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县吧百度贴吧:税负太重，农民的第一苦

税负太重，农民的第一苦

　　中国政体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和各级政府拥有巨大的公共权力，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五大班子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就造成了中国农民最沉重的税负。

　　在一些乡镇，全镇人口不到十万人，而党政机构少的也有数十个，多的达二三十个，财政供养的人员也从几十到数百人不等。这些官僚机构的运行和人员费用几乎吃掉了中国的财政收入。有权威人士说农民负担只有1200多亿元，其实农民负担至少也有4000亿元，全国县乡一级吃财政的人员有2500多万人，需要开工资2500多个亿；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3000万村组干部，最低工资也需要1000多个亿；全国农村债务6000多个亿，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几百上千个亿。此外，全国有2000多个县，50000多个乡，几百万个县乡部门要运转，需要多少钱？并且，上述支出是刚性增长的。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要农民负担。尤其是到了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地方财政收入很难供养众多公权人士，不足部分向老百姓索取就成了基层政权的现实选择。所有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地方财政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政府开支，而基层政权又掌握着巨大的公共权力，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向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直接摊派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公害。

　　据《经济参考报》2001年１月１４日讯，1999年，漯河市上报的农民负担仅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8％，低于国家规定的５％以下的标准。但一些乡镇实际上加重农民负担的手段却是五花八门。近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一些基层干部＂大路不通走小路＂，农民说：＂一税（农业税）轻，二税重（统筹提留），收费是个无底洞＂。中央早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漯河市仍在继续收，尤以计划生育、宅基地和结婚登记等收得荒唐。有的乡镇土地所每处宅基地收取款额300至1000元不等，另外还收取宅基地勘测设计费、土地管理费、土地荒芜费、建房押金等。办理婚姻登记搭车收费更是严重，除收证件工本费外，还要买胸花、手花、纪念币、喜联、手提包等，价格还高于市场价。发放一胎准生证一般要300至800元，二胎3000元。不少群众反映，４９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健康检查纯粹是为了多收钱，只要把钱捎到计生办就算检查了，有些办有免检证的妇女也得交纳检查费，有的乡镇育龄妇女一次不参康检就罚款300元。个别乡镇派出所向群众收治安费，规定每村600元。在郾城县龙城镇机关仅编外人员就有138人。2000年全镇预计财政收入432万元，仅支付人员工资等就需400多万元，加上办公费等支出，财政缺口228万元。镇领导说，要弥补缺口，就得动用村提留款。当前乡村两级不良债务数额巨大，有些地方需要年年向老百姓集资、摊派来归还银行的本息，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漯河市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14.1万元，最高的一个竟达1775万元。

　　在农民创造的收入中，我们究竟以税费的形式征走了多少，这竟是一个不很清楚的问题。可怕之处也在这里。朱总理的一个讲话说："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中收取了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手里一年起码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多"（引自朱总理在2002年3月15日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税费征收水平，一般要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左右；鉴于农村的实际税费征收是平均征收，真正务农的农民承担了更大比例的税费负担。据有关案例调查，个别农户交纳的税费可占到纯收入比重的50%。（见《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十一--三农问题》）

　　据《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同志调查：1999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着近一半。

　　90年代，绝大多数农村税费是年年加码，增产也加、减产也加，增收也加、减收也加，生产也加、不生产也加。小猪还没有进家门、西瓜还没有种下地、果树还没有开花结果，农林特产税已先收了；有的乡村被洪水冲走了西瓜、台风扫荡了果园，而农林特产税落地生根，一分不少。总之，县里给乡镇财政下达财政任务是每年增长10--20%甚至更高，完不成的领导就地免职。中国财政之所以能够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中国农民是立下了汉马功劳，中国的县乡领导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根据世界税收经验，对生产环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对最终环节多征税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然而，中国农村税费体制却是一个对生产环节多征税，对最终环节不征税或少征税的体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5%的三提五统还是农业税、特产税，绝大多数农村都是按田亩或按人头平均摊派，这就是说同样的田亩和人头的家庭收入10000元与收入1000元交的税费是一样的，显然，从比例上算，自然是穷人的税费率高，富人的税费率低。

　　农林特产税，是由乡镇财政所直接从农户征收。由于农民种植农林特产的品种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各户的反应快慢不一，种植面积的大小不一，收获量不一，甚至有的户根本就不种，而不同品种的税率也不尽相同，由此造成实际上的征收十分困难。相当多的乡镇为了省事简便，于是采用种不种均按人头或地亩征收，造成农民与地方政府组织之间的很大矛盾。同时，由于农林特产税直接与乡镇一级财政挂钩，这就非常不利于农林特产种植的区域相对集中，并进一步放大了农产品市场供求与调整的波动幅度。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是一种权大于法的税费制度，尽管中国的政策、法律、文件、报刊一在强调，农村税费要依法征收、要据实征收，然而，到了中国农村这些都见鬼去了。某些乡镇领导为了保住官帽子，哪还管得了法律，为了完成税收任务，不惜挖地三尺，哪还管得了民怨沸腾，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有官就有了一切。

　　报上曾刊登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英国巨富"避税"有高招》。报道说的是英国以食品包装发家的汉斯.劳辛以45亿英镑位居第二。《卫报》以1998/1999年度为例算了算劳辛的纳税情况：劳辛应交纳税金25.6万英镑。鹿场亏损为其免除税金6.5万英镑，劳辛预付税金为其免去4.1万英镑，实际应交所得税金不到15万英镑。而这一年劳辛的鹿场从政府方面申请退税3.3万多英镑，渔场申请退税近5万英镑，渔场领取政府财政补贴13.6万多英镑，合计收入21.9万英镑。这样一来，扣除应交所得税金15万英镑，劳辛竟然还有6.9万多英镑的赢余。"！

　　  这里说的不是要教中国的农民"避税"，而是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农业更需要合理征税和合理的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