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毛笔字用多大的笔:[转载]和刘少奇的儿子关在一个监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7 19:14:26
和刘少奇的儿子关在一个监狱作者:金汕博客


(请注意:本书是陈士榘上将的儿子陈人康策划并口述,由我和陈义风合著。由于用第一人称,容易发生误解,特注明一下。谢谢观看此文的朋友们。)


 

父亲是毛泽东井冈山时的部下,也是刘少奇在山东指导工作时候的部下。说起来我们家和刘少奇家还有一些渊源。父亲最早接受刘少奇工作指导是70年前,和王光美在北平军调处合作是64年前,而我40多年前和刘少奇的儿子关在同一个监狱。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是打倒刘少奇,父亲的晚年也向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其实在四清运动的时候,两位主席已经有了矛盾。他们高级将领和老干部虽然不敢公开议论,但在私下片言只语的消息还是有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井冈山时代与父亲成为战友,文革前他和父亲在一次聊天中忧心忡忡地说,在前不久的中央会议上,刘主席和毛主席发生了争执,尽管刘主席作了一些解释,而且没敢继续和毛主席顶撞,但是毛主席还是很不满意。确实后来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敌我矛盾。

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中,父亲就负责接待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并护送刘少奇离开山东。在相处的一段时间内,感到他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父亲说刘少奇为人很严谨,性格比较内向,言谈话语都是工作。刘少奇视察山东后也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砍了父亲的脑袋也不会相信刘少奇会是反革命。但是既然是主席定性的,父亲即使不理解,也要坚决拥护,并且在批判中加深理解,又在无数次重复和舔油加醋、颠倒黑白中把假的变成了真的。在那个年代,不管地位高低,像父亲这样的人太多了,谁也不可能违抗汹涌的潮流。

特别凑巧的是,父亲在北平军调处就认识了王光美,那时候王光美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父亲久在多为农民出身组成的部队熔炉里,见到这位年轻的为中共代表努力工作的洋学生很是感慨。

王光美也和父亲有过几次谈话交流,后来军调处工作即将结束时,父亲还赠送了王光美一块手表。不久王光美到延安,先是参加晋绥土改,认识了少奇。当时少奇同志的第五次婚姻已经解体,在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撮合下王光美与少奇同志结婚。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父亲是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他也毫不犹豫地同几百位中央委员一起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在那个年代真是骇世惊俗的义举)。这是多么荒唐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

父亲在晚年也有着深深的忏悔,他说成天批来批去,每天重复几十次,假的也成真的了。但是父亲也说,就是有一多半人投反对票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多数,因为毛主席当时的威望是无可动摇的,他要打倒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特别凑巧的是,1967年我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诺关在同一监狱。我是因为看到父亲要被打倒心里特别气愤。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到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敌人而忧心如焚。真正应该同情的是仅仅因为出身而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七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深重的。而当时被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有一部分在文革初期的确是对人民犯了罪的。

一心忠于毛泽东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在监狱里,高干子弟很多,大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小到校级军官的子弟,都尝到了监狱的滋味。我和刘允诺关在一个监狱里,只是不在同室。由于他是所谓头号走资派的儿子,所以出来放风和我们不在一起,都是我们放完风监狱管理人员给他独自放。他外貌酷似刘少奇,也是高高的鼻子,只是头发显得稀疏了,在监狱里也显得精神压抑。他是个留苏的知识分子,举止显得文雅,听说他娶了一个苏联姑娘,生下一个混血儿,刘少奇不同意跨国婚姻,刘允诺便回到中国。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所以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们看见他心里也就有点平衡,国家主席的儿子都进来了,我们也无所谓了。我们都很注意这位“级别最高”的难友。管理人员教他做操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谐调,我们一些小孩儿看到他显得僵硬的动作都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因为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不一样,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释放,他还留在监狱里,几年后我们听说他去世了,想起他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感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考虑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是文革,他应该还在人世,而且是80多岁的老人了。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过上将陈士榘》,陈人康策划、口述,金汕、陈义风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