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书法鉴赏课后答案: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经过

王水照
钱钟书先生从1950年7月起至1954年2月一直从事《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
英译《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译事活动，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质和当时的保密制度，至今仍显得神秘莫测。钱钟书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但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亦不为外人所知。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对史实搜讨详尽、查证严谨，是目前据信程度较高的一部“钱传”，而于钱先生此段经历却付之阙如。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对此事却三缄其口。只是有次听他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用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表述，是“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当时听他这番议论，我立刻联想到其中恐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这一著作、论文、注释、翻译的难易次序，虽是一时戏笑之言，却包涵一定的道理。
钱先生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1954)2月皆全部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故无暇及其他活动”，如果加上他后来参加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一共花去五六年的时间，这是他无法抹去的人生历程，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以前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故事”，如他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使《毛选》正文避免了一次缺失；又如他译“吃一堑，长一智”为Afallinpit　isagaininwit，使有的英译专家“拍案叫绝”。有些传闻也饶有兴味，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但毛总不批复。总之有关英译情况，至今只见到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段——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等少许篇章，才露出冰山一角。
《毛选》英译工作是由中宣部《毛选》英译委员会(后称英译室)负责的，其主持人是徐永　。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其子女编辑印行了一部纪念文集，披露了不少珍贵资料，可以大致钩稽出其工作进程和概况，点点滴滴的遗闻逸事更映照出当年历史情貌，值得推介。
《毛选》的编辑，据说是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提出的建议。其前三卷的英译工作与中文版《毛选》同步完成，时在1950年至1953年。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钱钟书、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译稿完成后，交英共中央，1954年由英国Lawrence　＆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国内前三卷的中文版，则分别出版于1951、1952、1953年，时间稍前。这个英国出版的英译版被称为“初版稿”。围绕这个“初版稿”，与英共之间颇有一些周折。在出版前，1954年3月29日，时任英共总书记的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第二卷)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5月，中共中宣部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同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删去该文的头两节内容，“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
“初版稿”出版后，在1954年至1960年间，又由一位英共作家主持了对“初版稿”的修改，其修改稿被称为“旧改稿”。此“旧改稿”后没有正式出版。
在1960年至1965年，由中央联络部重新组织对《毛选》前三卷的审订修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始有国内出版的英译本。
以上是《毛选》前三卷英译工作的大致情况。至于第四卷的英译，据前引程镇球的回忆，他在1960年夏参加仍由徐永　主持的第四卷英译工作，同时参加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等。为译稿润色的有外国友人马尼娅与柯弗兰等。工作地点在万寿路18所。初稿完成后，又由章汉夫组织审定，地点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至1961年春全部完成并出版。因而就国内出版而言，《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比之前三卷英译本提前面世，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工作程序，钱钟书先生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也作过“润色”。程镇球文中说:“钱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徐永　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　写于1962年3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钟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钟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结合的效果。”钱先生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钱先生在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徐永　生于1902年，长于钱先生8岁；1916年考入清华，1924年毕业，早于钱氏9年，为其学长。1927年入党，他是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顾问，1968年辞世。
他与钱先生正是在《毛选》英译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
徐永　的长子徐庆东《父亲琐记》中的一则趣闻，近日我第一次读到，深深为之感动: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钟书一棵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徐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是对他俩关系的确切表述。
徐永煐：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
用潜同志并转汉夫同志：
今年春节，毛选全体翻译人员，由伍修权同志邀请聚餐。当时修权同志指出，英译旧改稿的再次修改，应该在保持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去年11月间用潜同志也对我说过同样的意见。我觉得这是简明而正确的方针，应当予以贯彻，以巩固和提高改稿质量，收事半功倍之效，而符多快好省之旨。为此我提供以下建议。
一、确立方针，统一认识：近一年来，在用潜同志主持下，再次修改工作对于旧改稿的缺点错误确有不少改进之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这些弯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且本身还是潜在的成就，因为这使得新接触毛选英译工作的同志，包括用潜同志本人在内，熟悉了彼此的想法做法，熟悉了工作的内容。特别是洋人对于汉文的情况得到一些了解。可是弯路不宜走得太多。我们究竟是工作，不是学习。为巩固成绩，步步前进，避免进退无常，避免倒退，这就有确立修权同志所指出的修改方针之必要。
根据上述的方针，那么（1）一切确定下来的修改都必须是能切实增加译文的精确性和增加读者的了解的。（2）凡是有损于精确性和读者的了解的修改，当然不能成立。（3）即使不能肯定是有损的修改，但是却不能肯定为有助的，也不能成立。这样才可以彻底体现在旧稿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精神。这里说的是定稿的标准。至于提供建议，那当然要给同志们以充分自由，展开讨论。
二、加强集中，红专结合：贯彻方针还要加强领导和合理发挥人力，这样来保证成绩不断积累，人力不致对消。据我看来，有两方面要加以考虑。一是政治和技术的能力。二是现在的工作人员政治水平不齐，汉文和英文的程度不齐，问题是如何适当布置人力。在高一级人员之中，是专任少而兼任多。虽有集思广益的功效，所耗时间，却是惊人。上星期我参加一次审稿会议，一下午完成了英文四百字。五十万字修改一遍，即须四年以上。
这个局势不是不能补救的。首先是在既有的民主作风的基础上，加强集中。我建议由程镇球、SOL、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咨询小组人选，是根据红专集合的原则。镇球同志近年来实际上是用潜同志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助手，他熟悉稿件情况。SOL政治水平甚高，英文在洋人同志里首屈一指，只是不懂汉文。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而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如果把这三个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细致的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的结合的效果。
三、善事利器，改进程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贯彻前述方针，就要采取适当措施，使上下人员能够把修改建议经常同旧改稿和初版稿对照比较。这种做法翻译组已经有经验，只要方针确定，执行起来便不会有困难。
其次，应当指定专人，编制重要词语新的译法，建议同初版稿和旧改稿译法的对照表，与上述译稿相辅而行，以便参考。为加强民主集中，提高工作效率，贯彻改稿方针，还应当改进工作程序。我建议每一个洋人和一个适当的中国人，搭配成一个改稿小组。这样的小组可以成立三两个。每个小组分担主改若干篇译文，又以次分担二改、三改别的文章（如只有两组，则自不必有三改）。以前我用过这种办法好几年，是行得通的，只要有专人管理进程，准备几种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
经过这些小组以次修改的译文，由助手在初版稿和旧改稿上誊清，并且记下未能取得同意的意见之后，也按流水方式，交咨询小组。咨询小组由钱程二人分担不同文章的主审二审，交换看稿，协商定夺，记录异议之外，再交SOL。SOL进行必要修改，三人就不同意见协商，记下异议，流水交上用潜同志审阅。
经过用潜同志定夺的改稿，再由方巨成、郑儒箴等13人，分重点同原文校勘，提出意见，由咨询小组处理，再交用潜同志裁夺。重点可按选字、造句、词语统一、文法、格式等等方面分工。每卷稿子定夺之后，最后举行通读校勘，由尽量多的人参加，如仍有意见，简者当场解决，繁者指定专人在会后草拟处理建议，而免拖延会议时间，以便深思熟虑地解决问题。
以上所见当否请予裁夺。此致
布礼
徐永煐
1962年3月13日
钱钟书翻译英文版“毛选”四卷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昆仑，其学问被称之为“钱学”。但从1950年到1956年，钱先生几乎没有文章发表。这六七年时间，一个大学问家怎能无论著问世？他在这段时间内做些什么工作呢？
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毛选”，郭沫若曾赞誉“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当然是非钱先生莫属了。
钱钟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牛津大学留学生，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他在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留学期间，牛津大学出版一套“东方哲学、宗教、艺术丛书”，聘请钱钟书担任特约编辑，他是编辑组中惟一的一个中国学生。钱钟书的代表作《管锥编》中征引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余人，征引包括数种语言的著作1780多种。很多引用的外文是钱钟书先生凭他超人的记忆默写出的。由此可见他英文造诣的权威性。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学问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达到了“信、达、雅”。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六年的心血与汗水。
1960年，他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这个定稿小组的组长是袁水拍，组员有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袁水拍是文艺界领导、诗人，叶君健用英文写过长篇小说《山村》，皆一时俊才。而钱先生则脚踏中西文化，集学者、作家、诗人于一身，其作用可想而知了。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中停止。直到1974年秋天，他们又开始工作，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英译“毛选”、“毛主席诗词”工作与博大精深的“钱学”可能会搭不上边，热爱钱钟书著作的读者应知钱先生曾为此而付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程镇球，教授。江苏宜兴人。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系。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  
部科员。194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近代政治理论。1949年回国。历任外语学院副教授、系副主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选集》英语翻译组组长，外交部教育司专员、翻译室副主任、翻译室顾问兼外交学院教授、外语专家。历任中国译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理事会理事，第二、三、四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理事会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理事会名誉理事。著有《翻译问题探索》等。
程镇球 （1919—2007）江苏宜兴人。1941年重庆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42年至1944年在中央大学法科研究所深造。旋即考取中英庚款奖学金，赴英留学，进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政治理论。1949年5月回国，在北平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执教。1956年以来，曾多次参加中共党代会、人代会文件及其他重要文献的英译定稿工作。1965年调外交部，从事英文定稿。曾任翻译室副主任、顾问，外交部外语专家，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程镇球自1960年起，曾分别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5卷英文版的定稿及修订定稿工作。1980年后，主持了《周恩来选集》上卷、《刘少奇选集》上卷的英译定稿工作，并参加《邓小平文选》英文版最后阶段的定稿通读，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撰有《翻译问题探索》、《论汉译英的几个问题》等，译有：《毛主席书信手迹选》（合译）。2001年1月被中国译协表彰为资深翻译家。
吴景荣(1915—1994)，平阳昆阳镇人。11岁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又入清华研究院深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故里，与清华、南开、燕京大学几位返乡同学一起，在鳌江创办平阳临时中学，对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省教育厅以莫须有罪名勒令停办，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1940年7月毕业后，历任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今北京师大)、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1947年7月，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金，入利物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8月回抵香港，时广州尚未解放，为对付国民党海军的盘查，搭乘英国海轮，购买去朝鲜仁川船票，当轮船停靠塘沽时登岸，抵达北平。
建国后，初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授。1952年5月，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教授，后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55年起，一直在外交学院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兼二部主任。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学院停办，于1970年调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英语系主任。1980年外交学院复办，又调回该院任终身教授。曾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外交部优秀党员，并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外交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外交学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院校学衔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协会理事等。曾出访英国伦敦，名列多种世界名人录。和许国璋，王佐良一道，称为“英语三大权威”。
个人作品
主编有《英语基础教材》、《汉英辞典》、《当代英文散文选读》、《英国自学课本》(共四册)，与他人合编有《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等。此外，还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等重要文献的英译和审校工作。
杨承芳，男，贵州思南县人。1908年1O月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在贵阳教会学校读小学和省立模范中学读书期间，他学习刻苦，特别爱好文学和英文，尤以英文成绩为最佳。
1914年-1923年，贵阳教会学校读小学和省立模范中学读书。
1923年升学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武汉大学前身）英文系，是当年贵州考入省外高校英文系的两人之一。就读期间，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特别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时，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江西南昌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任师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
1927年上海发生“4·l2”大屠杀，在大革命失败，形势严峻之时，他又毅然于1927年5月在江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他离开江西去上海，先后在太平洋职工会议秘书处、全总代表办公室、上海赤色工会、中共中央秘书处等党群机关从事翻译和秘书工作。
1936年6月，接受上海地下党的派遣去苏联学习，同时护送着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去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苏伊士，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巴黎。在那里，他会晤了康生，两人因对上海工人运动看法不一而发生争执。康生遂擅自改变了原定他去莫斯科学习的安排，令他返回上海。
1937年春，他回到上海，先在驻上海的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从事编辑工作。后到桂林先后在范长江和胡愈之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当编辑，以后转到桂林和昆明的美国领事馆担任翻译。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返回上海，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和密勒氏评论报担任编辑工作期间，还编著出版了《自学英文ABC》、《震荡中的波罗的海》等多种英文专著。
上海解放后，杨承芳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英文部主任，1949年底奉令调到北京，进入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任编撰处处长，1952年至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兼图书部主任，后任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其间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定稿工作。1958年受命创办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上第一个英文时事政治性周刊《北京周报》，担任总编辑。1960年受错误处理，1980年平反。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1985年离休。1995年3月22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