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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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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
袁伟时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 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无论成功的亮点和负面的教训都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

1．激进青年的思想取向。

2．辛亥革命的思想总结——调和立国论。

3．公民自由及其制度保障的追寻。

4．寻求中国特殊道路的教训。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1903年的《苏报》案，章士钊一举成名，也令他日后为当年的幼稚脸红。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同年5月27日便受聘主持《苏报》，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ii]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iii]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iv]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v]在当时的环境下，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vi]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直接的诱因是什么？

其中之一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必然现象。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vii]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viii]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ix]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另一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例如，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而言，民国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国，都在继承乃至回归清末新政确立的东西。[x]原因很简单，清末起草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和建立的司法制度，都是在日本法学家帮助下，移植现代西方法治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史实,不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都无法改变这铁的事实。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样成长于香港，受业于英伦，放弃已有事业，受聘李鸿章，历练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且这类凤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无法左右政局走向。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xi]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成熟，在倡导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烈反对“反满革命”、“社会主义”等激进主张；反对中国已亡于满族的“亡国论”，主张调和满汉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学者说自己“最关怀的是梁氏在调适方面的主张，以及为何他的主张在这个思想抉择的关头为多数人所放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厘清。”[xii]这的确是值得人们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

窃以为后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制激发了激进。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1903年以后追求君主立宪、稳健改革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xiii]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xiv]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拳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抉择，对此毫无影响。如果民间政治势力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审时度势，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国家和人民都将深受其惠。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完全出人意表。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xv]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xvi]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xvii]初尝西学使年轻人革命热情勃发，急不择词；深研西方主流文化，却让他力求为自己的祖国走向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冷静、执着地传播发达国家的成功之道，剖析中国政坛的偏执和歪风。

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viii]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xix]；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xx]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xxi]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xxii]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xxiii]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xxiv]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xxv]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xxvi]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他认为最能体现对抗力的制度是政党政治。

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不是由章士钊开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２８］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vi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vi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在该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提出五件临时动议，其中第五件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讨论后通过的决议是：“第五件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ix]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这些材料表明，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出现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i]

辛亥革命前，章士钊也步梁启超等先驱的后尘，耐心地说明：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国会是政党活动的中心。“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xxxii]

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样，党争之中歪风四起，人身攻击、在议会辩论中大打出手、砸烂对方机关报、阴谋倾轧……不一而足。章士钊再次反复耐心说明党争的正确途径和尊重反对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政党政治唯一条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是也……下院议事法程恒设法保护反对党，使得尽情攻击政府是也。在他国或以反抗为不法，而英伦则‘王之反对党’一言，乃为党争之习语，知言者谓英伦政术之进步，实在此语发见（确立）以后。盖不认反对党为合法之团体，则其争执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举……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xxxiii]道理说的非常清楚。可是，当时无论国民党还是进步党都听不进去，都欲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是袁世凯坐得渔人之利。

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后，国民党和孙中山更接连采取两大步骤，把政党政治彻底置诸脑后。一是诉诸武力，进行“二次革命”，用军事斗争取代政治和法律斗争。二是在中华革命党的党章中规定未来政治模式是一党独尊，不给其他党派任何活动空间；甚至规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有占人口总数不到0.1%的党员享有公民权，剥夺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面对这些错误措施，章士钊再一次重申：不能自认为正确就可以为所欲为，必须回归调和立国的正轨，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他说：“总之愚为政本，只论同异而不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故真正立宪国，其政党所守之规律，在认反对党行为之合法。”“愚之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也。”[xxxiv]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积累。清末民初章士钊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社会精英只能在现代政治实际运作中学会现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现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民初政治制度变革失败，不等于这样的思想积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