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考考点:吉佩定忆中国与南非建交谈判始末

突破曼德拉的“道德原则”防线

作者：唐见端

   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大事。作为建交谈判的主要当事人，吉佩定向记者透露了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94年4月，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新南非由此诞生。由于非国大在长期斗争中得到中国支持援助，人们推断，中南建交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但结果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南非与台湾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997年底。
    1994年6月，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吉佩定接受了一项新任务，赴南非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主要任务就是做南非各界工作，推动两国早日建交。
    吉佩定到任不久就去拜访曼德拉。曼德拉态度友好，不过“老人家”有些天真。他对吉佩定说：“中国是南非人民的朋友，多年来慷慨支援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南非对此十分感激。但非国大在大选前拿了台湾1100万美元的助选经费，现在我当了总统，马上跟人家断交，道德上说不过去。”尽管吉佩定再三向他阐明中国在两国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曼德拉依然坚持他所谓的“道德原则”防线，在建交问题上不愿表明立场。
    除曼德拉之外，吉佩定还多渠道做工作。他找到内政部长布特莱齐，布特莱齐是祖鲁人，不是非国大成员，他回答说“很难”。在此期间，第二副总统白人德克勒克、第一副总统姆贝基的办公室不时能看到吉佩定的身影。德克勒克比较圆滑，他对建交一事不置可否，强调此事要找曼德拉总统。姆贝基则在津巴布韦流亡时与时任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参赞的吉佩定相熟，是好朋友。他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尽快与中国建交。但由于曼德拉是总统，他也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吉佩定到南非各省去访问。他先后访问了8个省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是非国大成员，都主张政府尽快断绝与台湾关系改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曼德拉形成很大压力。
    两年后事情开始出现转机。1996年底，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而南非在香港有重要经贸利益，并设立了总领馆。一旦香港回归中国、而到时南非与中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的话，总领馆将被关闭，南非在港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方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南非内部的压力，曼德拉终于意识到交叉承认绝无可能，因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与中国建交”。南非方面传来信息，希望中方派团进行建交谈判，外交部因此决定，由一年前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吉佩定率团于1997年1月赴南非谈判建交。
    吉佩定的谈判对手是南非副外长帕哈德，他也是吉佩定的老朋友。双方对建交公报的文字部分没有分歧，但帕哈德不能承诺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建交。同年6月，两人在北京开始第二轮谈判。鉴于在建交时间上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吉佩定提出了一个原则与灵活相结合的方案：双方草签一份公报，宣布两国从1998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双方达成谅解，南非明确承诺与台湾“断交”、“废约”、“闭馆”，而中方则允许南非在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暂时保留其驻香港总领馆，允许南非至香港现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签证待遇暂时不变。
    方案提出之后，吉佩定为做帕哈德工作，邀请帕哈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清露堂”喝茶。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吉佩定对帕哈德说，“我们两人现在都肩负着重要责任，而时间只有半年。”帕哈德这时走到国宾馆花园里，拿起手机再次向南非国内请示。不一会儿，他过来向吉佩定通报，南非接受中方提出的灵活方案。
    吉佩定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公报草签刚一结束，南非代表团成员首先鼓掌庆贺，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史蒂莲女士还激动地留下了眼泪，主动走过来与我紧紧拥抱，因为香港回归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此时如果还达不成协议，她就只好接受被迫撤馆、离开香港的命运。”
    1997年12月28日，钱其琛外长在吉佩定等陪同下访问南非。12月30日，钱外长与南非外长恩佐正式签署了由吉佩定与帕哈德共同草签的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吉佩定与帕哈德则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在约翰内斯堡、德班以及开普敦三地建立领事馆的协定。

吉佩定简历
    吉佩定,生于1942年2月，江苏省人。1971年起，历任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三秘,外交部非洲司参赞,中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专家点评  给台湾“弹性外交”的沉重打击

    由于中国对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统治斗争的坚定支持，新南非诞生后，两国建交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但是，与人们期望不同的是，中南直到4年半以后才正式建交。这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台湾问题。李登辉时期，台湾在非洲搞所谓的“弹性外交”、“银弹外交”，用金钱拉拢某些国家，与台湾保持所谓的“官方关系”。当时，南非是台湾最大的“邦交国”，1994年曼德拉出访台湾，台湾当局给了1100万美元的支票，还许诺给予大量的经援。
    由于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非国大高层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中南终于在1998年1月1日正式建交。此后，台湾在非洲所谓的“邦交国”锐减，从1997年的8个减少到现在的4个。可见，中南建交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给台湾的“弹性外交”以沉重打击。当前，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必将为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忠祥 从民间机构先行到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张忠祥

    南非一度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地狱，曾有一位德国学者写了本名叫《白人老爷》的书，揭露南非种族隔离统治的罪恶。20世纪80年代末，德克勒刻总统实行变革，1990年2月释放了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梁大使回忆中所讲的中国与南非的官方接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中南之间的接触由民间机构先行。文中所记中国派特使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仪式，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外交智慧。
    中南建交已10余年，两国关系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中南同属新兴大国，在发展中五国与八国集团对话以及20国集团会议等场合，两国进行了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忠祥  研究员 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

    2009年7月18日是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91岁生日。此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支持将每年7月18日定为“曼德拉日”。曼德拉从政坛隐退多年，是什么让他拥有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的魅力？
    种族隔离制度的暴行使曼德拉成长为一名“愤怒的青年”，他发誓要为受压迫者争取平等。 1962年曼德拉被白人政权判处5年监禁，1964年又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后的20多年间，曼德拉在监狱中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狱警刺耳的嘲骂和无尽的希望与失望，而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凤凰涅槃般的巨变，那颗激进的心渐渐变得温和。这种伟大的转变在后来的岁月里塑造了一个新南非，也使曼德拉成为举世公认的伟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重获自由。那一刻，他意识到南非已迎来从专制向民主转变的历史性时期。在曼德拉的感召下，获得自由的黑人放下了指向白人的武器，失去特权的白人信服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从仇恨到宽恕，曼德拉感悟至深：“当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

    （摘自2009年7月20日 《人民日报》作者 李锋） “前奏曲”在比勒陀利亚响起
梁银柱谈中国和南非建交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作者：陆益峰   
   
梁银柱简历
    梁银柱，1946年9月生于河北省石家庄。1970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北京经贸大学）。1971年2月进入外交部，先后在外交部非洲司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并先后在驻加纳、津巴布韦使馆任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和政务参赞。1999年4月至2003年6月任驻尼日利亚大使。2003年8月至2007年10月任驻纳米比亚大使。2007年11月退休。
    梁大使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精神矍铄，握手热情有力；坐定后，面对记者侃侃而谈，说到中国和南非建交的经过，精彩细节信手拈来，他自称“平凡”，实际并不平凡。

    南非，由于长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受到国际孤立和制裁，被称为“世界弃儿”之一。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不与南非发生任何往来—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而且执行非常严格。
    梁大使说，1987年初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后，中国开始考虑调整对南非的政策。当时穆加贝希望中国对南非施加影响，推动其加快改革步伐。小平同志表示，我们与南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影响嘛。此后，南非在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确实不断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国际社会和南非最大的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动。中国外交部开始考虑是否与南非建立一定关系及如何建立关系。
    那时，南非因种族隔离政策引发的国内动乱不断加剧，国际制裁日益严厉，这也不符合南非白人的利益,白人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主张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变革。在此背景下，南非当局逐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解除对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谋求与黑人谈判寻求解决办法等。
    南非当局为在改革中得到中国的支持，谋求缓解国际制裁，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方面传话。1989年，在南非驻香港总领事的安排下，南非外交部官员首次秘密访华，由我外交部非洲司接待，双方第一次直接接触。1990年，为进一步商谈建立联系渠道问题，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郑耀文应邀对南非秘密回访，这是中国外交部官员首次访问南非。梁银柱随访。
    南非是拥有三个首都的国家。当时是南非议会开会期间，政府部门都到立法首都开普敦办公。因此，中南外交部官员的会谈是在开普敦进行的。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设立一个民间机构作为双方联络沟通的纽带。中国在南非的民间机构后来定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梁大使回忆道，当时商谈过程中，中方提出设立民间机构的想法，南非外交部官员还问，设立民间机构能起什么作用呢？从他们方面来说，巴不得就设立官方机构。郑耀文司长直接用英文解释说是“inthename of”，意即“名义上的”。就这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与南非建交的“前奏曲”。
    1994年，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就职仪式成为当时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南非方面邀请中国参加。
    去还是不去，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当时南非与台湾所谓的“外交关系”还没有断，而且南非邀请李登辉出席庆典仪式，李登辉也出席。鉴于这种情况，中国不能派官方代表团。但非国大在长期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得到中国的积极支持，迫切希望中国派团出席仪式。如果不去，不仅失去了解情况和做工作的机会，而且可能伤害非国大的感情。最后，中方派出以中非友好协会会长谢邦定为团长的民间友好代表团出席曼德拉就职仪式。梁银柱以中非友协理事的名义，陪同前往。
    在就职仪式的前一天晚上，白人政府的比勒陀利亚市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各国代表团。李登辉出席。宴会厅内悬挂各国国旗，相互之间挨得很紧，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也混在其中。如何处理这一情况，要不要进行交涉，交涉不果是否退场以示抗议，成为代表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梁银柱说，最后代表团决定不予交涉，而且留在现场。因为那“青天白日旗”放在各国国旗中间很不显眼的位置，人们一般也不认识，更不太注意。我们是有意去找才发现的。交涉必然不果，反而引起大家注意，为台湾作了宣传。再说我们本来是以民间代表团的名义出现，不是官方名义，不构成“两个中国”的问题。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由于我们在场，即将就任的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台上还向谢邦定会长微笑挥手示好，此前他会见了谢邦定一行。他从台上下来向各国代表团敬酒时，似乎故意绕开李登辉所坐的那一边，以避免当众与之握手。代表团在宴会期间不仅了解到许多情况，而且接触了不少人，交谈中做了工作。
    后来双方经过多轮谈判，1998年1月1日，中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多年工作积累的结果。