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教师节领导讲话体会:桃子究竟该由谁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8:14:45
桃子究竟该由谁摘
作者:思农
大部分中共将领不在抗日前线
海峡两岸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八一五”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四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了。
笔者小学时，有一篇课文《桃子该由谁摘》，是毛泽东写的。课文开头就问：“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接着说：“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又说：“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
众所周知，抗战时，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亦即领导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最高领袖，并且得到国际社会尤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所一致公认的。毛说蒋“一担水也不挑”，但八年全面抗战毕竟结出了胜利果实，那么，究竟桃子最该由谁来摘？又究竟是谁“消极抗战”、“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六十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已有不少精辟的学术专着，而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乃至官方，也陆续有了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和解：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八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政府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中，按照全国战区作战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仍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六个旅和一个后方总留守处。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又组成了新四军（相当于八路军的师），下辖四个支队（相当于旅）。
原中共红军的军级以上主要军事干部共三十六人，改编为国军后，按照当时的国军官阶，副旅长以上军官一般都是少将军衔，也就是说，这三十六人都是八路军或新四军里少将以上的主要将领。一场战争，十支军队，除了统帅部在后方运筹帷幄，其主要和优秀的将领，按理基本上都应身在战区和前线，以便就近直接指挥所部作战。但是，除了小部份逃、亡、病、被俘者和一直坚持在前方的四名将领，大部份人则早的在一九三九年、最晚的也于一九四三年，就全都陆陆续续地先后因为驻守后方和参与大生产、工作、学习、整风、开会等而返回了延安，并且几乎都未回前方（除了王震南下），结果终于等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抗战胜利！当然，陆续返回延安并留下的，还远远不止上述之数。
日军败局已定中共急忙“抢桃”
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开始的。
在全国军民尤其是在正面战场上国军兄弟仍与日寇浴血奋战、捐躯殉国的烽火岁月里，中共各中央局和分局、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先后返回了延安，参加了这为期整整三年的党内“运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整风运动结束；四月二十三日，中共接着召开“七大”，六月十一日，“七大”亦已落幕；但直至八月初，中共大部份党政军高级干部仍然云集延安。毛泽东在八月四日给鄂豫皖边区党委的电报中也仍然这样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这时，还在“稳坐钓鱼船”的毛大帅尚未着急，其他人又用得着焦急么？
然而风云突变。美国于八月六日和九日在日本投下两个原子弹，苏联也于八日对日本宣战，日军侵华战争顿成败局。这时，中共马上积极、忙活起来了。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见《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第一版）。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小部队变成了大兵团，但有了兵，还要有各战区的统帅和带兵的战将，于是，也就有了当年一场中共革命史上的“超级精英大空运”。
各路主将纷纷赶去争夺天下
据大陆公开出版史料的披露，此事的具体日期是八月二十五日、亦即日本宣布投降后十天，当时毛泽东正为怎样才能最快地把已在延安养精蓄锐多年的中共领导干部尤其军队主要将领紧急送到各地与国军争抢地盘而头痛，机会却竟从天而降、送上门来了：美军两架运输机到延安接回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几天后，邓小平（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和刘伯承等二十余人乘坐美军运输机，由延安急返太行山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二○○七年八月第一版）。其实，同机的二十余人中，还有林彪、陈毅、陈赓、萧劲光、陈再道、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一批共军高级将领。其中，返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只是刘、邓、陈赓、陈再道和秦，而林彪和陈毅等在太行着陆后，还须转赴山东。但尚未走到山东，林、萧和几位政治局委员中途又即奉令改奔山海关，去与国军抢占东北了。而搭另一架“顺风机”飞回晋察冀军区的，则有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和刘澜涛（二人均为该军区副政委）等（据《聂荣臻回忆录》）。上面所提到的人，仅是乘飞机走的小部份。总之，此前一直留在延安蓄势待发的共军将帅，这时就纷纷如猛虎下山，重率已迅速集中起来的旧部，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赴准备与国军争夺天下的各个战场。其实，这些情节，大陆许多革命回忆录里都不乏具体生动的描述，例如著名的军事纪实作品《雪白血红》。仅从一个侧面，已可见微而知着：桃子究竟该由谁来摘？其实答案已自在人心－－不必提起八年抗战中，包括壮烈殉国的二百零六位少将旅长以上将领在内的三百二十一万多名伤亡的忠勇国军了！
作者:思农
大部分中共将领不在抗日前线
海峡两岸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八一五”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四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了。
笔者小学时，有一篇课文《桃子该由谁摘》，是毛泽东写的。课文开头就问：“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接着说：“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又说：“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
众所周知，抗战时，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亦即领导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最高领袖，并且得到国际社会尤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所一致公认的。毛说蒋“一担水也不挑”，但八年全面抗战毕竟结出了胜利果实，那么，究竟桃子最该由谁来摘？又究竟是谁“消极抗战”、“却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摘桃子”？六十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已有不少精辟的学术专着，而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乃至官方，也陆续有了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和解：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八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政府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中，按照全国战区作战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仍称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六个旅和一个后方总留守处。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又组成了新四军（相当于八路军的师），下辖四个支队（相当于旅）。
原中共红军的军级以上主要军事干部共三十六人，改编为国军后，按照当时的国军官阶，副旅长以上军官一般都是少将军衔，也就是说，这三十六人都是八路军或新四军里少将以上的主要将领。一场战争，十支军队，除了统帅部在后方运筹帷幄，其主要和优秀的将领，按理基本上都应身在战区和前线，以便就近直接指挥所部作战。但是，除了小部份逃、亡、病、被俘者和一直坚持在前方的四名将领，大部份人则早的在一九三九年、最晚的也于一九四三年，就全都陆陆续续地先后因为驻守后方和参与大生产、工作、学习、整风、开会等而返回了延安，并且几乎都未回前方（除了王震南下），结果终于等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抗战胜利！当然，陆续返回延安并留下的，还远远不止上述之数。
日军败局已定中共急忙“抢桃”
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开始的。
在全国军民尤其是在正面战场上国军兄弟仍与日寇浴血奋战、捐躯殉国的烽火岁月里，中共各中央局和分局、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先后返回了延安，参加了这为期整整三年的党内“运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整风运动结束；四月二十三日，中共接着召开“七大”，六月十一日，“七大”亦已落幕；但直至八月初，中共大部份党政军高级干部仍然云集延安。毛泽东在八月四日给鄂豫皖边区党委的电报中也仍然这样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这时，还在“稳坐钓鱼船”的毛大帅尚未着急，其他人又用得着焦急么？
然而风云突变。美国于八月六日和九日在日本投下两个原子弹，苏联也于八日对日本宣战，日军侵华战争顿成败局。这时，中共马上积极、忙活起来了。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见《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第一版）。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小部队变成了大兵团，但有了兵，还要有各战区的统帅和带兵的战将，于是，也就有了当年一场中共革命史上的“超级精英大空运”。
各路主将纷纷赶去争夺天下
据大陆公开出版史料的披露，此事的具体日期是八月二十五日、亦即日本宣布投降后十天，当时毛泽东正为怎样才能最快地把已在延安养精蓄锐多年的中共领导干部尤其军队主要将领紧急送到各地与国军争抢地盘而头痛，机会却竟从天而降、送上门来了：美军两架运输机到延安接回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几天后，邓小平（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和刘伯承等二十余人乘坐美军运输机，由延安急返太行山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二○○七年八月第一版）。其实，同机的二十余人中，还有林彪、陈毅、陈赓、萧劲光、陈再道、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一批共军高级将领。其中，返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只是刘、邓、陈赓、陈再道和秦，而林彪和陈毅等在太行着陆后，还须转赴山东。但尚未走到山东，林、萧和几位政治局委员中途又即奉令改奔山海关，去与国军抢占东北了。而搭另一架“顺风机”飞回晋察冀军区的，则有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和刘澜涛（二人均为该军区副政委）等（据《聂荣臻回忆录》）。上面所提到的人，仅是乘飞机走的小部份。总之，此前一直留在延安蓄势待发的共军将帅，这时就纷纷如猛虎下山，重率已迅速集中起来的旧部，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赴准备与国军争夺天下的各个战场。其实，这些情节，大陆许多革命回忆录里都不乏具体生动的描述，例如著名的军事纪实作品《雪白血红》。仅从一个侧面，已可见微而知着：桃子究竟该由谁来摘？其实答案已自在人心－－不必提起八年抗战中，包括壮烈殉国的二百零六位少将旅长以上将领在内的三百二十一万多名伤亡的忠勇国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