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书记讲话:地位低下，常受凌辱，农民的第八苦

地位低下，常受凌辱，农民的第八苦

　　不妨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面：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孕妇不期而遇，一位未来的母亲对另一位未来的母亲说：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要高人一等。面对此情此景，你一定会说，这是一位没有教养的妇女。孩子还没有出生,凭什么说，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就是人上人？

　　不幸的是，你错了。不是这位妇女缺乏教养，而是法律确实赋予了她和她的孩子与生俱来的特权。中国的户籍制度使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可以这样夸耀。

　　如果林肯的母亲是在中国，面对这样趾高气扬的羞辱，她也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农民，因此林肯也只能是农民。农民的儿子也是农民，这是法律的规定。未来的林肯不能在北京找工作，因为他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而北京2002年要求农民工最低在初高中文化才能打工。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就是想当垃圾清运工、尸体接运工也不行。尽管有限的教育也会使他念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可北京不欢迎他，这样，他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也就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因此也就租不起房子，窘困不堪的林肯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按照《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本身就已经是违法，他将随时被抓进收容遣送站，然后驱逐回原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他没有北京户口。如果另一个人和他的处境完全一样，仅仅凭北京户口，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关爱，领到一笔救济金，更不会因此失去自由......

　　在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市不是这样对待没有该市户口的农民。

　　当然，它们这样做都能够找出政策甚至法律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政策针对着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

　　我不想引用什么玄妙的理论，但我要告诉那些主张隔离的人，农民也是人，也是中国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理由被解读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农民除外”！

　　我们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得城里人在内心深处有很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很强的歧视色彩。

　　农民除了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外，还受到了农村的乡村干部、恶势力的凌辱。

　　黑龙江省林口县的植树大王刘树德，种植了18年的300亩的成片林木，因被村干部眼红，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由于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刘树德没有同意，从此他便受到村干部的报复。1997年至1998年间，刘树德管护的300多亩天然林被砍毁，100多亩林地被改种了庄稼。

　　一个好端端的种树大王就这样被毁得倾家荡产。

　　2001年9月20日《衡阳日报》和9月24日《衡阳晚报》2001年9月24日报道的40个"失控村"因村的权利被黑恶势权所掌握，凌辱百姓的事。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有些乡镇领导因这些年来农民的税费难以征收，就采用"恶人治村"的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政权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做事十分凶狠，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乡镇领导扶持这些黑恶势力的主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当地有名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政权"三主干"的一把手。湘南某市这次集中整治的40个失控村中，就有10多名村支书因此而被依法查处。这些地方黑恶势力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黑恶势力一般采用两手来对付乡镇干部，即对"识时务"和"合作"的给好处，这些好处不仅是给个人送礼行贿，还有以完成上交提留等为条件，而一些乡镇干部在得到这些"好处"后，就会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撑腰。而对那些"不识时务"和"不合作"乡镇干部，就会来所谓的"软硬兼施"，在给经济好处的同时，常常以乡镇干部本人或子女的人身安全来恐吓某些乡镇干部。那些立场不稳、党性不强的乡镇干部，往往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向黑恶势力低头，充当它们的保护伞和黑后台。

　　这些，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农民，你何时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