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2017中国古代史尔雅课:徐志摩和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宝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10:31:26
帅琳按:
感谢温州市图书馆的邀请。
春节前，温州晚报的阚兴韵小姐就跟我联系，问我能不能来温州图书馆做一次演讲，我说可以，原说春节过后就来的，一拖再拖，拖到现在。刚答应那几天，心里还是有点感慨的。毕竟我不是什么名气如日中天的作家，甚至可说是个过了气的作家，温州人是最精明不过的，“有没有搞错啊？”当然我心里知道，是不会搞错的。由不得就想，温州市图书馆有高人，要不就是受了高人的指点。肯这么远叫韩某人来讲演，没点见识是不行的。谁家钱再多，也不会往沟里扔。
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跻身文化竞争力榜首的不是历史名城西安，也不是“人间天堂”苏杭，而是商业成就比其雁荡山、楠溪江等宜人景色更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森林”温州。文章说，这个消息公布后，好多人感到奇怪。我看了一点也不奇怪，觉得早就该是这样了。理由很简单，既然温州经济最发达，好多指标都在全国前列，温州人最聪明，有东方犹太人之称，那么它在文化上，肯定也应当是排前列的，应当是最具文化竞争力的。我们的古人早就把这个道理说透了。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就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知礼节，知荣辱，就是有文化。刚富了那会儿，也许还顾不上，还改不过来，时间长了，他怎么会不追求文化品位，不讲究道德风尚，文明程度？
再就是，我一直有个观点，道德品质，说到底是个智商的问题。只有聪明人才会有好的道德品质。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外力的原因，每个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要做个诚实的人，做个有德行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后来就做到了，有的人就做不到呢？好多人都说是环境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我看，主要还是智力的原因。做坏事的人，智力总是差一些。有人说，那个小偷可聪明了，手一挨，锁子就开了。我看还是不聪明，真正聪明，先不会做这个事。既然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这么聪明，他富了，怎么会不注重品质的培养，文化的建设呢？
温州要打造文化名城的品牌，学外国，学远处，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忘了就在浙江，在就温州不远的地方，就有两个高人，值得温州的文化人学习，效仿。
1987年春天，我去浙江一带游玩，说得文明点，是文化考察，更气派点，该说是南巡了。到了富阳，参观郁达夫故居时，拜访了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先生，跟他聊了一两个钟头，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那么多的文化人，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我说他们都才气大，国学好，又留过洋。他说，你说的不对，他们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原来家庭都很富有，后来败落了，二是父亲早早死了，大都是由母亲抚养大的，三是个子都不高。接着他举了几个例子，像鲁迅，茅盾，丰子恺等人。当然，他主要是说他父亲郁达夫的。回来后，越想越觉得天民先生的话有道理，后来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过这个事儿，把他的话概括为这样三句：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个子矮小。有个朋友受这个启发，还写了篇论文，叫《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他举的例子中，浙江还有蔡元培、郑振铎、李叔同等文化名人。
这次去浙江考察，我还去海宁参观了徐志摩的故居，王国维的故居，去乌镇参观了茅盾的故居，去石门参观了丰子恺的故居。正是这次考察，让我萌生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想法，后来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等书，可以说，都与这次考察有点关系。当时最先想到的，是研究郁达夫，后来七事八事的耽搁，没有写出来，迟早还是要完成这个心愿的。
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共同点呢？
一，同岁，同班同学。
郁达夫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一月初三，合公历1896年12月7日。徐志摩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三日，合公历1897年1月15日。两人只差一个月零几天。过去中国不说公历，像他们这样旧历同一年出生的，就是同庚，也就是同岁了。
1911年春，徐志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郁达夫也考上了，觉得费用太高，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开学后，嫌嘉兴离家远，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年春天离去，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也就是说，他们同学了半年。
徐志摩死得早，没有留下什么关于郁达夫的记载（有一些，很少），徐志摩死后，郁达夫写过两篇怀念文章，说到对徐志摩印象。郁达夫的印象是：身体不高，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戴着金边近视眼镜。平时不怎么用功，考试总是得第一。实际上以少年时显示的天赋来说，郁达夫一点都不比徐志摩差。上中学的时候，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
二，都有留学经历。
去的地方不同，郁达夫去的是日本，徐志摩去的是欧美。
1913年，郁达夫十七岁，还在杭州念书，9月间，哥哥要去日本考察，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生资格。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中国的高中。当时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是很高明的，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后来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学。1922年7月毕业回国，前后十个年头，整整九年。
徐志摩191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第二年8月，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9月赴英国，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学习。1922年9月回国。在美英两国，待了整整四年。
注意一下，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政治学。
三，回国后，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某一文学领域的顶级人物。
先说郁达夫。1921年还在日本，就有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国内报纸发表。同年9月回国筹办《创造》季刊，10月小说集《沉沦》出版。1922年春，返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夏天正式回国。回来后，接连发表许多小说，成为红极一时的小说家。1927年开始出版《达夫全集》，当时不过三十一岁。《沉沦》是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比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
徐志摩回国后，很快就以《康桥再会吧》等诗作震惊文坛，1925年出版诗集《志摩的诗》，是胡适《尝试集》之后，最有影响的一部新诗诗集，一举奠定顶级诗人的地位。
四，两人都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
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1922年组建了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活力的一个文学社团。成员多为有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
徐志摩和胡适等人，1923年在北京组建了新月社，1927年后转移到上海，出版《新月》杂志，发展为“新月派”。成员多为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五，两人都有轰动一时的婚恋事件。
先说徐志摩。1915年与张幼仪结婚，1922年在德国离婚，年底回国后正式登报声明。这次离婚，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起新式离婚案。
与中国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有恋情，未能结婚，林对徐一直怀着深情。
1923年与当时北京名媛陆小曼相恋，1926年，陆与前夫离婚后，和徐结婚。
这三个女人，都是出身名门。
张家是中医世家。为了给女儿办嫁妆，派专人去欧洲采购，同时派六哥监督。出嫁时，嫁妆多到一节火车都无法运过去，只好雇驳船从海上运到徐家（海宁硖石）。她有好几个哥哥，二哥张君劢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也是政治家，曾任民社党主席。四哥张公权，当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总裁，铁道部部长。徐志摩这个妹夫，就是他为妹妹选中的。
林家也是名门。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民国初年曾任司法总长。出身名门，嫁的也是名门。公公梁启超，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齐名，民国初年曾任财政总长，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丈夫梁思成，是有国际影响的建筑学家。
陆家也是名门。陆小曼的父亲名陆定，是前清的举人，留学日本，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赋税司长多年。
顺便说一下，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也不是等闲之辈。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文学学士学位），有感于国内连年内战，缺乏新式军事人才，又考入美国西点军校攻读，以第十名的成绩毕业，与二战时的联军统帅艾林豪威尔是同学。1923年二十八岁，已是少将军衔。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离婚时，他对徐志摩说：“我们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二意，给我知道，我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这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也可以说，是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胸怀。1942年抗战中，随军事代表团赴美考察，途经开罗旧病复发去世，北非盟军以军礼丧在开罗市郊的英国公墓。
按我们现在人的理解，徐志摩跟张幼仪离了婚，张幼仪本人，一定对徐志摩恨得要死了。其实不然。
张幼仪离婚后，一直未嫁人，因为哥哥的关系，当过中国女子银行的副总经理，徐志摩死后，她为公公送终，为徐志摩树起墓碑，先前只有墓没有碑。培养儿子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徐志摩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也算是赓续父志吧。最有意思的是，儿子要结婚了，她问儿子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没想到儿子的回答跟他老子一样，说要娶个漂亮的。她听了心里不知多么难受，还是张罗着给娶了个漂亮的媳妇。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快九十岁了，在美国，叫徐积锴，我写《徐志摩传》的时候，曾跟积锴先生联系过，他给我寄来他一家初到美国时的照片，他的夫人确实可说是天香国色。后来《徐志摩传》出版时，我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书上。不信，你们可以找本我的《徐志摩传》看看。
直到儿子成家立业，她也五十多岁了，在香港跟一个医生结了婚。没几年，丈夫去世，到美国与儿子一家团聚。六几年的时候，他又跟徐志摩的朋友梁实秋等人联系，在台湾出版了《徐志摩全集》，是徐志摩去世三十多年后，出版的第一套全集。晚年，由她口授，她的侄孙女执笔，完成了一部口述自传，在这部自传里，她说了许多他们夫妻之间的秘事。也说了她对林徽因等人的看法。她原谅了她的丈夫，但对林不原谅，理由竟是林引诱徐志摩跟她离了婚，却没有嫁给徐志摩，让他的丈夫受了那么多的苦。虽然离婚了，她始终是把徐看作自己的丈夫的。她说，在所有爱过徐志摩的女人里，说不定她是最爱的一个。要说做的事，也确实是这样的。她十五岁嫁到徐家，生了儿子，几年后离婚，三十几年里，培养儿子成人，为徐志摩的父亲送终，为徐志摩出版全集。
张家的弟兄们，会不会记恨徐志摩跟他们的姊妹离婚呢？一点也不，只是惋惜，之后是原谅。徐志摩和张幼仪闹离婚是在英国，其时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在德国，接到妹妹的来信后，回信里头一句话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意思是跟父亲母亲死了一样难受。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时，还盛装出席了这个婚礼。更绝的是，临死前吩咐家人，丧礼上不要放哀乐，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
林徽因没嫁给徐志摩，当然是有原因的，以身世而论，林家是名门，徐家不过是当地有钱的商人，再就是，毕竟两人相差八岁（公历是七岁），以1922年徐志摩回国时的年龄而论，徐已二十六岁，林才十八岁。徐结过婚，且有一子，林还是个姑娘。但是，林一生都怀念她与徐志摩的感情。徐死后，林曾写文章写诗纪念，一点都不回避与徐的感情。
1934年11月19日，林陪丈夫去南方考察，返回上海时路过海宁硖石，就是徐志摩的老家，火车停了，她特意下来凭吊，这一天正是三年前徐志摩死去的日子。过了一年，在写的一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文章中说：“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最让人感动的是，徐志摩在济南遇难后，她的丈夫梁思成立即赶去处理后事，知道妻子与徐志摩感情甚深，特意带回一块飞机上的烧焦了的木片，林将这块木片挂在卧室床头的墙上，直到1955年去世后梁思成才取下来。
陆小曼又怎样呢？看过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的人，印象中陆小曼是个交际花，是她爱交际又挥霍无度，生生地把徐志摩害死了。尤其是知道徐志摩死后，她跟一个叫翁瑞午的男人同居，更是鄙薄，认为这是个没有廉耻的女人。
不是这么回事。在我看来，陆小曼可以说是个近乎圣女一样的女人。不光姿容妙曼，而且品德极为高尚。
徐志摩去世的这一年，陆小曼只有二十八岁，可说还是个少妇，打她主意的达官贵人，不知有多少。连孙科都请她吃饭。但她不为所动，立誓不再谈婚嫁二字。长年素服，不施粉黛，也绝不出入娱乐场所。家中供着徐志摩的遗像，桌上鲜花常年不败。
有人说还不是因为陆小曼挥霍无度，弄得徐志摩经济拮据，才去北平教书，两地奔波，坐飞机死了。这话没有道理。坐飞机死了，跟夫妻不和，跟经济拮据没有必然联系。陆小曼挥霍无度，是真的，不会过日子也是真的。但你要想到，这样的一代名姝，就是要人养的，只能说你徐志摩后来养不起了，或者说勉强养得起，不能说陆小曼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养。这样的女人，你不能要求她又温柔又娴雅，还能里冲外打，没事的时候轻歌曼舞，家里穷了又能像《红灯记》里的小铁梅那样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
再说徐志摩死后，她跟翁瑞午同居的事。我的看法是，这不能叫同居。同居是一种婚姻关系，陆小曼和翁瑞午在一起，只能说是翁瑞午仰慕陆小曼，甘心照料陆小曼的起居。翁是有家室的人，就在上海，这边住住，那边住住。就说是同居吧，也不是徐一死他们就同居了。徐志摩死后，经胡适说合，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答应每月给三百大洋的生活费，条件是陆小曼嫁后即停止。到了1938年，注意，徐志摩去世已经七年了，有天晚上翁瑞午和朋友在陆家聊天，夜深了，汽车有点毛病，回不去了，就在二楼烟榻上睡了一晚，小曼住三楼卧室。后来还有过几次。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徐申如派人送钱并附一条：知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这样一气之下，陆小曼干脆就与翁瑞午同居了，想在就在，想走就走，不管别人说什么。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与翁这样，而不正大光明地嫁给翁呢，在当年，这样的婚姻关系是允许的。这就要说到陆小曼的心志了。嫁了人，她的身份就变了，就不是徐志摩夫人了，而与翁同居，翁是能理解她的，家里照样供奉着徐的遗像，一年四季仍可鲜花祭奠。她还是徐志摩的夫人。她不怕别人说闲话，要的就是这个心愿。那么能不能不同居呢，不行，她是个不事生产的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不在一起生活，谁来养活？再说翁瑞午，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当过知府，又善医道，家中积蓄甚丰。翁自己也精于医术，二十几岁就有自备汽车。还是沪上著名的票友，工青衣。陆小曼的戏艺，就是跟上他学的。小曼当时还抽鸦片，费用甚大。没钱了，翁就拿出家里的字画卖掉，供小曼享用。有人曾说过，“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做林徽因易，做陆小曼难。年轻时亲亲热热地相恋，谁也能做到，一方去世后守节守志几十年又难以为世人，当世的人和后世的人理解，这才是最难的。所以我说，陆小曼是个近乎圣女一样的女人。
对徐志摩这样优秀人物的评价，不能只听男人的，要多听听女人的。男人评价时，心里先存了“这小子艳福不浅”、“好事怎么全让他占了”的卑污心态，根本就不可能公正。女人的评价，往往最真实，最全面。徐志摩遇难之后，几位太太聚在凌叔华家里，张奚若夫人流着泪说：“我们这群人里怎么能少了他呢！”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悲伤地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再说郁达夫。原配夫人叫孙荃，是个知书达礼的女子，会写诗，郁达夫留日时，两人常诗赋唱和。
1927年，郁达人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时，在一个朋友家里遇见杭州美女王映霞，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很快就订婚，1928年初正式结合。这一年郁达夫三十二岁，王映霞二十二岁。一个才子，一个佳人，人们称赞他俩是“鸳鸯湖上神仙侣”。王映霞确实是个绝色美人，1938年，也就是结婚十年之后，王映霞已三十二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一家去湖北汉寿避难，有位叫易君左的朋友见了，惊奇过了这么多年，她的风姿还是那么美丽，身段还是那么匀婷。一时间让他想起了黄仲则的词：“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这般颜色做衣裳？”
然而，这个美满的婚姻，还是失败了。1940年3月，两人在新加坡协议离婚。离婚的原因，好多人都说是因为王映霞不安分守己，跟一个叫许绍棣的人有染。这个人当过浙江省教育厅长，就是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那个人。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毛病出在郁达夫身上。这就要说到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文化性格了。人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性格是会有差异的，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郁达夫本来就有名士风流的品行，在日本九年，是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明观念，但日本的文化熏陶，在男女关系上，跟中国差不了多少，甚至比中国还要男尊女卑。这样，郁达夫就不可能有对女性的文明的观念。
举两个例子。有一年，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行李留在船上，让王映霞去取，他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命王姬去取”。给自己的妻子叫“姬”，不是野鸡的那个鸡字，那是骂人的话，是“吴姬压酒劝客尝”里的那个姬字，郁用在这里，是妾的意思。明明是正式结合的夫妻，怎么能叫姬呢？郁达夫在跟王映霞结合时，说他跟原配夫人离婚了，实际上没有，孙荃还留在老家，这没什么，可恶处是一跟王映霞生气，就跑回富阳找孙荃去。抗战初期，两人在武汉闹翻了，王到友人家暂避，郁达夫回家不见妻子，就拿出一件王的白衣服，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此乃下堂妾王氏之物也！”发泄心中的愤恨。可见他是将王当妾看待的。更绝的是，马上在报上登出启事：“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住址。”实际上他知道妻子在哪儿，就这么作践她。第二天去朋友家请王映霞回来，王当然不干，非要他再登道歉启事不可，就又登了个道歉启事，王映霞才回来。这件事当时惊动了蒋介石，让人给许绍棣捎话，再不能胡闹下去，这才平息下来。
郁达夫这个人是有点神经质的，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在自传里，就承认自己“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曹聚仁说得更形象，一个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他是没丑也要说成丑，一点小丑也要说成大丑，恨不得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上面的事情过后，郁达夫要到新加坡宣传抗日，王映霞跟上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郁达夫瞒着王，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毁家诗纪》，诗是好诗，但是在诗里，几乎是用纪实的语言，把他认为确实有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关系全说了，比如有这样两句：“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意思是王映霞有次跟许绍棣吃饭，饭后发生关系，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对他自己呢，则是自轻自贱，说自己“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就是说自己像个王八一样，尾巴在泥里拖来拖去。这是一首词，从词的角度看，真是首好词。你们听听下半阕：
匈奴未灭家何持，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逐冠，再驱雉。
还怕人不知道，作了个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的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要为我们的民族复仇。”真是慷慨悲歌啊，谁听了能不动容！
可是你们得知道，这个时候王映霞就跟他在新加坡，已三个月了，就在一个房间一个床上睡着啊。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
我们只能说郁达夫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写好诗，只要诗能写得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王映霞也是个有文化的新女性，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就协议离婚，回国去了。
七、两人都是惨死。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和朋友们一起逃到南洋，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那儿隐居下来，化名赵廉，开了个酒厂作掩护。但是一次偶然事件，让他暴露了身份，日语说的那么好，日本宪兵就让他当了通译，就是翻译。1945年9月，抗战已经胜利，日本宪兵队还没有撤走，日本人早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郁达夫在日本的名气很大，他们知道，将来审判战犯的时候，郁达夫的证词非常重要，就将郁达夫诱骗出家，活活地掐死了，才四十九岁。至今尸骨无存。
徐志摩的死大家都知道。家在上海，在北大教书，经常往返北平和上海之间，他是名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坐飞机，中国航空公司为了宣传的目的，有个朋友就送他一张免票。1931年月11月，家里有事，要回上海，11号由北京飞到南京，坐的是张学良的飞机，张不在机上，是张派飞机送他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办事；九一八事件刚过去，北方形势危机，常要去南京汇报。徐志摩到了南京，再转车到上海，在上海待了几天，18号返到南京，原来以为张学良的飞机也要回去，有事耽搁暂时回不去了，正好他有免票，就搭了一架运送邮件的小飞机。到了济南南边党家庄附近，大雾，飞机误触山头起火，机身着火遇难。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西方有个说法，天才都活不过三十六岁，从这一点上说，他真是个天才。
八，两人长期以来，在大陆文坛都遭受冷落，排斥。
郁达夫因为惨死，倒是获得革命烈士的头衔，但也没有改变他受冷落的命运，主要是说他是个颓废派文人，品格不高。
徐志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直是当作资产阶级文人对待的，不光对他个人，就是对新月派这个文化团体，也是贬斥的。
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后一个时候，郁达夫的书还出过一些，徐志摩的书几乎没有出过。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多了起来。
九，两人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正直，是真正的中国文人。
正直如果合了时宜，跟溜须拍马没有什么曲别，至少也是曲别不大。不合时宜，可借用苏东坡一句话，有天苏问跟前的人，他的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是满腹面经纶，有人说是绵绣文章，只有他的爱妾朝云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自己说过，他每转一个念头，就应当判两千里的流刑。这样也就知道什么叫不合时宜了。
1927年初，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虽然广州是当时的革命策源地，但郁达夫还是写出了自己对广州的真实看法，文章叫《广州事情》，严厉地批评了广州革命政府的种种腐败与弊端。首先是政治的腐败，那些当了部长、厅长的人，每天晚上请客吃饭，一席就是好几百元。广州的马路很宽，“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再就是党化教育的弊病。青年学生，热情如火，渴慕正义，但都屈服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就马，政府说鹿，学生就鹿。政府对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工农阶级，全被一些小政客所运动。文章发表后，郭沫若、成仿吾都写文章批评，甚至绝交。但是没过三个月，四一二政变发生，怕谁都得承认郁达夫的看法是正确的。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是发起人之一。但是，左联里面的党员，竟要郁达夫参加飞行集会，撒传单，郁达夫不干了，说了句很有气魄的话：“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句话是对徐志摩说的，传到左联，同年11月左联开会，通过“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的决议，开除郁达夫。后来事实证明，左联确实有宗派主义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没有把郁达夫这样的著名作家当自己人看。
徐志摩在这方面的事更多。只举一件，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兴起一股热潮，就是盲目歌颂苏联的建设成就，连胡适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1926年7月，胡适经苏联去英国开会，在莫斯科待了几天，参观了一些地方，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赞美苏联的教育，说这样做下去，说不定真能建造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此类推，将来可由狄克推多（Dictator,意为专制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个朋友把信给徐志摩看了，建议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徐志摩发表了信，同时加了按语，说胡适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太糊涂了，专制与民主是绝不相容的，专制政治绝对过渡不到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是胡适十年没有出国，自从留美归来之后已经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他们两个，为什么在中国变革的关头，都能看得比较清呢，与他们的那种不合时宜的正直，不作违心之论，不能说没有关系。也与他们在国外留学时，学的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十、他们的文学成就都是第一流的，必将永垂史册。
郁达夫的小说不用说了，那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他的旧体诗也是极好的，可说当时的诗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徐志摩的新诗不用说了，他的散文也是第一流的。我最欣赏的是他们的文字，徐志摩说郁达夫的写作，是“不留余沥的倾倒他自己的灵魂”，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上，一说到现代文学就是“鲁郭茅，巴老曹”，我看了只觉得可笑。我只能说，这是现在的人写的，是只懂得政治，而不怎么懂得文学的人写的。将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写谁不写谁我都不在乎，但不把徐志摩和郁达夫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那么这部文学史肯定是不合格的，说轻点是无知，说重点就是秽史。
现在该说说我为什么选了这么个副题，说他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宝贝”。按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这样并列的两个优秀人物，尊重点的说法，用玉比喻，就是双璧辉映，用山比喻，就是双峰并峙，用树比喻，就是双松挺秀。我不想这样说，这种说法，通常是说那些应时的辉煌人物的。纵是高贵的称谓，我不喜欢的人用了，就不想再给我喜欢的人用。所以，我觉得，还是称他们为一对宝贝妥当些，虽说带了谐谑的意味，听起来亲切，有人情味儿。这两个人物，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止是文学史，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对宝贝。不说那么多了，说中国文学史总不会错。我可以预言，只要中国文化不消亡，这两个人的名字，就不会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一千年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会有他俩。现在我们说一千年前的李白杜甫，多么的敬仰，再过上一千年，人们说起徐志摩郁达夫，也会同样的敬仰。一定会的。(2009-10-18 19: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