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城县委常委领导班子: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受教育难，农民的第二苦

　　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平等。

　　大家都知道，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至少在2002年之前是这个现状。

　　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 ?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然而，就在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

　　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制度设置造成的教育的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真不知道我国的《全民义务教育法》是起何作用的！于是，在中国农村就有了无数渴盼上学的"大眼睛"。

　　那么排除政府经费投入的因素，农村人又可享受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呢？答案是农村人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里人的十六分之一。这一点你感到很不可思意吧！

　　很多人通过相关材料--比如《南方周末》的文章--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2：8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是7：3。很多人为这个局面何以出现而感到迷惑，继而感到愤怒。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可能要比上面材料公布出来的更糟糕；另外，我还要简要分析一下，这么糟糕的局面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调查中显示，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两个数值，我在下面引用时将它们四舍五入，变成80%和20%）。如果我们承认"一管可窥全豹"，如果我们承认统计学中随机抽样可以反映全局的大致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通过上面的材料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真的是农家子弟天生愚钝，不可教化？是他们在考试的竞争中敌不过城里人？

　　有这么一个刊载于中国财经报的消息：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么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我们的社会公众、我们的政协委员为同一批学生做完全相同的高考试题，却因录取分数线的划线不一，北京考生比湖北等地考生少100余分的差别而愤愤然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许多农民的子弟，他们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就被极其不平等的中考分数线排挤在高中学习，和专业（职业）培训机会的门槛之外了。

　　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从很早的时候，就丧失了靠近高考起跑线的机会！

　　从上述事情可以知道：中国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不像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在地域间--比如北京和武汉之间存在，或只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

　　人们长期漠视了一点：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存在得更严重，表现得更恶劣，时间上更长久。它已经反映在一个人所必须经受教育全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可以说，城市权势阶层制订的对农村人民教育权利的歧视政策，从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在1998年的长江抗洪之年里，大家记得了一个"高建成"的名字同时，也会记起一个地名：湖北的"簰洲湾"。在簰洲湾所在的这个叫做"嘉鱼"的县，设有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该校的学生生源大部分（可能达到七成）来自本县的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本县总人口的两成。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是县城里出生的孩子比乡村出生的孩子聪明一些、勤奋一些吗？不是！原因在于：该县教育部门长期是这么设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要进入这所学校，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成！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高考是一场赛跑的比赛，许多的农村人，遭到了权势暴力的野蛮干预，致使他们的终生只能对这条起跑线遥遥相望，更不要说会存在着走进这个竞技场一显身手了的机会了......

　　许多农民的子弟无比悲愤地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果子"）是这样分配的：仅仅占"2"成的城市人分得了"8"个"果子"，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4；另外的一组，4倍于城市人的农村人口数量，即"8"成的农民阶层，分得了"2"个"果子"，每个单位得到了0.25。最后，通过4除以0.25，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大家知道，在今天，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分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要知道，即使是在我们一直诅咒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代里，选拔人才的"分母"，也是基于全国的民众呀！

　　中国社科院的雷颐研究员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曾经说，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属于"稀缺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的稀缺资源的调配权，完全是控制在城市权势阶层手里。很显然，多少年来，他们为自己的阶层利益，捞了多少不该得的好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常识。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教育权被人的这么个"玩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一种丑陋的局面，丑陋的现实。

　　下层的穷人们渴望改变这种现实，也呼唤着司法的监督和干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并不缺乏"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法律条文。

　　中国农民受教育难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下，众多农民的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更是难于上青天。且不论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乡差别，即使一个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能否供得起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我们采用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作一定的计算）来说明。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则人均可支配生活消费现金（用于2000年）=2200元－除农业税以外的负担200元－生产性指出660元（2200×30%）－自留口粮折合200元=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得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进一步分析各个省份的每人纯收入我们又发现：每人纯收入在1500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总农民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1999年，城里人均储蓄为11538元，而农民的储蓄额仅1100元（见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教授《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南风窗》论坛，2002年02月04日）。

　　  农民不增收，而学费却连年上涨；一个农家孩子即使考上了大学，家长也只能"望学兴叹"！ 为了子女升学，农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远离故土出外打工的、卖血的，为数不少。重庆的一位姓周的先生痛称，为了儿子的学费，"卖啥都行"。2002年秋季开学时，陕西省渭南市一位女生为了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给某报社写了一封征婚信，条件是"凡愿意供我上完大学且经济宽裕者，年龄下限，地区不限"，她说"眼下只能以学业为重，为了理想，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包括爱情"。令人心痛的"包括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