劝阻奥巴马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事迹被大陆港澳台东南亚北美的很多大报杂志发表，先后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亚洲新闻频道，华尔街日报等许多国内国际媒体的采访。我尽一切可能宣讲劝人为善的全球贸易观货币观。我写的评论文章先后被英美的Wall Street Journal,Business Insider,Huffington Post，Financial Times Tilt,Zerohedge,FXstreet,《世界日报》；印度的First Post，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台湾的《人间福报》和香港的《信报》《苹果日报》 发表。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获邀参加了今年11月于西班牙瓦伦西亚举办的全球中国经济会议并作通货膨胀的主题演讲。新年伊始之际，为感谢读者，我决定发表我的公民外交系列四篇文章，揭示用公民外交这根细小的杠杆尝试撬动世界的努力，不要被自不量力的可笑吓到，勇敢地放下你的赌注，赌生活和世界都会更美好。）

2月1日是我离开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日子。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对这次公民外交能取得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信心。美国人民有着悲天悯人的善良，这是悲剧的感人力量，人文的关怀和宗教的慈悲。一旦他们在你的理念中得到共鸣，（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警觉性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频频有人问我是不是北京特训前来美国做国际公关的特使，因为像我这样能有效地把准确的信息传达给美国受众，并得到左中右共鸣的中国人，他们见得很少，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背后一定是一个团队的行为。），他们会坚定的支持你帮助你，去为你的理念扩大影响，去为你的目标贡献时间和才华，去为你站台募捐。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文化和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他们渴望被代表，他们渴望能与他们共鸣，知道他们的情感赤字和诉求缺失的民意领导者的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美国人劝我在美国留下来的原因，去run for the office,或者作一个活动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认识peter diamond教授及其他许多美国社会精英的原因。我对接下来的公民外交之旅充满了信心。

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我认识了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高级顾问和德意志银行副总裁的James Dix先生，我们谈了关于中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互动的许多话题，还有代表赤字和双边关系赤字，最后话题自然引发到公民外交。期间我们谈到 Peter Diamond教授可能进入美联储，James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Frederic Mishkin教授曾是美联储纽约的执行副主席。James对我关于公民外交的理论阐述很感兴趣，让我把相关资料email给他。我们约好在纽约共进晚餐继续我们未尽的话题。

洛杉矶是个和波士顿和剑桥很不同的城市，很工业化的大都会感觉，波士顿和剑桥很像古朴隽永的英国城市。我在洛杉矶的主要联系人是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协调员Candace Burnham，所以我住在离她比较近的地方—Compton。Candace知道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所以她建议我住在离好莱坞比较近的地方，但是我告诉她：“我最想见的风景还是像她这样的美国人的内心世界。”熟悉hip hop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的许多说唱乐巨星最初都是在Compton作皮条客，毒贩子起家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r Dre和Snoop Dogg, 2Pac也常在这里寻找暴力灵感。不过来到这里感觉街区还是比较平静的，没有那种电视上看到的帮派云集的感觉。还有一个比较震撼的地方就是，波士顿和剑桥正笼罩在冰雪风暴之中，而洛杉矶却完全是一派夏日感觉，阳光温暖慷慨地洒满大街小巷，洛城人穿得非常清凉，非常时尚，非常有风格，与我在英国时听到的美国人不善穿着，身形走样的形象完全不同。洛城人很张扬，很性感。我把这点感受放在了我在公共外交中心演讲的开头，全场人大笑，又非常为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加州而骄傲。

然后我告诉大家洛城是美丽的，但陈腐旧见(stereotype)是危险的和富于欺骗性的。中国和美国在2010年有超过3000亿美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在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上我们还是停留在陈腐旧见(stereotype)和冷战思维上，两国在以货币为单位的交流上和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我管这种不平衡叫做双边关系赤字），这就决定了我们两国以后的关系将在互信缺乏的基调下继续在贸易，货币等各个领域的利己博弈和冲突的态势，就像两个人维持着一个表面握手，背后藏刀的姿态，也即是博弈论中边缘政策（brinkmanship） 现象。

我的听众中有一个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人员，他说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充满了不确定的焦虑，所以建议白宫进一步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付这种挑战，这对奥巴马政府以经济为中心，致力财政赤字消减的执政承诺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和负担。我又指出这种双边关系赤字还会为两国过度的民族主义提供滋生土壤。贸易保护主义和茶党兴起都不是偶然。一旦这种过度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政策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后果将不堪设想。贸易战，货币战，军备竞赛甚至是战争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在官方沟通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尝试去弥补这种双边关系赤字，而不是坐等危机发生，因为危机中会有无数中下层家庭的生机受到牵连，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我们应该去在微观层面上做些努力。这时候有人问我：“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去中国工作，学习和旅游，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来美国做同样的事，这算不算是一种公民外交？”我说：“教育和旅游都是一种服务产品。我们不但应该鼓励两国人民消费彼此的产品 和服务，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消费彼此的情感，文化，思想和观点。这种在经济上无限紧密，在情感上十分遥远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经济联系其实是脆弱的，容易破碎的。”又有人问我：“中国缺乏言论自由，这对公民外交开展是否不利。”我说:”自由是相对的，比如说你的邻居天天晚上派对到天明，吵得你睡不着觉，你睡觉的自由和他派对的自由之间有矛盾，最后是不是要在不同的受众群体的自由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了这种平衡你可能会投诉，叫来警察。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方式和美国不同，不代表中国就不自由。我公民外交的活动受到了国内许多最大媒体的报道和提倡，这没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化和社交网络的今天，公民意识的崛起是连政府都必须认真审视，引导，鼓励和利用的现象。林肯总统在148年前号召我们建立一个“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今天我们必须用我们公民的意识和行动去实现它。至此我的演讲在一片掌声中结束，我知道林肯总统对美国精神的巨大感召作用，用他的话更能和美国民众产生共鸣。

演讲之后Candace给我引见了公共外交中心的副主任Naomi Leight女士。她告诉我美国民众对公民外交参与度很低，他们没有这种紧迫感，也没有这种使命感。公共外交缺乏清晰的理论框架和诉求结构。于是我就把自己对于公民外交的理论认识对Naomi作了阐述：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如果能把它们量化，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调整依据，也能成为向公众宣传的共识平台，提高公众的危机感和参与感。Naomi对此提法很感兴趣，提出我可以来他们中心做研究学者。但我不想公民外交只成为象牙塔里的一个东西，一个精英层的东西，我想使它成为一个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公民运动。于是我问Naomi公共外交中心能否帮助中国展开公民外交运动，Naomi说他们中心是一个智囊机构和研究实体。公民外交的实际开展由美国公民外交中心主管，他们能给我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我请求Naomi介绍我认识一些公民外交中心的管理层，结果我认识了位于华盛顿的公民外交中心联络主任Diane Rasmussen，我们将在以后商讨帮助中国展开公民外交的可能。

在洛城的五天我没有去看一次风景，没有去看好莱坞，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日程排得满满，我想来一次美国不容易，得尽力为公民外交和保护中下层人民就业免于贸易争端威胁做一些事。

就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研究问题，我应Naomi的引荐拜访了南加州大学研究公共外交的Jay (Jian) Wang副教授。他是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Nation Branding)的研究专家。在见Jay之前，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发现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孔子学院和软实力。我们从中国在时代广场的国家品牌广告谈起。从胡锦涛主席访美前的1月19日到2月14日，这段广告在时代广场最显著的位置，每天播放300次，总共播放8400次。我问美国人对这段广告的感受是什么。Jay说这段广告打破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很多陈腐旧见，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有内涵有深度，有才华和强大自信的一面。但是花费颇巨，性价比还有待观察。特别是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强大的一面，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强大将会为亚太和平，人权改善，和贸易平衡承担什么养的责任，因此会引起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为美国人强大惯了，中国的崛起和出手阔绰让他们很不习惯。我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所以不必太考虑性价比的问题，只是国家形象毕竟不是可 乐和耐克鞋，中美两国人民的互信和友谊是很难通过新闻发布会和电视屏幕产生的。在全球化，facebook,手机普及和国际旅行越来越便宜的今天，我们应该鼓励各国人民直接互动，一起面对挑战和冲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友谊和互信才是真实的，牢而难破的。公民外交可以使外交人性化，可以弥补官方渠道无法弥补的互信缺失。最后我们一起探讨了量化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可能性。Jay说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和代表赤字很难量化，参照系也不好找。南加州大学的交流学院对这种研究会非常有兴趣，我可以申请来做专项研究。

见了Jay之后，我还拜访了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院长Clay Dube先生，向他介绍了一下我所做的公民外交活动，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理论构想。Clay认为我关于公民外交的理论阐述很新颖，值得进一步研究，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月5日，我离开洛城飞往纽约。洛城之行见到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学者权威，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相应工作人员，并与他们讨论了我那关于公民外交的理论构想：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为以后的 进一步研究和在美国决策层的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白宫的政策制定非常仰仗于各个领域里的学者权威，南加州大学的交流学院里许多教授都曾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顾问咨询，所以公民外交要影响决策层，就必须有相应的理论建设。

-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